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与共：新轴心时代的宏大视野与理论诉求
著名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将人类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的出发与发展：第一个阶段是史前时代（普罗米修斯时代），随着语言的出现、工具的形成及火的使用，人变成了人；第二个阶段是从古代高度文化的建立出发；第三个阶段是从轴心时代出发，在精神上真正成为人，具有完全的开放性；第四个阶段是从科学技术时代出发，真正经历对世界的改造。其中普罗米修斯时代和古代高度文化时代奠定了作为人的存在的精神基础的轴心时代和技术时代。他认为人类历史进行了两次呼吸，第一次呼吸是自史前时代开始，经古代高度文化时代，一直到轴心时代及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第二次呼吸开始于科技时代，他称之为新普罗米修斯时代，这一时代将经过与古代高度文化的组合与规划相似的形态，并进入一个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时代，也就是“真正人类形成的时代”[1]。这一时代我们将重新认识人类的古典历史（前科技时代），也就是第一次呼吸时代，让我们拥有历史的经验，同时这一次呼吸同前一次不同，前一次呼吸“分裂成几个并列的呼吸”（西方、印度、中国文明的并列发展），而这一次将是“人类整体的呼吸”，“将要发生的事件是普遍的和包罗一切的，不会再有中国或欧洲或美洲的界限了。重大的事件，由于是整体性的，因此同样会具有一种后果非常严重的特征”[2]。这意味着，真正的世界史，才刚刚开始。
真正的世界史，正是全球史，它不再是某个国家单独的历史，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横交错，互相牵连，各文明或国家直面“全球化和数字化全面冲击的时空交汇点”，人类在此过程中真正“汇聚、融合、碰撞、包容、博采众长，创造出新的世界文明的未来格局，完全可能展现出一种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更接近人类文明本质的形态：一个共生共灭、共进共退、共赢共享的文明，这就是‘宇宙文明’。”[3]这样的文明是一种不同文明的再铸熔，其影响则是“中国不再是中国，欧洲也不再是欧洲，中国人也不再是中国人了……然而，那将是新的中国人、欧洲人”[4]。这个新的时代，事件的普遍是“绝对的”，是“遍及全球的”，它不只是“在意义上相互关联、事实上相互分离的事件，而是在不断的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一个整体”[5]，普遍性意识彻底实现——这真的就是今天的现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如王晶指出，如果说第一个轴心时代是“人类个体意识的觉醒，关键是知道了‘我’，那么第二轴心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就是人类群体意识的觉醒，关键是明白了‘和’；第三轴心时代的全球一体化的‘天地万物为一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整体意识到觉醒，关键是走到了‘共’。……‘宇宙文明’终将要破茧而出。”[6]这一认识可谓格局宏大，气势恢宏。这曾是经历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的18、19世纪领先于时代的一代西欧知识分子的追求，他们从中世纪宗教黑暗的束缚中解脱，真正看到人作为“万物之灵”能重建一个属于人的时代和世纪，他们探索人类共同进化的通则和规律，要改造“落后”、“野蛮”的习俗与心灵。而这一气度和宏大追求在面对人类自相残杀的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再也没有出现了，或衰微了。
然而，我们已然迈入21世纪，这个世纪真的只是以赛亚·伯林所说“文化崩溃的时代”？或是如王元化先生在读史华慈教授《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后的悲观隐忧：“技术进步和各种新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业已成为一种物质性的模式救赎论，轴心文明时代积累下来的人文主义精神正在衰落”[7]吗？事实上，当王元化先生说自己是“十九世纪之子”时，答案已经揭晓。十九世纪的思想是博大的、是开放的、是海纳百川、兼容东西的，19世纪也是人类对自身文化无比自信的时代，是不卑不亢的文明大国风度时代，是启蒙时代、是理性、人文闪耀的时代，是人类社会有分歧、霸权和等级，但依然互相交流、交融的时代，是充满希望的时代。
21世纪的当前，我们需要重新找到这样的乐观和希望。王晶的“宇宙文明”时代的提出，正是这种积极向上精神的重新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晶从新轴心时代的“和”与“共”出发探索的“宇宙文明”，从全球出发对治理的探索，是这一充满乐观的积极探索的一种尝试，给予人类共同的明天提供了一种希望和期许。
二、回到人本身：治理的初心和再出发
治理是一个过程，以协调为要义，其核心是回到人本身。而人，正如马克思所说，既是社会的存在物，是观念的总体，也是被思考被感动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但同时“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8]，这意味着回到人本身，不是回到抽象的人，而是回到具体的人、特殊的人，因为只有感性的人和具有创造精神的人才是社会的主体，是一切社会和国家治理的主导力量。因此，治理的初心只能是为了人而服务，因为“每个人都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是追求善治的所有政府所努力追求实现的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解放的目标。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政治解放的核心是让每个人享受到“公民权”和“人权”，前者体现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自由言论、自由集会、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等及思想和信仰自由，后者是更普遍的权利，包括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权等。人的政治解放，是当代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上的治理的前提和基础。
王晶的《人类命运治理简史》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单独论述了近代公民发展史以及公民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及当前数字公民对治理转型的意义。她明确指出“公民概念表达了人作为主体的丰富性、复杂性、价值性”[10]，公民不仅具有自然属性，有其基于自然生理规律的生命权，也具有法律属性，可以作为国家的成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享受权利并承担法律规定的相应的义务。作为公民，我们不再是王权时代的臣民，而是具有了独立的人格，真正具有了政治人格和身份。公民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再是等级和依附关系，这是真正的人的时代了。
公民的当代确立意义重大。首先，这意味着人类数万年发展历史进程中，个体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个体的自由发展越来越有可能；其次，这意味着在新的技术参与治理的时代，我们必须从人的角度重新对待技术，让技术为人所用，而不是人为技术所控。这正是王晶在书中所说的“数字公民的新起点”。即，伴随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人类社会进入数字世界：“信息数字化、数字网络化、数据可视化、应用智慧化的进程递进发展，并将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信息服务为抓手、以网络为数据平台、以大数据应用为目的、以人工智能等算法为工具，实现新型社会的政务便民话、生产智能化、服务个性化、经济高效化、生活智慧化”[11]。但新的治理绝不是让人变成数字的奴隶，而是要让人成为“数字公民”，让公民在数字世界中能参与、享权利，担义务，让一切数字技术真正从人的需求出发，推动“自下而上”的公共服务创新体系，协同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体系”[12]，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自治和共治新形态。
在新的数字世界，政府、企业、社会、民众将从不同的分工出发，协同参与、贡献集体智慧和力量，实现多方共赢和共谋全社会和谐、绿色、高效、健康、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数字公民时代是多主体参与、利为民所享，权为民所用的时代，是真正可以实践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最终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全体的全面发展找到可行方案。把人既作为参与治理的主体，又作为新的数字治理时代服务的目标，王晶著作展示的人文关怀让我们看到数字时代的温情，看到治理的初心和理想，也让我们对新科技时代增加了乐观和希望。
三、从中国出发超越中国：文明互鉴与携手共治
对真正以人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的探索，需要超越国家视野而寻找超越国家的合作，也就是治理模式的“世界化”探索。这是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必然要求，但并没有在治理层面真正实现。其原因正如赵汀阳所说，因为人们尚未做到“以世界为世界”，“‘世界’至今还是一个非世界（non-world）”[13]，由西方殖民串起来的近当代历史，只是各国互相交织的历史，是欧洲扩张的历史，是被欧美霸权故事附庸的历史，并不是真正的世界史。真正的世界史“必以世界秩序为开端去叙述人类共同生活”[14]，因为世界秩序绝不是某个国家或部分国家联盟所统治的传统秩序，而应当是从世界共同利益为出发和准则的真正世界主导的秩序；是所有国家建立的游戏规则，是真正的天下人的天下，世界人的世界。
全球共同治理的时代尚未到来，却有必须到来的紧迫性。原因有三：其一，全球面临需要大家共同参与治理的公共问题，如生态系统退化导致的地球生物和气候问题；人口增长、资源匮乏、粮食短缺、粮食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问题及国家之间、族群之间的失衡和恶意问题。这些问题不超越国家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解决。其二，技术可能为小集团利用而变得危险和不可控，最终带来破坏性挑战，这种破坏性并不针对昔日霸权，反而是威胁全世界，真正成为世界“末日问题”，其危险性不在于“最后审判或最后决战，而在于人类承受不起高技术的破坏性，因此更可能是个世界终结的问题”[15]。其三，超越国家的全球治理已经刻不容缓，这已经不是一个将来的问题，而是当下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局面可以用一个隐喻来说明：如果整个池塘在第30天完全被叶子覆盖，在第29天的时候池塘的一半会被覆盖，也就是，最后的地覆天翻到来的时候，一天足够。而人类必须为避免第30天的到来而真正合作，因为“史上首次，整个人类文明都处于危险境地。我们不能和世界其他地方分开分隔开。美国和中国在同一条船上，他们需要共同面对这些挑战”[16]。
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真正超越国家的全球治理。王晶著作正是在此意义上明确呼吁一个“新型‘世界政府’的全球治理时代”[17]的到来。她认为“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若不能辅之以政治上的一体化，就必然引发空前的国际性、世界性的矛盾和冲突”，而解决之道在于坚持完善互联互通，世界“联动发展”以及“深化伙伴关系，携手应对共同挑战”[18]。具体来说，在两个方面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努力：其一，“突破狭隘主权治理，创新全球治理理念”，也就是突破国家本位的限制，真正能以人类整体利益为本，在全球经济、政治、生态环境、安全、外太空及科教文卫等各个治理领域做到携手共治；其二，要真正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道路”，真正做到责任共担和利益共享、合作共赢、平等协商、互联互通，建立人类包容、开放的可持续发展，推进“共同体主义”[19]。
站在世界立场、超越中国本位探索治理的有效路径，王晶的理念可谓格局宏大，而其所承继的正是中国文化的“天下”精神的内核。“天下”观的出发点是把世界看作政治主体，管子说“以天下为天下”，而老子说“以天下观天下”，这意味着天下观“必须以高于并且大于国家的视野去理解世界政治，以世界为尺度去定义政治秩序和政治合法性”[20]，这一理念要求我们创造一个“具有普遍兼容性和共在性的世界体系”，这就是“天下体系的当代性，也许应该说是未来性”[21]。这也正是传统中国文化为解决当前世界治理问题提供的精神养分。在我们需要普遍接受的新的世界观里，世界不是被滥用和掠夺的公共资源，不是被争夺和被损害的生存空间；不是一个“无效世界”（failed world），不是“**外部性”，而是“世界内部化”、是政治上的“天下概念”，是“共在原则”，是“关系理性”，是“天下的无外尺度（all-inclusiveness）”[22]。
这一理念也同样是面对国家危亡、社会衰败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坚守。即使是在国家最为困顿和受尽欺辱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秉承的是”世界主义“而不是本国主义。康有为的“太平世”是这种世界主义的展现，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比较之际，仍然秉持的是对世界整体前途的探索，谭嗣同“破一切对待”的“大同世界”也是这种超越国界的世界主义。当代人类学家朱炳祥教授说“我们希望能够唤起某种‘人类共同体’的整体意识，而不是‘社会集团共同体’的局部意识。”[23]，因为这是一项无私而伟大的工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共联，是一切心怀天下，具有人类意识的学人共同的精神追求和责任担当。
当然，在超越本国的全球治理探索中，中国可以贡献的不单是天下观、世界主义和开放共治理念和文化精神，也不单是中国传统中的实用主义、理想主义及仁爱、诚信、正义、和谐和大同的价值追求，还有当代中国具体实践和经验可供参考。这不仅包括我们为生态环境保护所做的一系列努力，是建设“绿水青山”地球家园的壮志和决心，更是坚持“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24]的价值追求；还包括我们为缩小贫富差距的精准扶贫政策以及乡村振兴的一系列举措；以及我们“一带一路”谋求区域互通有无、共赢发展的努力……不仅有国家层面的政策探索，也有很小地方的个人所探索和寻找的共治经验。比如正是来自湖北长阳一个村庄的赤脚医生覃祥官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探索的大队合作医疗的探索，为今天惠及八亿农民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奠定了模式样本和基础，他也因之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这一地方经验成为国家经验，也必然能为世界贡献其参考价值。
各国要在治理实践中做到携手共治，才能真正实现全球治理问题的有效解决，这需要我们真正互相尊重、平等对话、文明互鉴，并博采众长。中国需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经验，也需要借鉴和学习世界好的经验，摒弃一切中心主义的自以为是，务实、严谨、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推进人类共同问题的解决。王晶的著作为此提出的“开放共同体主义”[25]思考，贡献了新的学术智慧和思考视角，为后续探索提出了极好的问题。
人类学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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