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子句”纠纷是促成1054年基督教会大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场纠纷中，查理曼对拜占庭皇帝及君士坦丁堡大牧首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而罗马教宗与拜占庭方面的立场趋于一致。但由于法兰克教会受查理曼及其后裔的掌控和领导，查理曼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得以贯彻推广，从而加深了东西方教会的已有裂痕，为1054年基督教会的大分裂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和子句”查理曼拜占庭罗马教宗基督教会的大分裂
“和子句”纠纷是指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因为不同宗教派别对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关系的认知不同而形成的教义分歧和宗教派别间的纷扰。基督教通过上帝在《圣经》里的启示，认为上帝是唯一真实、永恒的神，但这宇宙间唯一的真神却是以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的形式而存在，且这三者合而为一，共同构成一个本体的上帝。对于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东正教徒认为圣灵仅由圣父而发，据东正教版的《尼西亚信经》所载:“我信圣灵，主，生命的赋予者，自父而发，他和父及子同受敬拜同享荣耀，他曾籍先知们发言。”西方的天主教徒则认为圣灵由圣父和圣子所发，据天主教版的《尼西亚信经》所载:“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他曾藉先知们发言。”东正教沿袭了公元325年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确定的《尼西亚信经》，西方拉丁文化圈内的基督会却在《尼西亚信经》颁布的数百年后，将“和子”两个字加入了信经中，造成了今天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在“和子”问题上的歧见，该问题成为了1054年基督教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分裂的重要歧见之一。然“冰冻三尺，实非一日之寒”，早在数百年前的查理曼时代，法兰克、拜占庭和罗马教宗三方面就曾围绕“和子”问题展开过论战，此种纠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督教世界的东西裂变，为1054年基督教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的正式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国内学术界在探讨基督教会大分裂的原因时，通常强调以罗马教宗为首的罗马教廷与东部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的分歧和矛盾，但笔者通过梳理“和子句”纠纷的历史脉络，发现查理曼争夺基督教世界最高统治权的野心和行动，加深了东西方教会在“和子句”问题上的分歧，本文将以此作为切入点，就“和子句”纠纷与基督教会大分裂的问题提出一些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和子句”纠纷的历史由来
在基督教神学史上存在一个专门形容“和子”问题的拉丁名词——Filioque。“和子句”纠纷与东西方教会间的其它宗教歧见一样，最初都是由东西方教会地域、历史文化因素的差异而形成。这些宗教歧见继而因东西方世俗统治者和教会领袖争夺教义解释权，进而争夺基督教会最高统治权的斗争而扩大，不断扩大的宗教分歧加剧了基督教世界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并促进了中世纪拜占庭文明和中世纪西欧封建文明的形成;因为这两大文明都是由以地中海世界为舞台的古典文明裂变而来，都以基督教作为各自的文化根基，对于基督教义的不同解释以及不同的政教关系使两大文明的“特性”逐渐超过了“共性”。基督教于一世纪兴起于罗马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日后逐渐在东部和西部地中海世界扩散，由于早期的基督教会处于遭受帝国政府迫害的非法状态，因而各个地区的教会往往独自秘密地从事宗教活动，彼此之间缺乏横向的宗教交流和联系，这种彼此隔绝的状态加上原有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使得各地教会在3世纪末、4世纪初基督教会合法化后出现了很大的教义分歧。为了加强帝国政府对教会的控制，调节教会间的教义歧见以巩固帝国的统一，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世界性的主教会议——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会议在君士坦丁大帝的压力下强行通过了与会主教一致同意的宗教信条——《尼西亚信经》，确定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为一体的正统教义。381年的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又对《尼西亚信经》的内容做了修订并获得了一致通过，此次会议是基督教会各派最后一次就信仰问题达成一致并制定统一信经的会议，故而，统一信经的完整名称是《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但有时仍旧简称为《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在三位一体论方面强调“圣灵自圣父而发”，这一理论被君士坦丁堡教会，后来的东正教教会所坚守并一直到今天仍旧在不断地被宣讲。最初，《尼西亚信经》仅在耶稣受难节，受洗者接受主教问答，公开申明信仰时被诵读。511年－517年，担任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的蒂莫西(Timothy of Constantinople)为了回应异端教派的秘密活动和信仰，下令在每一次圣餐仪式上诵读《尼西亚信经》，他的做法很快在地中海的东部地区流行。
《尼西亚信经》是依靠皇帝的世俗权威强行达成的，它只能暂时压制宗教分歧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宗教分歧，在地中海西部的拉丁文化圈，很多神学家对《尼西亚信经》中“圣灵仅从圣父而发”的观点提出了疑义，他们认为“圣灵不仅从圣父而发，而且也从圣子而发”。如拉丁教父奥古斯丁认为“圣灵不仅从圣父而发，而且也从圣子而发”，他得出这一结论是基于如下理由:第一，《新约圣经》中提到了圣子发出圣灵的故事。第二，在《约翰福音》中，基督复活之后，耶稣向门徒们显现圣灵。第三，耶稣是父与子爱的联合，所以肯定源于父和子。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对地中海西部拉丁文化圈内的基督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部拉丁文化圈内的基督教会逐渐在《尼西亚信经》中“圣灵由圣父而发”的语句中添加了“和子”的语句，形成了“圣灵由圣父和圣子而发”的新语句。在地中海西部的拉丁教会中，西班牙西哥特王国的基督教会最先采用了添加“和子句”的新版《尼西亚信经》，在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民众于圣餐仪式上诵读《尼西亚信经》已成为了普遍接受的宗教惯例，查士丁尼为了恢复罗马帝国的旧日疆界，对地中海西部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发动了征服战争，在圣餐仪式上诵读《尼西亚信经》的宗教惯例可能由此传入了西班牙半岛上的西哥特王国。西哥特王国率先采用了添加“和子句”的新版《尼西亚信经》可能是受到了反对阿里乌异端信仰的推动，阿里乌异端信仰是由亚历山大里亚主教阿里乌率先提出的，他认为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神，而是三位一体中较低的一个位格，其地位次于圣父。在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上，阿里乌异端信仰遭到了谴责，阿里乌主教本人被放逐，他在日耳曼蛮族地区传教，日耳曼蛮族地区因此成为了阿里乌异端信仰的天下。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阿里乌异端信仰又随着迁徙的日耳曼人进入了西欧大地并广泛流行于各个日耳曼蛮族王国。在6世纪的西班牙，由于圣利安德尔(St. Leander)卓越的传教活动，西哥特人抛弃了阿里乌异端信仰，转而皈依罗马教会的正统信仰。出于反对贬低圣子地位的阿里乌异端信仰的目的，皈依罗马教会正统信仰的西哥特人格外强调圣子的神性，589年，西哥特国王雷卡里德(Reccared)在托莱多召开了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他在这次宗教会议上宣读了添加“和子句”的新版《尼西亚信经》，为了强调基督的神性以抵制阿里乌异端的影响，雷卡里德宣布无论何人倘若不承认圣灵源自于圣父和圣子的观点将会遭受诅咒，新的宗教惯例因此在西哥特王国被普遍实践。在8世纪博比奥的祈祷书(Bobbio Missal)中，有关圣灵的条款被加入了“和子”的语句:“在圣灵中，主，生命的给予者，源于圣父和圣子……”它是一部综合了高卢、爱尔兰、西班牙礼拜仪式的祈祷书。
添加“和子句”的修订版《尼西亚信经》经由西哥特人传入了法兰克人那里，加洛林人从西班牙西哥特人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如在选立国王时为国王涂膏的仪式以及在礼拜时吟诵《尼西亚信经》等。近些年来，部分学者认为添加“和子句”的信经可能是经由高卢神学家奥尔良的狄奥多尔夫(Theodulf of Orleans)或约克的阿尔昆传播至查理曼的宫廷。其实这种新的观点并非历史的真实，早在查理曼统治之前，添加“和子句”的信经已在法兰克人中传播，在矮子丕平崩逝前的767年，矮子丕平在让蒂伊召开了宗教会议，审核影响东部和西部教会关系的圣三一问题以及圣像崇拜的问题，尽管这次宗教会议的决议已经佚失，但日后的一部编年史，维埃纳大主教圣阿多(St. Ado)的《编年史》告知我们，圣灵源自何处的问题在此次宗教会议上即已被讨论。不过，关于“和子”问题的宗教歧义走向了激化的境地则是在查理曼统治时期出现的，809年，圣地耶路撒冷的法兰克修士们被希腊修士指控为异端，因为他们在吟诵《尼西亚信经》时，使用的是添加了“和子句”的信经，受到指控的拉丁修士们上诉至罗马教宗利奥三世，希望教宗能够为他们澄清这一问题，教宗随即将这一问题转呈给查理曼。于是，皇帝查理曼于同年在亚琛召集了一次宗教集会，重要的神学家均获邀请，会议讨论了关于“和子句”的神学合法性问题。亚琛的宗教会议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添加“和子句”的信经是正统教义，次年，查理曼派遣了特使赴罗马教廷，就会议决议寻求罗马教宗的承认和支持。利奥三世与特使就“和子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他勉强承认了“和子句”的正统性，但却不认可修改过的信经。在“和子”问题上，查理曼和法兰克教会无视罗马教宗的意见，在法兰克各地的教会强行推行亚琛宗教会议的决议，这一点从查理曼颁布的《加洛林书》中可以看出，查理曼颁布的《加洛林书》是加洛林王朝基督教思想的总括，书中对与法兰克教会意见相左的拜占庭宗教立场和罗马教宗的宗教立场予以了批驳。
二、查理曼在“和子”问题上激烈反对拜占庭的立场
有关“和子”问题的宗教歧义在查理曼统治时期走向了激化并非历史的偶然，它与查理曼统治时期法兰克君主、罗马教宗、拜占庭皇帝及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之间关系的重新分化整合有关。7、8世纪地中海世界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巨变，阿拉伯人崛起于阿拉伯半岛并一飞冲天，重创了位于东地中海的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攻占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东地中海地区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的宗教信仰。不仅如此，阿拉伯人还多次围攻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尽管拜占庭人依靠君士坦丁堡易守难攻的优越地理位置和秘密武器“希腊火”的支持而未被阿拉伯人攻陷，但拜占庭皇帝的注意力受到了极大的牵制，一时无暇顾及意大利半岛的事务。与此同时，伦巴德人入侵了意大利半岛，对罗马城的罗马教宗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由于从拜占庭皇帝那里无法得到抵御伦巴德人的支持，罗马教宗便将目光投向了西欧新崛起的法兰克人。由于共同的利益需求，法兰克君主与罗马教宗建立了互惠的联盟关系，法兰克君主向罗马教宗提供军事保护，用武力为罗马教宗消除伦巴德人的威胁并清除罗马城内的反对派贵族，而罗马教宗则以膏立、加冕等方式予以回报，为法兰克君主的统治提供某种宗教上的合法性。这种互惠的联盟关系赋予了查理曼保卫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会的宗教职责，也激发了他争当基督教世界首脑的雄心，法兰克君主与罗马教宗的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充当基督教世界首脑的诉求激化了查理曼与拜占庭皇帝及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的矛盾，使两方面在政治、宗教、军事上发生了激烈的对立与冲突，因为查理曼的这一诉求是对拜占庭皇帝继承自古罗马帝国的历史地位的一种挑战。
800年圣诞节，查理曼在罗马圣彼得教堂由罗马教宗加冕，成为了“罗马人的皇帝”。拜占庭皇帝将此举视为对自己的一种冒犯，围绕查理曼的皇帝头衔，查理曼和拜占庭帝国曾一度兵戎相见。据《王室法兰克年代记》的记载，“806年，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斯派遣了一支舰队，在大贵族尼西塔斯(Nicetas)的统领下向达尔马提亚地区发动了进攻，欲重新将该地征服。”但无果而返，809年，拜占庭又派遣了一支舰队远征达尔马提亚地区，在科马奇乔诺岛外抛锚停泊，同驻守该岛的法兰克军队发生了交战。结果，拜占庭舰队被击败，被迫撤回威尼斯。自此之后，法兰克方面由守转攻。次年，法兰克人攻占了威尼斯并迫使两位威尼斯公爵臣服。812年，尼基弗鲁斯在同保加尔人的战斗中阵亡。他的女婿米凯尔(Michael)登上了皇位并派使节前赴亚琛与法兰克人签订了和约，查理曼放弃了对威尼斯和达尔马提亚沿海城市的统治权以换取拜占庭皇帝承认他的皇帝头衔。
与争夺基督教世界最高统治权的政治、军事斗争相配合，查理曼在宗教神学上也对拜占庭皇帝及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对于法兰克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因为历史文化差异而形成的宗教歧义，查理曼采取了不可调和的斗争立场，其矛头首先直指787年的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这次公会议是基督教会史上的第七次公会议，也是最后一次被东西方教会均承认的公会议。会议由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塔拉苏斯主持，会议指责圣像破坏运动为异端行为并宣布圣像可以被尊养但不可以被当成神来崇拜。教宗阿德里安一世派遣了两位代表出席了这次公会议并承认了会议决议。查理曼将此次公会议的决议视作拜占庭方面对法兰克教会、法兰克宫廷乃至他本人的一种冒犯，他本人坚定地反对崇拜圣像，因为查理曼戎马一生中最顽固的敌人——北部和东部的诸蛮族都是些崇拜偶像的民族，如萨克森人崇拜神木——艾敏苏尔。查理曼对此次公会议尊养圣像的决议极为不满，另外，此次公会议的主持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塔拉苏斯“圣灵仅由圣父而发但经由圣子”的主张也与法兰克教会的长期主张和实践相左。查理曼本人在“和子”问题上也坚定地认为“圣灵由圣父和圣子而发”，他在致埃利潘都(Elipandum)和西班牙主教们的信中指出:“我们相信唯一的、万能的神、圣父，他是天地间一切可见和不可见事物的创造者。我们相信我们唯一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子，由圣父所生，在一切世代和时期里的生命之光。主是真神，他是生出，而非创造出的，他是生出而非收养，通过圣子，万物得以创造，他与父一样是天地间唯一的真实存在和唯一的内涵。我们相信圣灵，真神，兴旺万物，由圣父和圣子所发，与父和子一起被崇敬和荣耀。”查理曼拒绝承认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的合法性并随即在法兰克福召集了三百五十位主教举行了一个庞大的宗教会议，会中谴责了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809年，圣地耶路撒冷的法兰克修士们因为使用了添加“和子句”的信经而被希腊修士们指控为异端，受到指控的拉丁修士们向罗马教宗利奥三世申诉，教宗转而将这一问题转呈查理曼。为了讨论这一问题，查理曼在亚琛专门召开了宗教会议，会议采纳了狄奥多尔夫有关圣灵来源的论述，亚琛宗教会议不仅宣布在信经中添加“和子”的语句是合法的，而且还明确指出东方教会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错误并强调添加“和子”句的信经应该被一切基督教会使用，809年的亚琛宗教会议是第一次在教义问题上公然指责东方教会的西部宗教会议。由于查理曼偏爱在礼拜时使用381年的《尼西亚信经》，故而，809年的亚琛宗教会议后，添加了“和子”句的《尼西亚信经》正式进入了查理曼帝国的教仪体系中，成为了西部教会理所当然的宗教惯例，从而加深了与东部教会的宗教歧义。
除了召开宗教会议，查理曼还授意宫廷中御用的神学家们编纂神学典籍《加洛林书》，通过著述立说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呈现加洛林王朝的基督教思想并批驳拜占庭和罗马教宗方面的宗教立场。《加洛林书》具有明显的反拜占庭倾向，《加洛林书》的序言直接而明确地表明拜占庭皇帝并不是像大卫王一样的神的子民、经过圣油膏抹的仆人，他脱离了社会，聚合了一批邪恶之人。《加洛林书》还对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塔拉苏斯展开了攻击，认为他有关圣灵出处的主张冒犯了法兰克宫廷，塔拉苏斯的立场较为温和，他主持了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主张圣灵由圣父而发但经由圣子，《加洛林书》认为此种谬误的宗教会议必须被立即中断。由于《加洛林书》的出版，在随后二十多年狂热的宗教气氛中，捍卫添加“和子句”的信经成为了某些加洛林神学家神学关注的主要对象，从而在法兰克帝国内部营造了一种完全支持“和子句”的理论氛围。阿奎莱亚的保罗(Paulinus of Aquileia)是这些神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指责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认为拜占庭人是异端，“真谛及其它真理在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上被剔除，会议决议并未包括它们。随后，他们沦为了异端，他们嗫喏地言道:‘圣灵仅仅是圣父并发自圣父’，这一观点应被补充为‘圣灵发自圣父和圣子。’”保罗虽然主张将“和子句”添加到信经中，但他主张必须以宗教会议决议的形式颁布新的信经，这种主张主要是针对异端教派的，因为异端们也希望将他们的宗教诉求添加到信经中。所以，保罗主张在符合一定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修改补充信经。其中一个条件是必须阐明教会信仰以反对异端，还必须与最初宗教会议的愿望相一致，必须以宗教会议决议的形式颁布。显然，保罗认为查理曼领导下的法兰克教会和主持的宗教会议能够满足这些条件。
三、罗马教宗基本赞同拜占庭的立场
对于查理曼与拜占庭方面在“和子句”问题上的争议，罗马教宗秉持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立场，尽管此时罗马教宗在政治上与查理曼保持了紧密热络的关系，他和教廷在安全上也完全依靠查理曼的荫庇，但在有关宗教神学的问题上，罗马教宗并没有把自己作为查理曼宗教主张的“应声虫”。例如，在“和子句”问题上，罗马教宗主张维护原版的《尼西亚信经》，反对在信经中添加“和子”的语句，这一立场与他在政治上愈益疏远的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立场趋同。罗马教宗之所以秉持此种立场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出于反对异端的考虑，由于罗马教宗的圣宗座位于古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教宗在教会内部实质享有了首席主教的优越地位，故而，他一直以维护神学教义的纯正作为自己的天然使命，而《尼西亚信经》是第一次大公会议制定的，长期以来得到了各个教会的普遍承认，在罗马教宗看来，对它的任何修改都是对正统教义的颠覆并给予了异端们篡改正统信仰的可乘之机。其次，由于历史的原因，罗马教宗对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教会拥有一种亲和感，虽然在数个世纪里，罗马教宗与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也曾因宗教分歧而多次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最激烈时，拜占庭皇帝甚至逮捕流放了罗马教宗，如654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因为罗马教宗马丁一世无视他颁布的禁止宗教争论的敕令，继续批驳一志论而被君士坦斯二世派人拘捕，押解至君士坦丁堡刑讯后，流放至克里米亚半岛并客死于该地。但由于君士坦丁堡也是罗马帝国的首都以及它作为使徒圣安德烈驻地的宗教历史地位，使得历代的罗马教宗都将处理与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关系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而且罗马教宗与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历次冲突都是在一个基督教会内部的框架下进行的，并未引起基督教会的组织分裂，故而，罗马教宗也并不想因为此次“和子句”的争议而造成教会组织的分裂，所以，他在查理曼与拜占庭之间的宗教争议中秉持了一种偏向拜占庭的立场。此外，法兰克人皈依罗马正统教会的时间比较晚，文明发展程度也较低，罗马教宗对法兰克人在宗教上存有一种鄙夷的态度，这也导致了罗马教宗在“和子句”问题上并未彻底倒向查理曼。
罗马教宗的这一立场与查理曼希望罗马教宗成为其宗教政策附和者的愿望相抵触，所以，在“和子句”问题上，双方发生了龃龉。罗马教宗阿德里安一世曾派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拜占庭皇太后伊琳娜曾邀请阿德里安一世本人前赴尼西亚主持此次会议，但阿德里安一世仅派遣了两位代表出席了此次公会议，公会议的最后决议是由伊琳娜、君士坦丁六世、阿德里安一世的代表及所有出席的主教共同签署的，表明阿德里安一世承认了此次公会议的决议。但查理曼在了解此次公会议的决议后非常恼怒，公会议决议中有关圣像和“和子句”问题的决议与查理曼和法兰克教会的立场相距甚远。查理曼坚持认为“圣灵由圣父和圣子而发”，而不是塔拉苏斯所宣称的“圣灵发自圣父但经由圣子”。于是，他向教宗阿德里安一世提出了抗议，阿德里安一世竭力使查理曼相信塔拉苏斯的观点与教父的主张并无冲突。不过，查理曼对阿德里安一世的解释置若罔闻，他在法兰克福召集了法兰克教会的主教们，此次宗教会议通过的决议表明了法兰克教会在“和子句”和圣像问题上的立场。阿德里安一世的继任者利奥三世同样在”和子句”问题上对查理曼说“不”，尽管查理曼对他本人有救命复位的大恩，他一度被罗马城内的贵族推翻、囚禁和弄瞎双眼，后来侥幸逃出幽禁之地向查理曼求援，是查理曼派出大军护送他返回罗马城，惩处了叛乱贵族并重新将他扶上教宗的宝座。但当809年查理曼召开了亚琛会议并做出了将“和子句”添加到《尼西亚信经》的决议后，利奥三世却仍然捍卫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的决议并拒绝将“和子句”添加到《尼西亚信经》中。查理曼在会后曾派出两位特使前赴罗马城觐见教宗利奥三世，希望利奥三世能够支持他的决定，利奥三世却如此答复:
“我不得不说他们做得很糟糕，毫无疑问他们忽略了信仰的某些要义，尽管他们曾经熟知这些要义，我不得不说他们对于真理的理解不及我们。如果他们想到了真理，又怎会如此忽略呢?为什么要添加“和子句”呢，如此添加，他们又如何阻止其它内容被添加进信经中呢?看吧，我会怎样看待你们和你们的民族!我不会认为自己比教父们更为高明。我绝不敢将自己与教父们同列。”
查理曼的特使也强硬地回应了利奥三世:
“如果我们更为偏爱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教父们的观点，甚至将自己与他们同等看待，那仅仅是因为我们时代的需要。耐心和慈悲地对待我们卑弱的教友们，我们如此行事的一个原因在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当我们的时代正如预见的那样危险，我们想要向我们的教友们见证，我们能够……一些有学识的人和一切时代的人都将前来，他们需要被这样一种由教会所保有的神学隐密所训诫。”
为了表明自己坚定的立场，利奥三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入口两侧悬挂了两幅银色的卷轴，上面分别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书写着不添加“和子句”的《尼西亚信经》。由于罗马教宗的固执己见，罗马城在举行弥撒仪式时唱诵的都是不添加“和子句”的《尼西亚信经》，但由于法兰克教会被法兰克君主所掌控，在加洛林帝国统辖的地域内均使用添加了“和子句”的《尼西亚信经》，在举行弥撒仪式时唱诵的也是这一增衍版本的《尼西亚信经》。长此以往，增衍版本的《尼西亚信经》成为了西部教会理所当然的正统版本，西部教会与东部教会在“和子句”问题上的分歧根深蒂固且无法调和并在双方关系紧张时不时呈现。867年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佛提乌与罗马教宗尼古拉一世发生了冲突，佛提乌在第四次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上谴责了尼古拉一世并将其开除出教，这一事件就是基督教会史上著名的“佛提乌分裂”。佛提乌攻击西部教会的一个理由是西部教会使用了增衍版本的《尼西亚信经》，在双方和解时，罗马教宗约翰八世同意了拜占庭方面谴责《尼西亚信经》增衍语句的要求。约翰八世的这一立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历代的罗马教宗所沿袭，直至1014年，罗马教宗本尼迪克特八世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的请求下最终同意使用增衍版本的《尼西亚信经》，亨利二世原是巴伐利亚公爵，后来在美因兹加冕为德意志国王，1014年亨利二世经由教宗本尼迪克特八世的加冕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在罗马城时，发现此地举行弥撒仪式时唱诵的《尼西亚信经》与德意志的不同，于是向教宗本尼迪克特八世提出了统一教仪的请求，教宗本尼迪克特八世曾被格雷戈里六世夺位，后依靠亨利二世的支持方才重登教宗宝座，为了感谢亨利二世，本尼迪克特八世同意了他的请求，西部教会在“和子句”问题上由此形成了统一的立场。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造成1054年东西方基督教会大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东西方教会在“和子句”问题上的宗教分歧最初是由东西方教会地域、历史文化因素的差异而形成的。但在8、9世纪由于加洛林王朝的崛起，基督教世界原有的宗教和政治权力格局被颠覆，罗马教宗在各种历史条件的促使下与加洛林君主结成了联盟，只是这一联盟基于现实政治军事力量的对比形成了“加洛林君主为主，罗马教宗为从”的关系特点。罗马教宗在宗教事务方面的权威并不被加洛林君主所尊重，自从796年法兰克福宗教会议结束后，查理曼已经被大致确立为西方教会实质上的首脑，其权力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并单独地为上帝负责，只不过在涉及宗教神圣事务方面得到了罗马教宗的尊崇和祈祷性的帮助。这一时期，查理曼与拜占庭皇帝为了争夺基督教世界的最高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突出表现在双方就查理曼加冕和皇帝头衔一事而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冲突和外交谈判，与这些斗争相呼应，查理曼在“和子句”问题上对拜占庭皇帝及君士坦丁堡牧首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而罗马教宗则从抵制异端、维护传统和尽可能地团结东部教会等方面考虑，主张维持《尼西亚信经》的原有状态，反对添加“和子句”，其立场与查理曼存有分歧，却与拜占庭方面的立场趋于一致。只不过，法兰克教会受查理曼及其后裔的掌控和领导，查理曼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得以贯彻推广，罗马教宗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不被尊重，仅在罗马城等狭小的地域内施行并最后不得不屈从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意志。由于西部教会长期使用添加了“和子句”的《尼西亚信经》，使得东西方教会在此问题上的分歧根深蒂固，成为了日后分裂的重要因素。所以说，对于1054年基督教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查理曼等西方世俗君主争夺基督教世界最高统治权的野心和行动是一个重要的推手，因为他们的行动不仅加深了东西方教会的已有裂痕，而且使这种裂痕变成了难以弥合的鸿沟。
上大宗教与全球政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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