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道教自产生就与名山结下了不解之缘。道教名山往往关联着许多民间传说和奇闻趣事，包含着丰富的道教文化，吸引过无数的文人雅士前来观光游览。记述道教名山沿革、古迹、人物、风俗的书籍称为道教山志，它是道教名山人文魅力的载体和传播者。
记述宫观飞仙
道教山志可视为地方志的支流，属史部地理类。其源头可追溯至《山海经》，南朝宋道士徐灵期《南岳记》（已佚）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山志。中唐道士李冲昭《南岳小录》、李归一《王屋山志》、卢鸿一《嵩山记》、晚唐五代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等志书则是唐代道教山志的典型代表。这些道教山志大多篇幅短小，着重记述宫观与成仙飞升之事。宋、元、明、清四代是道教山志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数量多，地域广，而且志体完备，内容丰富，可谓盛况空前。明《道藏》存宫观山志30余种，《藏外道书》收明以后山志20余种，《中国道观志丛刊》收历代宫观山志50种，《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收录45种。除去重复，诸书所收当在百种以上。
道教山志作为道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但其编纂者往往是久负文名、学养深厚的道士或隐士，也不乏文人士大夫参与其中。加之志书旁征博引，收录了许多文学作品，既汇集整合本山高道所作诗文碑刻，又搜索网罗历代文人墨客的题咏吟唱。因此，道教山志也呈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辑佚总集别集
道教山志中部分文献来源于宫观所藏墨迹、名人题壁之作及石刻碑记，其中不少文献为其他总集、别集所阙载，可作辑佚之用。例如，道教山志所收宋人诗歌，相当一部分未被《全宋诗》载入，如陈田夫《南岳总胜集》中的张佐尧《题衡岳观》、曹希蕴《题谢先生白云庵》、李思聪《咏光天观》；谢希桢《华盖山志》中的乐史《登华盖山》；李榕荫《华岳志》中的宋太宗《诏华山处士陈抟》《复召陈抟》及《赠华山陈希夷》；董天工《武夷山志》中的黄希旦《宴仙坛》、林栗《武夷纪游》、叶采《游武夷》；宋广业《罗浮山志会编》中的陈尧佐《孤青观二首》及《题中阁二首》、祖无择《游罗浮》及《罗浮山行》等诗。
宋末元初邓牧《洞霄图志》引用了大量方志、诗文、金石碑刻等文献资料，部分文献仅靠该书得以流传，因此，可以利用该书对其他文献进行辑佚。其中所收宋孝宗赵眘《古涧松》和南宋道士朱真静《题大涤山驯虎岩壁间诗》，即为《全宋诗》和《全宋诗订补》所遗。南宋道士陆维之《酹江月》（远山一带）则为《全宋词》所未收。宋代徽宗、高宗、宁宗、理宗、度宗的数篇“制”和“敕”均可补《全宋文》。沈多福《洞霄图志序》和李洧孙《洞霄图志后记》也不见于《全元文》。《茅山志》卷十五中的赵孟頫《上清传真图序》一文，不见于《松雪斋集》及今人整理之赵孟頫集。清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三曾言：“三百年来，此辈（宦官）善诗文者盖寡。予为搜访，仅得六人焉。此外若杨友、吕宪、戴义、李学辈，虽间有诗句流传，多不成章。虽欲广之，而未得也。”朱氏晚年曾勤力搜访明代宦官的诗作，仅得龚辇、张瑄、傅伦、王翱、张维、孙隆六人的八首诗，而在明代武当山志中保留的扶安、龚辇、吕宪、戴义、李学五位宦官题咏武当山的诗作均为朱彝尊所未见。吴宗慈《庐山志》收录二千余首诗，其中，唐代杨载、江为、裴谟的数首庐山诗，为《全唐诗》失收；近代同光体代表人物陈三立早年来庐山所作诗二十一首，也未见收于其《散原精舍诗集》。
校补诗文字句
道教山志中所载文学文献，还可用于诗文字句之校勘和补注。《全宋诗》卷八四一据《永乐大典》录陈良《雪中浴冷泉示诸友》，而此诗的最早出处《洞霄图志·人物》则作“陈良孙”，孟宗宝《洞霄诗集》和厉鹗《宋诗纪事》也如是，可见《全宋诗》记载为舛误。《茅山志》卷十五所收元代著名诗人揭傒斯的《京师赠刘尊师二首》，其首句分别为“天书三聘出山来，南望三茅日几回”和“知君用意世难闻，常恐山门污白云”，现存揭傒斯诗文集各本均作《赠茅山刘尊师》，并将“三茅”作“金陵”，“知君”作“深知”，“世”作“俗”，“污”作“涴”。这些异文在今人校注的《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校勘记均未引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太祖文集》所收录朱元璋御制《岱山高文》缺其末段，而明《泰山志》则存其缺失的19个字。
又如，赵孟頫曾见李白为道师胡紫阳所写墓志铭，其《松雪斋文集》卷九《隆道冲真崇道真人杜公碑》中云：“太白为紫阳铭墓，援笔何辞？”检前代李白全集，均未收录该文，而《茅山志》卷二十四收录李白《唐汉东紫阳先生碑铭》，成为研究李白求仙学道的重要文献，直到清人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始辑入。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王琦《李太白诗集注》等多处可见征引《南岳志》《泰山志》《嵩山志》等进行诗文注释。
渲染文学色彩
山志某些内容具有较为浓重的文学色彩，可将其视为文学作品来欣赏。南宋道士杨智远《梅仙观记》主要记述梅福修道成仙事，以及梅仙山残存之梅福遗迹。全书所包含的“梅仙事实”“碑文”“宋敕诰”“题咏”四部分均属文学作品。邓牧《洞霄图志》，文字平易质朴，叙述平缓，将大涤山的山山水水、历史沿革、宫观建制等内容表述得清晰明白。张辂《太华希夷志》，语言通俗流畅，间以直白无华的诗词点其睛，在促进道教义理传播的同时，也彰显了宋元时期平淡的文风倾向。罗霆震《武当纪胜集》甚至是一部由209首题咏组成的诗体山志。
道教名山物华天宝，山中峰峦叠嶂，树木葱茏，碧水常流，道教文化博大精深，又赋予它们更多的灵秀与内涵。道教山志对其中的山、峰、洞、水、坛、石桥、亭等自然景观的描写清丽秀逸、绘景如画；娄近垣《龙虎山志·山川》云：“九十九峰，峰峰奇迹；二十四洞，洞洞仙踪。”这些壮丽的自然景致经过富含道教色彩的夸张渲染，显得更加空灵神奇、优美动人。山川风物的来由及命名，往往归结为仙人、道士施展法术的结果。如明代陈梿《罗浮志》记载：“浮山乃蓬莱之一岛，尧时洪水所漂浮海而来，与罗山合而为一。”将罗浮山与蓬莱仙岛附会在一起，自然添加了罗浮山的神奇仙缘，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道教山志中人物传记的文学性更加突出。人以山而垂世，山以人而扬名。明嘉靖《齐云山志后序》：“凡名山必以人显，志山而不志人，不可。”道教山志都记载有相关高道、神仙的事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一四七甚至称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皆神仙幻窅之言”，金代王处一《华山志》“皆载华山神仙故事”。道教山志中带有道教色彩的传说故事某种意义上可看作“山志小说”，包括仙真传记、高道轶事等。这些山志小说带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和较强的传播效应，正如娄近垣《龙虎山志·人物》所云：“山川锁不歇之灵，世递世而征瑞；人物标出世之迹，代承代以胜芳。”《罗浮山志》中的黄大仙传说、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之榔梅仙翁传说等，均是由道教山志生发最终广播的仙话。
文以山生辉，山以文益秀。道教山志作为一种文本，既是文化的载体，能起到承载和传播道教文化之效；又是道教文学的重要渊薮，从中可以获取许多与道士相关的创作资料，包括对景观生动形象的描绘，对山水灵性的虚构，诗词歌赋的引用，神话传说的点缀等。道教山志不仅在道教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突出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
名山名寺名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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