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荷兰学者小许理和教授的说法，当我们使用首字母大写的Young Turks 的时候，它特指发动了1908 年的革命并执政至奥斯曼帝国完结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而当我们使用首字母小写的young Turks 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指称“青年土耳其一代”。小许理和教授要说的就是，“ 青年土耳其一代”并没有随着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的终结以及青年土耳其党的覆灭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他们一直统治到民主党在1950年上台，所以，在他的《土耳其现代史》的早期版本中，小许理和所说的青年土耳其时代是1908—1950年。如果我们谈论“一战”后土耳其的政治革命或民族独立的话，土耳其的官方史学当然会强调其是凯末尔党人（Kemalist）领导的，而小许理和教授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就是，他研究了凯末尔党人在革命成功之后如何以及为何要抹杀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贡献。小许理和教授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指出，就算凯末尔党人出于建立自身合法性的目的刻意抹杀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贡献，但在本质上，凯末尔党人和青年土耳其党都属于“青年土耳其一代”。这也就是为什么讲凯末尔的革命与改革的时候，我们至少需要从1908 年说起。
1908 年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后，除了延续之前帝国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政策，也开始强调土耳其特性（主要是土耳其语）。之前，哈米德二世所期望的全世界穆斯林大联合比乌托邦还遥远，剩下这些讲土耳其语的人总得找个合适的形式建立认同。在土耳其错误地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作为战败国被欧洲列强“处理掉”之后，奥斯曼帝国彻底终结。现在，土耳其国民就是土耳其人了，没必要再背负奥斯曼的那些历史包袱。在帝国战败，小亚细亚和伊斯坦布尔面临被协约国和希腊、亚美尼亚人占领与瓜分的情况下，有个年轻的叫凯末尔的将军，以其雄才大略和英勇善战的英雄声誉，集结起当时土耳其的一些精英分子，审时度势，积极争取新生的苏俄政权的支持，领导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打了几场胜仗。土耳其人的胜利使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想借机复兴历史上帝国的春秋大梦化为泡影，终于在1923 年，在艰苦的谈判之后，《洛桑条约》规定了现代土耳其的主权地位，土耳其共和国随后建立，转眼很快就100 年了。青年土耳其党人和凯末尔党人是一群接受了西式教育的青年军官和知识分子，凯末尔党人大部分最初也属于青年土耳其党。现在，他们甩掉了帝国这个历史包袱，理直气壮地自称为土耳其人；而与奥斯曼有关的“陈芝麻烂谷子”，统统被贴上封建落后的标签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代化、欧洲化被更为大刀阔斧地推广开来。
除了在技术和制度上效法西方之外，凯末尔党人更大的抱负是要改变土耳其人的文化和文明。在他们看来，土耳其人现在有了自己的主权国家，但继承的却是个落后、腐朽的帝国留下的烂摊子。之前的落后与失败，主要是土耳其人要领导那么大一个复杂的帝国造成的，土耳其人的负担太重了。而且，土耳其大部分人都是文盲，除了传统宗教知识，他们对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文明知识，几乎一无所知。在凯末尔党人看来，这世界上只有一种优秀的文明，那就是当时的欧洲文明，土耳其人需要做的就是达到当时欧洲文明的高度。
在凯末尔党人的领导下，堪称真正的全盘西化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土耳其全面推行。他们废黜了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在宪法里去掉了伊斯兰教是国教这一条，把世俗主义（政教分离）确定为国家的原则；废除了阿拉伯字母，使土耳其文字拉丁化，斩断了土耳其与中东的文化联系；更大尺度地解放穆斯林妇女，让她们摘下头巾和面纱，还鼓励漂亮的姑娘去欧洲参加选美；规定男人也不能留胡子，戴旧式的帽子，而要戴西式礼帽，穿西装；鼓励大家都学习西方的舞蹈和音乐；废除了伊斯兰教对法律和教育的控制，将这些权力统统收归国家所有，还照搬照抄了当时瑞士和意大利的法律……
以阻碍土耳其人的进步为由，所有被认为不合时宜的东西都被禁止、打压或边缘化了。传统的以宗教为依据的结社也被禁止，人民被说成是没有阶级差别的群体，原有的政党活动被压制，群众被鼓励加入凯末尔创立的共和人民党。这被后世学者称为威权主义的现代化。为了鼓舞一种进取的精神，顺便填补因打压宗教而出现的文化真空，古代突厥的神话与图腾被招魂，狼成为崇拜的对象，人们甚至编造神话说土耳其人是历史上最纯种、最漂亮、最具创新精神的白种人的后裔，连历史教科书也按照这种新的种族主义史观被重写了。
狭义来讲，土耳其革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从广义来说，它还是土耳其人在凯末尔党人的领导下建立和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壮举。从后面一层意义上来说，革命斗争只是这一壮举的前半部分，共和国建立之后，为了民族国家建设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变革也应该被视为土耳其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土耳其共和国的语境中，革命与变革本就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即“inkılap”，“土耳其革命与变革”即“Türk inkılabı”。1925 年11 月5 日，在安卡拉法学院的开校典礼上，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阐释了其对“Türk inkılabı”的认识。他说，“Türk inkılabı”除了其原本包含的政治革命（ihtilal）之意外，还表示一种比政治革命更广泛的变革（ondan daha vasi bir tahavvülü），尤其是要改变千百年来落后的政治形式和人民心智，要改变人们建立社会联系的方式，即从宗教和教派联系转变为土耳其民族的团结，而为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中谋生存和强大，土耳其人就必须接受“当代文明”（muasır medeniyet），这就要求所有的变革必须根据“具体的、现世的需要”（somut dünyevi ihtiyaçlar）进行。从这里可以看出，凯末尔强调的政治革命就是打败外敌入侵的独立战争，所谓新政治形式就是共和制，民族团结就是民族主义，最后他说的则是世俗主义的变革。
趁着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土耳其人中点燃的民族主义热情，凯末尔党人着手在土耳其建立世俗主义的现代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后来被概括为“凯末尔主义”，在土耳其国内通常被称为“阿塔图尔克主义”。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凯末尔主义”被认为是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说和思想体系，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耳其国家中孕育，在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中逐步形成，并在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凯末尔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六条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革命主义，这六条原则于1937 年2 月被写进土耳其新宪法第二条 。这六条原则在土耳其被称为“六支箭”（altı ok），长期是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土耳其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土耳其实现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指导原则。
共和主义（Cumhuriyetçilik）。这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内容，也就是从帝制向共和制的转型，它给苏丹和哈里发的崩溃及其权力为民族国家所取代提供了基础。共和主义原则旨在在土耳其进行民族国家的构建和民主制度的建设，其要素包括：政体的共和制、政府的民族性、国家的人民性和人民主权原则。共和主义的目标是摧毁君主制度本身，并代之以共和制。在新体制下，无差别的公民身份就建立起来了。
民族主义（Milliyetçilik）。土耳其民族主义是对奥斯曼主义、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原则的疏离与超越。它首先强调建立一个以土耳其民族为基础的地域性民族国家，并主张忠于土耳其，而不是忠于宗教和王朝，这体现了其世俗性。它建立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认为民族的独立自由是土耳其人生存的前提，为了独立、自由、主权，土耳其人就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侵略和占领。建国后，为了建构土耳其民族，土耳其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大力培养和提高土耳其民族（Türk milleti）意识。凯末尔时代尤其强调土耳其民族的白人种族属性，强调土耳其民族具有伟大的武功、智慧和创造力，对世界古代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通过教育系统和新的国家机制，土耳其政府倡导学习、研究和宣传土耳其的民族历史，目的在于增强土耳其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土耳其政府尤其强调土耳其主义（Turkism/Türkçülük）的地域性，反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
平民主义（Halkçılık）。在土耳其，平民主义原则强调的是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的责任，以及在土耳其社会中阶级的消失。其具体内容有：首先，强调人民主权；其次，人民平等。凯末尔否认土耳其有阶级存在，坚持所有的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与权威，这一主张在1924 年的宪法中得到了体现。第三，人民都要工作。凯末尔指出：“‘平民主义’是将社会秩序建立在工作和权利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学说。”因此，所有人都要工作，也是平民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
国家主义（Devletçilik）。这一原则与192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密切相关。国家主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国家应该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应该积极指导和参与经济活动。国家主义是在1929 年提出的，其理论的支点是国家干预经济。国家尽管当时也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但加强了政府部门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土耳其的国家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相对，实际上是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国家资本主义”。
世俗主义（Laiklik）。在现代土耳其语中，“世俗主义”这个词直接来自法语，它是凯末尔主义中最具革命性也最有争议的原则。它强调宗教与政治分离、宗教与司法分离、宗教与教育分离，宗教仅是私人信仰问题。同时，土耳其以国家宗教事务局（Diyanet）这一官方机构的形式对宗教事务实行严格管理。土耳其首先废除了苏丹和哈里发，接着又对司法、教育与宗教的分离采取坚决措施：撤销宗教与教产事务部，停办全部宗教学校，废除沙里亚法和宗教法庭，代之以一系列以西方法典为蓝本的新法和世俗法院；1928 年土耳其宪法删去了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文，又废除了多妻制和休妻制，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接着，世俗化改革又由政治领域向日常生活领域推进，典型的措施是以欧式服饰代替土耳其民族服饰。但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的世俗化，在宗教问题上主要表现为政教分离，而不是无神论，世俗化的目的不是消灭伊斯兰教，而是要使它同政权相分离，废除宗教及宗教人士在政治、社会及文化事业中拥有的权力，将他们的权力限制在信仰及礼拜事务上。
革命主义（Inkılapçılık）。也有人称之为“改革主义”。在六大原则中，这是最模糊的原则。有人认为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凯末尔改革的一个总结。它强调捍卫革命原则，提倡改革，反对盲目保守、满足现状和听天由命，反对停滞和倒退，主张学习现代西方社会的文明，抛弃东方过时的、落后的社会文明。凯末尔主义的六项原则从政治、经济、宗教、思想等方面对土耳其国家的发展目标做了规定。整体上来讲，这六项原则涉及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的各个主要方面，是一个全面的纲领。此外，凯末尔主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强势地为土耳其今后的发展规定了一个方向，另一方面这些原则又都具有弹性，人们可以就它们合法地进行争论。或许就世俗主义而言，我们有更多的话可以说，按照有的学者的总结，“世俗主义只有在它成为个人精神的一部分时才能有成效，才能取得成功。它假定人视自己为民族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传统社区的一员。它意味着把宗教放在个人与上帝直接交流的层面上，宗教不得干扰社会生活。它意味着信仰是宗教行为，宗教似乎是行为的道德规范而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制度。它意味着在公民层面上与不信教或信其他宗教者的最终的和平相处”。
无论如何，在凯末尔主义的指导下，土耳其的现代化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尽管凯末尔党人是用威权主义的方式推动了土耳其的现代化，但其成就是不容否认和抹杀的。这期间不能说没有阻力，但由于凯末尔党人掌握了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制性权力，一切反抗都显得软弱无力。威权主义国家作为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只能是历史性和阶段性的。二战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土耳其加入美国阵营，接受西方的标准，开放党禁，快速实现了政治转型，并在整个20 世纪50 年代迎来了国家的蓬勃发展。到20 世纪60 年代，土耳其被西方学者认为是除了日本之外第二个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直到70 年代初，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得一直比较顺利。在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土耳其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有人计算过，按照1968 年不变价格计算，1963—1976 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于7%，基础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在20 世纪30 年代，凯末尔主义在土耳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达至顶点。它规定了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并在政治、思想与文化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也正是凯末尔革命与改革对当代土耳其的意义：它历经风雨，却始终挥之不去，它是仍然“在场”的历史。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回顾与体验，不论是对历史学家来说，还是对一般的公众而言，每每牵动某种与政治或文化认同有关的情愫，它在时间的流逝中顽强地延续着。可以说，凯末尔的革命与变革，不仅创造了一种专属于“当代”土耳其的政治文化，使土耳其在伊斯兰国家中具有较高的识别度，而且，还给这个土耳其留下了一摊子“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论争。
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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