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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及造像的社会背景研究
发布时间: 2022/10/27日    【字体:
作者:侯卫东
关键词:  《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 造像 社会背景  
 
 
摘要:巩县石窟是北魏宣武帝时期(483—515年)开凿的皇家石窟,此前的孝文帝时期此地已营建有希玄寺。北齐天保二年(551年)至武平二年(571年)的20年间,是巩县石窟寺民间造像的第一次高峰。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至永隆二年(681年)的21年,是巩县石窟寺民间造像的第二次高峰,该时期僧人和本县官吏积极参加造像,一批稳定的本地平民信众成为持续造像的主力,龙朔二年(662年)《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及其造像是平民信众造像的杰出代表。《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追记的北魏孝文帝希玄寺初唐时期已不再运行,香火没有延续下来。净土寺是初唐时期巩县石窟区域内保有香火的佛寺,北宋后期成为皇家寺院,与希玄寺没有直接传承关系。
 
《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著录了巩县石窟寺第4窟外东侧第119龛,该龛为唐代龙朔二年的阿弥陀佛像龛,其下方为《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刻铭、右侧为供养人题名[1]。(图一)此处佛龛、碑文、题名是关联在一起的一次佛事活动,信息量大,叙事完整,是研究初唐民间佛事活动的重要资料。
 
《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录文
 
民国《巩县志》著录有《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碑文[2],可惜漏字、错字较多。《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著录的第119龛照片清晰,碑文、题名的照片和拓片都不太清晰,《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录文相对较全、错字相对较少,但仍有不少漏字和错字。《佛国墨影——巩县石窟寺拓片萃编》著录的此处佛龛、碑文和题名拓片均清晰[3],但没有录文。因此,笔者以《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中《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的录文为基础,参考民国《巩县志》的录文,以《佛国墨影——巩县石窟寺拓片萃编》著录的《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拓片进行校对,仅有一字因字迹模糊无法释读,现将全文录文如下。
 
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
 
观夫七政丽天,以玉衡而可测;四溟括/地,以舟楫而可航。岂如圣化幽玄,名言/莫识。无形无象,总二气以齐荣;非假非/真,悬两耀而腾照。净光圆满,变应无方。/三千比丘,望邃仪而敛色;亿万魔众,睹/幻质以销魂。是知圣化难穷,无得而名/者也。
 
昔魏孝文帝,发迹金山,途遥玉塞,/弯柘弧而望月,控骥马以追风;电转伊/瀍,云飞巩洛,爰止斯地,创建伽蓝。年代/已深,骤移星籥。属隋季板荡,法侣流离,/廊宇荒庑,栋梁斯坏。禅庭阒寂,无闻梵/响之声;簨虡摧残,岂睹和庸之奏!
 
俄而/紫微统历,渌错奉图;仗钺参墟,龙飞晋/水。于是三川寝沴,五岳澄氛,九功之咏/盈朝,六府之歌满路。加以重兴佛教,方/验于汉邦;广树法门,义贞于汉祚。时有/近寺耆德,总廿六人等,并心田澄净,意/树清华,暮齿将乘,残骸讵几,媿(愧)/尧云之覆育,追屺岵之兴悲。遂罄家珍,/饰构灵刹。所以归诚胜业,敬托于妙缘,共弃六尘,屏斯三障。故敬造阿弥陁像/一,粵以大唐龙朔二年四八日雕/镌毕。金泥璨(灿)瓓(烂),巧侔如意之花;玉蕊玲/珑,状写珊瑚之树。北临芒(邙)阜,花笑岭而/庄莲;南届清流,河泛漪而点镜;东瞻月/垒,带两箭以逶迤;西望坎城,□九重而/秀起。寔(实)栖闲之胜地,信因果之道场。于/是装丽严明,宝台成就。飞甍切汉,虵(蛇)申/蠖屈之奇;反宇临危,凤舞龙蹲之异。绮/疏遥裔,暎月殿以添霞;绣柱参天,焕日/宫而散彩。但释教长存,法轮恒转,人非/常有,逐代推移,鳀壑屡讹,桒(桑)田致改。式/昭来彦,敬勒贞碑。其词曰:/
 
模天建刹,度影占星。风心梵起,云路和/铃。檐图海兽,栋写池鲸。化覃天外,道存/幽显。奈菀花舒,龙宫义演。鹫岭蠲痾,耆/山树善。于穆圣尊,希夷不测。敬想真如,/岂睹容色。金乌西匿,玉菟(兔)流。蕣花临/夕,蒲柳登秋。竭兹家宝,装严毕周。福田/云广,胜业聿修。庶传翠琰,永播芳猷。/
 
供养人题名录文如下:
 
左像主:王才、巩吒、韩万迪、阎文政、单岩仁、柳孝淹、种九思、庞弘礼、魏乐、种仁确、成金宝、郭威表、王行抚
 
右像主:张孝卿、成阿玉、慕容德基、家师德、赵满仁、逷若护、成万岁、刘俭、张感仁、翟师、种仁感、魏弘才
 
二 《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之前的佛事活动
 
《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记北魏孝文帝在此地创建希玄寺,隋末动荡、寺院荒废,以及李唐受命、重兴佛教,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勾勒了希玄寺创建及兴衰的社会背景,未提及开凿石窟之事。
 
巩县石窟寺发现的唐代残碑《重建净土寺碑》中“至于后魏宣武帝,以巩邑为水陆要冲,舟……刘澄于洛水之北、限山之阳,土木之制非固……”[4],隐约提到巩县石窟为北魏宣武帝开凿[5]。唐代中和二年(882年)《唐净土寺毗沙门天王碑》也提到北魏开始“镌石成像”,“选胜延□,始于后魏;镌石成像,德□□□□……”[6]。唐代无名氏《石窟寺本末》清抄本提到北魏宣武帝开凿巩县石窟的情节:“迨至宣武,身染斑烂,数年不愈。亲赴寺内,自许病愈之后,甘心凿山为窟,刻石为佛,更将寺内佛像、殿宇、大小物件,一并换新。许愿以后,三月而愈。愈后赴寺,择海内名匠奇工,不论老少,不惜钱文,惟以称奇出色为上。”[7]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宋净土寺住持宝月碑铭》:“请住净土,兹寺之兴,肇自元魏。”[8]明代弘治七年(1494年)《重修大力山石窟十方净土禅寺记》:“自后魏宣帝景明之间,凿石为窟,刻佛千万像,世无能烛其数者焉。”[9]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巩县志》卷四“寺观”:“净土寺,在县西北石关保,后魏宣帝景明间建,凿石为窟,石佛像若干,遗迹犹存,俗号石窟寺。”可见,巩县石窟寺内的碑刻题记及巩县地方文献都把开凿石窟的肇始年代指向北魏宣武帝时期(483—515年),并且宣武帝是供养人。第一、三、四窟都雕刻有“帝后礼佛图”,是其为北魏皇家石窟的明证,北魏宣武帝时期是巩县石窟发展史上的顶峰。
 
建义元年(528年)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后,北魏皇室四分五裂。此后不久的普泰元年(531年),民间信众开始在巩县石窟寺外崖壁上凿龛造像,直至北齐天统七年(571年,实为武平二年,应是当地民间不知年号更改之故),民间造像不绝如缕。北齐天保二年(551年)至天统七年(571年,实为武平二年)的20年间,民间造像多达41龛,是巩县石窟寺民间造像的第一次高峰。
 
从巩县石窟寺的造像题记来看,如果把两处推断为北周时期(557—581年)的无纪年题记[10]排除在外,北齐天统七年(571年,实为武平二年)之后、唐代显庆五年(660年)之前的近九十余年间没有造像记录[11]。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的《比丘僧法秤等造优填王像颂》是唐代造像的开端:“窃闻高明不测,幽昧难知;盖圣德悬鉴,非愚抑度。是以企莲踪而冲志,望月殿而虚心。崇寂灭之因,刻尊仪之相。遂于大唐显庆五年岁次庚申八月己巳朔二日庚午,比丘僧法秤、思察、县令刘尚客、校尉慕容基、陪戎尉贾才尚、官绍乡、城老宿等,敬造优填王像。上愿皇帝固业,下冀群生克隆,俱获正真,勒兹徽颂:(张行仁)[12]金人感梦,雕素是兴。琼宫崇丽,宝饰含融。飞仙集卫,化女腾空。纷华绮阁,茂质弥隆。”[13]此造像记内容简短,比《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早两年,但二者风格和结构相似,都是先讲佛理作为引子,再记事,结尾是四言颂辞。唐代造像题记中官员身份最高的是巩县令(唐代河南府巩县令的品级为“正六品上”),《比丘僧法秤等造优填王像颂》的供养人有县令及其僚属,比丘僧法秤、思察排在这些官员前面,尤其是法秤是巩县石窟寺唐代造像最多的人,很可能是本地当时地位最高的僧人。《比丘僧法秤等造优填王像颂》开启了巩县石窟寺新一轮造像热潮,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至永隆二年(681年)的21年间造像活动特别频繁,民间累计造像90龛,是第一次民间造像高峰(北齐时期的二十年)的两倍多,可以说是巩县石窟寺第二次民间造像高峰,也是民间造像的顶峰。
 
《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及相关佛事活动
 
《比丘僧法秤等造优填王像颂》之后隔了一年,造阿弥陀佛像龛并刻《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中记叙佛事活动时间为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四月八日,正好为佛诞日,是佛家最重要的节日浴佛节,可见供养人有意选择这个特殊日子举行佛事活动,阿弥陀佛像龛、碑文刻铭及供养人题名都在此时之前竣工。碑文中提到一起出资造此佛龛的有“近寺耆德”二十六人;供养人题名左、右各十三人,恰好共计二十六人;碑文之上、佛龛之下跪着二十六位供养人,以居中的博山炉为中心,左、右分别有十三人面朝向博山炉跪拜。可见,碑文、供养人题名及供养人雕像的数字都相合。碑文中提到二十六位供养人“暮齿将乘,残骸讵几”,说明“故希玄寺”附近二十六位老年人共同出资举行了这场佛事活动,碑文记叙了此事并追述了此地最早的佛寺“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的历史。既然言明“故希玄寺”,说明此时“希玄寺”已经不再运行。
 
《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及其所记佛龛的上方,有初唐增建的第四窟外侧木构窟檐建筑,这些初唐开凿的佛龛和增建的窟檐,是有直接关联的民间佛事活动[14]。碑刻及佛龛的位置应当距离希玄寺故址非常近,这些信众追慕北魏孝文帝创建希玄寺的故事,追记以提升此次佛事活动的神圣感。从供养人题名来看,没有僧人,也没有官衔,全为故希玄寺附近的平民俗家信众。《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供养人题名中的“韩万迪”龙朔二年造像之后的几年内,还有多次造像记录。《韩万迪造像记》:“大唐乾封□八月十四日,韩万迪及妻张为过去父母并见(现)存眷属,愿同履善因,敬造阿弥陁像一龛,合家供养。”[15]唐高宗李治的年号“乾封”历时666年正月至668年二月,乾封三年无八月,此处应为乾封元年或二年。还有“韩万迪为父母造舍利弗”“韩万迪妻张敬造天女供养”[16]的佛事活动,纪年已残。《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供养人题名中的其他二十五人没有别的造像记录,原因可能主要是此次造像为高规格的一铺九尊,与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左右开始开凿的龙门石窟奉先寺[17]造像配置类似,适合长期礼拜供养,一般不须再另行凿龛造像供养。这批供养人都属于“暮齿将乘,残骸讵几”的老年,也可能是此后很少凿龛造像的一个因素。
 
唐代残碑《重建净土寺碑》出现有天授元年(690年)年号[18],碑主题名中的雍子华、苏冲生、种士达等三人出现在龙朔、乾封年间的造像题记中。雍子华出现在第124龛下的《雍子华造像记》中:“大唐龙朔三年岁次癸亥六月癸未八日,弟子雍子华为七代父母敬造阿弥像一区并二菩萨,合家供养。”[19]苏冲生出现在第171龛下的《苏冲生造像记》中:“乾封二年十一月卅日,苏冲生为亡男敬造阿弥陀像一龛,愿亡男西方净土随意,冲生合大小一心供养,□与妻□□。”[20]种士达出现在第315龛下的《苏洪道造像记》中:“大唐乾封元年(666年)十二月十八日,苏洪道及妻公种士达共舍衣资,为亡妻种敬造阿弥陁像及二菩萨,合家供养。”[21]雍子华、苏冲生、种士达等唐高宗时期没有职衔的平民信众,前后二十余年都在参加巩县石窟寺的佛事活动,说明有一批稳定的民间信众持续举行佛事活动,维持了石窟寺的香火。
 
巩县石窟寺第2龛下《巩令许思言造像记》“仪凤二年(677年)四月十日,弟子巩县令许思言敬造释迦牟尼像一龛并二菩萨,夫妻供养,愿见荣考妣、内外眷属□及法□□”[22],许思言是巩县石窟第二次民间造像高峰中第二位县令供养人,与龙门石窟两龛《许思言造像记》中的许思言疑为一人“永徽四年(653年)四月八日,吏部主事许思言为母杜氏敬造像一铺”[23],“乾封二年(667年)二月八日,东台主书许思言敬造阿弥陀像一龛,普愿苍生俱登净域”[24]。从永徽四年(653年)到仪凤二年(677年)前后延续二十四年,许思言由“从八品下”的吏部主事先后升为“从七品上”的东台主书(门下省录事)、“正六品上”的河南府巩县令,也符合官阶晋升的一般逻辑。巩县石窟与龙门石窟的距离不太远,同属于唐代河南府属地,三处许思言为同一人的可能性非常大。许思言作为唐高宗时期的一位低级官吏,永徽四年(653年)、乾封二年(667年)两次在龙门石窟凿龛造像之后,仪凤二年(677年)又在巩县石窟寺凿龛造像,说明当时造像之风很盛,巩县石窟寺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可与龙门石窟比肩。
 
总之,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至永隆二年(681年)的巩县石窟寺第二次民间造像高峰时期,一方面僧人和本县官吏积极参加造像,另一方面一批稳定的本地平民信众成为造像的主力。《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及其造像是其中平民信众造像的杰出代表,引领了巩县石窟寺第二次民间造像高峰的风潮。
 
巩县希玄寺与净土寺的关系
 
《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所记佛龛主尊阿弥陀佛是所有净土寺供奉的主尊,说明这些信众信奉的是净土宗。唐代无名氏《石窟寺本末》清抄本提到北魏孝文帝时巩县石窟寺一带有多座寺院,其中“莲花寺”到唐太宗时改为“净土寺”[25],但没有提到希玄寺之名。唐代残碑《重建净土寺碑》中提到“至于后魏宣武帝,以巩邑为水陆要冲”“周建德六年废”“至大唐天授元年”等巩县净土寺的重大节点[26],可知碑文不早于天授元年(690年),可惜追述寺院历史及刻碑纪年文字有残缺。《重建净土寺碑》碑主题名中的种士达,在乾封元年(666年)以岳父的身份与苏洪道一起为死去的女儿造像,当时年龄应当不小于40岁,二十四年后的天授元年(690年)之后应当是65岁上下的老年。考虑到碑主种士达在天授元年(690年)的年龄已近古稀,《重建净土寺碑》的年代如果不是天授元年(690年),也不会太晚,此时为“重建净土寺”,说明净土寺之名此前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高敏认为可以确证唐太宗时改巩县莲花寺为净土寺[27],巩县净土寺之名追溯到唐太宗时期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追记的北魏孝文帝希玄寺已不再运行,净土寺是初唐时期巩县石窟区域内保有香火的佛寺,碑文中却只字未提净土寺,说明净土寺与希玄寺没有直接传承关系。
 
本地身份最高的高僧法秤的造像活动集中在显庆五年(660年)至咸亨元年(670年),这十年间他的头衔一直是“比丘僧”,并没有记录任何净土寺的头衔及关联,说明初唐时期净土寺可能还不是巩县官民礼佛的主寺。如第二窟西壁大龛右下角《比丘僧法秤造像记》:“大唐乾封二年八月十日,比丘僧法秤敬造阿弥陀像一龛,上为皇帝、师僧、父母、东征行人,并愿平安;又愿国土安宁,十方施主离鄣解脱,成无上道。”法秤发愿祈福的对象包括皇帝、东征将士、国土和施主等,显然是站在一个高僧的角度为国家和社会发愿祈福。
 
已知最早记录巩县净土寺僧人的是贞元十八年(802年)《唐大德演公塔铭并序》,记载洛阳县敬爱寺高僧明演“歘思振锡,步及于巩县净土寺。县宰陇西李公闲泉夫人吴郡张氏,礼足归依,虔心谛听,净财珍服,舍而勿恡,由是景(影)附响和者不可胜算”。明演于贞元十七年(801年)去世后,门弟子净土寺主智德等商议为其建塔[28]。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后唐尊胜陀罗尼经幢》末尾题记有“巩县净土寺主僧思敬”的落款[29]。说明中唐以来净土寺的僧人在题刻中常规性署上净土寺的头衔,初唐的比丘僧法秤没有注明净土寺的头衔,很可能因为他并不是净土寺的僧人。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劄子付僧宝月大师惠深》:“西京十方净土寺山主僧宝月大师惠深为年高,今后每遇赴京师同天节斋会,特许乘座兜轿往来。付惠深准此。元丰七年二月日寺主僧海量准奏奉圣旨差官刻石,四月八日张衍刊。”[30]绍圣三年(1096年)《宋净土寺住持宝月碑铭》记载慈圣光献皇后、神宗、宣仁圣烈皇后等都礼遇净土寺[31]。可见北宋时期巩县净土寺是皇家寺院,是巩县净土寺地位最崇高的时期,无疑是巩县石窟区域的主寺,它是由初唐时期的净土寺逐渐发展过来的,而希玄寺的香火在初唐甚至隋代就已经断了。
 
结语
 
《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勾勒了北魏孝文帝创建希玄寺及其兴衰的社会背景,北魏宣武帝开始凿石为窟并成为皇家礼佛之处,北魏之后成为本地民间造像和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北齐天保二年(551年)至天统七年(571年,实为武平二年)的二十年间,是巩县石窟寺民间造像的第一次高峰。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至永隆二年(681年)的二十一年,是巩县石窟寺民间造像的第二次高峰,也是民间造像的顶峰。该时期僧人和本县官吏积极参加造像,一批稳定的本地平民信众成为持续造像的主力,龙朔二年(662年)《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及其造像是平民信众造像的杰出代表。
 
《后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追记的北魏孝文帝希玄寺已不再运行,净土寺是初唐时期巩县石窟区域内保有香火的佛寺,碑文中未提净土寺,说明二者没有直接传承关系。还未发现初唐的僧人署名净土寺头衔的例子,中唐以来净土寺的僧人在题刻中常规性署上净土寺的头衔,北宋时期巩县净土寺成为皇家寺院、僧人署名净土寺头衔的现象更为常见。初唐到北宋时期,巩县净土寺逐渐发展壮大;希玄寺的香火在初唐甚至隋代中断之后,并没有延续下来。
 
《中原文物》2022年第4期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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