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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与泉州城及重要建筑的营建
发布时间: 2021/9/2日    【字体:
作者:汪勃 梁源
关键词:  泉州开元寺 泉州城 重要建筑  
 
 
摘要:本文探讨了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中心和东、西塔塔心连线的垂线构建成的天盘缝针与泉州城的修建及相关重要建筑朝向的关系,认为晚唐五代及宋元时期泉州子城、罗城、翼城的修建及其城门位置的选定或有以开元寺大雄宝殿为规划原点的现象,推测泉州子城的始建时间或早于罗城而二者均完成于五代时期;泉州重要建筑的朝向有多种,晚唐之前以“取正”定向,晚唐五代时期始用天盘缝针、乾亥缝线定向,宋元明时期出现了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地盘正针子午线(人盘子癸缝线)及其两侧约1/4山、乾亥缝线等朝向的建筑。
 
中国历史时期的城池、宫殿衙署寺观乃至民居等多坐北朝南,宫殿“建中立极”,重要建筑的朝向通过“取正”来明确方向,定向方法有观测极星、使用磁针等。
 
一、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和东、西塔构建成的天盘缝针
 
(一)泉州开元寺概况
 
泉州开元寺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初名莲花寺、兴教寺、龙兴寺,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改名开元寺;主寺周围建有支院若干,至宋代已过百,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将诸支院合为一寺,赐额“大开元万寿禅寺”;至明末,主寺仅有紫云大殿、甘露戒坛、法堂、禅堂、双桂堂、檀越祠、伽蓝祠、圣王殿、东塔、西塔、拜圣亭、三门等13处建筑留存,诸支院仅尊胜、东塔、极乐3院略存影迹。以下,首先略述大雄宝殿和东塔、西塔之沿革。
 
1.大雄宝殿(紫云大殿)
 
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乾宁四年(897年)重建;绍兴二十五年乙亥(1155年)灾,寻建;至正丁酉(1357年)复灾,洪武己巳(1389年)重建;永乐戊子(1408年)、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重修;崇祯丁丑(1637年)重建,殿柱悉易以石。
 
2.东塔(镇国塔)
 
唐咸亨文偁禅师始作木塔五级,唐咸通六年(865年)木塔成,赐名镇国;宋天禧中(1017~1021年)改作十三级,绍兴乙亥(1155年)灾,淳熙丙午(1186年)重建,宝庆丁亥(1227年)复灾,改造七级砖塔;嘉熙戊戌年(1238年),易以石,十年始建成五层石塔;万历甲     辰(1604年)地大震,顶盖榱石,从南圮者二,从东南隅圮者八,诸级为所压者皆坏,万历丙午(1606年)修缮。
 
3.西塔(仁寿塔)
 
五代梁贞明二年(916年)建七级木塔,号无量寿塔;宋政和甲午(1114年)赐名仁寿。绍兴乙亥(1155年)灾,再造复灾;绍定元年戊子(1228年)易砖为石,嘉熙元年(1237年)竣工;明洪武辛巳塔心坏,住持僧正映重修,万历戊子(1588年)飓风大作,塔竿坏,金顶坠地;里人傅明智重修,下际扶栏有坏者,俱易之;丙午年(1606年)八月复有巽风,塔竿、铜盖、铁炉、铁索、沃金葫芦俱坏于图片荡中;壬子(1612年)秋寺僧募众重修。
 
(二)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和东、西塔构建成的天盘缝针测绘系统
 
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以下略为“殿”)中心、东塔塔心、西塔塔心等3点的连线可构成一个顶角118.0度、东底角31.5度、西底角30.5度的近似等腰三角形,从“殿”中心点引向东、西塔塔心连线的垂线方向9.1度(即朝向189.1度),俨然在地面上构建成了一个与天盘缝针相关的测绘系统。并且,在理论上还可以用“殿”中心与东、西塔的中心构建出一个以“殿”为中心、以上述垂线为中轴线的等边三角形,而“殿”中心与东、西塔塔心3点连线构成的等腰三角形的顶角度数本当为120度。然而,或因双塔之一在始建时就出现了误差,或因修缮而造成位移导致“殿”中心与东、西塔塔心连线的夹角发生改变。目前所见偏角较大的通津门内道路(今新华路,或与罗城墙相关)和与之垂直的经子城肃清门过开元寺前的西街、子城西城墙等的规划、修建或与之相关。
 
需要注意的是,等边三角形是在探讨研究泉州开元寺格局时逆推而观察到的,在规划设计之际是否就已经存在尚有待探讨,因为从泉州的开元寺、衙城、子城、东塔、西塔、罗城、翼城等重要建筑的修建过程中来看,既有的建筑及其朝向,对拟修建筑的选址、朝向等影响较大,较早形成的重要建筑在后来出现的重要建筑的规划设计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不过或可认为该等边三角形或存在于意识中,这对于理解泉州城的整个形制布局、规划设计思想极为重要。因为,该等边三角形中心(即“殿”中心)向三个角的放射线分别指向了泉州城外围的小阳山、紫帽山、六胜塔等3个极为重要的地点。
 
目前所见“殿”“东石塔”“西石塔”(由于泉州开元寺东塔、西塔先后经历过木塔、砖塔、石塔等3个时期,故而分别在东、西后,缀以“木塔”“砖塔”“石塔”)构建出的三角形只是一个近似等腰三角形,而测绘体系中出现误差的原因或较为复杂。无论何种可能性,“西木塔”的修建完成了天盘缝针相关测绘系统的构建,在“东木塔”之后51年修建的“西木塔”,应是出于利用“殿”“东木塔”而构建出天盘缝针角度的目的,当为刻意之作。管见以为,或许正是因为晚唐时期搭建“东木塔”的位置依然是在修建开元寺时搭建木塔之处,所以五代时期“始建”“西木塔”时,既要考虑到“东木塔”的位置,又需要构建出天盘缝针的测绘系统,或许还受到修建开元寺时搭建的西木塔及其附近建筑的影响,所以才形成了近似等腰三角形。换言之,测绘系统的些微误差在“始建”“东木塔”时或已出现,后来再建的砖塔、石塔或并无位移。
 
二、晚唐五代南宋时期泉州城的营建
 
中国古代都城明确出现南北向的中轴线,一般认为始自曹魏邺北城。都城的南北向中轴线是指宫城南面正门南出大街,至于宫城内部则并非完全对称。或因堪舆讲究房子内忌讳直通而需弯曲成龙形、位居阳(阴)而稍偏阴(阳)相一致,故而泉州子城的北门(泉山门)偏东而南门(崇阳门)稍偏西、东门(行春门)偏南而西门(肃清门)略偏北;罗/翼城7座城门中的东城门(仁风门)偏北而西城门(罗城新门,翼城临漳门)偏南、正南门(镇南门、德济门)偏西而北城门(朝天门)偏东。
 
自唐代泉州州治从今南安丰州迁至今泉州城区,泉州城曾有过多次修建或修缮。泉州的衙城、子城、罗城、翼城的形成及部分城门位置的移动,见证着泉州城的沿革与发展,也反映出与泉州城相关的历史地理信息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相关考古工作或可以以复原唐宋泉州城的面貌为核心,围绕城门、城壕及相关重要建筑遗址展开,从理清泉州城的发展脉络入手,进而探寻泉州城内的功能分区及重要建筑的分布情况,渐次解明古城在相关历史时期的面貌,为古城的展示、保护等工作提供基础资料。
 
(一)  晚唐之前
 
武周久视元年(700年)在今鲤城区处置武荣州,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当时的州治(衙城)或位于开元寺东侧近清源山的高地上,占据了实际上的制高点,显示出其是现实中的统治者。泉州子城十字街南北向道路中的北段(北门街—中山北路)或与之相关。管见以为,泉州重要建筑的第一条中轴线,即泉州衙城始建时期的中轴线或与传统的“取正”(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朝向)方向相同,而与建成后的五代子城的中轴线关联较小。
 
(二)  晚唐五代时期
 
晚唐五代时期泉州城的营建,或是以开元寺大雄宝殿和东、西塔构建成的天盘缝针为测绘系统的。完成子城的修建并修建罗城,或即构建该测绘系统的原因之一。天盘缝针方向,成为泉州重要建筑的第二条中轴线。
 
1.子城
 
子城的平面形状呈不甚规整的近长方形,北半、南半的偏角稍异,结合相关迹象与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测绘系统的关系来看,子城的修建或可以分为始建、建成两个时期。北半部分的朝向与开元寺大雄宝殿的近似,略偏西北—东南方向,或为始建时的朝向;南半部分的朝向与天盘缝针相关,稍作东北—西南方向,为晚唐五代时期的修建或修缮。
 
子城北门泉山门—子城南门崇阳门的连线,即子城的纵轴,垂直于行春门—开元寺大雄宝殿中心的连线。子城纵轴的方向明确与泉州城的第二条中轴线“天盘缝针”相关,而杨盘缝针的始创时间或晚于“东木塔”的始建。因此,子城的纵轴或与“东木塔”有关,因为“殿”与开元寺双塔是构建杨盘缝针的要素。亦即是说,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测绘系统的成立,或在杨盘缝针始创之后,或可因此推测子城“始建”于晚唐之前修建“东木塔”的前后,建成于始用杨盘缝针之后。
 
2.罗城
 
罗城的7座城门,可分为南城门3座(西南门通津门、正南门镇南门、东南门通淮门)、西城门2座(正西门先后为素景门、义成门,西南门先后为新门、临漳门)、北城门(朝天门)和东城门(仁风门)各1座。这是出于罗城7门与子城的城圈和4门的位置关系,西街的走向(西街在肃清门前朝向279.8度,至开元寺前朝向280.7度,与双塔连线279.1度都几近平行,西街过西塔后转向西北,出罗城口处冲北,朝向351.9度)和“西城门”素景门、义成门的位置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划分方法是合适的。罗城始建时或仅规划有4座城门(即一般州县城池4门),有可能是在修建、修缮的过程中才逐渐增加成为7座城门。最早只有南门镇南门、东门仁风门、北门朝天门、西门素景门,后来增加了临漳门(新门)、通淮门、通津门。
 
五代时期修缮了罗城,在素景门之西北修建了义成门,并由此出现了通津门—“殿”—朝天门、临漳门—“殿”—仁风门、通淮门—“殿”—义成门等3条通过“殿”的直线;而每条直线又以“殿”为中心分为2段,除镇南门之外的6座城门分别位于“殿”向外的6条放射线过城圈之处。换言之,在五代时期义成门修成之后,除了南城门(正南门、镇南门)之外,其他6座城门皆以开元寺为中心,表现为西城门—东南门、北城门—西南门、南西门—东城门的连线均通过“殿”。
 
(三)  南宋
 
南宋时期泉州城的形制变化,主要反映在南城墙及相关城门的外移。东砖/石塔、西砖/石塔都是在南宋时期修建的。
 
南宋时期的泉州城在五代罗城南、东扩展出翼城,随着翼城的修建,泉州城的整体形状也进而偏向西南。南宋时期的临漳门、通津门外移的位置,亦均在“殿”与原城门连线向外的延长线上;德济门的位置则是以“殿”为中心、以临漳门至仁风门的距离为半径的圆周与朝天门、崇阳门向南延长线的交点处。宋元时期翼城西城门和3座南城门的外移,也都遵循着以“殿”为圆心的原则,宋元时期新修的城门基本位于“殿”与原有城门连线向外的放射线上。
 
三、泉州开元寺殿塔天盘缝针与泉州城重要建筑的朝向
 
泉州开元寺殿塔构建成的天盘缝针,在晚唐五代宋元乃至明清时期,一直都是修建重要建筑时所用的定向和测绘系统。
 
(一)  泉州开元寺相关建筑的朝向
 
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始建于唐代,最晚一次重建约在明末;东塔经历了木塔(唐至南宋)、砖塔(南宋)、石塔(南宋嘉熙戊戌年至今)三个阶段,现存五层石塔为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建成;西塔经历了木塔(五代至南宋)、砖塔(南宋)、石塔(南宋绍定元年至今)三个阶段,现存五层石塔为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建成。目前开元寺内留存有10处始建于清代以前的重要建筑,基本坐北朝南(表一;图二:左)。
 
(二)  泉州府文庙、天后宫等建筑的朝向
 
泉州开元寺之外,泉州的重要建筑还有府文庙、天后宫、清源山巅的三清之源和南台寺、承天寺、富美宫、鳌旋宫等,其中前三者和市舶司/务遗址有实测数据(表二)。
 
1.泉州府文庙
 
泉州府文庙初称“鲁司寇庙”,唐开元末年(739~741年)建,位于衙城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迁至今址,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徙育才坊,后于大观三年(1109年)复旧地;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重建左学右庙,增旧基高二尺余,庙之中为先师殿(大成殿),殿前为东、西廊庑,学之中前为明伦堂,后为议道堂;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庙殿毁于火灾又重建,增旧基高二尺,拓广两庑,次年礼殿告成,重檐四阿;元至正九年(1349年)作石桥于方池;明正统十一年增高明伦堂基三尺。元至顺年间(1330~1333年)、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建文元年(1399年)、成化十八年(1482年)、清康熙七年(1668年)、道光十四年(1834年)、民国十五年(1926年)屡次重修。
 
实测泉州府文庙大成殿朝向198.9度,殿前石桥朝向200.5度;明伦堂朝向200.5度,堂前石桥朝向202.1度(图二:中)。泉州府文庙大成殿中轴线即地盘正针子午线(人盘子癸缝线),殿前石桥和明伦堂朝向与之相差1.6度,而明伦堂前石桥朝向与之相差3.2度,这些朝向上的1.6度微差是否是有意为之目前尚不明确。
 
2.泉州天后宫
 
始建于宋庆元二年(1196年),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奉旨修葺,嘉靖间郡人徐毓重修,嘉靖庚子夏四月至甲辰季冬(1540~1544年),先修正殿五间,重建寝殿七间、凉亭四座、西廊三十间,东西轩及斋馆二十八楹。此外,明永乐五年(1407年)、清乾隆元年(1736年)、清嘉庆二十至二十一年(1815~1816年)均有重修或扩建记录,现存天后宫形制应当是明清扩建之后形成的,其正殿中轴线朝向195.9度(图二:右)。
 
在现天后宫北墙的北侧曾进行过考古调查,发现的遗迹有金炉、房屋基础等,其中金炉朝向202.6度,压在金炉上铺地方砖缝线198.9度。由于金炉置放在室外的可能性较大,故而推测在195.9度中轴线(地盘正针子午线与壬子缝线之间的半山之半处)出现之前或先后还有202.6、198.9度两种朝向,前者在地盘正针子午线偏子癸缝线的半山之半处,后者与泉州府文庙大成殿的朝向(地盘正针子午线)相同。这三种朝向或许分别反映着泉州天后宫供奉的海神妈祖,在南宋时期只是被作为普通海神供奉,到元代达到了高峰,在清代再次兴盛。需要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的堪舆思想又有变化,相关推演更为细腻,明清时期重建情况尚需深入研究。
 
3.其他
 
五代、宋元时期重要建筑还使用了乾亥缝线,相关建筑有五代安溪县治、清源山巅之三清之源和南台寺、泉州宋元市舶司/务等。
 
泉州城及重要建筑与中国古代天文地理相关文化思想关系密切,泉州开元寺是泉州城的规划原点,开元寺殿塔构建成的天盘缝针是泉州城及重要建筑定向的测绘系统。此地阳光普照,随处皆有神明,宗教信仰迄今依然盛行,多种文化和谐共存至今。
 
泉州城的形制布局体现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地形地貌融为一体的城池建设思想,泉州的城池及重要建筑传承有序,城壕和水系隐含思想文化。泉州重要建筑的朝向可见多种,晚唐之前以“取正”定向,晚唐五代时期始用天盘缝针、乾亥缝线定向,宋元明时期更是构建出了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地盘正针子午线及其两侧约1/4山、乾亥缝线等朝向的建筑。
 
泉州古城的营建和重要建筑的朝向展现出泉州完美的城市规划体系和人与自然和谐稳定发展的理念。泉州罗城西门义成门的出现标志着罗城7门“释六俗一”体系的完成,“光明之城”的形成体现出儒、佛、道等多种宗教文化思想的融合,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信仰得以在泉州和平相处、兼容共进的现象说明“和则进”是一种共同发展的可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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