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2日晚，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北京大学佛学教育研究中心以腾讯会议的方式，举办了虚云讲座专题系列“佛教解经与宗教伦理”第三讲，邀请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程恭让主讲，题为“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的不二融合——关于《维摩诘经》教法义理学原则的一种释经学理解”。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李四龙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程恭让教授介绍了本次讲座的主题：《维摩诘经》是印度佛教一部重要的大乘佛经，是具有鲜明、深刻、系统的佛法义理学观念及哲学智慧特色的一部初期大乘经，也是晋唐之间中国佛教释经学所依据并加以诠释的深受中国佛学家喜爱及珍视的一部佛经。在中国佛教释经学发展及义理建构的历史上，《维摩经》的相关理解诠释工作不仅具有突出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本次讲座将以语文学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式，对《维摩经》的文字和义理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并且将把“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的不二融合”确立为《维摩经》教法义理学的核心智慧原则。

一、《维摩经》相关经文及义理的解读

程教授指出，《维摩经》中的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与释经学有深度的关切。第一，善巧方便的概念思想是大乘佛教教法义理学中最为重要和最为特殊的思想；第二，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的不二融合是大乘教法义理学的核心思想和原则；第三，总体而言，大乘教法并非在历史上得到充分的实现，与这种佛教的存在现状相应，人们对大乘教法中的善巧方便思想存在诸多的误解甚至错解，常常看轻甚至看错其意义与价值；第四，重般若而轻方便，是大乘教法义理学反思中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此，第一部分将分别分析《维摩经》的三处经文，从三个方面尝试廓清善巧方便在释经学中的重要地位。

1.《维摩经·方便品第二》的“方便”

在此品，“方便”被作为总摄维摩诘救度众生之依据的概念，本品开头叙述维摩诘所具足之菩萨品德，其中般若智慧及善巧方便二种菩萨品德非常瞩目。鸠摩罗什所译《维摩》中在此处提出维摩诘所具备的20种菩萨品德，而对应的梵本中则有22种，尽管在菩萨品德的总数上略有差别，但梵本和罗什译本均包含“善于智度”、“通达方便”二种品德，前者即是般若智慧，后者指涉善巧方便。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文叙述中，这两种品德在次序上紧密相接，这种紧密关联的特质在全经其他部分的相关论述中同样得到体现。由此可以看出，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是维摩诘所具足的二种重要的菩萨品德，并且经文暗示这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密切的关系。

此外，考察《方便品》梵本的标题可知，其梵文品题为Acintyopāyakauśalyaparivarto nāma dvitīyaḥ，汉译即为“第二品：不可思议善巧方便品”，这一品题也证明本品的核心概念是“善巧方便”，而在善巧方便前加的“不可思议”这一修饰语，也表明本经的编纂者对于善巧方便这一菩萨品德特殊重要性的一种看法。

2.《佛道品第八》颂文分析

《维摩诘经》中保存的颂文只有两处，除第一品中的15个颂文之外，便是《佛道品第八》中的42个颂文，其中又以第一颂最为著名，此颂正是涉及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现将汉、梵本罗列如次：

支谦译本：

母智度无极，父为权方便；菩萨由是生，得佛一切见。

罗什译本：

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

玄奘译本：

慧度菩萨母，善方便为父；世间真导师，无不由此生。

  梵文本：

prajñāpāramitā mātā bodhisatvāna māriṣa |

pitā copāyakauśalyaṃ yato jāyanti nāyakāḥ ‖

由上文汉梵对照，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汉译本的“智度”或“慧度”，即prajñāpāramitā，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upāyakauśalyaṃ 即善巧方便，几个汉译本与梵文本的内容基本上完全一致。

其次，《维摩经》中的此颂文非常清楚地将般若譬喻为佛菩萨之母、将善巧方便譬喻为佛菩萨之父，代表了初期大乘佛教一个重要的思想传统，此即初期大乘经升格般若波罗蜜多及升格善巧方便，并将般若与方便两个概念予以并举并重的思想义理传统。  

3.《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中的“缚脱”

自原始佛教起，有情的流转与还灭便是佛教的核心议题。《维摩经》第五品中菩萨的“缚”与“解”（下文统称“缚脱”），正是对此议题的回应，堪称《维摩经》的核心论议。但自支谦以来的三个汉译本对此段的翻译，与目前所见的梵文本均有差异，且因汉译因文字简略，不易理解，故下以罗什译本为例，参照梵本释读。

罗什译：

何谓缚？何谓解？贪着禅味，是菩萨缚；以方便生，是菩萨解。又无方便慧缚，有方便慧解；无慧方便缚，有慧方便解。

梵文本：

tatra katamo bandhah, katamo mokṣaḥ | anupāyād bhavagatiparigraho bodhisatvasya bandhaḥ, upāyād bhavagatigamanaṃ mokṣaḥ | anupāyād dhyānasamādhyāsvādanatā bodhisatvasya bandhaḥ, upāyena dhyānasamādhyāsvādanatā mokṣaḥ | anupāyasaṃgṛhītā prajñā bandhaḥ,upāyasaṃgṛhītā prajñā mokṣaḥ | prajñayāsaṃgṛhīta upāyo bandhanam prajñāsaṃgṛhīta upāyo mokṣaḥ |

对比可知，差异有三：

首先，罗什译文以“贪着禅味”为菩萨之缚，以方便为菩萨之解。梵本则以善巧方便为核心，指出：“若无善巧方便而托生，是菩萨之缚，若有善巧方便而托生，是菩萨之解。”

其次，罗什译文的“贪着禅味”等一句，梵文本对应的则是“若无善巧方便，而享受禅那与三摩地，是菩萨之缚，若有善巧方便，而享受禅那与三摩地，是菩萨之解。”

最后， 相对于较难理解的“无慧方便缚，有慧方便解”，梵本意为“不被善巧方便统摄的般若，是菩萨之缚，被善巧方便统摄的般若，是菩萨的解脱。”

由此可知，若据梵本，此段紧扣“善巧方便”，以之为核心，凸显其对于般若与菩萨的重要地位。而罗什译文的下一段，则在此基础上，整体表明了般若与方便的辩证关系：

何谓无方便慧缚？谓菩萨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于空、无相、无作法中，而自调伏，是名无方便慧缚。何谓有方便慧解？谓不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于空、无相、无作法中，以自调伏而不疲厌，是名有方便慧解。何谓无慧方便缚？谓菩萨住贪欲、瞋恚、邪见等诸烦恼，而植众德本，是名无慧方便缚。何谓有慧方便解？谓离诸贪欲、瞋恚、邪见等诸烦恼，而植众德本，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

综合上文，《维摩经》菩萨缚脱段经文要讨论的核心话题是何谓菩萨系缚、何谓菩萨解脱。系缚与解脱在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历史上可谓贯彻始终，但大乘佛教的哲学智慧及核心价值与前大乘佛教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调整，所以对于缚脱问题的解答也就必然拥有其特殊思想角度与价值色彩；反之而言，通过探察大乘佛教对于缚脱问题的答案，也可以反观大乘佛教与之前的佛教在理论思想、价值趣向上的同异。

而据梵汉对勘可看出，此经是在三个角度思考菩萨的缚脱问题，即：在托生上，菩萨托生的依据是菩萨的特殊品德——善巧方便；在禅修上，菩萨禅修的依据也是其拥有的善巧方便；在菩萨的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二德之间，菩萨对于其品德的培养及具足的依据，也是善巧方便同般若智慧互相统摄或互相包含的这种特质。

二、从印-中佛教大乘教法义理学思想理论发展史的角度对《维摩诘经》般若、方便融合辩证义理学原则的进一步理解与证成

1.初期大乘经普遍包含般若、方便辩证统一的义理学原则，而《维摩经》则是这一义理学原则的自觉化、理论化及系统化。

初期大乘经中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经典如《八千颂般若》、《十地经》、《法华经》、《大乘善巧方便经》等，都包含有升格般若思想、善巧方便思想，强化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思想统一性的义理学倾向。如罗什所译《小品般若·大如品》中便将“般若波罗蜜方便”譬喻为菩萨之双翼：“菩萨虽行空、无相、无作道，不为般若波罗蜜方便所护故，证于实际，作声闻乘。”《维摩经》作为初期大乘经典，同时也是体现这一义理学倾向最显著、最具有专题性、也最具有理论自觉性的一部大乘经。

2.大乘三大系论书共许般若、方便不二融合思想原则的意义，高度重视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特殊重要作用。

3—5世纪时的一些重要大乘论书，如中观系的《大智度论》，提出的般若道、方便道二种菩萨道的理论，作为了解《大品般若》前后经文思想义理逻辑脉络的诠释构架，是本论的一项重要的释经学阐释，也为此后的释经学建立了一个义理理解的典范模式。瑜伽行派早期经典《大乘庄严经论》提出了“七种大义”，其中第三种“智”即般若智慧，第五种“巧”即善巧方便，前五种为菩萨德，后二为佛陀德，可见般若与方便在瑜伽行派中的地位。**藏系的《宝性论》中“般若方便摄，回先虚妄心，令淳熟上乘，授妙菩提记。”其中的“般若方便摄”意为佛陀以般若、方便的统摄改变有错误见解者，使其逐步成熟之后，再予以菩提授记。般若、方便的统一在佛菩萨弘法实践中的核心关键作用，在此也清晰地显豁。这些论书的相关论述不仅说明般若、方便关系的理论已经在规范的大乘佛法义理学中得以提升和固定，也说明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特殊重要意义及般若、方便辩证统一的思想原则，已经成为大乘佛教各派思想理论家共许的教法义理学的基础性理论。

3.魏晋-隋唐时期的释经学与义理学普遍关注般若、方便并举的原则，并使此原则成为塑造中国佛教义理学特色和精神风貌一种重要的思想传统。

僧肇的《注维摩诘经》提出：“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夫有不思议之迹显于外，必有不思议之德着于内。覆寻其本，权智而已乎。”此处的“智”即指般若智慧，“权”即善巧方便，僧肇所说的“权智”即是指般若与方便并举的义理关系。

法云的《法华经义记》认为：“然此品初正明因叹二智髣髴开宗，故今且略述二智，……二智名义者，实智、方便智也。然实智有二名：一言实智、二言智慧。方便智亦有二名：一言方便智、二言权智。”法云正式系统地开创以权实二智解释《法华经》核心思想的诠释传统，但是他主张开权显实，受到玄学风气的影响，他所理解的“权”并非完全和初期大乘经的“方便”意义相等同。

吉藏的《净名玄论》则说：“师资所习正以二智为宗。……现自在神通即实慧方便，决定实相即方便实慧，虽实相而神通、虽神通而实相，动寂不二而权实宛然。一部之经盛谈斯法，故以二智为宗。又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是净名父母，即为净名经宗。又此经所兴正起于疾，疾是方便，方便由实，故以二智为宗。”吉藏解释《维摩诘经》、《法华经》、般若诸论，皆非常重视“二智”，在中国佛教释经学及义理发展史上，把“权实二智即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理解为整个大乘教法义理学最为统摄性的思想原则者，正是吉藏。

需要指出的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学者开始对善巧方便这一大乘佛教的义理学原则逐步展开反思，而中国佛教的近现代转型与现代人间佛教的拓展也明显表现出善巧方便的内在影响。在这种思想理论发展的趋势中，欧阳竟无“唯识学、法相学、方便学”概念的提出，印顺法师的“以方便和圆圆融，界说中国佛教的特质”，方立天先生的“善巧方便是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都体现出佛教学者开始对印—中佛教的般若、方便融合的义理学传统，有逐步的醒觉与领悟。

最后，程教授总结，从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的辩证融合原则的释经学解读还可以看出，大乘佛教的理论精神与实践精神本来是统一的，它们如父如母，如鸟之双翼，如果这两种精神都不具备，或缺失其中一种，或二者的辩证性失衡，则大乘之真精神也必然随而变质甚至丧失。这是我们通过对于大乘佛教义理学原则的反思性研究及通过对于佛教史及佛教思想史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的结论，同时这一佛法义理学问题的反思也将为我们今后研究佛教史、佛教思想史的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启示。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李四龙教授对程恭让教授的讲座内容进行了简要评议，指出程教授将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作为大乘教法义理学和解经学的基本原则提出，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佛教史的思想内涵，程教授通过细密的文本分析，为近代佛教向人间佛教的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解视角。在回答了线上观众的提问后，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谭井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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