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流程最长的人工河流。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快了运河区域城市的建设。而由此形成的极具特色的运河文化，也影响了运河区域建筑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本文以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宗教建筑文化为对象，对此进行简要的探讨。
一
明清时期，在运河沿岸城市中密集分布着众多的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例如，大运河的枢纽城市山东临清在清初时著名的寺庙和宫观就各有30多座。（清乾隆《临清州志·寺观志》）这些寺观已经成为当时城市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
明代之后，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建筑大多采取统一的形制，其布局与建筑同中国传统的宫室、衙署在平面与空间上都十分近似。例如，明清时期佛教建筑有统一的“伽蓝七堂”制度，除了藏传佛教寺院尚存在一些特殊形制之外，当时的汉传佛教寺院建筑已经趋向一致。
不过，由于建筑涉及地理环境、建筑材料、建筑工匠以及地域审美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地域文化的差异也促成了建筑的多样性特色。尤其是大运河的贯通为南北地区不同建筑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载体，这当然也为运河区域的佛教、道教建筑带来了很多地域特色，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南北地区不同的建筑元素、建筑装饰的融通。例如，地处运河枢纽的山东济宁，其建筑受到江南园林的影响，因此也被誉为“小苏州”。这一特色同时也反映在宗教建筑方面：始建于明代的大悲庵坐落于大闸口运河南岸（现迁新址），其建筑风格就融入江南园林的元素。坐落于大运河边的北京通州佑民观本是供奉“保障漕河”的河神金花圣母，又被称为“天妃庙”，明嘉靖十四年（1535）改为道教宫观。（清·朱筠等编《日下旧闻考》）这座宫观在建筑装饰上大量使用源自江南的苏式彩画。这些事例都生动说明明清时期不同地域的建筑文化沿大运河传播的史实。
二
明代，南自杭州、北达北京的大运河沿岸城市，如镇江、扬州、南京、济宁、临清、沧州、天津等地，是回族穆斯林聚居经商的重要地区，清真寺也随之建造。这些清真寺很多都受到运河文化的影响。
比如，在选址上，这些清真寺主要倚仗大运河以及运河区域的商业区，反映了伊斯兰文化对大运河环境的适应。如山东临清清真北寺与清真东寺隔街相望，临近商贾云集的商业街道，占尽交通地利；江苏淮安的清江古清真寺建立在运河边上，正对被称为“淮南扼塞”的清江闸，旁边就是“南船北马舍舟登陆处”的石码头。
在建筑风格上，这些清真寺体现了中国化的特色，基本上都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四合院落建筑布局，大殿采用木架构宫殿形制，建有阁楼式的望月楼，使用牌坊、照壁等。明清时期运河区域清真寺的突出特点是在后窑殿屋顶上使用楼阁式建筑，由此形成类似穹隆顶一样的结构；同时广泛使用“勾连搭”形式，使大殿具有丰富的立体效果和多种平面的组合。如山东济宁东大寺、河北泊头清真寺等都是如此。这些特点在大多数运河区域的清真寺都有体现，反映了当时运河区域建筑文化“共生性”的特点。
此外，这些清真寺也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如北京牛街清真寺采用的是明清时期北方传统的抬梁式建筑样式；江苏淮安的清江古清真寺的建筑样式具有淮扬风格；山东济宁东大寺受到齐鲁文化的影响，借鉴了曲阜孔庙的建筑元素。
三
由于漕运的需要，明清时期运河区域出现了很多神庙，供奉各种护佑船家、漕工的神灵，比如各种大王庙、河神庙、龙王庙等等。
这些神庙通常坐落于运河两岸，尤其闸口附近更是最集中的区域。江苏徐州的大王庙就分布在运河岸边和闸口，船只在停留的时候，船家、漕工可以直接在河道中向神庙的方向祭拜，祈求船只航行、过闸顺利，“凡舟逾洪必祷焉”。（清同治《徐州府志》）大大小小的神庙成为运河沿线民间信仰的重要景观。
这些神庙通常采用当地传统的建筑形制。不过，南来北往的商贾为了酬神，有时也会按照自己所在地域的建筑风格来加以建造，因此形成多元的建筑风格。例如，清代江苏吴江县盛泽镇的大王庙就是“自（山东）济宁州诸大商始”。其建筑风格“一仿北地祠宇，凡斧斤垩墁以及雕绘诸匠，悉用乎北。故其规模迥别，眼界聿新”。（《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敕封黄河福主金龙四大王庙碑记》）济宁的客商在吴江修建大王庙，但是采用了北方地区庙宇的形制、工艺，施工的也是北方工匠，自然与南方同类建筑不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大运河对于南北地区宗教建筑文化的交流传播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运河文化以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加强了中国南北地区的文化交融。运河区域的宗教建筑文化同样是动态开放的，它们既有多元化的特点，又有很强的融会性。考察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宗教建筑文化，有利于了解当时宗教文化的传播情况，也可以为当代运河建筑的发展提供借鉴，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本文刊《中国宗教》2021第4期
微言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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