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是二十世纪最富魅力，同时最具争议的思想家之一。围绕他的讨论也逐渐从法学、政治学转移到了更为广阔的思想领域，如神学和文学。本书将梳理施米特一生最重要的文学评论，不仅从诗学角度研究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角色并展现其思想进程，同时也寻找其中所显露出的关键问题，探究他以神学为原点的政治学思想是如何一步步陷入他所竭力批判的浪漫化与世俗化之中。
试读之一
导言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是二十世纪最具争议的思想家之一。他曾参与纳粹政权而被控诉为「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Kronjurist des Dritten Reiches）。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施米特先后被苏联军队和美国军队逮捕，在狱中度过一年多的时间，后又送至纽伦堡审判，却最终未被起诉。他失去了在大学的教席，获释后就一直隐居故乡普莱滕堡（Plettenberg）小镇，在那里潜心著书，度过了孤独却依旧丰盛的近半个世纪，直至一九八五年以九十五岁高龄去世。虽然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尤其因纳粹污点而广受非议，施米特依旧被视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其思想持续产生影响力，仰慕者和敌对者亦不胜枚举。近年来，围绕施米特的讨论从法学、政治学转移到了更为广阔的一系列思想领域，例如神学和文学。他的许多核心概念，如敌友区分、大空间政治等也在德国以外的各个国家引起了「施米特热」，其中就包括中国，近来一些知识分子甚至欲将他重新推向神坛。他的重要原著及二手研究资料都已被译成中文，近年来关于他的中文研究也层出不穷。
施米特之所以在中国有巨大的现实性，正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也同样发生着宏大而复杂的现代化巨变。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显然已是不可逆转的普遍逻辑，然而在中国，这种转变尤其复杂。它并未以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为前进的目标，却也采用了倡导现代科学技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等发展模式。在经济急速发展阶段，虽然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中国内部因不平等所引发的问题却层出不穷。暴发户式的富裕群体中不乏骄奢淫逸之流，而广大底层劳动者在艰辛的工作中也难以抵抗强烈的物欲追求，大部分人都在不顾一切地抛弃所有宗教信仰（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和人文观念，并以绝对的主观主义取而代之，认为这样就能掌握自己的人生，塑造自己的世界。同时，不公正的恶性竞争又让有些年轻人索性放弃对未来的期望，要不在低俗的娱乐文化中任己沉沦，要不在无欲无求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这在当今中国都是普遍的趋势。于是，是否需要改革、如何改革，已经成为从官方到民间，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都关心的紧迫问题。因此，施米特关于极权与民主、国家利益与个人自由、宪法的稳定性等一系列问题的独特思考，在中国自然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在一个世纪前对现代技术、对纯经济思想占统领地位而导致的「无精神时代」的批判，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关于施米特及其现代化批判的研究对中国现实的确意义非凡。
施米特的思想曾一度与他的纳粹恶名过于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导致学术界很难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与分析。但在他去世后，世界范围内又重新掀起一阵对他的痴迷。近年来其作品的再版以及数不胜数的各种研究资料证明，这种痴迷至今仍未熄灭。作为政治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的施米特已得到广泛讨论，自从迈耶（Heinrich Meier）将施米特首先定义为一个「政治神学家」后，相关研究也开始聚焦到他的神学思想。而近年来的相关研究都表明，施米特一直通过文学批评间接表述思想，影射自己的处境，因此他的文学批评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可惜的是，尽管在丰厚的施米特研究中常常涉及他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内容，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专著系统性研究他的文学批评与其思想之间的关系。
施米特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表现出对文学与艺术的广泛兴趣。他评论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德语作家如歌德、席勒（Friedrich Schiller）、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尤其是两位至今依旧鲜为人知的诗人多伯勒（Theodor Däubler）和魏斯（Konrad Weiß），他还深入探讨过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等世界级文学家，甚至涉猎毛泽东的诗词。以其政治神学思想为出发点，施米特的文学批评不仅呈现了诗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还进一步呈现了诗与政治之间的复杂性。因此，从诗学角度研究施米特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角色，不仅会为诗学本身，也会为政治学、神学领域的施米特研究开启一个有意义的视野。
本书首先聚焦施米特的两本文学批评专著—一九一六年出版的《多伯勒的〈北极光〉—三论作品的基础、精神与现实性》（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drei Studien über die Elemente, den Geist und die Aktualität des Werkes）以及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哈姆雷特还是赫库芭：时代侵入戏剧》（Hamlet oder Hekuba. Einbruch der Zeit in das Spiel）。在此之后，本书将从施米特的所有作品中梳理出一条文学批评的红线：以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政治的浪漫派》（Politische Romantik）中围绕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展开的批评为起点，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关注的梅尔维尔，再到战后被他认定为最后战友的诗人魏斯，以及他一生持续关注，却故意隐匿在作品中的「宗教大法官」形象。这条红线向我们逐渐铺展出这样的进路：施米特在一波三折的风雨人生中，从通过文学寻找精神的出发点，到通过文学进行自我定位与自我阐释，最终却悲哀地沦为通过文学进行自我辩解。
试读之二
第一章［节选］
施米特思想的隐秘诗学源头
——施米特与多伯勒：思想家与诗人的精神对话
在法国，当纪德被问至谁是最伟大的诗人时，他给出的著名回答是：「维克多．雨果，乌拉！」在德国，没有人会理解我如此作答：「最伟大的现代诗人是泰奥多．多伯勒，乌拉！」[1]
这是施米特在一九四九年的札记中对多伯勒的一段极尽赞美之词。然而，在阿尔布莱希特（Günter Albrecht）一九六一年编写的经典文学史《德国古今作家词典》（Deutsches Schriftstellerlexikon.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中甚至完全没有提及这位诗人。我们不禁要问：多伯勒（Theodor Däubler）究竟何许人也？
一、多伯勒生平
多伯勒一八七六年出生于亚德里亚海边（Adriatic Sea）的港口城市特里亚斯特（Triest），此地当时隶属奥匈帝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被归入意大利。虽然特里亚斯特在地理上属于南欧，其语言和文化却明显具有中欧特色，是斯拉夫、日耳曼与拉丁文化的交汇处。多伯勒的父亲是施瓦本（Schwaben）人，移民到特里亚斯特后成为当地的咖啡进口商，多伯勒的母亲是西里西亚（Silesia）人，曾是一名歌唱家，婚后全心投入家庭生活。虽然出生富裕家庭，多伯勒却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漂泊不定的生活。一八九八年父亲生意失败后，多伯勒随全家迁往奥地利首府维也纳，随后又如同一个流浪的波希米亚人般到处停留，游历意大利、德国、法国、希腊、埃及，浪迹天涯却无处为家。尤其是少年时期在威尼斯的一次康复疗养对多伯勒影响深远，内向的他在那里结交朋友，探索威尼斯的运河与小巷。他后来称这段时光是他「肉体并且主要是在梦境中的」性成熟期。二十二岁时，他没有任何前奏式作品就开始创作代表作《北极光》（Das Nordlicht），整整写了十二年。一九一〇年，这部由超过三万句诗行组成的庞大史诗以三卷本形式出版，该版本被称为「佛罗伦萨版」。此后，多伯勒又在此基础上修改《北极光》，即一九二一年出版的两卷本「日内瓦版」。
无论漂泊到何方，多伯勒都生活在艺术家圈子里。作为诗人的他尤其对现代艺术颇富鉴赏力，在未来派、表现主义和达达主义艺术家中都很受欢迎，与当时不少画家、作家、音乐家交往甚密，如毕加索、巴拉赫（Ernst Barlach）、格莱希曼（Otto Gleichmann）等。但是，大家予以更多关注的似乎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与丰富的个人生活，而非他的作品。「佛罗伦萨版」的《北极光》只印了不到一千册，出版后虽然也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团体中获得了小范围认可，却从未被一般读者认真严肃地对待过，此后的「日内瓦版」更是无人问津。大部分人只想满足他们对这个怪人的好奇心，却不明白他创作的这部几乎没有情节的冗长作品到底表达了甚么。多伯勒如此描述自己作为诗人在德国的处境：「我多多少少或许被当作一个有趣的现代诗人，但人们并不关心《北极光》。他们不想知道，真正的我是谁。」[2]
多伯勒在一九二六年因病重而移居德国。一九三四年，五十七岁的他死于肺结核。不幸的是，虽然他生前是德国表现主义最具影响力的开拓者与代表之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该流派的重新发现，也并未替他赢来死后迟来的名声。同样，那部被施米特称为「巨型软件动物」的《北极光》至今依旧鲜有读者。而今天德语文学和思想界对多伯勒的关注，则主要归功于包括施米特、范·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在内的保守主义革命思想家对他的长期推崇和介绍。[3]
二、施米特与多伯勒的交往
虽然多伯勒在游历欧洲各国时经历了动荡的历史，却从未在作品中直接论述时局，从未写过与历史事件有关的作品，甚至从未公开就政治问题表态。然而，这个如此不具政治性的诗人却对施米特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以致如果想深入研究施米特的生平与作品，就无法回避多伯勒。两人长达二十多年的交往对施米特的世界观意义重大。施米特甚至认为，如果海德格尔是与多伯勒而不是与荷尔德林的精神相遇，那么多伯勒就会成为德国最伟大的语言哲学家。[4]对施米特而言，多伯勒是少数真正的诗人之一，他与荷尔德林一样，让诗人背负起赞颂者与中介者的角色，用诗启示了西方的命运。尤其是《北极光》，施米特称它是「取之不竭、可以陪伴终身的」作品。[5]的确，多伯勒的诗歌陪伴了施米特近一个世纪的漫长生命，并在施米特最黑暗的岁月里给他带来安慰。
从施米特早年写给他姐姐的信以及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五年间的日记中可以发现，青年时代的他是个充满激情的阅读者，而且很早就表现出作为一名优秀文学批评家所应具备的深入且独特的审美素养，尤其是对现代艺术的敏锐感受力。一九一二年，施米特与他的犹太朋友艾斯勒（Franz Eisler）出版了以《剪影》（Schattenrisse）为题的讽刺文集，[6]在十二篇剪影式短文中对当时的娱乐文学冷嘲热讽之余，还严厉批判了一九〇〇年间自然主义文学及其代表人物，从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到拉特瑙（Walter Rathenau），从德默尔（Richard Dehmel）到托马斯·曼（Thomas Mann）。也正是此时，两人开始关注起多伯勒的作品。
施米特于一九一二年初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结识多伯勒。在一封给他姐姐奥古斯特（Auguste Schmitt）的信中，施米特这样描述他对多伯勒的第一印象：「他身高近两米，很胖，长长的黑胡须，总是边说话边大幅度做手势。他头发很长，穿得很差，在杜塞尔多夫显得很不体面。他在克鲁克森家的时候，[7]有人问起这位可怕的客人是谁，克鲁克森回答说是一位基辅的大公。」[8]同年夏天，施米特与多伯勒、艾斯勒、寇曼（Albert Kollmann）[9]一同徒步穿越莱茵州漫游至阿尔萨斯（Elsass），这使施米特对多伯勒其人其思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0]于是到一九一六年，二十八岁的施米特发表了艺术评论专著《多伯勒的〈北极光〉—三论作品的基础、精神与现实性》（Theodor Däublers “Nordlicht”: drei Studien über die Elemente, den Geist und die Aktualität des Werkes）。这本专著显示出施米特卓越的文体魅力，《剪影》中严厉的论战家此刻化身为一名激情四溢的卫士，为这位在他看来被不公正地忽视的伟大诗人朋友极力辩护。
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六年间，施米特和多伯勒频繁通信，[11]施米特对于漂泊多年的诗人来说犹如一处港湾：「能再次听到您的消息于我是一种安全感，因为我是彻底孤独的。」[12]多伯勒于一九二六年病重回到柏林后，两人更是经常互访。同年年底，施米特还在呼吁建立「多伯勒社团」的申请书上签字。多伯勒在写给施米特的书信中则多次表达了对这种认可的感谢。「知道您曾经打开并阅读我写的书，对于我是极大的安慰。」[13]「您是《北极光》为数极少的朋友之一，您给了我力量。」[14]的确，施米特不仅是为数不多真正熟悉并崇敬多伯勒的人之一，也主动承担起为诗人赢得声誉的任务。自一九一〇年起，他就异常努力地推介多伯勒的作品，此后毕生都在极力让社会认识到这位诗人的重要性，并为世人对《北极光》所表现出的「愚蠢的无所谓」倍感沮丧。[15] ……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施米特思想的隐秘诗学源头——施米特与多伯勒：思想家与诗人的精神对话
一、多伯勒生平
二、施米特与多伯勒的交往
三、「本原－超验」的语言艺术——施米特的《北极光》研究之一
四、洞察－图像－诗歌——施米特的《北极光》研究之二
五、超越现代性困境的努力——施米特的《北极光》研究之三
六、从「敌基督」到「敌友观」——源自多伯勒诗歌的进路
七、灵智的普罗米修斯还是基督教的厄庇米修斯？——施米特对多伯勒的理解之变迁
第二章 时代历史中孕育的伟大悲剧——施米特的莎士比亚研究
一、温斯坦利的《哈姆雷特与苏格兰王位继承》——施米特的另类研究起点
二、施米特对心理学阐释《哈姆雷特》的批判
三、客观审视《哈姆雷特》的困难
四、赫库芭是谁？
五、时代历史侵入《哈姆雷特》的重要性
六、《哈姆雷特》与古希腊悲剧
七、悲悼剧与悲剧
八、源于历史，并超越历史的悲剧性
九、悲剧的救赎意义
第三章 施米特的浪漫主义批判
一、浪漫主义批判的现实意义
二、甚么是「浪漫主义」？
三、古典与浪漫
四、浪漫与革命
五、浪漫派对「浪漫」的定义
六、施米特对「浪漫」的定义
七、「更高的第三者」与浪漫的介体
第四章 超越现实的小说与偏离小说的阐释——施米特与梅尔维尔
一、施米特与《白鲸》
二、施米特与《班尼托·塞伦诺》
三、隐匿的自辩
四、施米特阐释中的要害问题
第五章 魏斯：最后的战友
一、魏斯其人
二、魏斯还是多伯勒
—「言」还是「语」
三、基督教的厄庇米修斯
四、「基督教的厄庇米修斯」的「盲目天命」
五、「基督教的厄庇米修斯」背后的历史观
六、原本天主教的尖锐化
第六章 施米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
一、比较之一：人类学出发点
二、比较之二：面对三次试探
三、比较之三：面对信仰与自由
四、「延迟者」的历史观
五、「耶稣是基督」的论断
六、比较之四：「我」与「他者」
第七章 结论
一、施米特的浪漫
二、施米特的「神学政治」
三、爱的缺失
四、回转的可能
汉语SCT
[1] Carl Schmitt, Glossarium. Aufzeichnungen der Jahre 1947-1951 (ed. Eberhard Freiherr von Medem;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1), p. 257.
[2] 见一九二二年三月九日多伯勒致苏斯曼（Toni Sussmann）的信，收藏于柏林艺术学院（Akademie der Künste）的多伯勒档案室。
[3] 《北极光》一出版，范．登．布鲁克就于一九〇九年在柏林的日报上发表了书评。一九一一年，他在当时的前卫艺术与文学评论杂志《燃烧者》（Der Brenner）上发表关于《北极光》的评论文章。十年后，他又在《德国评论》（Deutsche Rundschau）上发表〈多伯勒与北极光的思想〉（Theodor Däubler und die Idee des Nordlichtes）一文，将《北极光》置于保守主义文化批评视域内。
[4] 参考Ernst Hüsmert, “Die letzten Jahre von Carl Schmitt”, in Piet Tommissen (ed.), Eclectica, Jg. 17, Nr. 71-72, Schmittiana I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88), pp. 40-54，此处引自页46。
不过，施米特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或许也与他和海德格尔一直保持距离有关。施米特后来也将魏斯与荷尔德林相比较，并称魏斯的作品比荷尔德林的作品更重要。
[5] 见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施米特致莫勒（Armin Mohler）的信，载Carl Schmitt, Carl Schmitt - Briefwechsel mit einem seiner Schüler (eds. Armin Mohler, Irmgard Huhn & Piet Tommissen;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5), p. 231。
[6] 施米特与艾斯勒以共同的笔名Dr. Johannes Negelinusmox，于一九一三年发表了这部作品。维琳格（Inbeborg Villinger）在《施米特的现代性文化批评》（Carl Schmitts Kulturkritik der Moderne）一书中对施米特的这部早期作品进行了评述与分析。
[7] 克鲁克森（Franz Joseph Friedrich Kluxen, 1888-1968），是施米特在文理中学时的同学，直到一九六八年去世一直都是施米特的朋友。克鲁克森热衷现代艺术，对施米特的影响不容小觑。施米特正是通过他和艾斯勒才结识了多伯勒。施米特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的札记中说，克鲁克森「启发了我进入德国十九世纪充满天才气质的精神世界，启发我进入瓦格纳（Richard Wagner）和魏宁格（Otto Weininger）的世界」。见Schmitt, Glossarium, p. 151。
关于克鲁克森的生平，还可参考Carl Schmitt Tagebücher Oktober 1912 bis Februar 1915 (ed. Ernst Hüsmer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3), pp. 403-404。
[8] 见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施米特致姐姐奥古斯特的信，载Carl Schmitt, Jugendbriefe. Briefschaften an seine Schwester Auguste 1905-1913 (ed. Ernst Hüsmer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0), pp. 127-128。
[9] 寇曼是蒙克（Edvard Munch）画作的收藏者与发现者。
[10] 此处可参考里采尔（Thomas Rietzschel）撰写的《多伯勒的生平拼贴画》（Theodor Däubler. Eine Collage seiner Biographie [Leipzig: Reclam Verlag, 1988], p. 385）。有趣的是，这竟然是这本在东德出版的多伯勒传记中唯一一处提到施米特名字的地方。
[11] 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州立档案馆（Nordrhein-Westfälischen Hauptstaatsarchiv）的施米特档案室里，保存着多伯勒写给施米特的十七封信和明信片。
[12] 见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日多伯勒致施米特的信（档案编号：RW 265-431, Nr. 6）。
[13] 见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六日多伯勒致施米特的信（档案编号：RW 265-431, Nr.10）。
[14] 见一九二五年七月三日多伯勒致施米特的信（档案编号：RW 265-431, Nr. 14）。
[15] 见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施米特致莫勒的信，载Schmitt, Carl Schmitt - Briefwechsel mit einem seiner Schüler,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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