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的轰鸣碾过封建主义的手推磨，七月的三色旗也在实证哲学的呐喊下缓慢升起。秩序与进步一直是人类社会所追求和探讨的永恒话题，作为现代文明的两个基本条件，孔德以“相应官能的智慧需要”，即纯粹的精神需要中稳定性与活动性的巧妙配合来说明秩序与进步或连贯与扩展二者的同时需要，在“需要” 的推动下，孔德主张对革命后的世界进行精神、道德和政治上的重建，在构建社会秩序中，实证哲学应运而生，成为指导社会重建的“最高纲领”。
在提出实证方法之前，孔德效仿历史哲学的方法，以知识类型的视角为实证主义进行了规律性的历史论证，即社会发展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神学阶段，又细分为拜物教、多神教和一神教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近乎偏执地探求万物的本源，探索各种现象产生的始因和终因以及现象产生的基本方式，主要的思辨保留着习惯倾向于绝对知识的基本性质；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但形而上学的意义在孔德看来，不过是受瓦解性简化冲击而变得软弱无力的一种“另类神学”，仍然试图解释存在物的深刻本质和万事万物的起源与使命，并且以实体或人格化的抽象物解释所有现象的基本产生方式。随着大学机构和法学家团体的双重否定运动引起了一种普遍意义的衰落，甚至是“体系的衰落”，工业社会新秩序所形成而期望越来越强烈，则进入到第三阶段：实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绝对走向相对，被观察的经验事实间的恒定关系代替了无法认识的本义起因，人们不再相信那些自称发现终极真理的形而上学体系，这种“精神革命”提起了实际改善人境遇的积极意向。遗憾的是，受到历史与个人的限制性因素影响，孔德机械地从天文学的角度类比现代实证观念，将生物学意义的自然规律完全性照搬到人类社会，将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看作是历史必然的进化规律，将人为秩序看作是自然秩序恰如其分的单纯延伸，落入了“直线发展论”的陷阱中，秩序成为了进步的基本条件，无秩序则不能进步，进步也成为了秩序的必然目标，“社会”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为强制性的自然过程。本质上，孔德仍然停留在应然性的玄思，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坚定地维护工业社会的利益要求，提出了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理想。
而在社会政治领域，孔德从一般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论述了秩序维护的基本条件以及社会重建的基本要求。“重建首先在观念上进行，进而过渡为习俗，最后转向制度”。孔德认为，新的道德权威需要实证哲学对某一命题的通常性倾向自发吸收各先前体系之智慧，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感情”，建立起道德秩序；同时利用实证精神的现实性发掘直接意义的社会性，突出个人与全体的亲密联系，克服时代的基本混乱。孔德强调不可抗拒的自然性历史规律，要求人民听天由命地安居乐业，接受道德与实证教育，以此使新哲学在人民当中得到精神和社会支持。值得玩味的是，孔德也根据无产者的社会纲领提出了富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建议：向全体人员提供正规教育，进而保证其稳定工作。同时着重与无产者建立精神联系，以思辨的革新带来真正的幸福。但是，狭义的“人民”概念真正的是站在无产者的立场吗？思辨的改革是否可以带来真正的幸福？柔性的过度与先赋性的分层会使思辨革新突破社会意义的瓶颈吗？以“时间宝贵，埋头学习”来克服傅立叶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真的合理吗？显而易见，即使所谓的实证教育与政府调适可以使人们摆脱由社会习惯而形成的偏见，但社会仍然是静止意义上的僵化结构，仍然是号召人们学会忍受和宽容的强制性结构。
社会是由时刻怀着一定情感、意愿和理想来支配自己行为的人构成的。无论孔德多么推崇实然性的观察，他仍旧回避不了理性哲学所推崇的价值观念带来的挑战。这一点在关于实证协会的论述中体现地尤为明显，“为了确保协会成分一致，我仍然是判断一切申请入会者的智慧品德的唯一鉴别者”、“始终注意在协会中保持法国人居于多数的地位”……，可以看到，褒扬反传统的实证方法在“个人至上主义”的深渊边缘岌岌可危。
值得注意的是，孔德从未彻底批判神学哲学，在早期著作中，形而上学被视为纯粹的批判，而神学则被看作是建设性的，其核心在于孔德也看到了理想信仰和情感联系对于社会整合的必要性。在后期，对于“人道教”的提倡，号召人们以普遍的爱来交往、联结和共存，以人类世界中的“泛爱”作为理想信仰整合社会，其本质是在人们的情感体验和终极追求等深层心理中维护工业社会的新秩序。
尽管今天我们回溯历史，看到了一个古板、照搬自然规律的社会学学者，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孔德对于某些问题的边缘论述仍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例如“原始性需要”的本原动力、初显的普遍性原则、二元对立观念的萌芽、道德—政治的有机结合、社会联系的共通原则、反还原论的侧面哲学论证、教育与职业的碎片化以及过度专业化、政治事件的划时代影响等等，正如福柯所言，现实中存在的事物在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其嬗变的踪影。
社会学研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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