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奝然的入宋与藏人所的黄金
在十世纪中国“五代十国”的内乱中取得最终胜利的是九六〇年建国的宋王朝。但是北方的诸民族依然势力强大，辽国（契丹）完全占据了万里长城以南的幽云十六州，新兴的宋朝在强盛期也未能夺回这些地区。接着在辽国东北边疆的森林地带女真族（后来的金国）崛起，到十一世纪后半叶已积蓄了相当的实力。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国际地位。“安和之变”以后的不安定局面一结束，九八三年，得到圆融天皇敕准、藤原兼家支持，东大寺出身的天台宗僧侣奝然出发入宋。游历了天台山和五台山之后，奝（diāo）然谒见了宋太宗，在介绍了黄金等日本特产的同时，献上了《王年代记》。听说日本的天皇是“一姓传继”，宋太宗颇为感慨。
奝然入宋，除了观察了解宋朝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有为朝廷今后的外交关系探路的意思。不久奝然回国，带回了清凉寺的释迦像和宋版《一切经》等，这使当时日本国内净土宗勃兴的宗教氛围愈加浓厚。而源信托付宋朝商人将其撰写的《往生要集》送往中国也正好是在这一时期。
日宋交流以经常往来于两国间的宋朝商人为媒介，借助佛教这一桥梁得以迅速发展。虽然未曾与宋商会面，但将宋朝商人进献的“唐物”呈于天皇御览的仪式是从这时开始的，宫廷生活被大量的“唐物”所装点。这些“唐物”的输入是以陆奥的黄金等价交换而来，这也成为奈良时代以来“日本黄金传说”在东亚地区广为流传的前提。收缴陆奥黄金以及向宋朝商人支付等价金是藏人所官员的职责，因此可以说陆奥的黄金是朝廷外交的物质基础。有鉴于此，控制陆奥对于朝廷来说就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新猿乐记》中列出了当时的主要输出品有“真珠、水银、鹫羽”等。观察当时与宋朝商人之间贸易的实际情况，伊势出产的水银和珍珠尤其具有重要价值，于是藏人所将水银矿山置于直接管理之下，并对伊势实行了特别的管理体制。《今昔物语集》里记载有经营伊势水银的京都富商的故事，其经营范围无疑也涵盖对外贸易领域。朝廷所从事的对外贸易也与这些商业活动深度地交织在一起。
负责接洽宋朝商人以及作为外交关系的最大窗口，承担辅佐朝廷职责的，是继藤原兼家之后掌握权势的藤原道长。值得注意的是，道长是惠心僧都源信的弟子，他直到临死前都与一〇〇三年入宋的寂昭上人保持着长期的书信往来。在此期间，道长在写给中国天台山的书信中开始署名为“日本国左大臣”，这表明道长向宋朝主张自己乃“辅弼朝廷的执政大臣”。一〇一二年，抵达宋朝的日本国使曾以“在东海之上可以见到中华帝国出现圣明天子时所显现的祥光”来赞美宋帝国。这些历史传说反映了当时日宋关系的实际情况，值得重视。
平安朝一边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与中国交好，一边依然与朝鲜半岛保持敌对，这与遣唐使时代的国际观完全相同。例如，一〇一九年沿海州女真族的一支刀伊部落袭击朝鲜半岛，进而又侵袭北九州。这次事件令平安朝首次实际感受到东亚局势的动荡。当时的朝廷怀疑此次刀伊来袭是与“原敌国”高丽的合谋，甚至对送还被刀伊掳走住民的高丽使者也疑神疑鬼。当然，就像此时对马岛的住民为寻回被刀伊掳走的妻儿不惜违反“渡海制”（渡航的限制令）前往朝鲜所显示的，对马等岛屿并未受国境的限制，甚至可以说呈现出一种同时隶属朝鲜和日本的状况，这种现象很早就存在，而且越来越明显。但是正如后来所展现的那样，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脱国境性”必然包含着友好的姿态。
2.成寻入宋与“摄关家外交”的挫折
藤原道长在对外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后来被儿子赖通所继承。一〇三二年，正在宋朝访问的寂昭上人来信，赖通代替道长写了回信。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赖通此时尚未确立足够的权威，在对外姿态上一直颇为消极。直到赖通晚年跟朝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状况才有所改变。
一〇六六年，后冷泉的健康状况恶化，大概是以此为契机，宋朝商人进献了“种种灵药”。长期担任赖宗“护持僧”的天台宗大云寺座主成寻曾为后冷泉祈祷，他在此时下定了入宋的决心。如系谱图所示，成寻是时常陪同后冷泉寻欢作乐的亲信源隆国的外甥，也是当时与延历寺有着激烈纷争的天台宗园城寺系的人物。可是在后冷泉病重的同时，赖通也病倒了，成寻因为要为赖通的康复祈祷，一时无法出行。在此期间后冷泉过世，成寻以前往五台山巡礼、为后冷泉祈祷冥福的名义，终于得以入宋。成寻从后冷泉之妻、皇太后宽子（赖通之女）那里获得了后冷泉亲笔抄写的佛经，准备将其供奉于五台山。
但是，当一〇七〇年正月成寻做好出行准备向朝廷递交渡宋申请时，却未能获得后三条天皇的敕准。两年后，成寻不顾阻挠强行入宋。为先帝做法事祈冥福的使者居然在未经当今天皇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入宋，这一异常事态无外乎和即位前后的后三条与成寻的支持者赖通之间的恶劣关系有关。
当时宋朝正值神宗皇帝的治世初期，正好是任用著名的王安石而使国力走向最强盛的时期。顺利完成五台山巡礼的成寻获得了神宗的接见，神宗交给他一封希望两国缔结邦交的书信，一〇七三年，这封书信由成寻的弟子们带回日本。神宗在对外关系方面态度积极，在成寻到来前不久刚派遣使者前往高丽，两国恢复了邦交。此前，高丽长期臣服于辽国，与宋朝国交断绝，神宗为了对抗辽国，舍弃虚名而重视与高丽发展关系。相较之下，与日本建立邦交缺乏紧迫性，这一点不可否认。而日本在收到书信时，后三条天皇已过世，藤原赖通也处于弥留之际。在当时这种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对于这封由“先帝法事”的使者成寻送回的宋朝神宗皇帝的书信，平安朝上下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仅仅只是用礼仪性的公文进行回复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答礼的公文甚至迟至一〇七七年才发出。
如此一来，成寻就被完全断了退路。而此时宋朝正好举行祈雨仪式，成寻因为在仪式中展示了法力而获得了宋朝皇帝的信任。未能如愿回国的成寻最终客死于宋朝。就这样，由摄关家辅佐、代行的外交体制瓦解。
本文选自《平安时代（岩波日本史第三卷）》
叙拉古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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