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明代靖难之役中，济南守臣铁铉因抵抗燕师出力颇多而在成祖登基后被杀，然而对铁铉“盖棺论定”的工作却断断续续进行了近四百年之久。在这四百年间，铁铉的形象由朝廷钦定的“奸臣”逐渐转变为忠臣，最终成为守护一方的地方神。铁铉追崇的每一步，朝廷上下的现实诉求都远超过对本地先贤的纪念本身；铁铉形象的演变历程，实际体现出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对政治伦理解释权的反复争夺。
明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1360-1424)以“清君侧”为旗号起兵对抗建文帝，于四年后取得成功并登基称帝，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目前学界有关靖难之役的研究为数不少①，这些著作虽在靖难之役相关的细节考订和宏观叙事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但对靖难逊国臣子的个体关注则相对较少；尽管方孝孺(1357-1402)因死事惨烈而通常被作为靖难逊国诸臣的代表予以研究，但这些研究仍偏重于对人物相关史实的考订与厘清②。死事惨烈固然是靖难逊国臣的重要特点，但在靖难之役后殉身者多达上百人，[1](P291)他们之所以反复为后人所论及，难道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杀身成仁的行为符合儒家的忠君理念?后人对靖难逊国臣子的追崇，是纯粹感怀于他们的舍生取义，还是受到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以上问题，笔者选取与方孝孺同时期的另一重要逊国臣子铁铉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对上述问题做出反思。
铁铉(1366-1402)，字鼎石，河南邓州(今邓州市)人，由国子监生入仕，建文年间历任山东参政、布政使，兵部尚书。靖难役后为成祖俘获，不屈被杀，《明史》卷142有传。[2](P4031)铁铉作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他与袖手空谈国策从而授朱棣“清君侧”口实的方孝孺、齐泰(?-1402)、黄子澄(1350-1402)等文臣不同，铁铉“内无削弱诸侯之首祸，而外有保障山东之巨勋”[3](P690)，“始谋则帷幄未参，守土则锁钥攸寄，有功无过”[4](P399)，未起祸端且尽忠所事，近乎完人。二是铁铉与殉难颇为惨烈的方孝孺不同，方孝孺在国家危难时并未提供切实可行的救时方略，这连乡人在为其做传时都难以回避；[5](P479)而铁铉则力守济南数年，迫使燕军绕道济南进军南京，两者相较，事功之高下立判。明人称“若(铁)铉者，忠埒(方)孝孺而才胜之”；清人称“古今忠烈之臣，以守土之才而兼殉身之烈，孰踰有明铁尚书(铉)者”[6](P394)。能得到明清两朝臣子首屈一指的赞誉，可见铁铉并非浪得虚名。
不唯如此，方孝孺虽然死事惨烈，但却略有“卖身买得千年名”的意味，后人论之也颇有微词。王廷相(1474-1544)认为：“方逊学(孝孺)忠之过者与……从容就死，不其善哉?几而至于覆宗，义固得矣，如仁、孝何?轻重失宜，圣人岂为之?”[7](P858)明显表露出对方孝孺祸及族人的反思；王世贞(1526-1590)亦言：“世之哀先生(方孝孺)者，或过有所褒饰”；而在论及铁铉时却说：“壬午之难，有功而无愧色者一人焉，曰铁司马铉。”[7](P885)结合以上言论，不难发现在明清时人眼中，铁铉在很多时候已略胜方孝孺一筹，甚至被视为靖难逊国臣子中最重要的代表。
本文将以铁铉身后形象的演变史作为切入点，探究铁铉如何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从明初的“奸臣”转变为清朝的“地方神”。并结合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围绕铁铉祭祀与谥号问题上的矛盾情形，分析这种矛盾的根源以及明清士人对以铁铉为代表的靖难逊国臣子形象塑造的旨趣所在。
一、定性“奸臣”：永乐至嘉靖的铁铉追论
铁铉在成祖进入北京后，很快便遭杀害。清初两大史家查继佐(1601-1676)和傅维麟(?-1666)记载明成祖对铁铉的评价时，一言：“(成祖)他日对群臣言，每称(铁)铉忠。”[8](P1479)一言：“太宗每对群臣言，特称其(铁铉)忠焉。”[9](P409)但倘若成祖果真屡次称赞铁铉，为何有将其“磔于市，子戍河池，父母安置海南”[2](P4033)的举动?且若杀一“忠臣”，难免受世人之非议；而铁铉又是忠于建文帝，并非忠于成祖；一旦称赞铁铉之忠，则自己起兵靖难的合法性难免受到质疑。因此终成祖之世，对铁铉的政策绝难出现松动之可能；查、傅二人的记载，更多当是亲历明清鼎革的士人对永乐历史之重构，其目的是借成祖之口表达自身的政治认同，而并没有如实呈现成祖朝的铁铉境遇。
实际上，对铁铉等靖难逊国臣子，在永乐至嘉靖的百余年间，一直被朝廷视为“奸臣”。仁宗即位之初便连续发布两道有关靖难逊国臣的诏令：一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显戮，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并习匠及功臣家为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可宥为民，给还田土。”[10](P144)一曰：“建文奸臣齐、黄等，外亲全调戍边，有田在乡，悉荒废，令兵部每家存一丁於戍所，余放归为民。”[10](P190)从以上诏令不难看出，虽然仁宗对靖难逊国臣的亲属有所原宥，但对靖难逊国臣本人却以“奸臣”目之。此后，在正统、弘治年间屡有朝臣请求恢复铁铉等靖难逊国臣的声誉，但始终格而不行。
殆至嘉靖十四年(1535)，吏科给事中杨僎再次疏请表彰铁铉等人，其略云：“革除之变时，当事之臣若尚书铁铉(等)……均能奋不顾身，以义自殉，视死如归……乞将铁铉等死忠实迹，付史局编校，载在史籍，以垂诸不朽；仍念其尽忠所事，各追赠官谥，录用其子孙，俾所在有司，创立祠宇，以时享祀……天下后世，将莫不曰铁铉等真忠臣也。”礼部尚书夏言的复疏则道出当时难于为铁铉等人平反的症结所在：“表励之典，在太宗时或可，在今日则不可。”既然成祖已经对逊国诸臣定下基调，仁、宣时又将他们目为奸臣，此时若为其平反，显然是有违祖宗成法的。这也无怪乎嘉靖帝接到此疏深感震怒，批复云：“这给事中不谙事体，轻率进言，本当究治，且饶这遭。”[11](P5063)嘉靖帝的反应无疑表露出他对靖难逊国诸臣的态度，虽然时间已过百年，但帝王对于靖难之役仍会保持较高警惕。
相较于中央层面对靖难逊国臣的冷漠态度，此一时期某些地方官员却对给铁铉等人平反有格外兴趣。成、弘年间，宋端仪(1447-1501)“慨建文朝忠臣湮没，乃搜辑遗事，为《革除录》”，公开为铁铉等人做传；[2](P4395)在铁铉家乡邓州，铁铉也得以入祀乡贤祠、名载《忠烈传》；而嘉靖初年因“大礼”议所引起的士人对“正统”观念的质疑，更导致类似《革除遗事》《皇明通纪》等一大批对靖难史事有所反映的书籍开始刊行。[12](P23)
此时尤其值得注意的事件是崇正祠的兴建，该祠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铁铉祭祀祠堂之一。袁宗儒于嘉靖十年(1531)改任山东巡抚，次年便在其治所将原来祭祀道教五帝的华阳宫更名崇正祠，以祭祀山东著名的忠臣、孝子逢丑父、闵子骞二人，同时以铁铉等靖难逊国之臣配享。据时任山东提学副使陆鈛所言，改建崇正祠的缘起是“嘉靖壬辰，诏天下毁淫祠，于是有司议毁华阳”[13](P320)。但若仅是遵天子之诏，则将华阳宫作为淫祠毁灭即可，如若不愿造成已建祠堂的浪费，将其专祀逢、闵两位当地先贤亦可，为何要将身份颇为敏感的靖难逊国臣配享其中呢?陆鈛不仅为崇正祠撰写碑记，且坚持将该祠祭祀铁铉等人以表彰忠孝，是袁宗儒倡议的坚定支持者。陆鈛与袁宗儒的私交虽不见诸文端，但二人却有相同的政治经历，即共同参与嘉靖三年左顺门哭谏，[14](P555)且同时被廷杖，虽然都是世宗的反对方，但又皆是出于公忠体国之心。虽以不能以此确定二人的交往状况，但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相近之处又不言自明。
此时对铁铉等人的政策仍未放开，而左顺门廷杖阴影仍在，以袁、陆之身份，坚持为铁铉等靖难逊国臣谋求入祀，丝毫不顾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可能造成的影响，很难说仅仅只是出于书生意气而没有其他层面的考量。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二人希望借对靖难诸臣的追崇，来表达自己虽在大礼议中反对世宗的某些观点，但自身仍是忠臣的想法。毕竟不论是靖难逊国臣，还是袁、陆等在大礼议中坚持考孝宗之臣，对明廷大多是一片赤心，只是效忠的皇帝有所不同。袁、陆要求将铁铉等人配享的请求甫一提出，便迅速得到了同僚的认可，此事很快敲定，可见在某些地区为靖难诸臣平反的热情很高。
总之，在永乐至嘉靖的百余年间，庙堂上下对铁铉等靖难逊国臣子的追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势：中央政府将铁铉等靖难逊国臣目为“奸臣”的态度并未松动，前述夏言议复杨僎疏代表了此时官方的主流思想；而民间乃至少数地方官员对靖难逊国臣的观念则有所改变，甚至已有碑铭、祭祀等现象零星出现，这或许是在世风变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士人表达自身对“忠”“义”认同感的方式。王世贞认为此时庙堂上下对靖难死事之臣的态度是“上之所讳闻，而下之所不敢言”[3](P562)，颇能概括此一时期的状况。
二、由“奸”入忠：万历时期铁铉追崇的矛盾状况
杨僎事件发生后，有关靖难逊国臣的追论在嘉靖、隆庆约三十年的时间里鲜在朝堂上为人提及，但万历登基之后却立即发布了追崇靖难逊国诸臣的诏令。其略言：“革除间被罪诸臣，忠于所事，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储养忠臣义士；诸臣罪虽不赦，心实可原，朕今仰遵我圣祖遗意，褒表忠魂，激励臣节，各地方有司官，或特为建祠，或即附本处名贤忠节祠，岁时以礼致祭，其坟墓苗裔傥有存者，厚加恤录。”[15](P111)虽然该诏令仍将铁铉等靖难逊国诸臣目为“罪虽不赦”，但却通过“忠于所事，忠臣、忠魂”等带有褒贬色彩的词语表达对诸臣“忠”的认可，这种中央层面的基调转变无疑值得关注。
中央说法一旦松动，地方上压抑已久的铁铉追尊热情便立即激发出来，各地都兴建了不少纪念祠堂。铁铉原籍南阳的地方守令甫接皇帝诏令，立即于万历元年(1572)五月奏请将铁铉与本地先贤张巡(708-757)一同祭祀，名其祠曰“张铁二公庙”[3](P561)；当地巡抚王世贞为该庙撰写碑文，且专门上疏皇帝请求御赐祠额，希图“慰既往之忠魂，肃将来之臣轨”[3](P690)。铁铉死节之地南京，应天巡抚宋仪望(1514-1578)于万历三年(1574)建表忠祠[2](P5954)；铁铉任事之地山东，万历十九年(1589)将铁铉等七人合祀，名其祠为“七忠祠”③。至此，与铁铉有关的三处要地已全部具有庙祀铁铉之祠。
与地方上建祠的热烈景象相反，对铁铉等人的请谥及其他“正名”请求在万历乃至明末始终受到中央层面的压制。万历元年，王世贞请求御赐匾额的事情无果而终。万历十二年(1584)御史屠叔方疏请为铁铉等定谥，疏云“恤录坟墓苗裔，今奉行已逾十年，恤录未见一举，徒事虚文，鲜布实惠”[17](P586)，显示出明廷除了被动接受地方上已然存在的铁铉等臣祭祀外，并未进行有效安抚。而皇帝对屠叔方奏疏的回复“革除被罪诸臣，除齐泰、黄子澄外，其方孝孺等连及罪累者，俱令查勘豁免”[15](P2853)，不过是对仁宗诏令和万历登极诏的补充，无任何实质性进展，对为铁铉等人议谥的请求，也并未给予回应。时隔二十余年，万历三十七年(1609)南京言官黄起龙再次题请为铁铉等人议谥，[16](P587)而北京言官彭惟成与其南北呼应，[16](P598)但此番上奏仍石沉大海，未得到朝中任何回应。
仔细研究屠、彭的上疏，不难发现处处透露着不同寻常的谨小慎微。二人奏疏中都不敢直接提出为铁铉等人平反，而是不断对成祖的圣明形象进行标榜。屠言：“考纪传如《逸忠录》、《吾学编》、野史诸书，备见成祖褒忠至意，而奸恶外亲一例，独为陈瑛所蔽，故史传志记，略而不书。”[16](P587)彭惟成更是花去百余字的篇幅，来论证成祖在位之时便欲为靖难诸臣平反。在对成祖的态度进行反复论证后，二人才最终表明为靖难诸臣给予谥号，恢复名誉是成祖未能付诸施行的想法，其潜台词显然是为诸臣正名不仅不会影响治统的合理性，更是继承成祖遗志的重要表现。此外，黄起龙还表示追谥前朝诸臣的目的是使“天下臣民，皆仰颂大圣人制作超出寻常”[16](P598)，希望以此来说服万历帝。
不仅是言官的上疏，某些官员日常应酬的文字同样表露出这种谨慎。董复亨为七忠祠作记文时，借“谈者”之口表达了其时广泛存在于人们心中禁忌感：“谈者乃谓此七公者，于建文君诚臣，于文皇帝不免为顽民；生而磔裂，没而尸祝，恐非文皇帝意。”[17](P274)与前述二人相同，董也利用大量篇幅来论证祭祀忠臣，完全出于永乐帝的本意。结合时人的审慎态度，我们很难不怀疑对铁铉等人的舆论究竟放开到了何种程度。
实际上，这种矛盾现象从万历初年就已经开始显现。或因登基诏书下达后，浙江、南直隶等地大量兴建祭祀靖难逊国诸臣的祠堂与诏书“罪虽不赦”的基调相违，万历二年(1573)明廷又下诏，“令各抚按官查勘厘正，有不应入祀者即行革黜”[18](P629)。前述袁宗儒所建崇正祠的境遇，反映了此一时期颇可探究的政治环境：在国家认可铁铉祭祀的时代语境之下，完全符合此时国家意志的崇正祠却被纳入“淫祠”之列，将其恢复为原名华阳宫，祭祀四季之神。
结合以上种种矛盾表现，不难发现万历登基诏中有关追崇靖难逊国臣子的文字很可能是对业已存在于民间事实的一种无奈追认。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将铁铉等人配享其中的崇正祠当做“淫祠”予以改建：朝廷可以适度对铁铉等人进行追崇，但这种追崇必须体现出中央而非地方的意志，一切追崇都必须以中央享有始终不变的忠奸评定权为前提，如此才不至于使靖难之役的政治合法性以及中央的舆论权威受到质疑。谥法被称为“人主之春秋”[19](P585)，成年后的万历帝断然不会不知追谥所代表的政治意义何在。因此，允许地方祭祀和在谥号问题上的毫不放松，实际是在有关靖难死节诸臣问题上朝廷试图构建绝对话语权的一种表现。此外尚可注意的是：万历登基诏书是由当时的一班大臣拟定并以万历帝的名义发布，而并非万历帝本人的意愿；万历帝在成年并开始处理朝政后，对靖难逊国诸臣的态度可称是一以贯之的。
三、获谥“忠襄”：明清鼎革之际的铁铉形象
虽然在整个明朝，铁铉都没有被赐以“易名之典”；但在明朝后期尤其是明清鼎革之际，对铁铉等人的追崇又被重新提出。
早在万历时期，铁铉等人就不断被作为培植纲常的典范，被群臣要求表彰。温纯要求追崇靖难逊国臣时言：“圣恩广施，忠魂永慰，不惟雪彼时株蔓之寃，亦且扶万世纲常之重”[20](P425)；王世贞同样认为追谥铁铉等诸臣“于植伦常，表忠愤，光圣德，鼓士气，宁浅浅也”[3](P102)。而屠叔方的上疏对追谥诸臣的意义表述更为直白：“天下后世之臣……幡然皆曰：为臣之当死忠也；如此刚正之气勃然而生，忠义之臣充然在位，其为国家之利，岂不多哉。”[16](P588)无不强调追崇铁铉诸人的现实意义在于培植为国尽忠的伦理纲常。
而在明朝末年时局异常艰难之际，铁铉突然受到无以复加的追崇。在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除铁铉家乡南阳和任事之地济南对铁铉个人有比较突出的追崇外，其他地方往往将铁铉视作靖难逊国臣的一员予以追崇。而在明清鼎革之际，铁铉突然被众多时臣目为靖难第一忠臣：姚希孟(1579-1636)为靖难死事诸臣作传时，在“区别次第”之后将铁铉列于首位[4](P399)；陈龙正(?-1645)同样认为铁铉“愤激俾于(方)孝孺，而功能过之”[21](P535)，将其列在议谥诸臣首位。为何铁铉此时突然从靖难逊国之臣中脱颖而出?赵士喆和吴牲(1589-1670)在论及铁铉时，提出的观点颇有见地。赵士喆言：“若(铁)铉者……以成祖百日苦攻，而济南无恙；后之守臣拜其祠，读其碑记，可不为猛省哉?”吴牲言：“奈何今日而媚逆未下，而复有阴谋献城者哉?……然则是举(追谥)也，诚激发人心之第一义也。”[22](P438)以此观之，当是铁铉个人的卓越战功与“国难思良将”的时代语境颇为契合：在国家危难之时，甘愿以身殉国的臣子固然令人欣慰，但真正对时事有补的仍是类似铁铉这样能够力挽时艰的忠勇之士，这种铁铉追崇的背后，反映的却是希望激励将士之心并挽救国家危难的现实诉求。
此一时期，人们也会通过对铁铉的追论来表达自己面临江河破碎的生死观。叶承宗(1601-1648)在为铁铉祠堂作记文时，称当时某些臣子“不能绸缪未雨，建威销萌，一旦灾变卒来，计无复之；身虽矣，城亦罔济，岂不谓忠焉，要岂社稷生灵之福哉”[23](P790)。可见其虽然认可因无力救时而一死表忠的人堪称忠臣，但也觉得这种忠臣实际于事无补。而黄道周(1585-1646)所言“留都亡在旦夕……恐□马一旦饮江，群小必拥兵自卫，不战不守，亦不顾乘舆，左右必无一死者”[24](P573)，表露出时人对铁铉的怀念实则想表达对既无力挽救时局，又不愿死节的尸位素餐者之不屑。此外，在死节之风盛行的鼎革年间，因铁铉以身殉国的行为符合当时“文化精英”的价值取向，从而极易引起时人的情感认同④，如陈继儒便坦言纪念铁铉等人的原因在于感怀他们如重耳(前697-628)、田横(?-前202)门客般“君亡与亡，君存与存”[20](P583)的殉道情怀。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明弘光朝终于为铁铉冠上“忠襄”美谥，[25](P110)长达数十年的议谥请求终于取得成果。虽然此时的南明早非太宗之明朝，但结合请谥的过程及“忠襄”谥号的“春秋”之意，还是可以看出某种政治隐喻。
为靖难诸臣追谥的请求在崇祯朝同样断断续续的提出，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言官李清疏称：“谥一事，实关二百余年未结之劝惩”[26](P10)，请求为靖难逊国诸臣追谥；崇祯十二年又有巡抚吴甡在河南为铁铉请谥之疏，但这些奏疏在崇祯朝却格而不行。崇祯帝论及为建文补谥时言：“此事列圣皆未行，朕可行否?”[27](P173)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心中的顾忌所在。
南明政权建立后，为靖难逊国诸臣追谥的议论又起。礼部侍郎管绍宁(1583-1645)在为铁铉请谥的奏疏中开篇直言：“臣疏久稽未结，乞皇上敕下礼部速赐题覆，以信先皇(崇祯帝)前旨，以昭皇上明纶。”[28](P175)对于请谥之疏的“久稽未结”，不难反映出南明之初朝廷对为铁铉等人定谥仍相当消极。即使上疏者本人，也比较明晰皇帝的难言之隐在于“靖难一案，恐与革除碍”，所以仍如万历朝臣一般祭出祖宗旗号，称“靖难时属革除，于谥犹疑，当奉成祖仁宗之定论以破疑”，希图以此来减轻弘光帝的犹疑。而为了达到目的，管绍宁在上疏请靖难逊国诸臣谥时几至于“连哄带骗”：一方面，突出追谥靖难之臣对于树立皇帝圣明形象的作用，称：“今而后将，《春秋》不为孔氏之书，而为我皇上旌善瘅恶，昭往劝来之新书矣。”一方面，又歪曲祖宗成命，言：“方孝孺辈皆忠臣，非仁宗重嘉其烈者乎?”[28](P175)而事实上，如前文所述，仁宗对方孝孺等人的定调则是“建文中奸臣”。
即便是在群臣的反复奏请下最终大规模的为靖难逊国诸臣赐谥，但是从谥号的用字仍可反映出当时皇帝的谨慎。有关铁铉的谥号，当时的礼部臣提出了“忠襄、忠烈”二谥，但最终皇帝选择“忠襄”之谥。考谥法之意，“襄”字作“甲胄有劳”解，而“烈”字做“有功安民”[29](P403)解，两者相较，无疑“襄”字更为中性，毕竟若称逊国之臣为“安民”，则靖难之师无疑有“乱民”之嫌。实际上，此一时期的赠谥也透露出故意回避“烈”字的倾向，其中的春秋之意不言自明。在国家存亡之秋，对激励士风、褒扬忠义的需求远甚于维护二百余年前靖难之役所植立的纲常，但君王仍然如此慎重，这多少可以透露出他们的立场。
综上，此一时期的铁铉形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士人不断结合政治环境，通过追崇铁铉等人，表达自身在政治或情感上的诉求与认同，时局的变化不仅将铁铉在靖难死事诸臣中的地位突然抬高，更促成了铁铉的谥号在经过百余年间的数次题请之后终于获赠。
四、盖棺论定：清代的“铁忠定”与地方神
地方层面的先贤崇拜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王朝更替的影响，明清易代之后，铁铉在民间被当做乡贤所受的追思则始终不易。施闰章在重修铁公祠时所撰记文中称：“予至济南，闻铁公(事)……未尝不昂首叹息泣下，向使天下得铁公等数人，靖难师必不南。”[30](P136)徐开任同样认为：“使守土之臣尽知(铁)铉，则靖难之师虽出神算，岂能飞渡江淮也耶，惜乎用之已晚。”[31](P461)类似的言语频繁出现，可见时人不断借靖难之事对明亡原因进行反思。
雍正年间，铁铉在其任事之地山东成为地方神。事情缘起于铁铉曾经征战之地东昌经历水灾，知府金启洛认为“从来捍患御灾，藉灵於明神者匪浅……而况仗节殉义如(铁)公，足为兹土之民，之可赖以捍御者”[32](P494)，故为铁铉修建专门祠堂祭祀，这显然是将铁铉当做守护一方的地方神来看待。而东昌府下属知县卫既齐言：“余辈守官兹土(济南)，有风教之任，而(铁铉)祠宇不治，俎豆缺如，非所以致推崇之意，而敦励末俗也。”[33](P715)则透露出与金启洛同样实际的目的，即以标榜铁铉的忠勇为手段来教化民众，淳化风俗。
清朝定鼎之后，有关铁铉等人的追论因缺乏现实意义很少被纳入统治者的视野。直至乾隆年间，乾隆帝敕令修撰《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在是书中，清廷将铁铉等靖难死事臣子同鼎革之际殉国诸臣一同表彰，并将他们塑造为忠臣义士的典范，铁铉因而被赐谥“忠定”。从“忠襄”到“忠定”，铁铉的哀荣更上层楼；不唯如此，乾隆还为济南新建之铁公祠御制碑文：“仲秋诹吉祀，以少牢，巡抚亲诣，行二跪六叩礼。”[34](P391)至此，在铁铉死后390年，终于实现了对他的盖棺论定，民间所希望的铁铉形象与官府所构造的铁铉形象也得以统一。翁方纲(1733-1818)认为乾隆对铁铉大加褒扬的目的在于“为百世效忠者劝”[6](P394)，大抵说出了清廷追崇明朝忠义的意图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环境改天换日的时代背景之下，不论是乾隆的诏令还是清廷诸臣的集议，都对之前南明封赐的铁铉等人谥号表露出公开不屑：乾隆认为“福王时虽间有追谥之人，而去取未公，亦无足为重”[35](P395)；集议诸臣认为：“至福王时虽间有赠谥，而荒残扰攘之际，偏私挂漏，指不胜屈。”[35](P401)而这种不屑，反映的深层次的问题仍在于：不论何时，最高统治者都希望能够把何人是忠臣的评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塑造符合自身评价标准的忠义形象，从而构建出有利于维护自身统治的伦理纲常。
五、余论：明清时期中央与地方靖难追思探因
如果将铁铉放入靖难逊国的群体中看，他只是众多人物之一，而将其放入任事之地济南或者原籍南阳来看，铁铉又有着首屈一指的重要性。因此将铁铉的追崇纳入中央与地方的双重视角进行观察，无疑有助于呈现更为客观的图景。厘清由明至清的铁铉追崇脉络，铁铉身后形象的演变史清晰可见。在中央层面，铁铉从仁宗时的“奸臣”到万历时的“有罪忠臣”、弘光朝的“有功忠臣”，经乾隆帝最终定论为“忠臣义士”，形象一步步趋向完美；在地方层面，铁铉从嘉靖之前同众多乡贤一起配享的“普通乡贤”演变为万历时有“二忠祠”“七忠祠”等专祠祭祀的“杰出乡贤”，至清代时最终成为在“铁公祠”“铁公庙”享单独庙祭的地方神。
与铁铉渐趋完美的身后形象相伴随的，是地方政府、民间士人与中央政府的角力与合流。从地方政府、民间士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追崇靖难逊国诸臣更多地体现出“现实诉求”：嘉靖时崇正祠的配享是地方官员的表忠之举，万历时的追论是为了“植万世纲常”，鼎革之际的追崇是为了激励将士奋勇战守、不要无为而死，易代后的追崇则更多的是强调其保土安民、激励风俗的一面。而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靖难之役所提出的政治伦理上的“忠臣”该如何定义的问题，持续困扰着明清两代君王，是故仁宗时称靖难逊国臣为“奸臣”；臣子为万历起草的登基诏书虽然为靖难逊国诸臣有所正名，但万历帝始终对铁铉等人“鲜布实惠”；即便在江河日下的崇祯后期与弘光朝，为了论证自身的正统性，皇帝仍然表露出格外的审慎；而清朝的乾隆帝亦是为了建立自己理想中的纲常体系，又为四百年前的死士重新正名。总的来看，地方与中央的追崇虽然在一开始伴随着地方暗中进行、中央不予承认的角力，但总体来看，为了共同的利益诉求，二者最终走向了合流。
在铁铉等靖难逊国臣身后形象塑造的过程之中，明清士人都会选择这一群人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品格为己所用：在需要将士尽力战守时，铁铉被塑造为靖难逊国第一忠臣；在强调以身殉国的节义时，时人又构造出方孝孺“诛十族”的传说；在地方安全无法保障时，如铁铉般有保土之功的乡贤又会被赋予地方神的职责，希望借他们的冥冥之力来保护地方。可以说：靖难逊国诸臣追崇的每一步，都是在士人表达强烈现实意图的前提下得以完成；这种追崇并未在很大程度上试图表达对靖难逊国臣子的怀念，而是希望举起追崇靖难逊国臣子的旗号来达到自己的现实目的。
当然，笔者也绝不排除部分士人对铁铉的怀念仅仅出于对往哲发自内心的追念。施闰章言：“士君子仗义成仁，以身殉国，而后人之悲思者，闻风称慕，咨嗟涕演不已者，无他，激于义、动于诚，而不自知其然也。”[30](P136)虽然略有夸张，但绝非个人臆想，金启洛言：“余少时读史，至前明诸纪于建文时殉难诸臣，低徊感慨，而其中受祸至惨，著节弥励，忠魂义魄，经鼎镬而不变，如兵部尚书铁公(铉)，尤掩卷欷歔而不能自已。”[32](P494)似乎也是真实感情的流露。但这些“激于义，动与诚”的士人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则未为可知。唯可注意的是，不论地方或是中央政府的政治举措与政令变更都有其潜在的政治动因，一旦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参与者的个人际遇来观察这些举措与变更，很容易导致相对片面的论断。
原文出处：济南大学学报2015年01期
历史与秩序
注释：
①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对靖难之役的起因、经过等细节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订；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明清易代时期士人将“建文事件”作为“话题”进行关注的历史场景进行过解读；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吴德义《建文史学编年考》(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政局变迁与历史叙事：明代建文史编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就明清时期对靖难史书的编纂进行了关注。
②李谷悦《方孝孺殉难事迹的叙事演化与“诛十族”说考》(《史学月刊》2014年第5期，第37-47页)对历史上广泛流传的方孝孺“诛十族”传说予以考订，认为传说并不等于历史事实；王伟、刘喜涛《从明清两代方孝孺评价看士人与政府的博弈》(《求索》2013年第8期，第245-247页)认为明清时人对方孝孺的评价体现出士人与政府的博弈。
③参见：(清)陈庆蕃，(宣统)《聊城县志》，第65页，清宣统二年(1910)刻本。
④有关此一时期士人死节的思想动态分析，何冠彪的描述最为深刻。见氏著：《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此外，林元辉则更为深刻地揭示了“死节”的精神根源所在，见氏著：《卖身卖得千古名——论中国人的自杀与名欲》，收入《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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