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志荣神父（持话筒者）主持交流会
一、合一运动的地区特色
在台湾谈建设地方教会，不能不想到天主教以外的许多其它教会。根据一九六四年的“中华民国基督教会名录”，在台湾共有六十五个不同的基督教教派，其中的“教会聚会所”及“真耶稣教会”是很出色的本地教会。即以台湾最大的基督教派、长老会来说，他们的自养及本地化程序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不过本演讲所要交代的不是详述各基督教派的现况，也不是报告天主教与各基督教派合作的情形，而是要略略说明天主教徒在建设地方教会的同时，对合一运动应该有的基本态度，及必须接受的所谓“大公教育”。
我们分三段来讲∶合一运动在我国的特色，梵二以来的合一运动，及各合一运动的展望。
（1）没有东正教的问题。在教会合一运动上，东正教本来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梵二大公会议进行中及以后的保禄六世与阿德纳哥拉斯在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及罗马的相会曾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一九七二年曾出版了一本名为“爱德之书”的文件汇集，搜集了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互相往来的三百种文件，都是那些年的合一运动所留下的珍贵遗迹〈注三〉。一九七五十二月十四日在西斯定小堂的共祭弥撒中，保禄六世自动跪下口亲Meliton大主教的脚，使得各地东正教的主教们都相信他们与罗马教会合一的时日已不会太远〈注四〉。
可见合一运动的初果将会是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合一。我国大陆的北平、上海，及他处也有过东正教的主教及教会，但在台湾只有极少数的东正教徒，没有正式的东正教会。对此我们只能加以注意和关怀，不能有多少实际的行动。
（2）我们合一运动的第二特色是，不像欧美各国，仅有天主教及其它基督教派两大璧垒，有的地方天主教占优势〈像法国〉，有的地方基督教占优势〈像英国〉，有的地方则两教势均力敌〈像美国及德国〉。至于像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南美各国都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而北欧诸国正相反，一向是基督教国家，因此在这些地区合一并不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我国在这方面很像印度及日本∶无论天主教或基督教所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很低，因此一谈到合一，很自然地就牵涉到与其它非基督宗教之间的交谈与沟通。
本人在马尼拉参加的亚洲耶稣会士第一届合一研讨大会，便会深切地体会到，在亚洲谈合一，和在欧、美，及非洲大不相同。亚洲因其种族、文化、宗教传统、历史经验，以及目前问题的众多和复杂，不能不将合一问题看得与传扬福音紧紧相连，无法分离。因此在亚洲地区合一运动基本上应该是一个生活的交谈。因是生活的，所以不仅是专家，而是一切人，特别是平民，都须参加；所谓生活的，就是不仅是谈，还要做，务必藉爱德的成长胜过理念上的争辩，并以开放的态度分享对天主的经验，分享祈祷的、及生活的经验，这样自然就开辟了与一切宗教之间的交谈，而显出在亚洲谈合一的特色〈注五〉
（3）但在我国仍然有狭义的合一运动的可能和需要，那就所有自命为基督徒的人，必须将他们对基督的信仰在生活中表现出来，并产生出互相尊重，互相友爱的佳果。有人认为狭义的合一运动诸问题是由欧美各国移过来，在亚洲的土地不必存在〈注六〉。这在某些信理及组织的问题上〈尤其是长老会〉各占一半。他们都诚挚的信仰基督，但他们不是一家人。甚至有时互相抵消，互相掣肘，阻碍着宣扬福音及为福音作证的工作。
其实合一运动的萌芽主要还是因了教会在传教活动上所感到的迫切需要。分裂现象最严重的各基督教派于本世纪初〈一九一0年〉在爱丁堡开了一次世界传教大会〈The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十一年以后又建立了国际传教协会〈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此后的一个时期便朝着两个方向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其一为“生活与工作”〈Life and Work〉，其二为“信仰与秩序”〈Faith and Order〉。一九三八年开始筹备一个世界性的大公组织，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三年〈即一九四八〉才有“世界教会协会”〈WCC〉在阿姆斯特丹的首次聚会而告成立。这一世界组织的以后发展已为众所周知。
为了应付亚洲地区的特别需要，一九五九年成立了东亚基督教联合会〈East Asian Christian Conference: EACC〉，其中包括由日本至印度所有属于世界教协会〈WCC〉或国际传教协会〈IMC〉的国家，后二者〈即WCC及IMC〉已于一九六一年合并为一。台湾的合一运动也是由基督教发起，特别是由一九六0年以来，长老会及圣公会推行甚力，而天主教响应着梵二大公会议的号召，也在积极地反应，并参与各方面的讨论及合作〈注七〉。这种合一的推行因避免重蹈民国时的覆辙∶各基督教派宣扬着一位分裂了的基督〈注八〉。
二、梵二以来的合一运动
1. 梵二大公会议的合一文件∶“大公主义法令”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此文件的特点在于整个天主教会态度的改变，同一文件也劝导所有天主教信徒∶在合一运动中首先应该改变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只有自己真正悔改了，才能希望天主圣神也会照样改变别人，使大家越走越近而达到合一的目标。正如W.M. Abbott, S.J.在此文件的导论上所说的∶“此法令的焦点更在于一个旅途中的教会走向基督，而不在于其它教会“走回”天主公教会。在此文件中教会不仅说天主教是真教会，还肯定耶稣借着祂的神在天主教以外的教会及团体中工作。大公会议肯定，所有领过洗的基督信徒真实地重生、并真实是我们的弟兄，天主的确借着他们的朝拜圣化他们、拯救他们”〈注九〉。
无怪乎大公会议观察员、有名的基督学者O. Cullmann说∶“此一文件不仅开了大门，并且开辟了新天地。从来没有一项天主教文件用这种口气论及非天主教的基督教信徒”〈注十〉。大公会议果敢地替整个天主教会认错，明言基督徒的分裂是双方有罪的后果〈1及3号〉，大会是以这种忏悔的精神去从事合一的工作∶大家都各按所长建立交谈，最重要而不可须臾忘怀的是内心的悔改。当然，此一文件除了是乐观的，并充满希望以外，也是踏实的，它警告我们，无智的、冒失的举动不但无助于合一，反而加以伤害。总之，大公主义文件只是一个开始，应当继续去做的还很多。正像礼仪宪章引进了本地语言，启示宪章激发了神[恩运动，都仅是一个开始。
2. 除了基本态度外，任何基督徒为了不盲目地从事大公运动，还须受相当的大公教育。“新编信仰之书－基督徒的共同信仰”这本著作可谓应时之作。这本由十九位德国天主教学者及十七位福音教会学者所写的书，自从一九七三年问世以来，已出七版，英文版于一九七五年问世，译为“共同教理”。今依德文原版略加介绍于后∶
本书除二十多页注脚不算以外，共有660页，前面四部分是所谓的共同信仰，占去全书的五四四页，那四部分是∶一、关于天主的问题；二、在耶稣基督内的天主；三、新人；四、信仰与世界。第五部分、亦即最后一部分，陈述各教会间争论的问题，占去本书最后的116页篇幅。那些问题是∶圣经与传统，圣宠与功行，圣事，婚姻，玛利亚，教会，不同教派在今日的意义。由这内容简介上可以看出，这的确是一本推行大公教育的好书。
3. 在各基督教派与天主教之间自然还有不少的歧见存在，这多次是来自历史经验、生活背景、甚至感情作用，但多次也表示大家愿坦诚相见，并有不牺牲真理的决心。过去的歧见已在渐渐消逝，例如基督教喜欢独靠信仰，独靠圣经的独字〈sola fides, sola Scriptura, sola gratia, solum Veibum, solus Christus…〉天主教则爱亦靠传统、亦功行的亦字〈Scriptura et Traditio, gratia et opus, Verbum et sacramentum, Christus et Ecclesia…〉，事实上二者所说是相当接近的，因为前者所要说的是在比较之下，信仰比功行重要，圣经占第一位…而并不否定功行及传统的地位。后者将圣经与传统，圣宠与功行…并提，亦并无意说前后平等。此外关于教会应不断改革〈semper reformanda〉一点，已为整个天主教会所公认，今在天主教各阶层都荡漾着革新的浪潮。
过去的歧见固然渐渐消逝，但新约歧见仍然存在，甚至继续滋生，特别是关于教会及圣母玛利亚的问题。关于教会，特别是教宗的职务，最近仍在讨论〈注十四〉；关于圣母，拉内认为以后大约不会有新的信理〈如诸宠中保〉出现，而整个圣母论会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注十五〉。此外，像“教会基本法”的尝试及一九七三的“教会奥迹”文件都曾引起大公运动界的敏感、甚至不满〈注十六〉。这一切都表示，天主教的领导阶层，特别是罗马教廷，在大公运动的推进上，常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合一运动的展望
1. 合一运动不是私人的事，也不是一两个个别教会的事，而常和整个教会牵连在一起。这里特别能看清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关系。要想推动合一，地方教会必须与普世教会互通声息，紧密合作，方得有成。在这一点上有两种相反的态度与教会乐观而又踏实的态度不合∶怕谈合一及认为不值一谈。前者是要维护传统，以希腊及苏俄的东正教为主，他们怕的是合一运动沦为俗化运动，教会只关注现世的事。世界政治局势果然使这警告有其意义，但与现世脱节而生活于时空之外也不是教会完成使命的途径。
至于认为不值得再谈合一的是一些青年激进派他们认合一的障碍已不复存在∶过去的让它过去好了，道理并不比行动重要，制度问题在今日已不为人重视，教会不应关闭在自己内，却应共同答复世界的要求。这显然是以高大美丽的理想遮掩了事实的真相，因为历史常有照明作用，不让人在黑暗中乱闯，道理是生死的关键，能支配整个人的生命，最后教会不能不有其制度，因为教会如果愿服务世界，必须有它自己的面貌，并日益忠于它自己。
2. 以合一的态度来谈信理的方式，在大公主义法令的第11号有很好的指导原则。我们应爱护真理及其完整，应表达的深刻准确，使对方能懂，最后神学家还该注意，在天主教的训诲里，真理能有等级，不是所有的真理都与基督信仰的基础有同等的关系。梵二“启示宪章”的书写过程说明教会以行动实践了它所提出的原则。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大公会议拒绝受理一项文件，即所谓“启示的两个源流－圣经与传授”的教义宪章。比国主教Emile Josef de Smedt代表促进基督徒合一秘书处发言，说该文件与大公精神背道而驰。他解释道，一个真正的大公文件不仅顾到所言是真是假，还该顾及讲解的方式，使得别人能正确地了解。其后教宗若望不允许将被拒的文件交回起草该文件的神学委员会，却让神学委员会与合一秘书处共同负责审阅修改该文件。这是攸关重大的一刻，由特利腾大公会议以来的反改革运动可谓在此寿终正寝。
3. 基督徒向合一的趋势是极其清楚并不可遏阻的，所有教会的合而为一似乎已为期不远。如果将教会史用仟年来算，那幺第一个仟年大体说来是教会统一的时期，第二个仟年，即由1054年直至今日，是教会分裂的时期，第三个仟年希望是教会重新合一，并在所有基督徒间有完满共融的时期，这希望的确有其神学根据，且属于信、望、爱三德的范畴〈注十九〉。以上是天主教的观点。基督教方面圣公会的Ramsey总主教不久以前曾预言，下个世纪之初天主教与圣公会将会合而为一。
当然并不是谁要吞并谁，而是圣公会将会得到罗马教廷的承认，正像今日东方礼仪的某些教会与圣座合一并共融一样。在台湾的经验也指向这个合一，在各宗教座谈会中，各教派的基督信徒觉得彼此非常接近。中国人一向爱和谐，讲礼让，因此改变态度，努力了解别人并不难。但中国人在道理上喜欢折中〈如三教合一，如折中主义〉，这一方面就不得不有其限度了。因此“大公教育”，促进对启示的了解及和基督教派的讲解，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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