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原本指向安定祥和的节日有可能因族群关系紧张和文化冲突而成为破坏生活和谐的暴力的平台。西方殖民者的治理“遗产”改写了斯里兰卡的人群分类体系，复杂的社会问题被简单地贴上“族群－宗教”的标签，结果可能使不同节日表现出强化“族群－宗教”意识的特征，进而使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构建面临严重挑战。忽视节日的包容性、秉持唯我独尊的节日观不利于多元族群构建美美与共的社会生活。对斯里兰卡诸多节日的考察可以发现，在国家化进程中，来自不同族群文化的节日只有以实现文化共享及国家整合为目的才能具有传承发展的重要基石。
引言
海德格尔指出，时间具有“不言而明的”存在论功能，只有着眼于时间才可能把握存在。节日是人们在大地上实现“诗意的栖居”的重要通道，是不同社群高度浓缩抽象意义的符号化时间。社会科学家在探讨时间时，“经常怪罪‘自然’科学家将时间视为一个不够‘文化’的再现”。也因此，认真地审视节日中的文化象征对于探讨人的存在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作为一种公共的文化行为，节日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娱乐或审美，而是在于社会教育和社会融合，是为了通过集体的庆祝活动和人人参与，来建立一套公共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涂尔干认为，节日“可以把大家召集起来，使大家共同行动”。节日是一种仪式性或经常性的短期活动。社区成员参与其中，通过庆祝而使这些活动成为确认他们的社会、宗教、族裔、民族、语言或历史等多样化的纽带。节日强调“共同参与”，民众共同参与节日有助于确认身份、巩固价值观进而推动共同体的构建。作为周期性的特殊日子，节日里群体活动的内容基本稳定，民众群体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等文化信息能够在其传统节日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和保存。也因此，传统节日被视为“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因为传统节日“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集中展示了民众的精神信仰、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传统节日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因此，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陆续将诸多传统节日设定为全民性的假日，多民族国家在谋求不同民族共同发展的道路上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吸纳各种传统节日进入国家公共节假日体系。
斯里兰卡每年约有26个公众节假日，是全球节假日最多的国家之一。一般来说，斯里兰卡的公共节假日主要包括僧伽罗和泰米尔新年、独立日之类的全国性节假日以及各类商业性节日，也包括大量的宗教节日——除佛教徒每月举行一次的月圆节之外，印度教徒的丰收节，基督教徒的圣诞节，穆斯林的开斋节等都不断地被吸纳到斯里兰卡的国家节假日体系之中。此外，斯里兰卡还有一些与历史传奇人物密切相关的节日，这类节日通常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性特征和民族特征。
节日的众多表明了族群的多样与文化的多元，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节日过多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文化整合的困难。斯里兰卡多元文化所表现出的不同节日尚未形成融洽的整体来表征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曾被西方誉为“模范殖民地”，独立后全国人均GDP曾位列亚洲前茅，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仍被视为“第三世界的民主典范”。然而，族群矛盾持续不断，社会中充满族群冲突的张力使得斯里兰卡经济增长的困境以及其他的社会矛盾被民族矛盾所遮蔽。强调“共同参与”的传统节日一旦被贴上“族群－宗教”标签，那么这些节日就可能起到固化人群分类的功能，使得不同节日之间呈现相互排斥、相互倾轧的竞争关系，进而危害国家的和谐发展。在这种情境中，节日成为一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单一的人群分类制度的延伸，成为忽视文化共性、片面追求族群差异的角力场，唯我独尊的节日观必然阻碍美美与共的实现，使斯里兰卡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构建面临挑战。了解不同节日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深入认识斯里兰卡社会并理解节日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有助于理解斯里兰卡节日所勾连的复杂社会关系及矛盾，更有助于深刻认识斯里兰卡构建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艰难。
一、撕裂平静的节日
斯里兰卡文化内涵丰富的多彩节日是吸引全球游客的重要旅游资源。为更好地服务旅游业，斯里兰卡政府鼓励专业人士在公共节假日官方网站向全球游客发布节假日日历。日历表中不仅清晰标注出各类节假日的时间、地点等信息，同时还会介绍与这些日子相关的历史、文化或宗教背景。除各类传统节日之外，斯里兰卡新近还出现了一些新兴节日。这类新创的节日多因全球游客周期性的高频访问而产生并以吸引更多游客前往为目的，如加勒文学节。每年数百万计的外来游客前往斯里兰卡共同参与各类精彩纷呈的活动。正是在这些浓缩着抽象意义的符号化时间中，越来越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通过节日的特殊时空认识和了解多姿多彩的斯里兰卡。但2019年复活节，斯里兰卡多地发生的极其恶劣的暴力事件却撕裂了节日的平静。
事实上，复活节系列爆炸袭击发生之时距离斯里兰卡举国上下同庆新年过去仅仅一周，原本应该笼罩在一片祥和之中的国土瞬间布满了悲伤、恐惧和愤怒。这一天被国际社会称为斯里兰卡史上最黑暗的复活节周末，这一袭击事件也被简称为“复活节爆炸事件”。复活节原本寓意新生命的降临，节日中原本应该庆祝新生的快乐被恐惧与仇恨撕裂了。2019年４月23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宣称对此次连环爆炸暴力袭击事件负责。“这是该国自10年前血腥内战结束以来遭受的最致命的暴力事件”，“爆炸袭击是斯里兰卡自毁灭性内战以来最致命的暴力事件”，斯里兰卡复活节爆炸的残酷程度直逼内战。
节日本是将人们从日复一日的繁琐生活中解放出来的“良方”。涂尔干在讨论时间问题时指出节日对于人们的重要意义。“不管每次节日的起因有多么平常……（节日可以）激发起一种欢腾的状态……可以使个体从他的日常事务和日常关注中解脱出来。”作为文化的秩序，节日既是安顿个体精神、休憩心灵的时间节点，也构建起社会与组织的共享价值体系和认同，是联系历史与未来的内在力量。可以说，节日通过非日常的方式帮助人们摆脱日常，从而为人们再度回归日常进行生产生活蓄积力量。
斯里兰卡的复活节爆炸事件表明，指向安定祥和的节日也有可能成为破坏生活和谐的暴力平台。国际恐怖组织自然要对暴力袭击事件负责，同时斯里兰卡的国内矛盾也不容忽视。
很多情形下，斯里兰卡的国内矛盾经常被简单视为民族矛盾。持续了近三十年之久的斯里兰卡内战使得民族问题成为学界在研究斯里兰卡时无法回避的重要面向。被西方殖民者殖民之前，种姓是斯里兰卡社会主要的人群分类制度之一。荷兰殖民者开启了人口登记传统，开始将人们的宗教信仰作为一类重要的人口分类信息进行登记。及至英国殖民时期，英国殖民者推行他们在印度的做法，将斯里兰卡人依照民族身份（族群及宗教信仰）进行登记。分而治之的做法有助于实现对多数人进行统治，也有益于为英国对印度次大陆的殖民行为进行辩护。连同族群、宗教以及种姓在内的各种事象被精细化地进行划分，目的在于“通过社会类别来给人定位，然后通过使用这些类别来控制这些人”。事实上，斯里兰卡的国内矛盾传统远非民族矛盾一种，真实的矛盾是包含多领域、多层面的各类社会矛盾的总和。西方殖民者改写人群分类制度的治理手段放大了“族群－宗教”意识的区隔意义。
复活节爆炸事件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一些评论家认为该事件的主要原因来自穆斯林、基督教等被不断边缘为少数派，暴力事件是这些少数派受到主流社会挤压而产生的强烈反应。更有一些观点指出，复活节事件是对西方社会的报复。回溯斯里兰卡近代史可知，葡萄牙殖民者将天主教引入斯里兰卡社会，一边对佛教徒、印度教徒进行迫害，一边对改宗信教的斯里兰卡人提供优厚待遇，以此巩固其统治地位进而谋取更大的利益。荷兰殖民者替代葡萄牙殖民者之后，采取的手段原理相似，同样是鼓励当地民众改宗信仰基督教，对其他宗教的信徒实行压迫政策。殖民者更迭意味着不同信仰者之间巨大的赋税差异。由此可见，“边缘化”“被挤压”一直以来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因素，远非新近的发明。斯里兰卡的基督教信徒组成是多样的，包括僧伽罗人、泰米尔人、柏格人等多个族群的成员，也包含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不同的种姓。不能把斯里兰卡复活节爆发的暴力事件简单地理解为是“族群－宗教”冲突的结果。或者也可以说，原本分离的族群性与宗教性在斯里兰卡殖民语境中更加显著地被改造为“族群－宗教”一体性，被强化了族群－宗教意识的节日成为西方殖民者治理“遗产”的一种表现。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斯里兰卡的各种节日开始被注入“唯我独尊”的价值内核。节日更多地成为片面追求族群差异的角斗场。节日文化应该具有的“美美与共”的内涵对于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作用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二、重归平和的节日
“社会表面上固然是充满竞争，然而真正能使社会赓续前进的下层基础却是大家视为当然的一样东西——合作。”暴力的发生，因为对暴力的恐惧，人们在节日中的齐聚一堂更加显得弥足珍贵。战争与暴力的血雨腥风带来了巨大的惨痛，人们正是在这些教训中更加珍视平和、热爱和平。
持续几十年的内战使斯里兰卡的发展趋近停滞，2009年内战停火以来斯里兰卡迎来了快速的复苏。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和平再次降临，“印度洋上的珍珠”绽放出绚烂的光彩。斯里兰卡旅游业是仅次于劳力输出及纺织与服装业的第三大外汇创收行业，2018年全国实现旅游收入35亿美元。尽管2019年复活节爆炸事件发生后，斯里兰卡全岛的旅游业遭遇了很大程度的打击，但是当这个至暗时刻过去两个多月后，在旅游者中享有巨大影响力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却发文宣称，斯里兰卡依然位居全球最佳旅游地榜首。这大概也是人们向往美好平和的愿望的一种表达。
2019年8月5日是斯里兰卡佛牙节的第一天，不到４个月前宗教极端组织发起的恐怖袭击带来的恐惧与悲痛依然弥漫在人们的心中。当天清晨，美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发出了二级安全警示，指出佛牙节仍存在遭遇恐怖袭击的风险。
笔者怀着忐忑的心情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康缇佛牙寺（即佛牙节历年举办现场）等待盛大节日的来临时发现，斯里兰卡的民众并没有理会安全警示。以僧伽罗佛教徒为主的斯里兰卡人依旧如同往常一样提前一晚就来到佛牙寺四周的空地上抢先为家人朋友占据“一席之地”，而其他民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至少需要提前几个小时才能在佛牙寺周围地带找到稍好一些的观礼位置，不想来太早的人们也可以选择在临街的餐厅或商店提前预订那些临时搭建的座位。佛牙节是斯里兰卡最盛大的节日之一，佛牙节期间的佛牙游行极负盛名。斯里兰卡东海岸一名60多岁的泰米尔天主教徒告诉我，康缇与科伦坡、贾夫纳并称为斯里兰卡的三大城市，在她的记忆中康缇有出名的医生也有漂亮的旅馆，父母自她很小的时候就会定期不定期带一家人造访康缇。“复活节事件发生后，我在马来西亚的小儿子很担心，希望我尽快离开斯里兰卡。你去参加佛牙节还是要注意安全，佛牙节是很大的节日，希望你在康缇有个好心情。”在得知笔者即将离开亭可马里抵达康缇观看佛牙游行时，她为笔者送出了祝福。非正常情况使斯里兰卡佛牙节的重要性获得彰显。这一天，人们对恐怖袭击的忧虑已经暂时被等待佛牙游行的兴奋和期待所替代。
中午时分，距离2019年的第一场佛牙游行还有8个小时，佛牙游行路线两旁的街道已经人满为患。席地而坐的人们不断叫住沿路叫卖的小贩，给随行的孩子买些糖果或者玩具，那些小贩有僧伽罗人，有泰米尔人，也有摩尔人。无形中形成了“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的节日氛围。人群中自然形成的蜿蜒小道上还有反复巡逻并盘查证件的警察。安保工作在民众的喧闹声中静默地开展。若以法显在《佛国记》中记录的所见为依据，佛牙游行的传统已经在斯里兰卡延续了一千多年。暴恐事件之后人们的聚集更映衬出佛牙节巨大的影响力。
当晚8点，佛牙游行正式开始，人们全身心关注着佛牙游行。万众期盼的佛牙游行队伍终于从佛牙寺中缓缓出发，甩鞭者、舞者、鼓手、驯象师等方阵队伍盛装出席，大家尽情地表演着自己的拿手好戏。当驮着佛牙的圣象终于出现时，静穆忽然降临在热闹之中，街道两旁的男女老少纷纷放下手机、相机，朝着佛牙或半跪着或站立着，双手合十默默祈祷。“毫无疑问，祈祷是一种社会现象……祈祷不仅仅在内容上是社会性的，其形式也是如此。”佛牙游行约两小时，观礼结束后的人们带着满满的希冀再次返回日常之中。佛牙节游行协会每年会挑选并最终敲定参与游行的队伍名单，但不变的是大家对圣象群装扮的重视。这一天陪同笔者观看佛牙游行的是一对僧伽罗夫妇，妻子是阿育吠陀疗法医师，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到现场观礼，但在游行过程中她仍然激动地告诉笔者，“我一直很喜欢佛牙游行，这个游行对我们斯里兰卡是非常有意义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一夜几乎完全忘却了恐怖袭击的悲痛，尤其当佛牙坐骑经过身边时，人们也抵达了当夜的情绪最高峰。久违的平和宁静环绕着人们，没有人对耗费数十小时前来参与佛牙游行表示后悔。此时，祈祷的宗教意味走向了社会意味，宗教节日获得了浓烈的、积极的社会生活意义。
为了尽快向世界亮出斯里兰卡名片，独立后的斯里兰卡政府推行维护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政策，最为显著的即是保护与发展佛教的举措（即“佛教复兴运动”）。在国家层面上，相应的管理部门却不断经历着变动。1988年斯里兰卡佛教事务部成立。由于各届政府的执政理念与人员分工不同，主管佛教事务的机构名称一直有变化。当下，斯里兰卡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兼任佛教、宗教与文化事务部部长，事务部下设佛教、印度教、穆斯林等多个宗教的事务与文化专门部门。佛教节日成为斯里兰卡最著名的节日不足为奇，其积极意义在于其他宗教性节日也能获得现身的机会。在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进程中，斯里兰卡多种节日共存成为新特点。
2019年8月上旬，斯里兰卡航空公司（SLA）最新推出的一期航空公司杂志使用英语重点推介了佛牙节，同时也介绍了北部地区纳努尔的泰米尔人的节日纳鲁尔节。笔者的田野调查表明，僧伽罗人时常会以大家庭为单位或是邀约一群好友在纳鲁尔节日期间访问北部以及东部的泰米尔地区。泰米尔人也经常会在佛牙节期间前往僧伽罗人聚居地进行消费和游玩。当然，对信仰佛教的那些僧伽罗人而言，佛牙节的重要性远胜于纳努尔地区泰米尔人的纳鲁尔节，就像纳鲁尔节对于泰米尔人来说更重要一样。僧伽罗大学生报道人指出的“这是他们泰米尔人的节日”就揭示了节日的“族群－宗教”标签。显然，不同的人群对于不同节日的重要性的理解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节日中不同人群间的互相走动其实已表明人们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其他人群的节日的，节日能使人们“各美其美”，但“美人之美”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国家节日符号的塑造必然是充满曲折的路程，正如何种语言成为国家的官方语言并不仅仅是以语言使用者的多少来简单决定。1972年5月22日，斯里兰卡颁布第一部共和宪法，宪法赋予佛教最优先的地位，规定保护和促进佛教是国家的义务。宪法同时规定僧伽罗语为斯里兰卡唯一的官方语言。“人们使用一种语言而不是另一种语言反映了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方面的权力关系状况。”某种语言被视为某国唯一官方语言其实是族群文化权力关系的表达。斯里兰卡当局很快意识到必须重视泰米尔语，通过1978年的新宪法给予了泰米尔语官方语言的地位。这可被视为对族群关系裂痕的一种弥补。僧伽罗人、泰米尔人因利益关系各自形成了很多具有不同诉求的阵营，过去以印度为代表的外国势力不断从中干预更使得斯里兰卡的发展局势扑朔迷离，以至于美国学者指出斯里兰卡的未来是不确定的。斯里兰卡学界开始否定“印度性”，通过探究斯里兰卡特性而探寻斯里兰卡共同体的道路。于是，某一节日或某些节日成为国家节日符号就更加需要各个族群之间的协商。
三、“谁的节日”与“谁的斯里兰卡”
经过不同族群文化间的碰撞与交往，斯里兰卡佛牙节在当下的社会整合意义已经有了显著的转变。佛牙节逐渐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聚合在一起并为不同人群提供交流交往的平台和机遇。类似的在国际社会享有盛誉的重大节日具有巨大的国家的社会文化整合潜力。然而，如果看待佛牙节这一类名片符号的视角仍然仅仅从“族群－宗教”出发，亦即过于强调佛牙节是“我们僧伽罗佛教徒的节日”，那么，非佛教徒的僧伽罗人、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信仰基督教的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就难以认同这个节日符号。
参与人数最多的佛牙节尚且面临着很难被所有人群认同的困难，其他在斯里兰卡影响力要小一些的节日要想成为斯里兰卡国家节日就更不可能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节日间的竞争关系需要被正视，斯里兰卡各种节日的符号表征关系有进一步调整以达至和谐的空间。如果佛牙节始终不能被广大民众视为斯里兰卡人的节日，那么借助佛牙言说斯里兰卡历史的传统就极有可能被片面地理解为只是僧伽罗人借助佛牙巩固自身主体民族地位的举措而已。当其他民族头脑中这样的猜疑被强化，那些可能被塑造为国家节日的民族节日就难免会被人们固执地认为仅仅具有“族群－宗教”的区隔意味而不是“国家－人民”的表征关系。只是强调节日的“族群－宗教性”而不是强调节日的包容性是不利于国家的社会文化整合的。
斯里兰卡丰富的多元文化资源表现之一即其拥有8项世界遗产（其中6项为世界文化遗产）。这片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生态多样，历史悠久，背景多元的民众创造了灿烂丰富的文化。斯里兰卡“最初建立在种姓制度之上的古老而单一的僧伽罗社会”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众多，矛盾重重的社会。因此，斯里兰卡的发展必须考虑到客观存在的族群、文化与宗教的多样性。多样性的文化如果不能得到共享及整合，那么隔阂及敌意势必加深并最终成为社会动荡动乱的土壤。亘古至今，人群的分类历来关涉着特定关系的安排。“分类绝不是人类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自发形成的”“分类不仅仅是进行归类，而且还意味着依据特定的关系对这些类别加以安排”。斯里兰卡人群的分类由相对简单走向了复杂多样。人群分类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样性有紧密的关系。如果不同的人群刻意强调自身的利益，那么，文化之间的差异就会被有意放大并成为群体之间冲突的动力来源。反之，如果不同的人群都能够以追求共同发展、获得共同利益为前提，那么，文化的多元就有可能为人们多角度多层面地认识世界、丰富发展的手段与智慧提供动力。事实上，强调文化分享面向的节日也可能为共同发展、和谐发展提供文化意义支撑。美美与共的实现与节日包容性的实现有着密切的关联。遗憾的是，斯里兰卡的节日极有可能成为追求族群差异的角斗场。
殖民者带来的治理“遗产”极大地改写了人群分类体系并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近代史上，殖民者将僧伽罗人分为低地僧伽罗人、高地僧加罗人等造成了僧伽罗人内部的矛盾，为了牟取种植园经济利益从印度引进信仰印度教的印度泰米尔人，从马来西亚等地引入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人协助其武力统治，这些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增加了斯里兰卡族群关系、宗教关系、文化关系的复杂性。殖民者的主要目的在于从斯里兰卡攫取资源及利益，因此绝少去关注斯里兰卡社会的整合问题，从而带来了不少新矛盾。科塔克深刻地指出，这一类有过殖民史的“所有国家内的社会群体与区分方式都是殖民时期的发明”。目前，学界的诸多研究深入地讨论了斯里兰卡僧伽罗与泰米尔之间的族群冲突。但是，僧伽罗人以及泰米尔人内部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内部复杂关系又造成了僧伽罗与泰米尔矛盾的复杂程度的加深。偏重“某种政治共同体意识”抑或强调“以出身和原生文化为基础的共同体”的民族认同模式理论都不能说明斯里兰卡的情形。
在族群－宗教矛盾之外，斯里兰卡社会还充斥着大量的地区之间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统治阶层之间的多种矛盾。如果没有真正去理解斯里兰卡庞杂的社会现实，如果未能充分地理解诸多不同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所产生的根源，会造成“珍珠”“泪珠”的形象相互替代或遮蔽以及进一步撕裂国家的倾向。强调“分而治之”的治理“遗产”使得斯里兰卡的节日通常被习惯性地分为族群性的或者宗教性的，都在有意无意间加深那些早已布满了各种社会缝隙的深度。
如果说激化和复杂化殖民地的社会矛盾是殖民者的治理“遗产”，那么在使殖民地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之后却又将这些复杂的矛盾仅仅定性为“族群－宗教”冲突，这就是在洗清殖民者的罪过之后，又把不能发展甚至动乱的根源归于当地社会固有的问题。此类话语不断生产的后果便是许多斯里兰卡人无可奈何感的不断加重。许多有西方受教育背景的斯里兰卡知识分子更多地在按照西方给予的“有色眼镜”进行知识生产。人们试图找到能够使暴力驱动因素趋于中立化的理解方式，但一项最新的研究却仍将持续多年来的矛盾冲突定义为族群－宗教暴力。
在实务层面上，斯里兰卡政府不断尝试从文化的角度化解族群－宗教矛盾，这样的努力在政府文化部门的机构设置流变中可见一斑。1956年斯里兰卡文化事务部正式成立，“提高斯里兰卡身份认同”是其宗旨。发展至今，文化部门与佛教、宗教部门合而为一，统称为“斯里兰卡佛教、宗教与文化事务部”。佛教、宗教与文化事务部以“可持续地发展斯里兰卡”为愿景，“创建一个公正、有纪律、精神发达的社会”也成为该部门的重要职能和宗旨。在保护斯里兰卡的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进而保护、促进和宣传斯里兰卡文化方面，隶属于佛教、宗教与文化事务部，设立于1980年的中央文化基金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文化基金除负责斯里兰卡6项世界遗产的管理和保护工作，同时还推进覆盖了斯里兰卡全岛的27个重大文化保护项目。文化保护特别是指向了身份认同的斯里兰卡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使得过去那些凸显着“族群－宗教”的裂缝不断得到弥合。
勇于突破殖民者的治理“遗产”桎梏，不同族群通过协商共同参与、共同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理念就显得更为珍贵。众所周知，差异性的政治化绝对是英国统治印度的一种遗产。英国殖民者也将他们在印度尝试的信仰差异民族化与政治化的治理经验在斯里兰卡进行了复制。殖民治理的“遗产”在斯里兰卡已经显现出严重的后果。斯里兰卡要走上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要求斯里兰卡各族人民从分裂走向和合，各族都要克服“唯我独尊”的观念，携手并肩共同实现不同文化间的“美美与共”。美美与共的节日符号有可能“通过制度化的活动”起到增强凝聚力、向外宣传本民族文化、加强与其他民族交流感情的作用。肯定并展示文化多样性并不必然导致所谓国家主流价值体系的混乱。不同的民族都对这个国家的建立及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国家整体文化的繁荣依赖于所有民族的文化发展。
对于斯里兰卡而言，通过充分的协商去型塑斯里兰卡的节日文化对于构建斯里兰卡国家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恰如对“谁的节日”这一问题不应当仅仅从“族群－宗教”的视角出发一样，对于“谁的斯里兰卡”的回答也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某一族群。否定和拒绝承认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之上、共同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别的群体的合法性并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健康发展。正如斯里兰卡属于所有的斯里兰卡人一样，斯里兰卡各种节日也都属于斯里兰卡。重视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国家（能力）非常重要。同样，重视国家对社会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对于斯里兰卡的节日文化个案的分析表明，国家在对外宣传各种节日内容的时候，更多地关注节日所表达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节日文化的可共享性也许比那种为了突出节日的个性化特色而强调其族群－宗教性更有积极意义。打造斯里兰卡国家的节日符号需要清楚地意识到看似尊重多元文化的“族群－宗教”标签有可能是在为“唯我独尊”的文化观张目。反思如何在节日中真正强化共享文化的可能性并真正尊重多元文化，将有助于真正促进“美美与共”的节日文化的形成。
四、结论与讨论
节日是人类在感知时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秩序，它以文化象征的方式，将个体与群体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其拥有归属感和安全感。节日原本应当赋予人们更多的积极意义，但是斯里兰卡新近的历程揭示着，如果强化节日的族群－宗教性，节日就可能导致苦难。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上，文化上的同质性远远不足以保证人们相互间和平共处，因为差异虽然会产生敌意，但是差异也能够促进融合。如何使有差异的文化相互融合而不是制造矛盾是人们面对的急迫任务。
事实上，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泰米尔人以及摩尔人等不同民族相互间越来越多地选择在“他者”的传统节日期间前往相应的地点参与节日活动，而且同一民族内部也不断出现原本不相往来的人群之间的交往禁忌慢慢消除的迹象。笔者对距离康缇100公里的一个传统僧伽罗人村Bothale的调查发现，过去被视为低种姓的制陶人在新年时节习惯于将新的一年烧制的陶器送到印度神庙供奉，一些僧伽罗传统村落中高种姓与低种姓之前强烈的交往禁忌也在不断消解。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已经不再恪守外界刻板印象中泾渭分明的身份划界，而节日中不同人群的交流与交往也不断地迎来新的气象。多元共生、互惠共生的合理取向对于斯里兰卡如何处理好各类关系、各类矛盾进而避免再次被国际恐怖组织所利用且国家形象遭到严重破坏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引作用。对于斯里兰卡民众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节日神圣性的维系，以及通过神圣性的维系所获得的安全感、归属感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在这一意义上，只有当斯里兰卡民众普遍认识到“这是我们共同的节日”“我们为斯里兰卡拥有如此灿烂多元的文化而自豪”之时，“谁的节日”以及“谁的斯里兰卡”才能寻找到最佳的答案。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是斯里兰卡人民开始在践行“这是我们共同的斯里兰卡”的道路上踏出的坚实的一步。
在国家化进程中，无论不同的节日具有怎样的特点，来自不同族群文化的节日只有以实现文化共享及国家整合为目的才能成为传承发展的重要基石。此外，“美美与共”的节日文化绝不意味着锻造一个单一节日或者不断增加公众节假日数量就一定有助于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强调大家共同参与、重视节日的包容性而不是排他性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将这些不同节日建设为共享平台。无论是从不同人群到来的先后，人口的多少，抑或是从宗教传入时间的长短来优化自我文化的地位或者贬低他者的地位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都会使国家发展的愿望落空。通过对节日中的斯里兰卡进行审视，可以深刻地认识到，节日的包容性对于国家社会文化的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世界民族》2022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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