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清时期，人们把遭灾染疫与伦理归因相结合，统治者借此对百姓进行劝善教化，宣扬惩恶扬善的思想，以防疫避灾。华北乡村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防疫抗病经验，自发形成了防疫避灾观念。太行山文书杂字类文献中多有体现，主要涉及饮食起居、房屋居所、节日礼俗、民间信仰等方面，其中蕴含着惩恶扬善的伦理教化思想，如儒家伦理思想、承负劝善观念、因果报应观念等，在防疫避灾、安定民心及心理治疗、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当今疫情的防控防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疫情始于商代，春秋战国、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元、明清各朝均有“疾疫”“瘴疠”“疫疠”等疫情的发生。历代典籍记载了疫病的救治与防治措施，如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宋代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百姓为了消除内心的焦虑和恐慌，纷纷向宗教、巫术等寻求应对之道。传统的逐瘟驱疫民俗在民间流行，驱疫防疫之法层出不穷，如举行特定的仪式“傩祭”，驱除疾疫，旨在送走瘟神，祈求风调雨顺，具有安定民心、心理治疗的功能。人们把遭灾染疫与伦理归因相结合，统治者借此对百姓进行劝善教化，宣扬惩恶扬善的思想，以防疫避灾。关于防疫避灾的研究，学界多集中于疾病医疗史方面：一是疫病医疗与社会互动；二是疫病救治、避疫措施与社会救助；三是从疫病医疗阐述某种思想理论；四是从民间信仰、民俗文化与民众心态，探讨瘟疫的防疫措施与应对方式。综上来看，学界多依据档案资料对疫病与社会进行考察，而从民间文献探讨防疫避灾的研究寥寥。太行山文书收录了一批杂字类文献，约320余件，9 500页（面），160余种，主要针对民间中下层民众编写的启蒙识字读物，其中涉及防疫避灾的观念，蕴含着惩恶扬善的劝善教化思想。这些教化思想以儒家伦理为主，宣扬积德行善、赏善罚恶，倡导存善念、行善事，教化百姓信奉儒家伦理道德，因果报应，将治疗身体的疾病与人性的疾病结合，把遭灾染疫与伦理归因相结合，逐瘟防疫，以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本文选取明清、民国时期太行山文书杂字类文献，分析明清以来华北乡村民间防疫避灾观念及劝善教化思想，挖掘民间防疫避灾的经验，探索民间百姓防灾避灾的智慧，对于当今疫情的防控与防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杂字类文献中的防疫避灾观念
明清以来，华北乡村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防疫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传统，经过时间的积淀，由内而外自发形成了由民众个体和地方社会所构成的防疫观念。太行山文书杂字类文献中的防疫避灾观念，涉及饮食起居、房屋居所、节日礼俗、民间信仰等方面。
（一）饮食起居
防疫观念在饮食起居方面，主要体现在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上，人们形成了健康生活的习惯。在日常饮食方面，多吃温和适口的食物，少吃寒凉食物，防止脾胃寒凉。《日用杂字卷》云“调饮旋食，少克多停；温凉适口，饥饱合心；睡卧歇止，步履从容”。崇尚清淡，少食油腻，合理烹饪，注重健康。民国《七言杂字》云“白菜菠菜家常菜，金针木耳紧相连；葱蒜韭菜家家用，生姜芫荽要吃鲜；蓁芄芥末小茴香，加上酱醋共油盐；花椒胡椒滋味辣，红糖白糖滋味甜”。注重合理的饮食结构，达到防病、抗病的目的。民间百姓根据当地的饮食习俗，合理搭配饮食。家常菜、荤肉、饮茶、水果、糕点、烧酒等构成的饮食文化是民众防病避灾的重要武器。生活起居方面，保持衣物清洁和被褥的卫生，衣服经常清洗，避免生虱子，物品要经常杀毒除虫。睡眠方面，百姓的生活作息与农业生产、天时和气候等相适应，人们往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坚持早睡早起的习惯。睡觉时紧闭大门，关好门窗，防止天气突变，风雨入室，寒气入体。
（二）房屋居所
关于疾病和疫病的防治，华北民众除了在饮食起居方面做好个人防护以外，房屋修盖、居所环境等方面也很注重。若居住环境较差，病毒、疫病也能侵袭人体，这主要体现在风水学意义上的房屋修盖和居所的环境卫生。
“风水是一种相地术,是中国古代一种选择居住环境的学问”。房屋住宅对于人们来说很重要，风水观念影响着房屋选址、动土修盖、布置摆放等布局。房屋在开工前要看风水、选日子，上梁也要选择黄道吉日，房屋落成也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来庆祝。清代《改良绘图幼学杂字》分上下两栏，其中上栏“四言便读”的“起盖门”载“起盖房屋，监柱上梁，泱温望板，砓地砌墙，磨砖上瓦，安隔开窗”。又《三言杂字》云“请工匠，细商量；平地脚，先打夯；安了塷，就垒墙；锄塷草，苇子强；搭了架，就上梁；捆稻草，铺了房”。房屋的布局摆放也是有讲究的，房屋布局和物件摆放也体现了我国古代的风水观念。清代李泌记《买卖杂字》“修盖好宅基，楼瓦一大片；厅堂与大厦，配房几十间；也有安厨灶，厨灶傢拾全……香炉和香案，供在皂君前；磨房与马棚通在东西院；学堂与客所就在花园按；桌椅共条橙，中堂字画全；古董共玩器，合样不非凡”。房屋的坐落位置、大门朝向、物件摆放等，影响着家族的兴旺与发达。家宅风水好，则人丁兴旺，免受疾病和疫病的侵袭；风水不好，则给整个家族带来恶运与病邪。
（三）节日礼俗
中华民族节日礼俗是在融合社会关系中形成的规范统一、约定俗成的习惯礼俗。然而，我国古代的节日礼俗浸润着瘟疫的印迹。自文字、舞祭乃至民俗活动，都与瘟疫有关。人们在与瘟疫的长期斗争中总结出一套“经验”，通过节日庆典或庆祝活动驱疫避灾，把防疫避灾习俗依附于节日，逐渐形成了特有的节日礼俗。
在传统的节日中，有除夕、春节、上元节、二月二、上巳节、清明节、端午节、天贶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腊八等，这些节日形成的礼俗是人们在预防或战胜疫病时流传下来的。例如，春节饮屠苏酒除疫气；二月二熏虫日；上巳节用兰汤驱除邪气；端午节拜祭龙祖祈福辟邪；天贶节避恶驱蛊等等，这些风俗习惯是人们长期与瘟疫作斗争逐步形成的，对瘟疫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人们通过举行礼俗活动将瘟疫驱除，挡在门外，保佑平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人们面对疫病畏惧而又无奈的一种消极心态反应。
节气是人们根据日月运行规律和自然物候归纳总结的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用来指导农事的历法。二十四节气中每个节气时段都有相应的习俗，配合节令的变化。节气习俗中一些涉及防疫避灾，如立春日吃春菜具有防病保健功能；雨水撞拜祭，通过拜干爹使孩子健康成长；惊蛰扫虫驱除虫害；谷雨杀五毒、洗桃花水，以防病祛灾；芒种煮梅消夏，也有保健功能；夏至吃狗肉以抗寒辟邪等等。清代《改良绘图幼学杂字》上栏“四言便读”载“春夏秋冬，寒暑和湿；三元甲子，始定晨昏；天下地支，配合纳音；十二时辰，冷热阴晴；书夜长短，晌午黄昏；朝夕旦暮，夜半三更；时和岁稔，谷熟年丰；正月元宵，立春谷雨；二月花朝，惊蛰春分；三月寒食，清明谷雨；四月清和，立夏小满；五月端午，芒种夏至；六月三伏，小暑大暑；七月七夕，六秋处暑；八月中秋，白露秋分；九月重阳，寒露霜降；十月小春，立冬小雪；十一月数九，大雪冬至；十二月腊八，小寒大寒；除夕分岁，次早新年”。这些是在民间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节气习俗，构成了地方社会独特的防疫避灾体系，对于地方社会的治安与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
（四）民间信仰
在我国古代社会，瘟疫常常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许多民风民俗、文化信仰都浸润着瘟疫的印迹。瘟疫与民间信仰存在着不可割舍的关系，民间信仰是人们长期与瘟疫作斗争而产生的一种防御，具有预防瘟疫侵入的作用。人们举行民间信仰的仪式活动，将瘟疫挡在门外，保佑人们的平安。
每当疫病来临，人们总要采用各种手段防止疫病的侵袭。但基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和认知水平，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不够，在思想中逐渐形成了疫鬼观念。他们认为疫病是由疫鬼散播导致人们死亡的，“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疫鬼的职责就是行瘟疫病，秉承天帝的旨意到人间散布瘟疫，惩罚人们的罪孽。在疫鬼观念的影响下，人们把瘟疫的发生归为鬼神作怪。《四言杂字》云“酧神还愿，唱戏领牲；病体好了，多亏神灵……一心学好，才是阴功；善念无边，感动天心……世事坏了，五鬼闹中”。又《俚言十三篇》云“皇天与人无远近，不论贫富向好人；富家不善难久富，贫人好学不终贫；要问怎么去学好，神圣有言说的真；第一要敬天合地，行恶俱因不信神；祖宗虽远别忽略，按节烧纸去添愤；父母堂前多行孝，要紧惟有孝双亲”。人们面对瘟疫通过各种仪式和信仰活动祈祷瘟疫消退，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疫鬼对地方社会的威慑和恐慌，稳定了民心，维持了地方社会的秩序。
此外，民间信仰以“治病”的方式，通过神灵超自然的力量将人们现实需求的“疾病”治愈。《绘图七言杂字》云“狡猾瞒眛和欺骗，神祗鉴察有灾殃；饥寒守分人赞好，饱暖生非惹官防；挖墙挖窟迟早犯，看经念佛降吉祥；刀谲诡诈终有败，推聋装哑到久长；存心忍耐依天理，凶暴豪霸丧黄梁；孝顺父母天降福，忤逆生分妖寿亡”。人们认为鬼神作怪必是由于人的某些行为惹怒了神灵，降下瘟疫。人们通过对神灵的敬拜，以期获得神灵的庇佑，从而治疗“疾病”。民间信仰最重要的诉求是祈求神灵保佑，国泰民安，借助民间信仰的神秘力量驱除疫鬼，消除瘟疫。
二、杂字类文献中的劝善教化
明清以来，以劝善戒恶、因果报应为核心的劝善思想广泛流传，特别是在疫情灾荒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古代传统社会，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人们认为遭灾染疫与伦理归因密切相关。百姓往往寄托于神灵的庇护，驱疫避灾，消除病魔。防病重于治病，《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载“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在疫情来临时，人们更注重防病避灾，这体现在民间世俗信仰中的防病思想。太行山文书杂字类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劝善教化思想，其中包括儒家伦理思想、承负劝善观念、因果报应观念等，这些在防病避灾、安定民心、心理治疗及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儒家伦理思想
太行山文书杂字类文献蕴含着丰富的劝善教化思想，提倡忠信孝悌、礼义廉耻，劝诫百姓遵循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它将儒家礼仪、伦理道德、修身养心等编制成各种各样的“药方”，治疗“疾病”。把治疗身体的疾病和身心的“疾病”相结合，将儒家伦理思想巧妙的转化为“对症良药”。此外，还有一些道德戒律，若世人未有行善而施恶，上天就会降瘟疫来惩罚。若瘟疫发生时，人们多行善事，勤思反省，并辅之驱疫民俗祭祀活动，惩罚也可避免。儒家伦理思想在太行山文书杂字类文献中多有体现，具体来看：
《补选杂字居家必用》云“人生事业，孝悌为先；三纲宜正，五常要全；四教五事，六艺相兼；三从四德，训女之言；聪明愚傻，利钝秀顽；传家守法，教子宜严；事亲尽孝，为臣必贤；忠君报国，名享万年；耕读务本，历代绵绵”。推崇儒家伦理教化，把忠孝观念与因果报应联系起来，认为人们要积“敬重尊长”之德，子孙后代就会享有“绵远昌盛”之福。它将因果报应与忠孝友悌结合，引入道德劝诫体系，教化百姓道德行为的养成，实现积善积福。提倡德福一致观，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道德约束，唤醒道德良知，激发人们自觉向善。《俚言十三篇》云“作孽损福折寿事，俱怨大人少叮咛；从小教他净学好，直到归根必正经；惟有教他惜物命，消灾免难福禄增；禽兽也有母子义，弄死他孩娘心疼；禽兽也有夫妻义，弄死一个成孤丁；揪死捻死并杀死，搁到咱身疼不疼；万物与人一般性，俱是怕死好贪生；为何不照这里想，我偏愿活把他倾”。对百姓进行生态伦理道德教化，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劝诫百姓行善积德、去恶从善。把保护生灵看作是行善，把伤害生灵看作是行恶。人们的善恶行为神灵看在眼里，赏罚善恶是人们的基本信条，这些体现了善恶报应观。善恶报应观最初是从佛教因果报应中演化而来，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普遍道德认识。这种道德认识有助于人们将自己的行为规范与“灵验”相结合，督促人们去恶向善。
儒家伦理教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存善念、行善事，在“医治”身体疾病的同时，更是“治疗”人们的心灵。其被赋予了道德价值和规训力量，将人心和病体结合，归入到劝善话语调控的体系。其实，这些并不能治疗身体的疾病，也不能驱瘟消灾，消除疫病，但能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慰藉，道德水平得到升华，对于维持地方秩序和稳定社会治安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承负”最早源自《太平经》，是一种宣扬因果报应的劝善理论。《太平经》载“善自命长，恶自命短”；“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所谓“承负”，“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人们不但要承受个人行为的善恶果报，还要承受祖先行为的善恶果报。今人的福祸归结为祖先行为的善恶，同时今人的善恶行为也会影响到后代的福祸。“承负”对个人的行为规范提出了要求，劝诫人们积德行善。先人为善，后人亦有福荫；先人有过失，则恶果波及后代。
《绘图增注千字文》云“祸因恶积，福缘善庆”。《家庭教训女子书》云“积善家忠孝子皇天顾眷，临大灾诸神仙暗中保全；有善男合信女请听讲劝，行家里传后世子孝孙贤；行家礼并是难行难办，不费财不费力只要心虔”。《四言杂字》云“病体好了，多亏神灵；心中自想，大事一种；有钱有势，正好修行；不用出家，也不看经；施茶设药，舍饭济贫；救人急难，方便为心；立起义学，修下义坟……坑人害人，坏了良心；一心学好，才是阴功；善念无边，感动天心”。这些具有劝善教化思想，把人的善恶与生命联系起来，认为行善之人福寿绵长，施恶之人命短，惩恶扬善与寿命的长短互为因果关系，并且具有家族传承的观念，祖宗的阴德影响着后世子孙的福祸。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实行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家国同构的思想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形成了重视后代的传统。人们往往寄希望于自己的后代，认为子孙是自己血脉的延续，相信行善积善，可以福荫子孙。
承负劝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通过个人行善积德，消除先人的承负之责。劝诫人们积极行善，从而获得福寿，消灾免祸。若瘟疫来临，可通过自身或先人的善德消灾驱瘟，从而解脱，获得健康。
（二）因果报应观念
我国自古就有因果报应说，中国传统报应观以人们的善恶为报应的“因”。评判善恶的标准是道德伦理规范。凡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是“善”，反之为“恶”。佛教认为凡是符合佛教教义者为“善”，反之为“恶”。戒律是佛教因果报应善恶的标准，这与中国传统报应观以伦理道德为价值不尽相同。因果报应观源自佛教，根植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因果报应观蕴藏于儒道释经典教义之中，是儒道释同源并逐渐融合的价值观念。
《易·坤·文言》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在古代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信奉神灵的庇佑，认为神灵俯瞰着神州大地，监察着人间，每时每刻监察着人们的所作所为。因果报应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劝诫百姓积德行善，定有报偿，“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太行山文书杂字类文献的劝善教化中蕴含着因果报应的观念，倡导积德行善和赏善罚恶，把善恶与人的生命联系起来，认为行善之人福寿绵长，行恶之人命短，劝诫百姓去恶从善。《俗语劝善歌·害怕歌》云“有钱不积福，死后尽撇下；欲为儿孙留，天偏不顺他；生些败家子，每日胡抛撒；吃喝兼嫖赌，花街柳巷耍；过不了几年，花个光塌塌；死后回头想，气的泪把把……见了阎王面，亦有话应答；生前不积福，只说没坏嗄；到在阎王殿，才知有赏罚；展开善恶薄，要把功过察；善功没一条，银钱他不要；定要动刑法，或押刀山上；或将心肝扒，诸刑都受尽；还往地狱押，阴间罪受满；轮回转人家，前生未积福；岂能享荣华，脱生穷乞丐；挨门去叫化；这是刻薄报，阴律毫不差”。记载了人们现世荣华富贵，但死后却受尽折磨。由于生前未有行善积德，死后就有恶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与恶的行为是通向天堂或地域的条件。作恶多端必有恶报”。《俚言十三篇》云“人若体量老天意，戒杀放生有阴功；宋郊曾把蝼蚁救，进京得中状元红；杨宝曾把黄雀救，子孙四世坐公卿；也有救生得大富，也有救生把病轻……张某宰牛学牛叫，朱某宰犬变犬刑；也有杀生遭天祸，也有杀生遭官刑；也有杀生得奇病，也有杀生受奇穷；种种杀生言难尽，天诛地灭鬼神惊”。凡事是有因果关系的，是一种“行为—反馈”的规律，有因必果。个人的善恶行为不仅影响到自身，还影响着子孙后代的福祸，具有来世果报的观念。
因果报应观念告诫百姓福祸由己，行善积德。这种因果报应观具有伦理性、现实性和功利性等特征，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并且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和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伦理道德自律与完善，为构建封建伦理社会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三、关于防疫避灾与劝善教化的思考
我国古代社会，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医药无法抵御，人们束手难测，百姓往往寄希望于神灵的庇佑，把疫病与神灵惩戒结合起来，认为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他们敬畏鬼神、祈求神灵，以驱疫避灾，驱除病魔。1850年《中国丛报》报道了广州人面对疫情时做出的反应，“为了恢复健康、免除疫情，他们提前一个月庆祝龙舟节，人们坚信，当龙舟的鼓声响起时，瘟疫就会逃走”。
面对疫病，人们在医疗手段无法控制的情况下，通过宗教信仰、民俗等抵御疫灾。防疫避灾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民间信仰，包括日常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及游艺民俗等，对于抵御疫病、防灾御灾等具有一定的作用。从心态史的角度来看，民众的心理在防疫避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心态”往往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心中，从而影响着行为的发生乃至历史发展的格局。从民众的集体心态出发，涵盖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内心情感等方面。在民间，我国自古就有防疫逐瘟的民俗，如饮屠苏、走百病、踏青、赛龙舟、登高等。防疫民俗旨在送走瘟神，祈求平安。我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手段不发达，面临疫灾，民间信仰是人们极度认可与信赖的，可以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抚慰。在多次发生疫灾后，人们认为是瘟神在作祟。疫情过后，要举行送瘟神的仪式，驱瘟除疫，祈求神灵驱除病邪，保佑众生平安健康。这些民间信仰在防疫避灾中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我国古代伦理观中，人的伦理道德与超自然的上天有直接的联系，上天能够根据人的德行实施报应，即“天人感应”。人的遭遇受上天的安排，然而上天的赏罚取决于伦理道德的善恶，人的善恶感应于天，影响着上天的意志。民众是“天人感应”的信仰者，在道德伦理体系中，相信人自身力量之外的超自然的力量，善恶有报，德福一致。人们认为“对那些遵守伦理戒律的人，不仅此生可以得到幸福，死后还可以升天，做好事就是‘积功德’”。人们把神灵视作最高主宰。神灵无处不在，能够监察人间的一切，时刻监督着人们的言行举止，监督着人们头脑中的念头，这些都逃不过神灵的法眼，人们要时时告诫自己做善事。善恶报应在人们的思想意志中根深蒂固。在疫病来临时，人们将灾祸归因于报应，认为是上天对世人的惩诫。人们感受到神明的存在和力量，这些规范着人的道德行为习惯，比礼教刑法更具有威慑力。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明，不仅令人保持敬畏之心，还能使人们自觉的弃恶从善、修善积德，教化百姓，维护统治秩序。
我国古代瘟疫发生时，由于医疗水平有限，除了服用中药等传统疗救外，民众还以行善赎罪的形式祈求神灵，消除瘟疫。具有劝善教化的蒙书医治人们的心灵，教化民众一心向善，疫病自然消除。具有教化功能的蒙书将礼仪规范、儒家伦理道德等简化为各种不同“药材”，指明这些“药方”可以治疗“疾病”。这些“药方”并非真正的药材，而是充满着儒家伦理教化色彩。将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儒家教化的“药方”治愈人世间各种“疾病”。1844年《中国丛报》刊登了一篇《一副避免流行病和保存生命的神圣药方》的文章记载了一位病人在疫情肆虐下接受了中医治疗、针灸、按摩等疗法后，均无明显疗效，而一位老者告知他，“因其平日并不屠杀动物，且谨慎度日，故这些美德可以使他得以保命”，并且告诫“现在，如果他们能够反思并救赎自己的罪行，避免宰杀动物，为死去的生命超生和禁食一个月，并在他们的门上贴上驱除邪灵和守护房屋的咒符，这些灾难就可以被避免”。
四、小结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民间百姓相信瘟疫是瘟神预先安排的。人们趋利避害，敬畏鬼神，通过神秘的信仰防疫避灾。百姓祈福禳灾、祈求平安，逐瘟驱疫民俗在民间流行，“傩以驱疫的风气，古已有之”。人们认为遭灾染疫与伦理归因相关，在施灾时瘟神是有伦理选择的，力图让行善者免受灾害。华北乡村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一些防疫的经验，自发形成了防疫避灾观念，涉及饮食起居、房屋居所、节日礼俗、民间信仰等方面。此外，太行山文书杂字类文献蕴含着劝善教化思想，如儒家伦理思想、承负劝善观念、因果报应观念等，教化百姓积德行善。在瘟疫横行之下，人们相信人定胜天，祈愿神灵，多行善事，驱除瘟疫。民间信仰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劝善思想，引导人们劝善戒恶，宣扬忠孝节义，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百姓通过民间御灾信仰在精神上都到了慰藉，起到了“医治身心”的作用，对于当今疫情的防控与防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独立精神
载于《国际儒学》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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