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婷子、杨伊
英格兰北方
英格兰北方是英国一个具有显著地理、经济和文化特点的区域，也是教会历史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中心。它是中世纪早期“黑暗时代”里的一盏明灯，经历了宗教改革前后的波折，也见证了基督教信仰怎样面对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一系列挑战。它孕育了比德、威克里夫、威伯福斯、戴德生、莱尔等著名人物。本讲座将讲述基督教信仰对英格兰北方的影响，并探讨这一区域在教会史上的重要地位。
前 言
“新英国史”的兴起及其问题
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传统英国史的书写多是“英格兰中心主义”的，以“history of England”作为标题，正文内容里一章写苏格兰，一章写爱尔兰，威尔士的篇幅少之又少或忽略不提。这种做法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受到了批评和纠正，特别是在“新英国史”兴起之后。
新西兰历史学家波科克（J.G.A.Pocock）曾说：“我们有的不是英国（Britain）的历史，而首先是英格兰（England）的历史，威尔士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以及（乔治三世时期）的美洲人只有当他们的所作所为想要扰乱英格兰政治的主旨时，他们才会作为边缘人群出现。”
此后，有关英国历史的书写就发生了变化，采取更加整全的历史观，强调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在整个英国历史当中的作用，特别是在90年代，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权力下放后。不管我们是否去过英国，也都会知道英国由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四个地区组成。但不少人对这样的格局存在误解，认为每个部分各占四分之一。但其实认真看过分布图的时候就能明白，英格兰从占地面积再到人口都占有一定的主导地位。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四个部分的叠加来看待整个英国，这样会忽略英格兰内部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英格兰被分为南北两部分，其分界线因人而异。我就列举一下大部分英国人都会承认的北方的主要城市：包括曼彻斯特（Manchester）、利兹(Leeds), 利物浦(Liverpool), 纽卡斯尔(Newcastle), 约克(York), 谢菲尔德(Sheffield), 卡莱尔(Carlisle), 赫尔(Hull), 达勒姆(Durham，杜伦）。英格兰北方有明显的地理特征，主要山脉有奔宁山脉（the Pennines），从南到北将英格兰北部分为东西两部分。南部则地势平缓。
文化差异与贫富差距
英格兰北方语言和南方有很大的不同，与传统的英音不太一样，北方有属于自己的方言和发音特点。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75岁前的死亡率比南方高20%，就连新冠的死亡病例都是每10万人多12.4例。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权利上也是相对较弱的一方，在牛津本科国内新生的录取率15%来自北方。相比之下，来自南方和伦敦的录取新生就占了一半。前几年《经济学人》刊物上有这种说法“其他国家有贫困的地区，英国则有贫困的一半。”
虽然现在英格兰北方的发展有些衰败，但是在历史当中尤其是从基督教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则不然，那里曾出现过不少名人，我在这里列举几位：比德（Bede the Venerable）, 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 尼古拉斯·里德利（Nicholas Ridley）, 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莱尔主教（J. C. Ryle）, 赖特（N. T. Wright）。
一、英格兰北方基督教的起源
公元前在英格兰生活的人们，统称为凯尔特人。凯尔特人在当时欧洲算是分布非常广的群体，是由语言文化风俗很相似的群体而组成。最远的分布在今天的小亚细亚，就是新约《加拉太书》里面的“加拉太”，意为“凯尔特人或高卢人的地区”。凯尔特人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今天在英格兰生活的凯尔特人，当时被称为“Britons”。
Britons其实是有很多自己细小的部落，这些部落之间并不团结且又连年征战。罗马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为了夺取当地的自然资源，各个攻破，征服了不列颠岛的南部。在2世纪的时候修筑了哈德良长城，到今天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边界。这个地方后来对罗马来说，有点大，不便于管理。
3世纪的时候将不列颠分为两个省，上不列颠省和下不列颠省，上不列颠省的首府就是今天的城市伦敦。下不列颠省在北方，其首府就是埃伯拉肯（Eboracum）。Eboracum这个词经过演变保留了Y和R,K的音，到中世纪时期就变成了约克（York）。到后面在这个地方还发生过很重要的事件，如君士坦丁称帝起兵。但是到了公元5世纪410年的时候，罗马的政治军事形势变得越来越恶劣，罗马人觉得无法再继续管理，随后就把军队和人民都撤走了，将Briton这个地方留给了各个部落。
那基督教从何时起影响到了当时的不列颠呢？其实，彼时不列颠作为罗马的部分，接受基督教并非稀奇。有一些文物被发掘出来，今天的曼彻斯特曾出土过一个公元182年的萨托方块，陈列在曼彻斯特大学博物馆内。导演诺兰拍摄的影片《信条》曾通过此获得灵感。如何解读它是基督教的文物呢？将方块上的字重新排列组合后出现“我们的父”的拉丁文，剩下的字母“A”和“O”可以对应《启示录》中的“阿拉法”和“俄梅戛”。
不过仍有少部分人对此存疑。让人感到惊喜的是对于Viodolanda圣杯的考古发现，这透露出，公元5世纪的时候，罗马人撤离不列颠，但基督教并未随之消失，仍有人在信奉基督教。其碎片上的涂鸦并未被完全破译，上面可以看到天使的形象、十字架等基督教的标志。
还有一个是与英格兰北方有关的帕特里克（Patrick）的传说。一些影视作品让我们看到，美国的爱尔兰人会庆祝圣帕特里克节 (Saint Patrick's Day)，因为帕特里克是带领爱尔兰人改信基督教的圣人。帕特里克原不是爱尔兰人，他年轻的时候被爱尔兰海盗抓到了爱尔兰，做了几年的奴隶后逃了出来。后来看到异象，引导他把基督教传回到爱尔兰。对帕特里克的出生地也争论不休，最可靠的一个说法是在英格兰西北部Cumbria郡的Ravenglass，因为这里就是海边，他被海盗抓走的可能性还是相对较大的，其他地方离海岸较远。
帕特里克将福音传到爱尔兰之后，慢慢地当地人走出去也开始传播福音。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在公元6世纪（563年），爱尔兰人Columba在苏格兰Iona岛建立了修道院，这对于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尤为重要。这大概就是英格兰北方早期基督教的起源，有传说也有实物，在罗马人来之前或是走后，基督教在这片地区都有广泛的传播。罗马人撤离后，形势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Northumberian文艺复兴的背景。
二、诺森布里亚文艺复兴
盎格鲁—撒克逊人迁徙与基督教化，盎格鲁—撒克逊入侵（5—6世纪）
在上面我们讲到Briton这个民族有很多个小部落，部落之间会相互攻伐，也会和以北的皮克特人发生冲突。有史料记载，他们去欧洲大陆找雇佣军，就是日耳曼部落Angles（盎格鲁）、Saxons（撒克逊）和Jutes人来不列颠替他们应战，但是这些部落却反过来鸠占鹊巢了，将英格兰占为己有。这些凯尔特人（Britons）就逃往威尔士、英格兰南部的Cornwall、法国西北部的Brittany等地。
日耳曼人在不列颠建立了七个国家，北部有个政权是诺森布里亚（Northumbria），还有其他小的政权依附于大的政权。于是此地也不再被称为Britain，而是被盎格鲁（Angles，拉丁文Anglia）取代了，慢慢就演变成了英文的英格兰（England）。
罗马传教与凯尔特传教（7世纪）
这些日耳曼人在开始并不信奉基督教，而是信奉日耳曼人传统的异教。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就有不同地方的基督徒想要将信仰传给这些新来的日耳曼人。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罗马教宗格里高利派遣他的好朋友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在公元597年从罗马来到英格兰并建立了大主教的座位。且在625年，Paulinus在Eboracum（今天的约克，York）也建立了大主教座位，但他在英格兰北方的传教并不顺利，随后又回到了罗马。
最后是Iona岛上的有着爱尔兰凯尔特背景的修道士将基督教传了出去。据史料记载，诺森布里亚一位落难的王子躲进了Iona修道院里，并接受了基督教。复国之后，他对岛上的修道院发出邀请，希望把基督教传给他们。在634年，有一位名叫Aidan的爱尔兰修道士从岛上来到了英格兰北部，并且在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建立了修道院。
从上文我们看到，有两拨人传福音给英格兰，一部分是从罗马出发，以坎特伯雷作为据点向北；另一部分是从爱尔兰、苏格兰过来的以林迪斯法恩作为据点向南。这两拨不同的人在关键的信仰问题上是相同的，比如三位一体、耶稣的神人二性等。
但是在具体做法上有些差异，毕竟爱尔兰人未曾被罗马统治过，后来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侵入，凯尔特人的教会与西欧的教会断绝关系联系长达一两百年，因此有所不同。比如复活节日期的推算、修道士的发型等。复活节日期推算的问题在当时争议比较大，因为会直接影响到其他节日的日期。所以664年的时候，在英格兰北方的Whitby开了一个会议，凯尔特的教士就接受了罗马教会的权威和做法，实现合流。
向欧洲大陆传教
在“英格兰北方的使徒”Aidan的影响下，英格兰北方的人们都接受了基督教。于是开始向外传教，走向欧洲大陆，尤其是未接受基督教的荷兰、德国西北部的弗里西亚地区，诺森布里亚的教士包括Willibrord(Utrecht主教)、Willchad（Bremen主教）就到那里传教。今天荷兰的乌得勒支和德国不莱梅的第一任主教都来自今天英格兰北方的诺森布里亚地区。
Northumberian文艺复兴（8世纪）
除了宗教，在这段时期，英格兰北方在文化上也处于繁荣的状态。比如，林迪斯法恩福音书，这是8世纪的时候林迪斯法恩修道院里的修道士手抄的四福音书，现存于大英博物馆，为英国的一级文物，从其手稿的笔法和使用的颜色可以看到凯尔特风格。《英吉利教会史》的作者比德，他是英格兰北方的修道士，继承了罗马传统，在写作的时候会有立场偏向，但他深受敬重。他被称为英格兰历史学之父，类似于希罗多德在希腊和司马迁在中国的地位。
比德和其他两位历史学家不一样。前两位主要将在各地游历的见闻整理后成为史书，比德一生未离开修道院，写作方式主要依赖于查考资料，这类似于今天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著作也是在修道院里面完成的，其影响力在中世纪的时候遍布整个基督教世界，很多人都知道其巨著。英格兰北方诺森布里亚文艺复兴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英格兰本地，还向外扩散，约克主教堂图书馆在当时是仅次于罗马的欧洲第二大图书馆。
约克主教堂的学者Alcuin曾向比德学习，他是中世纪早期加洛林文艺复兴（比诺森布里亚文艺复兴稍晚一点）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在罗马皇帝查理曼的宫廷里面成为了当时的宫廷教师。他还创造了加洛林小书法体等，在当时欧洲大陆是很有影响力的文化名人。
维京人与英格兰北方（9至10世纪）
诺森布里亚文艺复兴的盛况并没有持续很久。9世纪的时候欧洲开始出现了来自北欧的维京人，他们开始劫掠和袭击很多沿岸地区。其开端就是公元793年维京人袭击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修道院，因为当时修道院建立在海边，很多修道士被杀，林迪斯法恩福音书也差点被毁。维京人对文字不感兴趣，只是把书上的珠宝盗走了，所以文物才幸免于难。
到了9世纪的后半期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865年至878年维京大军入侵，他们不再是过来抢掠东西，而是有大规模从丹麦过来的侵略者建立了建立Danelaw，就是丹麦人的统治区。虽然英格兰人勉强抵御住了维京人向南的扩张，但还是要接受维京人的统治和称臣纳贡。尽管如此，维京人也有一个必须要接受的条件，就是接受基督教。因为修道院屡次遭到维京人洗劫，在875年的时候实在很难继续留在这里。
随后修道士们带着修道院院长的遗骸从林迪斯法恩修道院迁往今天的Durham（杜伦）并定居下来。10世纪的时候英格兰彻底将维京人赶了出去，可是维京人的骚扰一直持续。英格兰也在北方努力地恢复着政权，所以这段时期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与之相应的是文化也逐渐在衰落，甚至York主教堂的图书馆也被毁了。
林迪斯法恩福音书在10世纪有一个Aldred的古英语“译本”，他是将每一个拉丁文对应的古英文标注在上面。他的标注和威克里夫等翻译英文《圣经》的学者们不一样，标注不是为了让大众明白《圣经》，而是因为当时文化衰落，修道士们对拉丁文不太熟练，标注古英文是为了方便修道士读解《圣经》。这是北方衰落的体现。
再后期，英格兰北方的日子也还是难熬。公元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征服英格兰，在黑斯廷斯战役中击杀了当时的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但英格兰北方很多人反对威廉公爵的统治，甚至勾结从挪威和丹麦来的统治者进行反抗，所以威廉在1070年对北方进行蓄意破坏，即Harrying of the North，其军队焚烧村庄、屠杀居民和牲畜。
这个浩劫，使英格兰北方的人口减少了75%（减少不意味着死亡，也有逃跑的），很多村庄因此而彻底荒废。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记载了每个村庄的人口和牲畜都，而英格兰北方很多地方都标记着“vasta”（荒废）。由此可见威廉是采用了很多残暴的手段实现了对英格兰北方的控制。
诺曼征服后的北方教会
在诺曼征服之后，北方有很多的荒地没有开发，修道院便成了拓荒的主力军，在Yorkshire郡北部建立了塞尔比修道院（Selby Abbey）。这与凯尔特人建立的修道院不同，他们的修道院是有地产的，不仅包括建筑还有很多的土地。最典型的便是1132年建立的喷泉修道院（Fountains Abbey，在今约克郡Yorkshire北部）。这是西多会（熙笃会）的修道院，他们对开垦土地兴趣浓厚，有很多地产。这是英格兰最大、最富有的修道院地产，占地200公顷（宗教改革时期被没收了）。当时的国王利用修道院开发北方的土地（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北方两个关键的主教职位，一个是受罗马影响的约克（York）大主教，另一个是杜伦（Durham）主教，这两位在今天的英格兰国教里分别排名第二和第四，第一名和第三名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伦敦的主教。这些主教的职位，并不是为了服务当地的教会，更多是为了服务诺曼统治者。因为York大主教有很长时间是需要待在伦敦国王的宫廷里面来服务的，作为国王的谋臣，于是在12世纪之后便在伦敦购置了房产，房子的名字是York Place。
宗教改革时被亨利八世没收了，重新装修后漆成白色，成为“白厅”（Whitehall）。白厅曾是欧洲最大的皇宫，直到17世纪末被火烧掉。但是白厅宫边上的街还在，所以英国重要办公的地方都还保留在那里，包括唐宁街的首相府和财政部。现在的白厅就相当于中国的中南海，是中央政府的代名词。但它原来却是约克大主教在伦敦的驻地。Selby Abbey的地产也是在宗教改革后被没收，之后作为堂区的教会被留存下来。2015年，华语乐坛流行歌手周杰伦的婚礼就是在此修道院中举行的。
很多的约克大主教可能一生都未曾到过约克，最典型的就是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前夕的沃尔西大主教，他死于去约克的途中。杜伦的主教却经常在杜伦，但是他们的角色很值得玩味，不仅仅只是主教身份，还长时间被英格兰国王作为对苏格兰作战前线的封疆大吏，中世纪的时候被授予“御准特权郡”（County Palatine）的地位，有在特权郡行使国王司法的权力。但这个权力不是为了服务当地百姓，而代表国王控制英格兰北方的战略要地。
在诺曼征服之后，有好几位杜伦主教都是由从欧洲大陆带过来的外国人来担任，一般是国王信任的人，罗马教廷和英格兰国王还经常因为由谁来出任这个职位而出现争议。这与中世纪出现的主教续任权之争类似，都是让主教充当诸侯来控制所管辖的地区，将这个职位分给教职人员的好处就在于其独身，不会因为后代的原因而造成与君王离心，这较将土地分给封建贵族有优势。这个封建的权力直至19世纪的时候才结束，当时的杜伦主教除了教会内部的权力，同时还有地方的司法权和行政权。
三、宗教改革前后的动荡
前面所讲的是诺森布里亚文艺复兴之后，英格兰北方一步步走下坡路的过程。中世纪的时候，英格兰南方还成立了牛津和剑桥大学，北方曾是繁荣的学术和文化中心，但之后衰败了，直到1830年之后才有杜伦大学。这是中世纪的部分，接下来讲宗教改革前后的动荡。首先要提的是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1328-1384）和罗拉德（Lollardy）运动。威克里夫是英格兰北方人，生于约克郡（Yorkshire）一个叫Hispwell的村庄。
他牛津大学教授，曾著书反对当时教会的许多信仰与做法，强调《圣经》与民间语言。他的追随者被称为“Lollards”，Lollards是指他们的喃喃自语的声音，是不会拉丁语的民众用喃喃自语发出的英语声，他们用这种方式向民众传扬威克里夫的新思想。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威克里夫的罗拉德运动是英格兰南方的运动，因为罗拉德运动的史料都还保留在英格兰南方。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坚持认为罗拉德运动在北方的行动和影响被低估了，被低估的原因是南方有很多罗拉德运动相关的人被捕。
当时发生了宗教审判，宗教审判和运动本身具有关注度，反之在北方的相关人员可能未遭遇被捕的事件，有幸存者偏差。但还是在北方发现了关于威克里夫的资料和文献，特别是威克里夫的著作，杜伦主教堂收藏较多，罗拉德派的不少文本也在北方被发现。还有就是William Thorpe牧师因为传播威克里夫的思想，从北方被捕抓到南方去受审（William Thorpe牧师原是北方人）。
William Thorpe牧师受审的证词、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对话被以拉丁文的形式记录下来，后于波西米亚（今捷克）的布拉格被发现。所以威克里夫和胡斯并不是英雄所见略同，乃是波西米亚确实有人接触到了威克里夫的思想，而关键人物就是 Thorpe。
著名宗教改革史学者A.G.Dickens发现，16世纪初，即宗教改革前夕，罗拉德运动在北方有持续影响，并与欧洲大陆影响相结合。这位学者的证据是在教会法庭看过档案材料，包括有人临死前的遗嘱里谈及向三位一体的上帝祷告，但向圣母和圣徒祷告的文字却突然消失不见，甚至还有冒犯圣体的事件，这说明他们并不相信中世纪天主教会所讲的圣体“化质说”。
这些都证明罗拉德派运动和威克里夫的思想曾在北方被传播。Dickens说：“想要对英格兰宗教改革进行历史理解的学者最好少考虑一点马丁·布塞（Martin Bucer）、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甚至克兰麦(Thomas Cranmer) , 而稍微多考虑衰退却根深蒂固的罗拉德派运动，后者因为与欧洲大陆新教的接触而重新活跃起来。这一假说在约克教区的档案中得到有力的支持。”他提到一个重要观点，即我们对于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认识不一定只围绕着国王和神学家。如果从更加草根的视角来看，会看到威克里夫在北方遗传下来的影响。
对宗教改革的抵制
关于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我们大体的认知都是从英格兰南部开始入手的，是从宫廷、国王亨利八世离婚，甚至是从神学家们的努力来看待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视角放大到北方，会发现在北方也发生过很强烈的对宗教改革的抵制。在亨利八世时期，亨利八世因为自己离婚案的原因要脱离罗马教廷，想自己来担任教会的元首。一些人也想在教义和礼仪方面进行改革。
但是在1536年的北方发生了林肯郡（Lincolnshire）起义，到后面演变成更大的反抗运动，1536至1537年的求恩巡礼运动（Pilgrimage of Grace）人数接近5万，席卷英格兰北方的约克郡（Yorkshire）、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坎伯兰郡（Cumberland）、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和兰开夏郡（Lancashire）。他们反对的理由，不是针对国王，而是认为国王身边有奸臣，就是托马斯·克伦威尔和托马斯·克兰麦这些人。
这些参与反对运动的人们声势浩大地向南部进发，路上遇到了国王派来的议和人员，询问北方运动参与人的诉求。北方人提出，希望首先要取消宗教改革措施，恢复小修道院财产，国王放弃教会元首称号并且在北方约克也可以召开会议，让北部的人们也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不要总是被代表。国王的代表表面虽然答应下来，后面却石沉大海，致使北方求恩巡礼运动更为激进化，最后遭到国王的残酷镇压。
罗马天主教在北方的延续
宗教改革之后，罗马天主教在英格兰北方仍有延续。1586年，在约克发生了玛格丽特·克里瑟罗（Margareta Clitherow）殉教事件，她因藏匿了耶稣会的教士而被当局处死。1605年约克郡人士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与火药阴谋，他想要在英格兰国王去伦敦议会大厦开会的路上用火药将其炸死，结果被捕。
英格兰每年在11月5日都会举行篝火来纪念此事，会有人焚烧盖伊·福克斯的肖像或者戴上面具假扮他，电影《V字仇杀队》里男主角V所戴的面具就是当年盖伊·福克斯的形象，不少人将其视为匿名反抗强权的象征。然而真实的盖伊·福克斯也没有那么大义凌然，他在临死前求情但还是被处死了。由此可以看出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在北方仍有影响。后来有学者统计了18世纪初英格兰各地天主教徒的比例，其中北方人数较多，甚至在兰开夏郡的比例超过了20%。
北方的清教/不从国教传统
除了天主教，清教徒、不从国教传统在北方也有影响。苏格兰改革者约翰·诺克斯（John Knox，1514-1572）于1549年至1553年在贝里克（Berwick）与纽卡斯尔（Newcastle）的英格兰国教会牧会并卷入1552版公祷书的争论。
诺克斯之所以卷入争论，是因为这个版本的公祷书在领圣餐的时候还留有下跪的礼仪，他就提出异议说这样的礼仪是不是有偶像崇拜的嫌疑。此异议引起了当时国教会的紧张，克兰麦解释说这与偶像崇拜无关，也没让圣餐的性质发生变化，并特别在1522年的公祷书里加了一个临时的说明，表示领圣餐时下跪是为了保持领圣餐时的秩序。
诺克斯在英格兰北部有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并随之到了日内瓦，就是他的岳母。她认可诺克斯的主张，与诺克斯的通信成为了重要史料。英格兰的清教运动（特别是长老会派）并没有获得成功，特别是1662年最新版公祷书公布之后，改革英格兰国教会的希望彻底落空，清教徒就变成了不从国教者。但是他们在北方还是有很多的发展。在对不从国教者的逼迫放松之后，有人开始要建立教堂进行崇拜，于是长老会派于1674年在利兹（Leeds）建立了Mill Hill Chapel，后成为独一神教派的教堂。到了19世纪，除了天主教徒，英格兰北方不从国教者的人数也明显多于遵从国教的人数。
北方不从国教的文化事业
英格兰北方不从国教者除了有自己的教会，还有文化事业。当时的牛津和剑桥只招收国教徒，大学教育被国教垄断，所以很多不从国教者成立了自己的学院（dissenting academies，在当时并不被国教认可）。虽然按当时来讲是属于非法办学，但是政府当局并没有插手进行管理和干预。例如：1757年在建立的沃灵顿大学（Warrington Academy），后搬到曼彻斯特，成为曼彻斯特学院（Manchester College），1996年并入牛津大学（Harris Manchester College）。
因为在当时的大学里面是不做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但是不从国教者对自然科学有很多研究，曼彻斯特学院为此提供了研究的空间并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如：在18世纪的约瑟夫·普利斯特利(Joseph Pirestley，1733-1804)，他是化学家，制作碳酸水，其重大贡献是发现“脱燃素空气”（氧气）和其他气体（1772发现了二氧化碳，1773年发现氨，1774年发现二氧化硫）。他虽然成长于长老会背景的教会，但后来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成为了英国独一神教派的创始人（Unitarianism，独一神教不相信三位一体，推崇理性）。
该教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对大西洋两岸的影响较大，包括美国19世纪初的哈佛神学院也是独一神教派色彩较为浓厚的机构。曼彻斯特学院还有一位老师叫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他是贵格会成员，著名的物理学家，发现了红绿色盲，研究气体压强，提出原子理论。约瑟夫·普利斯特利和约翰·道尔顿都是北方不从国教派的代表性学者。
这就是宗教改革前后，天主教和不从国教在北方的一些影响。
四、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
英格兰北方是工业革命的摇篮，那里资源禀赋，煤矿和铁矿距离不远，附近的奔宁山脉有随时可使用的水力资源，可驱动机器或进行运输。当地又有发达的纺织业，特别是西北部的兰开夏郡，开始是以农民的手工业起头，一般农闲的时候会从纺织商人那里拿过羊毛等材料自己在家做，最后把成品卖给前去收购的纺织商人。
18世纪发生了较大的技术变革，比如飞梭、珍妮纺纱机和骡机等，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但这些纺织机器价格昂贵，一般家庭没有购买能力，于是纺织业就慢慢从家里的手工变成了到工厂里打工的工业。英格兰北方的运输也有很大的改变，包括道路修缮、挖掘了很多运河。19世纪初通了两条铁路——Stockton-Darlington铁路（1825年Durham郡）和Liverpool-Manchester铁路（1830年）。这些都发生在英格兰北方，当时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模样。
另一个背景是英国在全球势力的扩张，特别是纺织业需要有原材料，不仅需要羊毛还有棉花，以及海外市场，所以介入到了全球体系之中，英格兰北方跟国际的联系也密切起来。比如，利物浦的唐人街在19世纪中叶就出现了，这不仅是英国还是欧洲最早的唐人街。这样剧烈的变化对英格兰北方带来了显著的影响。
从16世纪到19世纪，英格兰人口排名前十的城市出现了变化。刚开始北方的城市较少。但到18世纪之后，北方一些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多，比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他们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就跻身英格兰前十大城市，其发展速度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深圳可以相媲美。
城市化背景下循道宗运动
城市化会带来社会变动，对于宗教信仰也有深刻的影响。首先谈一下循道宗运动，与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有关。他出生于林肯郡（Lincolnshire）的Epworth，也算是英格兰北方人，但是他很多时候在南方，包括在牛津上学，于伦敦和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人在一起。1738年之后，他开始在英格兰各地的国教会内部建立循道宗团体。
卫斯理最初是国教会的牧师，也一直采用旅行布道的方式，骑着马到处布道，据说他走过的地方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他这样的方式在当时受到了很多教会人士的排挤，不让他在自己的教会和堂区里面布道。但是卫斯理却讲出了很著名的一句话：“我将全世界看作我堂区（I look upon all the world as my parish）”。这句话我们其实可以放在城市化的背景下来了解。因为从当时城市化的剧烈变革来看，教会很难跟上时代城市变化的节奏。
所以从卫斯理一生的轨迹可以看出北方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快，出现了很多新兴城市，而约翰·卫斯理在1743年之后在北方的旅行增多，会有很多以前堂区制度兼顾不到的地方，曼彻斯特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最初只是一个几千口人的村庄，但是在一百年的时间里面成长为英格兰的第二大城市。但是当地的国教会也就一个堂区的教堂，根本没有办法服务那么多人群，所以也就能够理解约翰·卫斯理为什么越过国教会，用布道旅行的方式来服事。
今天的英格兰国教会也面临堂区制度的问题。有人认为，不少地区没有那么多信徒，却还要维护当地的建筑和供养牧师，不如将其优化。但有人认为，如果某些地方没有教堂，那如何号称自己是国教会呢？所以存在较多争议。教区设置也相对较慢，英格兰北方城市的人口增多之后，到了19世纪才将其升格为主教区。包括我们所熟知的莱尔主教，他所在的利物浦也是到了19世纪末才成为主教区，曼彻斯特也如此。
因此，循道宗走在了国教会体制的前面。曼彻斯特对于卫斯理来说是较为重要的地方，他一生造访了15次之多，在他的日记里有记载。卫斯理在曼彻斯特建造的教堂后来成为了循道宗在当地的地标建筑。若研究循道宗的历史，曼彻斯特大学也有不少有关循道宗的档案，特别是19世纪有一段时间，英格兰循道宗的神学院就在曼彻斯特。从循道宗的地理分布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即不同时期不同支派循道宗的分布比例，在北部较为集中，从卫斯理去世的1791年到1821年，在曼彻斯特周围集中了很多循道宗信徒。
卫斯理在约克郡西部的Barnsley
卫斯理不但去过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还到过小地方，比如他一生经过Barnsley小镇至少20次，但不一定每次都到那里布道。他对此地印象深刻，1786年的日记上写道：“我转头去了以前各式各样恶事闻名的Barnsley。他们当时就要把任何循道宗传道人撕成碎片。现在，连狗也不敢摇舌。我在集市附近向非常大的一群会众讲道，我相信真理沉入了许多人心中。他们似乎饮进了每一个字。神将来肯定会在这个地方有一群子民。”
Barnsley也慢慢有了属于循道宗自己的教会，教会当中一个骨干人员名叫“詹姆斯·泰勒”，这名骨干人员的曾孙就是“戴德生”。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他就是在循道宗背景的家庭长大的。直至今天在Barnsley里还有很多纪念戴德生的标志物，还特地用中文书写，所设置的观光项目也是中英双语，来记录戴德生在当地的行迹。内地会创办150周年时，他们还邀请了戴德生的后人戴继宗参与当地举行的纪念活动。
英格兰北方人与基督教社会改良
英格兰北方人在面对工业化、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上时，滋生出不少将宗教与社会改良相结合的做法。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就是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他生于约克郡的Hull，是当地的议员。电影《奇异恩典》所讲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包括《兄弟相爱撼山河》这本书也是与他有关。他的故居现已被改成了废除奴隶制的博物馆。
另一个有名的基督教政治家是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他生于利物浦（Liverpool），是北方人，曾经四次担任过英国首相。这两位都是在信仰上比较虔诚的人，早年想过当牧师，后来走上仕途，会将个人的宗教信仰与政治活动相结合。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英国的很多城市野蛮生长，工人涌进城市后只能生活在狭窄、昏暗和卫生环境较差的地方，而且工作时间较长。1832年曾爆发过蔓延全球的霍乱，对英国打击较大。但是在这样的境况里，还是有很多基督徒企业家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试图用自己的方法改善当时的状况。
我介绍两位大家不太熟知的人物。一位是Edward Akroyd（1810-1887），他出生于约克郡的Halifax，是家里有工厂的富二代，也是虔诚的国教徒。他一生捐献了很多的教堂，也想将自己的信仰和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他特别关心的就是工人的生活状况。还于1859年建立了储蓄银行Yorkshire Penny Bank，好让工人在收到工资后，将其存起来而不是一拿到手就花费掉，以备不时之需。当时社会上的其他银行并不接受小额储蓄，Penny Bank不一样。他还在约克郡建立了一个以他自己名字“Akroydon（1859）”命名的模范村，给工人提供可按揭购买的优质住房。
另一位是Titus Salt（1803-1876），他生于约克郡的利兹，是纺织厂主、非国教（公理会）信徒。他建立了“模范村”Saltaire（1853）来为工人提供免费住房。而且工人们的住房条件相对来说是很好的，经过规划后有厨房和地下室，以及公共设施包括浴室。社区里还有学校和图书馆，以满足工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但没有他认为会引发社会问题的酒吧。同时也赞助了不同教派的教会建立教堂。他所建立的城市Saltair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它是社会化住房和城市规划的样本。
他们为当时处在工业化和改革化矛盾交织的英格兰北方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恩格斯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英文版序言（1892年）里写道：“这本书里所描写的情况，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英国工人悲惨和贫困的状况在经过包括Edward Akroyd和Titus Salt等一些人的努力之后，已经有所改善。
凯西克（Keswick）运动与世界福音派网络
1875年，国教会牧师Harford-Battersby在西部坎布里亚郡湖区（19世纪的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曾在此写作）的凯西克小镇举办了帐篷大会，并邀请讲员，而后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的特会，并延续至今。当时邀请的重要讲员有：慕迪（D.L.Moody）、慕安德烈（Andrew Murray）、戴德生（Hudson Taylor）、莱尔主教（J.C.Ryle）等。其规模也是越来越大，从1885年的1500至2000人，到1907年发展为5000至6000人。
凯西克运动背后的神学，是受圣洁运动影响较深，将人成为基督徒之后的属灵状况分为两个阶段，加尔文主义者不一定认同，莱尔主教也曾著书批评这些观点。这个运动的神学色彩并不浓烈，所以很多批评者包括莱尔也愿意参与并成为讲员，这很有意思。
Keswick大会的影响力
曾有学者表示：“凯西克或许不能代表所有福音派都在想的东西，但它本质上与世界各地福音派在做的东西可以融为一体。”它可以包容不同神学见解的人，呼吁信徒要将自己的信仰与生活结合在一起，也有很多人因为参加了这个特会而加入了宣教事工的行列。圣公会差会的管理人员Eugene Stock说：“没有哪个传教工作不是欠Keswick一个或更多工人的。”
1880年，戴德生说，内地会三分之二的传教士是因凯西克运动而加入。爱尔兰人Amy Carmichael（1867-1951）就是在凯西克特会上听了戴德生的话而选择海外宣教，先去了日本，因水土不服又辗转到中国，最后她将自己服事的禾场定在了印度，在印度一直做孤儿院的事工长达五十多年，并解救了很多被卖到印度教神庙里要当做妓女的女童，最后在印度过世。她在印度的影响力相当于后来的特蕾莎修女。
这是凯西克运动的影响，其讲员来自世界各地，同时也会动员众人去往世界各地参与事工。并且它也与其他地方的团体有着紧密联系。甚至在100多年前就开始思考关于如何在拉丁美洲开展事工的问题，这是十分超前的。
最后回顾一下本次讲座的内容，讲了英格兰北方基督教的起源，中世纪基督教早期有爱尔兰的修道士和罗马传教士的影响，出现了文化复兴的高潮。然后在中世纪后期开始慢慢的衰落，又在宗教改革时期经历了很大的动荡，天主教、不从国教又留下了很大的影响。18、19世纪又在英国走向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时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个人曾在英格兰北方生活，因此较为关心那里的状况。现在的英格兰北方是一副贫穷衰败的景象，这和英国的去工业化和整个社会的衰落有关。但是从本次讲座的内容来看，英格兰北方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很多重要时期，这些重要时期对世界、教会和社会都起过积极作用。这些时期带有一个特点，其格局很大，并未满足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相反他们会与外界发生联系，愿意将自己的东西输出。
这些正是现在的英格兰北方所欠缺的。他们希望通过一些方法来实现英格兰北方的权力下放，给更多的财政拨款，但这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若能用更为开放的心胸，回顾历史，正如约翰·卫斯理所说“全世界都是我的堂区”，他们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解决方案。这仅仅是一些个人感想。
信仰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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