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俄罗斯的政治灾难，使得以赛亚·伯林格外强调“消极自由”，但俄罗斯文化对他的思想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影响。俄罗斯特殊的智性传统引导他进入了观念史研究领域；而面对多元价值与一元诉求间的冲突，19世纪俄国思想家做出的不同选择为伯林阐释和发挥自己的悲剧性价值多元论提供了最佳例证。他将这些思想家区分为“狐狸”与“刺猬”，并充分移情于以富有现实感的赫尔岑为代表的“狐狸”。然而，对俄国保守派思想家的过度轻视也暴露出他的某种“刺猬性”。
在进入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1909-1997）异常丰富而又矛盾重重的思想世界时，其复杂的文化基因向来被视为打开道大门的钥匙：这是一位出生于俄国里加、以俄语和德语为母语的犹太后裔，年幼时即逃离故乡，求学英伦，并最终在那里成就了自己在观念史和政治思想领域的非凡声望。而在这一系列的文化印记中，俄罗斯经历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恐怕是革命与专制恐怖带来的负面示范。伯林及其研究者都反复提及他在1917年革命中亲眼目睹一名警察被暴民拖行濒死的一幕。伯林承认这给他带来了“一种终生不灭的对肉体施暴的恐怖感”。[①]而成年后的三次访苏经历，则进一步向其展示了对“精神”施暴带来的毁灭性后果。[②]毫无疑问，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极端体验和自己的侥幸逃离，刺激伯林做出了“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区分，并始终坚持将前者（“免于……的自由”）视为不可稍有退让的底线，而对容易导向一元化的后者（“去做……的自由——去过一种已经规定的生活形式的自由”）抱有极大的警惕。[③]
然而，这些负面记忆绝非伯林与俄罗斯的全部联系。与伯林接触的伊朗哲学家拉明·贾汉贝格鲁（R.Jahanbegloo）“很惊讶他对俄国文化有着非常亲密的感觉”；[④]而对于那些更熟悉伯林的人来说，他一直是别林斯基、赫尔岑、舍斯托夫、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一批俄罗斯思想家、文学家在西方的热心引介者，是“俄国问题尤其是俄国文学和政治评论界的一尊守护神”。[⑤]事实上，在伯林思想与学术理路的形成过程中，俄罗斯文化产生了多重影响。他对俄罗斯知识分子与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丰富阐述，为这些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可贵视角；而反过来，在破解那些困扰学界已久的伯林思想谜团时，这些论述可以提供的线索也远比想象中的要多。
一、俄罗斯智性传统与伯林的观念史研究
观念史研究被认为是以赛亚·伯林“最特别的，也许还是最重要的成就”， 1930年代，他因受命写作一部马克思传记而进入这一领域，其中不乏偶然成分，但由哲学而入历史的研究路向，此后却贯穿其学术生涯。他的多部作品都被冠以“观念史”的副标题，如《维柯与赫尔德：对观念史的两项研究》（Vico andHerder: 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76）、《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History of Ideas, 1979）、《扭曲的人性之材：观念史篇章》（The Crooked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90）、《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and Their History, 1996）等。[⑥]在这些著述中，伯林凭借渊博学识和罕见的历史想象力，突破现代学科分类的壁垒，对某些中心观念的形成及发挥影响的智性气候进行探查，并致力于再现特定时代与文化中人们关于外部世界与自身的看法。哪怕其政治哲学论说日渐为后辈挑剔和覆盖，伯林在观念史领域的声望也始终未被撼动。
有意思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观念史研究对于他所在的牛津、甚至整个英国的学术传统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在缺乏意气相投的同事和支持性的制度背景的情况下，伯林差不多是单枪匹马地为自己创造了一座思想的收容所”。[⑦]当人们好奇伯林对观念史的这种兴趣到底来自何处时，最容易被追溯到的，仍然是他在俄罗斯革命中的见闻：在“人生的这个相当早的阶段”，他已开始受到“自由、平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影响，并意识到政治观点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生活可能产生的作用。[⑧]而伯林在回忆中，还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青年时代的他在伦敦图书馆读到了亚历山大·赫尔岑的著作。他相信，“正是赫尔岑使我爱上了社会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这就是我研究思想史的真正开端”。[⑨]在《彼岸书》（«С того берега», 1850）、《法意书简》(«Письма изФранции и Италии», 1855)和《往事与随想》（ «Былое и думы», 1868）等几部日后最常为伯林引用的作品中，赫尔岑不为任何教条所役，纵谈社会、道德与美学问题，对同时代俄国与一系列西方流亡地的民风民情进行了生动刻画；尤其是通过对各国政党主张、形象以及动荡前后社会风向的近距离考察，为1848年的欧洲革命提供了“尸检”报告。它们无疑为伯林本人的观念史研究提供了范本。[⑩]
但除了这些直接触因，在赫尔岑写作背后那个更为深广的俄罗斯智性与知识分子传统，还为伯林的研究提供了深层底色——对于这一传统，离开苏联后一直坚持阅读俄罗斯经典的伯林有着相当完整的认识。其传记的作者约翰·格雷（John Gray）更直言，正是由于浸淫于这一传统，使得伯林的写作取向迥异于英美同行：
伯林曾经说过（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他对英国经验主义的深刻理解和毫无疑义的吸取都是经由英美哲学和康德哲学而形成的。然而，在英美哲学那种专业式的枯燥论述与伯林的著作间有一种深刻的差别，这种差别也许不单纯是伯林独特的写作风格问题，也不仅表现为伯林对与他完全不同的思想家具有一种（通过想象的移情作用）深邃的洞察力，而且还表现在他对理智生活和知识分子的责任的理解上，这些都不是英国式的而是俄国式的。伯林最主要的工作，虽然也体现在他力图寻求一种区别于英国经验论的严密而透彻的标准，但更表现在他对理智的作用（这在英国哲学中是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的理解上，他把理智看作是一个人与整个人类生活的概念相联系的能力，伯林这种观点的根源仍然扎在俄国的传统中。[11]
事实上，在《辉煌的十年》一文中，伯林曾对这一传统的形成历史与独特内涵进行过详细探讨：在他看来，拿破仑战争对于俄罗斯观念史的意义不亚于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它带来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使得受教育者开始对自己产生认同的这一共同体内部之贫穷与野蛮感到强烈不安。而此时又恰逢浪漫主义运动兴起，其核心观念“人格完整”与“整体献身”对民族心受挫的俄罗斯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与道德热情、社会责任紧密相联，由此形成的“知识阶层”及其历史后果亦回传西方，被伯林判定为“俄国对世界上的社会变化的最大一项贡献”。[12]如下文将讨论的，伯林并不接受俄罗斯知识分子所信奉的那种“真理的完整性”，但他们对机械主义模式的拒斥，在人格与思想、文字间建立的那种强相关性，却赢得了伯林的共鸣。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伯林所理解的“观念”不仅是理性层面的认识、判断，更蕴含着人对内部与外部世界的那些或显或隐的态度。而正是在捕捉这些态度时，伯林展现了格雷文中提到的那种“想象的移情”能力，这也被公认为其观念史写作能够如此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人们发现，越是那些信念强烈、言辞激烈的“异端分子与魅力型”，他越能“深入内里”，尽显其人格与心态。[13]对于愿为自己所执观念承担一切后果的俄式激情，伯林深感警惕，却也能充分理解和传达其中的诱惑。
关于自己这种移情式的观念史研究，伯林曾经语焉不详地将其描绘为“一种复杂的、含糊不清的、需要借助心理学视野以及丰富想象力的研究工作”。[14]而并非偶然地，《辉煌的十年》对俄罗斯“社会批评”传统的开创者别林斯基的批评方法的引述，恰恰可以对伯林本人的工作加以注解[15]：
任何时刻，他（别林斯基——引者注）若想传达一项文学经验，都用上生命、他整个人，力图捕捉该项经验的本质。……他自己也说过，要了解一位诗人或思想家，你必须暂时整个进入他的世界、任自己受他看法支配、与他的情绪浑同合一，简言之，体悟其经验、信仰及信念。
如果说，别林斯基“就是这样‘体悟’莎士比亚与普希金、果戈里与乔治·桑、席勒与黑格尔的影响”，那么，伯林也是如此“体悟”/“移情”别林斯基以及在其影响下的俄罗斯进步青年的：
他博读群书而教育不足，激情风烈，既无传统教养的拘束，也没有天生温和的脾气，而且动辄陷入道德的暴怒，胸中如沸，不义或虚伪之事当前，即不顾时地、不顾何人在旁，抗声疾斥。追随他的人采用这种姿态，因为他们是激愤的一群。于是，这腔调成为新真理的传统腔调，凡说新真理，都须以受辱之痛犹新之感，出以怒气腾腾之口。[16]
对于别林斯基从黑格尔式的寂静主义转为激进民主派的思想历程，伯林亦进行了细致追踪。但他更着力挖掘的，始终是这位批评家作为“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在道德方面的一贯性。也是从那种宽泛的观念史研究角度出发，伯林认为，由别林斯基引入的炽热的社会批评“腔调”，在俄罗斯文学中再未消散，而且影响深远——因为检查制度的森严，也因为浪漫主义放大了这一文明体固有的象征传统，文学在别林斯基时代已经是俄罗斯知识阶层活动的中心舞台。文学与社会、政治运动紧密缠绕：“在俄国，社会与政治思想家变成诗人与小说家，具有创造力的作家则成为政论家。”[17]哪怕经历了20世纪的大变革，这一传统也未完全中断。这解释了文学问题为何会在《俄国思想家》（RussianThinkers, 1978）与《苏联的心灵》（The SovietMind, 2003）两部伯林直接以俄罗斯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中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而更有趣的是，伯林也至少部分地继承了这一综合性写作传统，将人的欲望、情绪以及各种隐秘动机与那些更宏大的观念现象勾连起来。其研究者发现，他在观念史方面的成果“便是关于民众生活和思想的措辞优美、具备了一部小说的全部文学品质的研究论文，同时也是对历史上各种观念的批判性的考察报告”。[18]关于这一点，从上文引用的那一小幅别林斯基的“思想肖像”已可感受一二。
二、“直击”多元论与一元论的角力
除了将伯林引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影响其论说风格外，俄罗斯对于伯林发挥自己的核心思想，即价值多元论，更有着特殊意义。这一贯穿伯林全部著作的观念相信，价值在人类社会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些价值却并不必然可以相互通约：“人的目的是多样的，而且从原则上说它们并不是完全相容的，那么，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中，冲突与悲剧的可能性便不可能被完全消除。于是，在各种的要求之间作出选择，便构成人类状况的一个无法逃脱的特征。”[19]在此，伯林试图反驳的，是古老却仍持续产生强大影响的一元论，一种相信所有真正的问题都有且只有一个真正答案的“柏拉图式的理念”。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圈中找到了马基雅维利、维柯、赫尔德等一批否定“和谐大结局”必然存在的同盟者，但惟有19世纪以降的俄罗斯，为伯林提供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角力场”，可以最近距离地观看多元论与一元论的残酷冲突，以及思想者在同一场域中作出的多种选择。关于这一点，伯林作品的重要编辑者之一艾琳·凯利（AileenKelly）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明：
伯林论及道德和政治理论的主要著作与他讨论俄国问题的文章之间的内在关系反映在它们平行的著述年谱中。确立了伯林多元主义精髓的主要几篇文章发表在1949年至1959年之间（继而结成题为《自由四论》的文集）；而在他论述俄国思想家的十篇论文中有九篇首度发表于1948年至1960年之间（的例外是他晚期对屠格涅夫的研究）。他批判历史目的论思维的长文《历史的必然性》写在1953年，也正是在同一年，他发表了《刺猬与狐狸》，描述了托尔斯泰的怀疑论现实主义与其所追求的普世性解释原则之间的冲突。[20]
事实上，西方世界往往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理性能力不足，且多为狂热的一元论者。冷战背景下，这种印象被进一步强化。而伯林在自己的多篇论文与讲演中对此提出异议。在他看来，俄罗斯思想家绝不缺乏怀疑精神与批判能力。他们本身深受专制之苦，敏感于思想的压制，渴望打破偶像；而更重要的是，因为身处欧洲边地，在同时吸收多种竞争性西方思想之余，他们还可凭依“后发”优势对西方发展道路进行考察。这一切反而让俄罗斯知识分子更容易对观念产生警惕。众所皆知，西方工业化进程付出的代价一直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取向及道德感不符，而欧洲1848年革命的失败，更让他们清楚地看到抽象概念对实情的阉割。他们开始质疑西方模式的普适性，并更多地关注本土的特殊需求与已有资源。[21]但与此同时，伯林也承认，严酷的社会现实、受辱的民族心，或许再加上东正教神学的影响，都要求俄罗斯知识分子尽快找到确定的、的解决之道。多元的选择和一元化诉求的相互牵扯就此成为了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智性与精神的挑战。
而如果说，“自由”、“平等”、“正义”这类同样好的价值之间的冲突在那些政治、社会体制相对更成熟的文明体（如伯林一家逃往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更容易以代价相对较小的方式实现必要的调和，那么，在选择空间被进一步挤压了的专制俄国，这种平衡、折中似乎很难实现，重大损失更难避免。[22]伯林所强调的价值多元论的潜在悲剧性也因此被大大凸显。最终，绝大多数俄罗斯思想家还是难以直面历史的无解。他们需要相信存在“某种在原则上能够解决这所有问题的理论体系；甚至认为，发现这种体系是一切道德、社会生活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3]在伯林的层层剖析下，他们可以是某些流行思想最有力的批判者，而同时又因为对确定答案的极度渴求，成为另一些抽象思想、理论最不遗余力的鼓吹者：
托尔斯泰谴责所有关于历史或社会的普遍理论所具有的荒谬的简约性，这是被意欲发现某种统一真理的需要所驱使的，这种真理能够抵抗它所遭受的毁灭性攻击。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摧毁了所有体系化思想家的自命不凡，这些思想家寻求确立和规范人类社会的形式。他告诫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背后存在的权威主义，但是他自己对毁灭意志之创造力量的浪漫崇拜蕴含着同等险恶的寓意。一些人将民粹主义者对俄国农民之纯正美德所抱的信念视为乌托邦的幻想而予以摒弃，但其中的许多人继而又接受了主张无产阶级之拯救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幻想。[24]
让这些崇拜、幻想变得更危险的是，同样的思想主张在其原生地西方还需要与其他思想传统竞争，并相互制衡、解毒，而当它们被抽离出这一对话场，并被俄罗斯知识分子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更容易被加以功利化和激进化的解读，奉以独尊地位。[25]不难发现，在伯林关于19世纪俄国思想家的这些解读中，“铁幕”另一端的苏联始终在场。那种让人几乎自愿地摈弃生活经验与道德本能的思想体系操控，确实可被视为这场延续数代的多元选择与一元诉求对抗大剧的最后一幕。[26]但无论如何，伯林反对将这一幕视为俄罗斯社会与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更不相信这是向所谓历史“顶点”的迈进。相反，他将19世纪数位最富批判力的俄国思想家对历史的思考与在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那种一元论历史图景反复加以比照：
托尔斯泰和马克思一样，清楚看出，历史如果是一门科学，我们必定可能发现并且具陈一套历史准则，持这套准则，与经验观察之资料联合运用，则预测未来即切实可行如地质学或天文学。但是，历史其实不曾达到这等境界，他比马克思及其信徒更明白，而且一本他习惯的独断方式，直言不讳，更补以各种论点，明示这个目标无望达成。他还以一项看法，论定此事，认为这种科学希望如获实现，将会结束我们所谓的人类生命：“我们如果承认人类生命能用理性加以规矩编制，生命的可能性也就毁灭了。”[27]
此二人（黑格尔与马克思——引者注）亦会预测资产阶级在劫难逃，以及死亡、熔岩与新文明。但是，想到脱缰而出的巨大毁灭力量，想到一切纯洁无辜之人、愚妄之徒以及可鄙的平庸无识之辈都大难临头而犹懵然不知可怕命运，黑格尔等人冷嘲热讽、幸灾乐祸之意，溢于言表。赫尔岑想见权力与暴力扬威横行之景，则并不如此拜服迎接；他对人类弱点既无鄙视，也没有虚无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核心性格里那种浪漫的悲观。因为他认为这巨变既非不可避免、亦非光荣之事。……（赫尔岑《法意书简》）“人类由现代科学而解脱贫穷与无法无天的巧取豪夺，却并未自由，反竟不知怎的，被社会吞噬，宁非怪事？要既了解人权的全盘广度与真境，以及所有神圣性质，又不至于摧毁社会，不至于将社会化为原子，是社会问题里最困难的一个。”[28]
不无讽刺的是，这些历史决定论、线性进步论的挑战者在苏联被（有所批判地）视为“先贤”，进入思想圣殿陪祭。他们复杂的洞见也随之被大大简化和歪曲，更遑论引文中那些关于一元论惨剧的预言了。伯林对这些思想的过快遗落深感遗憾。在这位价值多元论者看来，冲突、变化、偶然，既是不可避免的，也为个体在历史中发挥能动性提供了更多缝隙。在渴望思想自由的“密闭恐惧症”和渴求确定之物的“广场恐惧症”这两端之间还有诸多可能。19世纪俄国思想家们虽然饱受多元与一元的角力之苦，却也因此而激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正是在这个并不多见的思想活跃期里，出现了下文还将继续讨论的那些原创性观念与实践。[29]俄国思想家、文学家对所在共同体的历史可能性提出种种设想，远较被“人为辩证法”控制的“苏联心灵”更具活力。
三、移情于历史重压下的思想之狐
“狐狸”与“刺猬”是伯林著述中传播甚广的一对区分概念：“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狐狸”型思想家多疑善变，“捕取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拒绝将其收束到某个无所不包的一元体系。与之相对的“刺猬”型思想家，则在观念与生活方面强调某个中心识见的存在，“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非此则觉得没有意义。[30]不难理解，经过多元论者伯林的渲染，后来者多竞相以“狐狸”自勉或誉人。
不应忘记的是，伯林最初提出这一区分，就是在那篇讨论托尔斯泰历史观念的长文中。而除了托尔斯泰，他还重点分析了19世纪俄国另外两只感性力量与怀疑精神发达的“巨狐”：屠格涅夫与赫尔岑。三人都与同时代风靡俄国知识界的德国浪漫主义历史观保持着相当距离，意识到历史并无“顶点”，方案可能并不存在：除了提出“微积分”论，对各种历史决定论大加讽刺外（《刺猬与狐狸》），托尔斯泰还格外敏感于“知识”与“幸福”之间的不谐。他一方面认为，在俄罗斯唯有农民以直觉把握了朴素真理，另一方面，又不肯放弃启蒙大众之职责，在“谁来教”、“教什么”的问题上苦思不得其解，徘徊于寂静主义与启蒙理想之间（《托尔斯泰与启蒙》）。西化色彩最浓的屠格涅夫其实仍然身处俄罗斯文学中心传统，他的每部长篇小说均触及社会政治焦点问题。但作家既感佩左派面对社会不义的挺身而出，又深深担忧那种以为掀翻一切后新世界即告建成的革命虚无主义。因其观点的暧昧，屠格涅夫一生中屡屡被左、右阵营夹击，对价值间的不可调和可谓有着切实体验（《父与子》）；至于赫尔岑，伯林曾在《自由四论》中引用其“飞鱼”说（“飞鱼”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所有“鱼”都想“飞”），挑战传统自由主义假定的那种普遍人性。[31]这位“对自由怀有巨大激情”的俄罗斯文化精英痛苦地承认，对大多数民众而言，重要的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更好地被管理，相较于选举权，人们可能更愿意选择面包（《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
不过，面对类似的价值冲突困境，三位俄罗斯思想家的选择却各异，构成了一个小小光谱。而以观点暧昧著称的伯林难得地在这一光谱前明确“站位”，这正有助于厘清围绕其多元论产生的一些常见质疑：不难理解，天性是“狐狸”、却想当“刺猬”的托尔斯泰并未获得伯林的最多认同。如前文所述，这位对同代知识分子多有讽刺嘲弄的大文豪事实上还是融入了19世纪俄国思想的主流。他始终不能放弃对单一、明晰真理的幻想，提出的问题也总是过于笼统。真正耐人寻味的，是伯林在屠格涅夫与赫尔岑之间的选择。初看起来，保持独立观察者形象的自由主义者屠格涅夫应该比革命煽动家、社会主义者赫尔岑更能得到伯林的认同。屠格涅夫甚至可以说是伯林“消极自由”观的代言人：他始终立于岸边，准确地指出俄罗斯社会的种种乱流，而不肯轻易被左、右任何一派“拉下水”。而伯林也丝毫无意将“避免做太明确社会与政治寄托”的中间派贬为骑墙者。在《父与子》一文中他甚至用大量篇幅指出，在一个观点尖锐对立的社会，“道德敏感、诚实、思想负责之人”要坚持自己的怀疑与批判精神，所需付出的代价并不比一头扎进某个阵营、再无反顾的人少。他提示道，屠格涅夫式困境不仅困扰着1860年代到1917革命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还日益普遍化，“在我们时代已经成为每个阶级里的人的困境”。[32]这其中无疑也包括伯林本人：因为既怀疑传统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预设，又坚决批判左派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他同样受到了不同阵营的夹攻。[33]但这并未动摇他对站队的拒斥。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1988年，在谈到“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时，伯林认为，1968年的风暴过后，欧洲的左派运动已经陷入低潮，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失败更促使了社会主义信念的日渐崩溃，“整个世界在向右转”。他感慨道：“我真不希望这样。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34]习惯了伯林对苏联政治的批评后，这样的表态多少是让人意外的。其中，当然有自由主义者素来左斜、“与任何打破人类藩篱者亲近”的成分，[35]但它更传达出伯林身上（和屠格涅夫一样的）那种喜欢在多种观念之间穿梭的“狐狸”取向。
然而，伯林对屠格涅夫这位“同盟者”的认同却是有所保留的。原因在于，后者的极端清醒、不轻易情绪化、有时竟近于冷淡：“他喜欢自持于一种中间立场，对于自己缺乏‘信仰意志’（willto believe），甚至几有得意太过之势”，“他把他的艺术与他自己分开；作为一个人，他并不深心切望问题的解决”。[36]这种超然态度让屠格涅夫那些直指社会焦点问题的作品仍能保持一种纤细剔透、“圆成周至”的美感，却在客观上导向了思想者对现实的不加干涉。在这一点上，屠格涅夫与看似处于光谱另一端的、晚年一头扎进某种带有不可知论色彩的新宗教的托尔斯泰，其实并无本质区别。而这种超然倾向，恰非伯林所乐见：这位自由主义者加价值多元论者多次声明，消极自由是必要的，却不充分，“否则生活就不值得过了”[37]；而承认我们选择某些善可能意味着对另一些善的损害、甚至放弃，也并不像其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必然堕入相对主义的深渊。[38]在这个问题上，被伯林引为强援的，正是最初将其领入观念史研究道路的赫尔岑。
很长一段时间里，赫尔岑在西方知识界以及苏联官方书写中都被匆匆贴上“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标签，很少得到更深入的阅读和讨论。而伯林不仅亲自为赫尔岑作品的英译本作序、大力，更在自己的论文中反复展示其作为“一流的欧洲思想家”的超凡魅力。在其观念史写作中，也许只有赫尔岑的作品被如此频繁且大篇幅地引用。作为一只“思想之狐”，赫尔岑同样深知历史没有脚本，人们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找到某种完备方案；但他并不认为这有多么可怕。在《往事与随想》中，他以一贯的辛辣笔调反问道：
当人们知道，他们吃饭和听音乐、恋爱和玩乐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完成上天的使命，不是为了尽快达到无限（发达的）境界，难道他们就会停止吃喝，不再恋爱和生育子女、欣赏音乐和女性的美吗？[39]
而更进一步，赫尔岑指出，恰恰因为历史道路没有被预定，人生和历史才会充满深刻的乐趣，个人才能充分调动自己的意志，选择自己的道路，甚至在无路可行之处，“硬辟出一条来”。[40]也只有放弃对一切抽象原则、普世模式的幻想后，人们才能更具体地应对当下的问题。就赫尔岑本人而言，他珍视个人自由，且坚持自由本身就是目的，不能以他物之名（无论多么高尚）牺牲自由，否则就是活人献祭。但除了承认现阶段“想飞的鱼”在俄国只是极少数外，他的政治实践实际上对伯林“两种自由”的划分作出了一个重要补充，即消极自由往往是需要通过积极自由来争取和保障的，在一个没有基本人权保障的专制社会尤其如此。1857到1867年间，赫尔岑在伦敦（后迁至日内瓦）坚持出版俄语杂志《钟声》，影响甚巨。可以说，他几乎独力为俄罗斯革命舆论宣传打开了一片天地。然而，对于大暴乱可能毁灭文化精英（他本人从属其中的）最珍视的那些价值，这位革命家同样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不管他和他的社会主义朋友作出多少努力，他做不到完全自欺欺人”，这让他不断徘徊于“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怀疑主义和对自己的怀疑主义的怀疑之间”；只是归根结底，他的道德观，他对俄罗斯残酷现实的认识，还是不允许他否认一场大变动的正义性。[41]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岑能想到的最理想的方案，是一种以俄罗斯村社自治传统为基础，而又充分考虑个性发展的“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亦即希望在几种竞争性价值之间达成一种动态平衡。可惜，即使是这样的折中，“也都因为大众对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的抵触而粉碎”——关于这一点，赫尔岑在被伯林称为“也许是十九世纪关于人类自由的前景最具有指导性和预言性的冷静而动人的文章”——《致老友书》中作出了坦率的回应。[42]
可以说，伯林笔下的赫尔岑比屠格涅夫多一份激情，又比托尔斯泰少一份执念。他全情投入自己的选择，而这并不妨碍他时刻准备根据实情对之加以调整：“牺牲那些自己所憎恶的，这并不困难。关键在于：放弃我们所爱的，如果我们相信它不是真的的话。”[43]凭借这种同情地把握特定语境中相互影响的多个因素、并进而进行“灵敏的自我调适”的能力（伯林称之为“现实感”[44]），赫尔岑的多元论主张与毫无原则的相对主义划清了界限。不容否认的是，伯林对赫尔岑思想的呈现多少有“六经注我”之嫌，例如，他大大弱化了赫尔岑对理性主义的推崇以及对俄国村社所持的幻想；[45]那些过分移情的刻画有时更像是伯林的热烈自白：他曾声称自己之所以能正视人类悲剧而保持安宁心态，是因为他“总是生活在表层上”，批评者据此批评其“浅薄”，并以此解释其学说的不成体系。[46]但从伯林选择将屡败屡战的赫尔岑（而非更少犯错的屠格涅夫）称为“我的英雄”，足可看出他相信人在森严的历史中终究有一定限度的自由，且真切希望个体利用这种自由对生活进行必要的介入，“没有人的选择就没有人的行动，一切事情都是人做的。”[47]他之所以常常表现出对积极自由的警惕，是因为它比消极自由更频繁地被滥用，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同时承认积极自由在正常生活中可能“更重要”[48]。他所说的“生活在表层”，的确有不试图建构或投身某个完备体系的意思，但这与其说是因为浅薄，莫若说是因为看透了人不可能掌握“深层”的奥秘。而生活中最需要勇气和“不浅薄”的，恰恰是在承认价值有限性的前提下，仍相信自己可以过一种连贯而富有道德的生活。虽然赫尔岑的具体实践并未取得成功，甚至充满悲剧性，但越是考察价值间的不可调和以及倒向一元体系后可能带来的惨烈结果，伯林越是倾向于相信，（他笔下的）赫尔岑式的“低调”选择、亦即坚持在“表层”对多个选项进行平衡与叠加，已经是最稳妥可行的了：
在社会或者政治方面，总会有冲突发生；由于的价值之间必然会有矛盾，这就使得冲突在所难免。然而，我相信，通过促成和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这些冲突可以降低到最小；这种不稳定的平衡会不断遭到威胁，也不断需要修复——而这一点，我再重复一遍，恰恰就是文明社会的前提。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否则，我们人类就必定会不知所终了。你是不是要说，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点太灰暗了？这种做法，不能像那些鼓舞人心的领导人所做的那样，称之为英勇的行为？不过，假如这种看法之中还有一些真理的话，也许就足够了。[49]
四、选择性忽略“刺猬”
和所有二元区分一样，“狐狸”与“刺猬”之分亦容易失之机械、。当伯林频频用此单一模式来分析、解释取向各异的俄罗斯人物和现象时，本身就不免犯一些“刺猬”的错误。[50]最明显的莫过于他笔下的“狐狸”其实都多少有些“刺猬”气——哪怕是最“滑溜”不可捕捉的屠格涅夫，也始终坚持自己的古典美学趣味与政治改良立场，即使因此得罪涅克拉索夫与赫尔岑等一干好友也从未退让。此外，因为是从苏联极权恐怖“回望”历史，这位流亡者对自己认定的“刺猬”也很难像对“狐狸”那样予以足够的同情，在其评价体系中，二者过分偏于两极。
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伯林关于俄罗斯思想家的论著对保守派“刺猬”着墨甚少，与后者在历史中产生的实际影响颇不成比例。在与贾汉贝格鲁的谈话中，他更明确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典型的）斯拉夫派成员以及索尔仁尼琴等人剔除出“知识阶层”，因为他所理解的知识阶层应持启蒙观点，“追求理智，反对墨守传统，相信科学方法，相信自由批判，相信个人自由”，“简单地说，他们反对反动，反对蒙昧主义，反对基督教会和独裁主义的政体”。[51]这也让他笔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史主要呈现为“一出世俗的、自由派的道德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保守派的选择动机并未进行深入的挖掘。至于对俄罗斯文化至为重要的宗教问题，包括被公认为俄国思想家对世界一大贡献的宗教哲学成就，更是被轻易地放过了。[52]
对论述对象的这种筛选，首先当然与伯林个人的气质及智性倾向有关。在被问及为何从未著文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他很干脆地承认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世俗之人”，陀式的生活哲学无法令其同情。类似的，他也无法接受路标转化派对俄国知识阶层的批评，认为后者哪怕“犯什么错误”，“在本质上也是神志清爽的人”。[53]其次，从伯林具体的论证思路来看，要凸显西方与国内专制双重压力下19世纪俄国“善”与“善”，尤其是个人自由与正义社会、目的与手段、精英文化与大众需求之间的不可协调，将那些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分子作为例证，确实要更为“得心应手”。而最后，这样一个“世俗化俄罗斯”也透露出伯林思想体系的两大支柱——价值多元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从对赫尔岑选择的认可，包括对其“飞鱼”一喻的引用，确实可以看到，伯林挑战了理性主义的一元论自由主义。他并不认为可以脱离具体历史语境赋予“自由”以优先地位。后者是且仅是多种竞争性价值中的一种（这正是自由主义者认为伯林实际抽掉了自由主义基石的原因所在）。但与此同时，在《自由四论》中，伯林又曾明确指出多元主义蕴含着“消极的”自由标准，[54]因为“多元论与特定一元论的某种和解，多少设定了后者对其他文化采取了一种宽容自由的态度”，但“当多元主义的宽容超出人性底线，伯林便会用自由概念来约束”。[55]在俄国保守派那些“反动”、“蒙昧”的主张中，伯林看到用思想灌输或压制性手段侵害个人选择权的巨大风险，“而缺乏选择的自由意味着人性的丧失”。[56]这应该也进一步导致了伯林对这类“刺猬”的不假辞色。
然而，保守派“刺猬”所选择的传统资源未必就只有僵化和压制性的一面。例如，对俄罗斯宗教传统有更多体认的别尔加耶夫反而认为（伯林眼中的“巨狐”）托尔斯泰是“片面”和“直线性”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更复杂、更深刻的。他那些疯狂却充满创造力的作品最突出地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结构中“虚无主义”与“启示录主义”的悲剧性冲突与并存。[57]毫无疑问，解读者本人不同的思想立场影响着他们对同一些对象的解读，对其进行简单的正误判定是没有意义的。就我们的论题而言，更具启发性的也许是指出，可以通过引入别尔加耶夫解读中的那种宗教精神维度来补充伯林给出的托尔斯泰肖像，从而更好地解释作家身上“狐狸性”与“刺猬性”的并存（既是怀疑一切不能被自己理性推导出的答案的虚无主义者，又有着渴望终结与极限的启示录冲动）。这样的补充，或许也能让该肖像更好地融入俄罗斯背景。[58]
此外，很多时候，与伯林笔下那些在西方现代理念与俄罗斯落后现实间挣扎的“狐狸”一样，保守派“刺猬”的选择也极富现实感与悲剧性。在评价当代俄罗斯保守派精神索尔仁尼琴时，伯林就显得过于缺乏同情。他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位继承者“不是反对权威的，他反对的是特殊的共产主义的权威”；“他是一个俄罗斯的爱国者，酷似一个17世纪的信徒，起来反对彼得大帝及其推行的一切现代化”。[59]然而，就在其最为重视的作品、革命史《红轮》（«КрасноеКолесо», 1989）中，通过对斯托雷平改革（不无想象性成分）的描写，索尔仁尼琴热情宣扬了自己心目中俄罗斯的最佳道路：一条既主动吸纳现代世界主流价值、又能保存民族传统与经验，从而有效抵御进步风险的“平衡之路”。[60]这可以被视作作家的“理想纲领”。而如果说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索尔仁尼琴表现得远为偏激、强硬，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现实感”的发达而非思想上的固步自封——从苏联来到“铁幕”另一端的西方，他不无意外地发现了同样的现代性逻辑；而其晚年所见之新俄罗斯，不仅没有迎来自由派知识分子想象中的世界主义共同体，反而面临着更为严酷的外部挤压与内部分裂。正是在以异见者姿态与这些强势话语（它们也应被归入伯林所说的“权威”之列）进行对抗的过程中，索尔仁尼琴一路逃回了传统，形象也日益保守——这当然与他心目中的理想方案存在距离，但至少是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要好的选项。而一旦环境稍有变化，索尔仁尼琴又往往忍不住往平衡点进行微调：其晚年针对东正教提出的种种改革意见，在更正统的信教者眼中不免充满“实用主义”的味道；而在与普京会面时，这位所谓的“国家主义”的支持者强调的却是，“国家的强大对于俄罗斯统一很重要，但国家的强大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俄罗斯的繁荣。后者需要打开千百万人的嘴，让他们的嘴和他们的手都获得自由，可以安排自己的命运。”[61]这样的保守派其实已经很难被简单地划入“刺猬”阵营，而如果能保持对现实的敏感，对传统不断进行再创造，他们的主张也并不必然会导致伯林所担心的那种一元化灾难。
无论如何，俄罗斯特殊的文化与历史为以赛亚·伯林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他也以价值多元主义者加自由主义者的特殊视角展现了一个充满冲突与活力，富有思想和精神深度的俄罗斯世界。而即使是其论述中那些“刺猬”式的不足，也与他对“狐狸”的成功描绘一样，证明了这位思想家所倡导的对不同语境中的个体选择进行移情的、历史化理解的重要性。诚如伯林努力向20世纪的“劫余者”说明的，人性、人的思想世界与历史一样复杂难测，理想生活只能在不同文明与多种价值的艰难协商中不断接近。
《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4期
叙拉古之惑
注释：
[①]拉明·贾汉贝格鲁著：《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②]关于伯林1945、1956和1988年三次访苏的详情，及其对苏联政治、文化的批评，可参阅张建华：“以赛亚·伯林视野下的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文化”，《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3期，第65-89页。
[③]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99-200页。
[④]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2页。
[⑤]这是乔治·凯南的评语，引自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为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一书所写的导言（潘永强、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⑥]罗伯特·诺顿：“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史”，刘东、徐向东主编：《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自由与多元之间》，陶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93页。
[⑦]同上，第194页。
[⑧]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9页。伯林在《扭曲的人性之材》的开篇更明确提到，以俄国革命为代表的20世纪“这些波澜壮阔的运动其实都是肇始于人们头脑中的某些观念，亦即人与人之间曾经是、现在是、可能是以及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他认为人们应该知道，“在们——尤其是那些身后有一大群军队的先知——头脑中某些最高目标的名义下，这些关系是如何被改变的”。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⑨]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1-12页。
[⑩]甚至，伯林与赫尔岑采用的文体与论述风格都颇为相似：他们都偏好以机动灵活的散文迂回攻击对象论述中的疏漏，对其进行证伪；而自身并不努力建立或证成某一完备的思想体系。这种攻大于守、本人观点隐藏于论述对象之后的风格，正是伯林政治哲学主张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但它却更为贴合复杂的思想史面貌，也能很好地发挥其“价值多元论”这一思想精髓。参见简森·费雷尔：“以赛亚·伯林与随笔政治”，牟潘莎译，《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第166-176页；以及艾琳·凯利关于此文的评议，第188-189页。
[11]约翰·格雷：《伯林》，马俊峰等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12]参见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38-177页。
[13]钱永祥：“‘我总是活在表层上’——谈思想家伯林”，转引自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收入《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第136页。
[14]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25-26页。
[15]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 191-192页。毫无疑问，除了个人天赋外，别林斯基的这种“移情”活动也深受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而在研究维柯这位“德国历史学派的先见者”以及赫尔德等德国思想家时，伯林对“移情”说也有着详细说明。如罗伯特·诺顿在《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史》一文中详细论证的，伯林的观念史研究与其德国文化基因同样有着深刻的联系（第196-212页）。但将这一方法运用于对作品的解读，并取消生活与创作间的界限，确为别林斯基领衔的俄国“社会批评”的独特发明。
[16]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209页。
[17]同上，第311页。
[18]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3页。
[19]以赛亚·伯林：《自由论》，第242页。
[20]艾琳·凯利：“一个没有狂热的革命者”，马克·里拉等主编《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刘擎、殷莹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7页。引文中提到的十篇论文包括后来收入《俄国思想家》的八篇，分别为：“俄国与1848”（Russian and 1848, 1948）,“刺猬与狐狸”（TheHedgehog and the Fox,1953)，“辉煌的十年”（ARemarkable Decade,1954年演讲，1955-1956出版)，“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Herzenand Bakunin on Individual Liberty, 1955），“俄国民粹主义”（Russian Populism, 1960），“托尔斯泰与启蒙”（Tolstoyand Enlightenment,1960年演讲，1961年出版）以及论屠格涅夫思想的“父与子”（Fathers andChildren,1970年演讲，1972年出版）。另外两篇是伯林为赫尔岑《彼岸书》和《往事与随想》英译本所作的序言（分别出版于1956年与1968年）。
[21]参阅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24页。
[22]艾琳·凯利：“伯林与赫尔岑论自由”，龙瑜宬译，《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第231页。
[23]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第125页。
[24]艾琳·凯利：《一个没有狂热的革命者》，第11页。
[25]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48页。这一西方理论跨界失效现象也为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注意到。如C.H.布尔加科夫在1905年革命后就反思道：“在这棵深深根植于历史的、西方文明枝叶繁茂的大树上，我们仅仅选中了一根树枝。我们并不了解，也不愿去理解所有的树枝。我们充分相信，我们已经为自己嫁接了最为正宗的欧洲文明。然而，欧洲文明不仅拥有纷繁的果实和浓密树枝，而且还拥有滋养大树的根须，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以自己健康的浆汁保证诸多含毒的果实无害于人。由此，甚至那些具有否定意义的学说，它们在自己的祖国，在其他许多与之对立的思想潮流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心理意义和历史意义。与之相比，当它们出现在文明荒漠时，却企图成为俄罗斯教育和文明的基础。”C.H.布尔加科夫：“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关于俄国知识阶层宗教特质的思考”，《路标集》，彭甄、曾予平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26]《俄国思想家》一书的编辑者就指出，伯林同一时期在《外交事务》上发表那些讨论苏联问题的文章“与本书所收诸文颇有可以合勘之处”。参见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3页。
[27]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37-38页。
[28]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18-120页。
[29]这一思想活跃期同时也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些文学作品中展现出的精神深度，尤其是那种异常丰富而跳跃的心理描写，在当时的西方文学界看来是颇为独特的。而在其经典论著中，奥尔巴赫同样将其归因于19世纪的俄国承受着多种生活模式与价值观之间的激烈冲突。参见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17-618页。
[30]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 25-26页。
[31]以赛亚·伯林：《自由论》，第58页。另外，在《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一文中，伯林也引用了这一比喻，参见《俄国思想家》，第113页。
[32]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356页。
[33]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35页。
[34]同上，第119页。
[35]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350页。
[36]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239页。
[37]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38页。
[38]伯林的辩白及相关评价，参见Steven Lukes, “Berlin’s Dilemma”,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rch 27,1998, pp. 8-9.
[39]亚历山大·赫尔岑：《往事与随想》，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下卷，第270页。
[40]Alexander Herzen, From the Other Shore and The Russian Peopleand Socialism,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56, p. 39.
[41]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第247-250页。
[42]此处论述参见艾琳·凯利：《伯林与赫尔岑论自由》，第228页。
[43]Alexander Herzen, From the Other Shore and The Russian Peopleand Socialism, p. 53.
[44]对“现实感”的解释，参见以赛亚·伯林：《 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7页。伯林关于赫尔岑“有着太强的现实感”之说，参见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47页；以及《俄国思想家》，第135页。
[45]E. Lampert, “Berlin, Isaiah. Russian Thinkers (Review)”,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979,Vol.57, No.2, p.299.
[46]伯林的这一说法见伊格纳蒂夫：《以赛亚·伯林传》，转引自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第138页。
[47]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36页。
[48]同上，第37页。
[49]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第22-23页。对那些认为伯林“浅薄”的批评的反驳，参见刘东：《伯林：跨文化的狐狸》，第138页。该文也对伯林“观念叠加”的思想路向进行了详细论述（第139-142页）。
[50]George M. Young, Jr., “IsaiahBerlin’s Russian Thinkers”, The Review ofPolitics, 1979, Vol.41, No.4, p.596.
[51]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66-170页。伯林关于“知识阶层”的更多界定，还可参见《苏联的心灵》，第158页。
[52]George M. Young, Jr., “IsaiahBerlin’s Russian Thinkers”, pp. 596-597.
[53]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57-158页。
[54]以赛亚·伯林：《自由论》，第244页。
[55]参见何恬：“伯林难题及其解答”，《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155-160页。文章讨论了国际学界关于伯林“价值多元论能否证成自由主义”问题的三种意见。而本文取第三种、亦即思想史解读视角：不以“刺猬”的标准（一套完备的逻辑体系）去强解这只“狐狸”的思想；强调伯林只是历史地、灵活地从各种思想体系中选择了部分观念进行叠加。
[56]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67页。
[57]参见别尔加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耿海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1页。
[58]例如，牛津学者罗莎蒙德·巴特利特（Rosamund Bartlett）在2010年推出的《托尔斯泰大传——一个俄国人的一生》（Tolstoy: A Russian Life）中就引用别尔加耶夫关于俄罗斯人宗教气质的描述，对托尔斯泰个性中那些对立的极端倾向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解读。参见罗莎蒙德·巴特利特：《托尔斯泰大传》，朱建迅等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59]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69页。
[60]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4年8月》，何茂正等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卷，第643-728页。关于斯托雷平“平衡之路”的详细分析，参见龙瑜宬：《巨石之下：索尔仁尼琴的反抗性写作》，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9-143页。
[61] СараскинаЛ. И. 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 M.: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8. C.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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