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言

政治仪式是一种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政治现象，更是由国家主导或参加，具有周期性与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通过仪式和符号等形式，政治权力能够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也能够动员公众参与政治，加强国家凝聚力和稳定性。本专题希望通过整理与呈现有关中国国家政治仪式的过往研究，反思政治仪式中展现的文化现象。这些文献所采用的切入视角往往是通过这些仪式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以及仪式所反映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从而探讨政治仪式在帝制中国和现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以及政治仪式与政治权力、政治记忆和民间社会的关系。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政治仪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先后设立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4日国家宪法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7年10月31日，中共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不忘初心的坚定政治信念。其实，政治仪式在古今中外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同时代、不同文明、不同主体的仪式背后的政治内涵却不尽相同。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标识着权力的运作逻辑和一个国家的兴衰，从中也可以窥见权力与权利互动的场景。仪式政治广义上可以用以指称一切仪式背后的政治运作或仪式的政治内涵，狭义上则专指古代将政治完全宗教仪式化的政治形式。当下中国正经历一场大变革，新时代对政治仪式提出了新需求、新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既要重视仪式的形式，更应关注其背后的政治运作，并直面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从而根据新时代的发展，对政治仪式及其仪式政治做出改进与发展。为了从学理层面探讨政治仪式现象的深层内涵及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建设路径，近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联合召开了“政治仪式与仪式政治”学术沙龙。本期刊发相关讨论的部分成果，以飨读者，欢迎广大读者作进一步讨论。

——主持人 杜运泉

仪式政治的古今之变

任剑涛

仪式政治与政治仪式是两个高度关联的概念，但绝对不是一回事情。大致加以区分，政治仪式是指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主要依靠心理、情感、认知的象征性活动实现权力认同、政治团结与权威建构。仪式政治所指较为广泛，本文所论的仪式政治取其狭义，主要用于指称一种政治形态，是一种将政治完全仪式化、神性化的政治形式。实质政治——也就是围绕权力争夺、权利维护等展开的政治斗争， 因之被全面地遮蔽起来。在这种政治生活场域中的芸芸众生，大多被权力握有者或颠覆者车轮战一般的繁复且带有神秘性的仪式所诱导，似乎忘记了自身的政治利益所在，而被仪式政治煽动的情绪所控制，成为仪式政治的忠诚跟随者与狂热行动者。

比较而言，政治仪式在古今政治生活中都一无例外地存在并发挥着作用，而仪式政治从总体上讲是一种古代政治形式。作为古代政治尤其是古代早期主流形式的仪式政治，主要借助的是宗教力量。古史学家、人类学家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文明社会降临以前以及早期文明发育阶段，所有政治体实行的大致都是仪式政治。那是因为，在轴心时代“人”的觉醒出现以前，政治必须依靠神秘力量的支撑，才足以维持其镇制政治体成员的威力，政治体因此获得维系自身的精神资源、物质力量和现实效果。在古希腊早期政治生活中，家庭宗教在其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家火制度既是小规模政治体延续的精神根脉，也是家庭生活秩序与政治权力依托的神性力量。在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权对祭祀的高度重视，也明显在仰仗宗教神性力量维持并强化统治地位。商代官僚系统卜史巫祝的宗教性质显而易见，是中国仪式政治达到古代高峰的体现。即便在周代经历“绝地天通”的巨大宗教变局后，中国古代国家权力也将祭天与祭祖连贯起来，以显示民众非认同现实权力不可的独一无二的权威性质。

在古代政治中，神权制度与神圣仪式内在地联系起来，仪式政治的宗教性特质是非常明显的。在古希腊罗马政治中，早期的家庭宗教对小型政治体的极端重要性，已经为古典学家所揭示。晚期希腊家庭宗教的崩溃，导致家火仪式政治整合功能的丧失，从而引发希腊早期政治秩序瓦解，革命风行，最终由罗马取而代之的悲剧性结果。在罗马，上帝与凯撒之争，让更具有宗教仪式神圣性支持的教权占据了与世俗王权之争的优势。表面上强大的王权不得不让渡精神生活支配权给教会行使。尽管在政治的形式结构上形成了“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的二元政治，但世俗王权必须借助上帝的权威才能正当化其行动的定势就此确定下来。整个中世纪世俗王权借助宗教或宗教性仪式达到这样的统治效果，是人们熟稔于心的历史事实。“双剑论”之作为欧洲中世纪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就更是体现出宗教之作为仪式政治的关键要素。

在中国整个古代历史上，祭天与法祖都一直紧密勾连在一起。如果说法祖的一面主要体现为礼制，那么祭天的一面就主要体现为仪式。在“明分使群”的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制礼义以分之”，制礼以明确政治层级制度，制义（仪）以成就礼制。礼是轨，仪是物。“国家大事，君主之主要责任，不外乎制‘物’以定‘轨’。”从皇帝祭天大典、颁发诏书采取的“奉天承运”的格式化表述可知，中国古代仪式政治具有鲜明的宗教含义。尽管这样的仪式政治是想以奉天法祖神圣化皇权，但抹掉它的宗教色彩，就会变得不可理喻。

从严格的角度讲，仪式政治仅仅指这种依托于宗教活动支持的政治形态。但有论者将之泛化，用来描述和分析政治中所采取的各种象征性活动。这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后果：前者将很难考察现代政治中仪式政治的残留、转化甚至是复活；后者很难考察古今政治仪式在政治运作中的地位与功能之悬殊差异，整个古代将仪式提升为政治生活的核心高度，而现代政治生活中仪式的辅助性作用则显而易见。

由于三个原因，在现代情景中仪式政治不再成为一种政治类型，而退化为一种政治动员方式，哪怕是一种极为有效而必须高度重视的政治动员方式。仪式因此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极大改变，已是不争之论。

一是因为实质政治的地位鲜明凸显出来，取代了以象征尤其是宗教象征为特质的仪式政治。古希腊罗马在长时段中因家庭宗教强大的政治功能而定位于仪式政治。神权政治时代的欧洲，宗教化的政治仪式将政治定格在仪式政治的位置上。有及于此，人们甚至认为中世纪是没有人的政治、只有神权之治的时代。但由于“双剑论”的持续争端，引发教权与王权的分立，晚近阶段宗教对世俗政治的制约好景不再。各种社会要素纷纷释放出自己制约政治发展的能量。首先是经济力量明显凸显，发挥出引导政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接着是权力与权利的博弈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调，利益集团浮出台面，利益集团之间的你争我夺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最后是现代政治分权制衡结构呈现出来，让政治生活成为限制权力与分享权力的生活样式。仪式政治那种为政治涂抹上的神圣色彩极大淡化，基本退到了公共生活的幕后。就此而言，仪式政治的古今之变乃是这种政治形态自身演变与新兴的实质政治形态两种力量共同催化的结果。

二是因为高度的组织化社会，让不同类型与层次的组织仪式相互冲撞，仪式的利益针对让仪式的神圣性质下降到一个次要的位置。仪式之为仪式， 是由于它具有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体现为宗教性。即便在世俗化的进程中，宗教的神圣性蜕变为政治的权威性，但仪式的神圣色彩还是仪式具有政治整合功能的重要支撑条件。在中国古代，真正具有政治功用的仪式，常常为国家权力所垄断。这也是仪式所携带的政治信号为人们所敬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欧洲古代与中世纪，政治仪式常常由教会介入，因此宗教的圣洁性转移给这类仪式以庄重、肃穆、权威的政治功效。现代社会不再是宗教与政治权力带有绝对支配性的社会。根据亚当·斯密简洁明了的分析，现代社会乃是一个高度分工与合作的社会。社会分化程度愈来愈高，进入不同社会分工领域的人们，也就秉持该领域的价值信念、工作准则与评价标准。社会被塑造为一个分工基础上的精细合作机制，于是社会也就很难秉行某种高度凝合的价值理念、制度习性和生活模式。一种近乎各自为政的分化式组织的多姿多彩仪式， 让不同组织体系中的人们各有其提高凝聚力的仪式。仪式也就在组织间缺少互容空间的情况下，成为不同组织模式的社会低聚合性活动。古代时期那种由宗教与政治力量整合成的仪式政治所具有的社会高聚合性景象从此不再。

三是因为仪式的过于频繁，让交叠存在的不同组织的复合型成员产生仪式疲劳，导致仪式功能的明显衰变。现代社会的高度组织化，让区隔为组织成员及成员间的仪式活动也显得重重叠叠。由于社会成员分属于林林种种的组织，譬如一个社会成员必须加入一个谋生组织，此外则可以因为业缘、地缘与趣缘加入不同组织，而在组织的内部仪式成为组织凝聚的必要手段的情况下，组织成员不得不在不同组织身份的驱动下参与各种仪式。这就让现代社会呈现出过于频繁的组织仪式定势，成员们不再像古代社会那样期盼时间周期较长的神圣仪式，而是疲于应付各种难以唤起内心热情的组织仪式。久而久之，仪式的动员效能便明显衰变。仪式政治时代那种经由仪式高效动员社会、促成成员效忠、实现权威认同的效果，也就缺乏保证了。那种期望借助仪式政治让登高一呼的政治人物赢得死忠的状况，也就殊难出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了。

可以说，历史上的仪式政治是被古代政治的衰变与现代政治的兴盛两种力量所共同终结的。这是仪式政治古今之变的必然结局。职是之故，西方社会那种试图恢复仪式政治的尝试，就变得有些滑稽好笑——不仅是因为逆历史而动，而且是因为不理解变迁大势，不知道因时而动、与时俱进、损益可知的历史哲学常识；而且是因为恢复仪式政治的诸条件荡然无存，相应的努力不过是堂吉诃德对风车挑战，精神可嘉，颓然无功。

仪式政治作为一种“古代”政治类型，在“现代” 政治中被终结掉了。不过需要一问的是，一种承续仪式政治的政治新形态会不会在现代处境中借故还魂呢？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把仪式政治的宗教结构转换为社会结构，将仪式政治的形态化运行转变为效能化运用，促使仪式政治成为一种精心组织的世俗政治形式，那么，仪式政治也就具有了现代复兴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仪式政治的这种复苏的条件性是很强的：一是现代政治的运作本质不再在仪式政治中呈现，利益集团、权力纠葛、经济利益才不可移易地构成现代政治种种仪式的核心。因此仪式政治的古代结构不可能重光，而只能激活仪式政治的局部功能。就此而言，仪式政治大多蜕变为政治仪式。二是仪式政治的权力动用者与权利跟随者的支配性影响模式风光不再。不管多么精心设计的政治仪式进行的社会政治动员甚至是组织成员动员，一呼百应、应者云集、山呼海啸的景象很难出现不说，克治疑虑、防止叛逆、预防离心离德，成为现代政治仪式组织者需要从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两端着手深入考虑的相关问题。

可以说，仪式政治的现代全面复兴是绝对不可期的。因为现代政治已经将实质政治与仪式政治严格区分开来了。诚如深入研究仪式政治的大卫·科泽所指出的，现代政治指向利益集团、经济力量和权力关系等本质关系。以象征性主导的仪式政治自然就退居政治生活主流的幕后。“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仪式在政治生活中就算不是闲杂人等，也至多是个龙套演员。”尽管科泽试图打破这一断言，提升仪式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也承认自己的研究是在仪式的一般社会历史功用视角展开的，而不是在古今之变的角度做出的探究。因此，他的研究注重的是诸如仪式通常具有的凝聚性、多异性与模糊性特征，并围绕这些特征对仪式及其功能展开论述。这种无视仪式政治古今之变的研究，自然具有它的价值，那就是让人们注意到政治仪式甚至是一般仪式所包含的、应当引起人们重视的价值。但这样的进路也让人们无法理解仪式政治古今之变所具有的历史分界线意义，甚至让人们对心怀叵测的仪式政治重建丧失警惕性。就此而言，强调仪式政治古今之变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既然仪式政治的终结不可避免，很难全面复活，而仪式在古今社会政治生活中又必不可少，那么将政治形态意义上的仪式政治安置在政治仪式的辅助性位置上就是恰如其分的做法。何以在现代社会高度分工、仪式关注下降、仪式功效衰变的情况下还要注重仪式呢？简而言之，原因有三：一是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并不只是服从工具理性的生活样式，人们还是希望有种种可信的价值理性引导人生前行，并由此提升生活的精神品质。不以具象而以象征为特质的仪式，正好发挥相应作用。二是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总是处在现有秩序与理想秩序的矛盾冲突状态之中，迟疑、徘徊、彷徨、孤单、恐惧等情绪常常攫住人们的心灵，引发心灵的震荡，需要在公众仪式中发现心理治疗的药方，由此找到前行的动力。三是人们的生活总是处在安于现实与不满现实的剧烈拉锯状态，政治动员也就总是处在保守与革命的撕裂局面，维护与颠覆现实秩序的不同政治仪式就会适时出现，让人们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因此，政治仪式不仅从来就没有离开现代人的生活现场，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牵扯在一起。

仪式政治终结之后的政治仪式自具其必要性与重要性。但在现代处境中举行的政治仪式，乃是从属于实质政治的辅助性政治形式。即便在非民主的社会政治体中，由于现代民主占据了政治理想的高位，非民主的实质政治体系也无法脱离民主理念而突兀呈现其巫魅的仪式政治面目。在这一前提条件下，政治仪式的理性性质显然强于其宗教性质。即使具有悠久传统的仪式政治给政治仪式打上了鲜明的宗教特色，也无法扭转现代处境中政治仪式的宗教色彩显著淡化的趋势。不过政治仪式仍然携带着某种神圣性的象征意味，这是它还能感染参与其中的公众的一个决定性原因，也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仍然高度看中政治仪式的社会功用的缘由。

现代处境中的政治仪式，核心仍然围绕着统治者设计与使用仪式，激发公众情感，获得公众认同，唤起内心热情，支持相关政策。不过现代性特征凸显的政治仪式，不再仰仗过多的模糊性象征来实现前述目标。对现代社会尤其是规范的现代国家而言，“成文法和其他文件被当作组织特性的象征”，传统仪式、风俗习惯很难像历史上那样轻易煽起人们的情绪。因此，围绕法治体系设计与使用政治仪式，就成为现代政治仪式的主流方式。与之相关，随着政治周期成为现代政治的节律，政治仪式的某种替换机制显得愈来愈重要。新旧政治仪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态势与当下情形的直接体现。就此而言，政治仪式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不仅没有衰变，而且理所应当受到重视。“政治仪式对于所有社会来说都很重要，因为任何地方的政治机关关系的呈现和变更，都需要借助象征性的表达方式。”

当代中国正处于疾速变化的关键阶段。国家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天量的物质财富，国家崛起或民族复兴的政治主调不可阻挡地被确立起来。这一方面让政治仪式发挥作用的空间骤然增大，促使国家权力高度看中政治仪式的社会效用；另一方面也让素有仪式政治传统的中国在设计与使用政治仪式的方式上迅速转型，以求建立适应现代迅速发展的政治仪式，发挥仪式的重要社会整合作用。

从前一方面看，人们可以看到政治仪式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确实不同往日地受到重视。诸如各种具有纪念意义的重要时日，都会举办大规模、高层次的政治仪式。而即便是举办运动会、博览会，国家也会倾注大量资源，设计与举办令国人瞩目、让世界关注的盛大仪式。2008 年北京的奥运会、2010年上海的世博会、国庆典礼、阅兵式、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等等，都为公众所熟悉，而且确确实实激荡起公众的爱国热情与国家认同，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从后一方面看，中国传统的仪式政治被作了有益的扬弃并被灵活地转变为现代的政治仪式，并成为国家聚集政治认同资源的有效方式。当代举办的祭黄帝大典、祭孔子典礼，就让国家权力收到既承续传统又主导现代的政治认同效果。但在传统中不曾出现的一些现代仪式，也逐渐为人们所熟悉。比如官员上任需要面对宪法宣誓的仪式，就是中国进入现代政治仪式设计与使用的标志性事件。一个对宪法表示忠诚的官员群体，呈现的正是中国不再认同魅力型领袖的法治化状态。在这类仪式中，中国之走出传统宗教性的领袖崇拜，走向现代平等的法治境地，可以为人们所明确感知。

中国从悠久传统中转向现代、走向复兴的转变态势，也在各种政治仪式中体现出来：历史性仪式如祭天祭祖祭先贤的仪式，着意并不在发思古之幽情， 主要是要展现中国当代承继历史传统、呈现勃然生机的现实；曾经以抗议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欺凌中国为主题的国家大型集会，逐渐演变为展示国家实力、呈现国家发展强大势头的集会。这类集会的象征性仪式，也就从人们愤怒高举的拳头，变成了高科技产品和参与仪式的人众欢快的笑容。

仪式政治的古今之变自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者因为现代政治并未成为所有国家的主导政治，仪式政治并未完全丧失它的政治地盘，它在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内的卷土重来，完全应在人们的意料之中。环顾当今世界，总是有权力操控者试图借助某些仪式，将自己打扮为魅力无穷的宗教性领袖，便是明证。二者因为政治仪式有一种让人们暂时遗忘实质政治而陷入象征世界的功效，因此政治仪式就总是会发挥出一种认同权力、忽视权利的扩展功用。在仪式处境中的大众，常常会陷入究竟是捍卫权利、还是认同权力的茫然失措，因此会冒被权力专断者引向政治狂热的风险。三者政治仪式总是一个争夺认同的战场，处在手中牢牢掌控权力者设计与使用的仪式中的人们，当然容易趋向认同现实权力。但处在争夺权力尤其是借助革命手段争夺权力的场域中，人们就会被掌权者和夺权者推向一个认同与反认同的非此即彼境地。人们因此会卷入自己无法自我控制的仪式风暴之中，且不能自拔。这简直就是仪式灾难了。可见，仪式政治的古今之变，必然会存在回流、交错、前行的不同可能。这就需要人们对仪式政治的来龙去脉了然于心。

从仪式到仪式政治

叶娟丽

当地时间2017年1月20日，在经过一整套规范的就职典礼仪式后，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5任总统。这一整套仪式，事实上从1月19日下午3时的就职典礼音乐会即已启动。1月20日的仪式，则是从圣约翰圣公会大教堂的祷告开始；然后，是正午12点国会大厦的宣誓仪式、午宴后的就职游行与就职舞会，整个仪式结束于次日，即1月21日上午10时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跨信仰祷告。尽管在2016年11月9日美国大选即已见分晓，但在这个仪式启动之前，特朗普还只能被称为“候任美国总统”（The US President-elect）。很显然，是仪式在启动一个新的政治程序，宣告一种新的政治规则，甚至开辟一个新的政治时代。那么，何谓仪式呢？为什么政治会离不开仪式呢？

仪式：人类自编自导自演的大戏

顾名思义，仪式即典礼的秩序与形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活在群体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被编排进这样或那样的仪式当中，小到结婚时的家庭庆贺，大到每个国家的建国大典，人的一生，就犹如由一幕一幕的仪式连成的幻灯片，从生的仪式开始，以死的仪式终结。那么，致使仪式与人类社会紧密相关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曾经试图解析仪式与人类社会关联的奥秘，当然，这种努力更多地是从界定仪式的内涵与外延开始的。有人认为仪式必然与宗教相关，有人将仪式与政治相联，但无论采信何种定义，认为仪式具有象征性、表演性、图式化等特征，是人们达成的基本共识。正因如此，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

首先，仪式具有象征性。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仪式，仪式都是为了某种特殊的意义而举行。如在中国古代，男子满20岁时行冠礼，表示其已成人且被族群承认，之后可以娶妻；女子则在满15岁后行笄礼，及笄之后可以嫁人。这个时候的仪式，是一种时间上的象征，表征着仪式前后是两段不同的历史，人生从此进入了另外一个不同的阶段。

其次，仪式具有表演性。所有的仪式就像是一场戏，仪式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是戏中的一个角色。如上述的美国总统就职仪式，国会、候任总统、武装部队还有被邀嘉宾，在仪式中都有各自的角色、各自的台词、各自的机位，甚至还有在电视镜头前露脸的固定时长。总之，仪式就像一部排练好的戏，每个角色都按照定好的脚本表演。一般来说，被邀请或者自愿出席某种仪式的人，都会约定俗成地遵循既定的脚本，如果有某个角色说了脚本里没有的台词或者逾越了脚本规定的角色本分，那仪式就不再是仪式，而是事故了。

再次，仪式是图式化的。仪式总能被分解成一个个前后连贯的程序，或者说是一幕幕有着内在逻辑与顺序的场景。每一个场景都是独立的，又都与其他场景前后相继，场景互相之间流畅连贯，总之仪式的画面感十足。

应当说，仪式的象征性、表演性都是建基于它的图式化特征之上的。因为图式化，所以可以表演；因为可以表演，所以可以演绎出生活中不存在的形象， 可以抽象出高于生活的那些道理，从而具有象征性。仪式介入人类生活的秘密，也许就在于仪式的图式化特征。人类需要记忆与传承经验，而图像记忆被认为是目前最合乎人类大脑运作模式的记忆方法。今天认知科学认为有利于促进记忆的几个原则，如夸张、动态、刺激、有趣、融入情感，正是在人类的婴儿时期即已发明的仪式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人类需要记忆与传承的经验不是个体的经验或者体验，而是集体经验或者说是集体记忆。集体记忆不是该集体中每个人记忆的机械叠加，而是基于某种集体认同的记忆。这种集体认同不会从集体经验中自动地产生，而是一个重新编织历史经验的过程。图像记忆亦如此，它并非一蹴而就，其难度主要在于编码，即如何把需要记忆的信息转换为形象具体且印象深刻的图像，再对相互独立的图像进行联想与想象，最后按照一定的顺序与逻辑将原本杂乱无章的图像整理成为一连串的画面。仪式的图式化功能与此如出一辙。在仪式的重新编码过程中，既可能建构那些并不存在的历史，也可能解构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所以，仪式对人类集体经验的记忆，不是机械的刻画，而是一个借助于特定的布景、台词、台步、道具这些形象的辅助场景或者设施，对集体经验进行编织与重构的过程。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仪式通过与宗教、政治活动相融合，形成了各种结构复杂、程序繁琐的宗教仪式与政治仪式，并且在这种融合中获得了宗教的神秘感与政治的威严感，从而强化了仪式的象征性，使之成为了事实上的宗教统治工具和政治统治工具。

可见，仪式与人类社会紧密相关的最终“秘密”即在于它的图式化以及由图式化所带来的表演性，但有表演性并不意味着仪式即是艺术。从本质上，仪式展现的是集体情感，而艺术张扬的更多的是个体情感，表达个体情感是从仪式转变为艺术的前提。今天的很多艺术形式就是从最早的仪式发展而来，但仪式本身并不是艺术，它是人类在早期的生活经验中创造出来的一种集体记忆方式，充其量是一台人类自编自导自演的大戏而已。

当仪式变成政治

世俗生活中最大规模的集体狂欢莫过于政治仪式了。也有人将政治仪式称之为公共仪式，而“公共仪式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宗教仪式……在前现代社会，公共仪式极重要的功能是表达和加强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而在日益个性化的和文化碎裂的多元社会，它的主要功能可以被更充分地描述为，在没有政治制度、组织和运动的目标和宣言预先设定一致的情况下，创造一种团结和集体认同感”。

仪式进入政治的首要功能即守护传统，维系特定政治体内的人民在长期的融合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集体记忆与历史经验。在现代政治实践中，最具有仪式感的政治现象或者政治制度莫过于英国王室的存在了。

英国王室是世界上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王室，而且也是当今世界政治中最具影响力的仪式性政治现象。而王室的杰出代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温莎（Elizabeth Alexandra Mary Windsor），其本人就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政治仪式。从全称看，英女王名为“蒙上帝恩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其属地及领地之女王、英联邦之元首、国教之守护者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the Second, by the Grace of God, Que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of Her other Realms and Territories, Head of the Common-wealth, Defender of the Faith）。根据宪法规定，英王是世袭的国家元首，是立法机关的组成部分，是法院的首领，是联合王国全部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和英国国教的世俗领袖；此外，她还是15个英联邦国家的元首。从形式上，英王享受着与专制君主几乎同样的权力，因此也被称之为民主政治时代的“ 专制怪物”。但这一“专制怪物”事实上是“统而不治”“临朝而不理政”的。英王的权力虚有其表，其一切行动和政务都要遵照宪法的规定，完全服从内阁的控制与安排。而这种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制度安排，正是基于英国政治文化中对王权仪式上的崇拜。英王在具体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正源于她的无用。“由于她能超然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在当今以政党政治为特征的权力之争中，不表现明显的政治倾向，不偏袒某个党派，保持政治中立，具有保全议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护行政连续性和抑制急剧的革命的作用。”同时，作为本民族历史上最古老的政治传统之一，英王已成为民族的象征，以其精神力量促进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尤其在维护英联邦团结方面，具有很大凝聚力。因此，女王的白金婚庆典、女王的生日这些看似个性化的仪式，在英国都能成为全民的政治狂欢。

2012年女王的登基“钻石庆典”，甚至比本应当成为全民政治仪式的伦敦奥运会更受国民追捧。

除了保续传统外，仪式进入政治，更多地是承担一种政治教化的功能。如通过国家权力的运作，进行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灌输，强力推行官方话语，从而达到某种既定的政治目标。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颇为壮观的几次政治仪式都与孙中山崇拜有关。

先是孙中山去世后的奉安大典。孙中山先生1925 年于北京病逝后，才脱离帝制不久的北洋政府和后来的南京政府，也仿照帝王葬礼的规格，为孙中山先生准备了极其隆重的安葬仪式。历时４年的奉安大典，其程序之繁琐，其细节之苛刻，充分体现出，刚刚从形式上统一了四分五裂局面的中国，把这次奉安大典当成了一次难得的重塑民族精神、强化党国体制的契机。与奉安大典密切相关的全民政治狂欢，还有基于孙中山崇拜的全民谒陵仪式。奉安以后，拜谒南京中山陵又成为另一重要政治仪式。

1935年，在原有的谒陵仪式基础上，蒋介石特别提议对谒陵仪节进行整肃，专门颁布《谒陵及纪念周仪节办法》；1943年，戴季陶主持召开礼制讨论会，又制定了新的“国父陵”祭祀与拜谒仪式，程序之细致，不一而足。总之，以孙中山崇拜为契机的各种仪式就成为了民国时期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总理纪念周、颂读总理遗嘱等。

就这样，通过一系列大规模、大范围、高规格、严要求、长时间的祭拜仪式，经过国民党的强势主导和动员，孙中山成为了新的民族象征。在国家层面，秩序终于得以重塑，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轮廓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作为民族精神的东西开始形成。对于国民党自身，这一系列的拜谒仪式整肃了党内风纪，强化了党内团结与党的领袖的一元化领导。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力传播和渗透，使其在无意识状态下被仪式涵化，且这种意识形态的变迁最终又会体现在他们的政治行动当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中山及中山陵拜谒的神圣化、政治化与常态化，使其成为了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仪式，甚至成为了近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象征符号之一。

仪式进入政治，可以保续传统，可以重塑民族精神，也可以创造某种现实政治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神，从而使得理性的政治走向宗教般的执著与疯狂。而现代政治生活中最臭名昭著的造神运动，就是纳粹德国的政治仪式。

希特勒的造神运动很显然也是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来实现的。这第一个仪式就是纳粹礼。所谓纳粹礼，又称德意志礼，即手指并拢向前，高抬右臂45度， 意为“德意志高于一切”。纳粹礼本来是古罗马时的军礼，备受希特勒推崇。于是，希特勒在1944年7月24日以“军队必须忠于其元首和加强与党之间的关系”为名，下令国防军在全部场合内以德意志礼取代军礼。对于希特勒而言，纳粹礼是一次成功且实用的行为艺术，它由一个简单的手势，被异化为了给希特勒带来感召力和符号意义的政治仪式。希特勒的第二个仪式就是纳粹党的党旗标志“卐”字符。

“卐”本是古代一些部落的符咒，中国、印度等国在历史上均出现过，后来被一些宗教所沿用，以作为吉祥的标志，如佛教以右旋的“卍”为吉祥符号。但这个被视为吉祥的象征符号，竟被纳粹所利用。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一个黑色“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如果说，纳粹礼是人们主动向希特勒表忠心的基本仪式的话，那么，“卐”字标则有助于希特勒迅速地在人群中将那些异己分子甄别出来，从而使得简单的政治符号和政治仪式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力量。当然， 纳粹德国的造神仪式远不止这些，其他比较常见的如大型集会、游行、演讲，都是希特勒借以展示其口才的极佳机会。甚至国会选举，还有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都成为纳粹德国将希特勒拱上神坛的公共仪式。

总之，当仪式与政治结合，即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能量，来影响政治文化甚至政治秩序。今天，开国大典、国庆阅兵以及最高领导人的换届或者就职仪式等，是所有政治体系借以构建或者强化其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政治手段。合法性、政治文化和公共仪式之间的复杂关联，使得进入政治领域的仪式本身成为某种形式的政治有了可能。

当政治只剩下仪式

毋庸讳言，仪式是政治的重要工具，正如拉斯韦尔所言，“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但仪式终究不是政治本身，它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或者形式，而形式往前再走一步可能就是形式主义了。

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一概念来自美学，它本来是指一种艺术创作倾向，其典型特征是脱离现实生活，主张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艺术形式的绝对化， 强调形式决定内容而非内容决定形式。基于这一理念，“形式主义”也纷纷被引申至其他领域。如在宗教领域，形式主义是指对仪式、典礼的重视更甚于信仰本身。在法学领域，形式主义则意味着强调程序的公平正义甚于实质结果的公平正义。美学之外的形式主义主要常见于政治领域，人们习惯于把政治生活中那些只热衷于做表面功夫的思想与行为归为“形式主义”。

我们的生活中不乏形式主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中国诞生，盲目追求最大、最长、最多，就是我们形式主义追求的一个典型特征。在“八项规定”出台前，我们政治活动中的形式主义一度发展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比如极尽奢华之能事，大建楼堂管所，一个小小的乡（镇）政府，动辄就要建设中国的“白宫”；又如政治活动日益娱乐化、仪式化，再穷再偏僻的小县也会动辄一掷千金，邀请所谓的网红或者明星参加各类名目繁多的庆典或者剪彩；比如官员当老爷，讲派头，一个小小的处级干部可能秘书、随从一大堆，下雨了要人打伞，走累了要人抬轿……“八项规定”收紧了政府的钱袋子，“白宫”建不成了，庆典不办了，出场费没了，政治生活中那些盲目追求奢华、排场、仪式的现象明显变少了。但是，变少并不等于没有，形式主义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着。比如，各种开幕式，各种庆典，各种无厘头的比赛，各种追求人海战术与最高精尖的声光电效果于一体的“秀”，仍然不时见诸媒体；至于官员个人的各种摆拍与作秀，也屡禁不止。比如，针对愈演愈烈的“红毯植树”现象，2015年，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只得专门发出通知，严禁义务植树活动讲排场、摆阔气、搞形式主义。

2017年12月11日，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目前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还比较突出，而这些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表现共有10种之多，比如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等。具体地说，在调查研究方面，有的单位搞形式、走过场，像打造旅游线路一样打造“经典调研线路”，调研就是为了出镜头、露露脸，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总之就是搞“大伙演、领导看”的走秀式调研。在项目建设方面，一些地方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而不考虑客观实际，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热衷于造声势、出风头，把安排领导出场讲话、组织发新闻、上电视作为头等大事，仪式一场接着一场，评奖一个接着一个，最后的结果是，“奖状一屋子，工作还是老样子”。在工作实效方面，有的地方对工作不重实效重包装，把精力都放在“材料美化”上，应付场面，习惯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有的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也听之任之，甚至挖空心思去粉饰太平。

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义，如文山会海、文件治理、表格治理，在学术领域同样存在。比如，几乎所有的学术会议，都一定要有某某级别的领导坐镇开幕式等。人类发明仪式，是期待通过仪式来强化特定时空的感受，切不可受制于仪式。如果政治仪式蜕化为仪式，如果形式发展到形式主义，那它就走到仪式的反面了。

仪式在人类生活早期出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人类生活的变迁，其呈现的方式已经由最初粗糙的“幻灯片”发展到今天集声、电、光效果于一体的精美绝伦的“动画片”了。但正如人类脑容量的增加以及人脑的进化终有极限一样，仪式的发展演化，终究不可能超越其既定的使命，即人类历史经验与集体智慧的图式化记忆；无论是超验神秘的宗教仪式，还是威权霸气的政治仪式，仪式仍然只是仪式，它永远不可能超越记忆对象本身。如果撇开历史经验这个客观实际，不是着力于创造丰富多彩的人类活动而是一味地追求某种仪式，将政治仪式简单地化约为政治上的形式主义，那么，再华丽的布景，再夸张的剧情，再宏大的场面，终究也掩盖不了历史的荒诞与虚无。这既是历史的经验，更是历史的教训。

仪式与政治时间的更新

王海洲

组织和制度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骨与血，往往因隐藏于“日常性”这一皮肤之下，需通过专业手段方可查探；仪式和仪式化行为则不同，它们不仅易为人所见，且因之与日常行为大相径庭而格外引人注目，凸显出的是政治生活的“精气神”，按学界普遍的说法即“文化”。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人类正是依据文化这种意义结构和控制机制来解释他们的经验并指导他们的行为。[1]在当今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共同体中，政治文化是文化的核心类型。它既具有为众多国家所普遍共享的同质性，又具有不同国家据以区别彼此的异质性；此外，它还在国家内部表现出一种匀质化的整体性。在政治文化极其复杂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政治仪式乃是一个不容小觑、且“个性鲜明”的角色，我们可以围绕其拓展出一片堪称“仪式政治”的广阔领域。系统性的政治仪式理论以及包容万象的政治仪式实践，分别构成了此领域中交织紧密的经纬线，以自成一体的刻度对整个政治世界进行重新标识，从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图景。日常政治世界中的种种现象由此获得新的解释，包括其中至关重要的政治时间。

政治世界的时间本质主要呈现在两个方面。在本体论意义上，政治生活表现为一种绝对的连续统，诸如历史、记忆或乌托邦等时间形式即使显著地制造出了静止甚至断裂（或现实或想象），也终究是其中的暂时环节。与这一时间属性相应的政治实践便是建立连贯性的权力关系和有秩序的共同体伦理。

在认识论意义上，囿于人类自身的有限性，政治生活的绝对性不可被直接把握，于是，在不破坏连续统结构的前提下，政治生活主要表现为一种具有相对性的承继或变革，即如保罗·皮尔逊所言：“有系统地把特定时刻（包括当下）定位在长时间段内完成的事件和过程的时间秩序之中。”与之相应的政治实践则是政治关系的结构调整和能量变动。在这两种各有侧重的实践状态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现象：政治时间的更新。它意图通过对过往的反思，建立起一种具有正当性和进步意义的当下，以对未来进行标记和设计，借此成为政治社会在重构中发展自身的关键手段之一。

政治时间的更新一般出现在相对稳定的政权中，诸如革命等从根基上动摇乃至颠覆政权的行动模式，并不属于政治时间的更新，而是对政治时间的重设。同时，并非所有涉及时间问题的日常政治现象都能够归入更新之列。例如，设立一种新的国家节日只能非常有限地改变政治生活的固有节奏，还远不足以撼动政治生活的基本结构。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复提及的“新时代”，才是一种典型的更新政治时间之举。在时间形式上，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时间内容上，它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延续政权本身的核心任务。同时，它对政治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可能性很高，如此判断的主要理由是此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被重新调整。放眼全球，政治时间的更新也并不罕见，相对稳定的全球秩序使之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调整其政治结构的常规方式。就近期而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等都属此类，虽然它们都带来了一些动荡，但本身都具有发展和进步的“ 意图”。不可否认，也正是因为意图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时间意义上是现在与过去以及未来的冲突，使得更新在效果上有优劣之分，而政治仪式对此皆有影响。

在时间结构上，更新与仪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构性。在广泛存在着的“通过仪式”（即伴随着地点、状态、社会位置和年龄的变化而举行的仪式，如生命仪式、农事仪式、入会仪式和就职仪式等）中，最重要的是其“阈限期”（liminality），处于其中的仪式主角的身份是暧昧的，如成人仪式中的主角既不是未成年人，也不是成年人，只有在仪式开始之前和仪式结束之后，他/她才具有确定性。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对此解释道，“阈限期”的时间意义在于“过渡”（transition），它是“一种过程，一种生成”，“甚至是一种转换”。更新亦是如此，它意味着政治生活在整体上进入一个变动期，直到由其开启或设置的任务完成之后，才能正式宣告更新的结束。需要注意的是，与通过仪式不会消除角色的社会资格相似，更新并不会颠覆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和规范，它们都旨在促成一种“新生”。更值得关注的是政治仪式在更新政治时间中的具体作用。按照更新的要求和风险，政治仪式具有两种作用：一是促进作用，既包括历时性的推陈出新，强调求新而非弃旧，也包括共时性的实然状态，强调新变化的效果；二是防范作用，一方面利用仪式的保守性，抵抗传统断裂的风险，另一方面利用仪式的同一性，抵抗前景不明的风险。

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几乎都热衷于设计新仪式以凝聚共同体认同，它们总会或多或少地调集历史资源，谁会忽视马克斯·韦伯所言的“传统型权威” 的伟力呢？但是，安东尼·史密斯的分析也不无道理，在他看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式的“传统的发明”作为一种历史想象并不能完全满足民众的“现实”需要，那些能够在当下实际调动民众情绪和意愿的仪式才是唤醒和引导民众建立国家认同的良方。保罗·康纳顿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此予以补充：因为仪式本身具有一再重演的性质，所以才能抹平传统和当下的时间差别，从而使得“‘真正的’、‘真实的’同一个现实，每年都被揭示出来”。毋庸置疑，政治时间的更新需要推陈出新式的仪式，以将传统的力量“切实”地带到当下。否则，仪式的重演反而会在因循守旧之中成为更新的阻力，毕竟它违反了更新最为基本的时间诉求：迈向未来，而非退回往昔。基于求新的需求高于弃旧，是否能够在仪式中具有创新性地使用传统资源，是否能够在传统仪式的复兴中进行有效的创新，便都在相当程度上关切到政治时间更新的成败。

更新政治时间不仅需要明确历史之于现实的意义，以建立两者通往未来的连续性，还需要明确现实本身的特殊意义，以强调其引导未来的合法性。对于承担促进作用的政治仪式而言，前者要求其侧重于“更”，后者要求其侧重于“新”。“更”对应的是在历时性角度上理解政治仪式，主要观察不同时间序列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新与旧之间的关系。“新”对应的是在共时性角度上理解政治仪式，视角则移至某个时间节点或时期的静态表征，重点关注的是新变化的具体表现。“新”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全新政治仪式的创制以及既有政治仪式在形式上的调整和内容上的增删等。例如，进入“新时代”以来，包括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和国家公祭日仪式等在内的诸多影响广泛的政治仪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此不仅要清楚地描述出发生了何种变化，更要郑重地考虑如何解释变化的效果，这有助于民众更加准确而深刻地理解作为新生事物的“新时代”。不能够被广泛领会的更新，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政治生活发展进程的停滞或中断。在当前的公共舆论环境中，政治仪式的确在其各项传统功能之外，极大地发挥出了一种宣传功能，甚至在有些情形中能够反客为主。更新政治时间的风险往往为人所忽视，因为其渐进的过程较好地保持了时间的连续性，不像革命那样瞬时性地爆发出割裂时间的力量。但是，“润物细无声”式的更新也可能会在当下与传统之间制造间隙，特别是在当下向未来加速过渡的过程中，形式各异的传统的式微不可避免。忽视当下与传统之间的张力在任何政治生活中都是应警惕的风险，毕竟传统不仅能够提供丰富的合法性资源，还能够为指向未来的政治建设提供深厚的时间底蕴，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来说殊为重要。政治仪式是抵抗这种风险的天然良方，恰如大卫·科泽所指出：“正是仪式形式的守旧性，使仪式在政治变革中潜力无限。”当然，其有效性实际上不仅来自于对传统合法性的调用，还在于借助连续性的增强，缓解或平复政治生活中由于时间更新而产生的各种认知和情感上的失调。

相对于传统的确定性而言，更新所面向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相应的风险有多种表现，其中最为紧要的是政治计划与政治实践的脱节，以及前景不明朗导致的错判和质疑。前者主要对政治进程中的决策者构成挑战，后者的主体则是日常政治生活中的普通民众。政治仪式可以在直接克服第二种风险的基础上，间接地缓解第一种风险。政治仪式依靠其在形式和规范上的统合能力，能够在社会多元化发展甚至是缺乏政治共识的背景下，促成某种或某些范畴内的同一性的生成，例如民众对共同政治身份的承认，以及对当下和未来政治实践之信心的提振等。这直接地提高了他们对更新本身的认同度，特别是牢固的内群关系有助于他们在更新发生危机时产生共担责任的意愿，这也能够为决策者在对更新进行调整时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时间。

政治时间的更新历来是国家崛起的必然选择，虽然制度建设成为现代国家的首选举措，但不辅以相应的仪式建设也难获成功。政治仪式一直是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环节，没有“仪式感”的政权是难以想象的，古往今来俱是如此。同时，政治时间的更新往往牵涉到整个政治系统层面的调整，加之外在于该系统的社会文化环境愈发复杂，使得两方面的一致性或认同皆成匮乏之物，因此与传统时代相比，现代社会反而更加需要已然褪下传统孑遗之外衣的政治仪式的介入。最后，政治时间的更新实质上是依照当下的设想对未来提供某种解释。若按保罗·利科之言，“解释，即是将（时间上、地理上、文化上、精神上的）远的变成近的”，那么，政治仪式便是这样一种解释。

后现代社会的政治仪式何以可能

刘骄阳

政治仪式一度作为权力规训的过程和结果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统治者通过它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而普通民众则通过它来获得与政权主体之间的联系。或者说，通过政治仪式，政治权力的主客体之间搭建起了彼此联通的桥梁，得以维系既有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现代发展阶段，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导致原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不断遭到挑战，面对他者的反抗、异质性的群体和不确定性的社会，政治权力主体很难通过传统的方式构建起全体一致的价值认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厌倦了一致性的“政治正确”，开始追求更加多样化和差异化的价值和群体身份，一种旨在激发情感共鸣的“弱政治性”的政治仪式变得愈发重要。

象征性：政治仪式的时代特征

大卫·科泽将“仪式”描述为“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正是“仪式”自身所具有的整齐划一的象征系统，使其作为权力的输入和输出机制形塑着人们的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这也使得政治仪式作为人类政治生活最重要的伙伴跨越了不同的时代，为不同地域、种族和社群的人们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身份认同。当然，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相适应，政治仪式也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在所有这些规范、严肃且可重复的结构化操作背后，“象征性”则是政治仪式得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而持续存在的根本原因。

在前现代社会，政治仪式往往具有宗教性的色彩，其象征性体现在天、神或祖先。在这一点上，西方社会的“君权神授”和古代中国的“真龙天子”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君主”的象征符号辅以相应的社会等级制度，再通过政治仪式将其反复具象化地呈现为一系列观念系统和行为准则。中国古代帝王的登基仪式、祭天大典都可以看作是政治仪式将权力具象化，并阐释其合法性的生动体现。不过，这样的政治仪式并非是人人皆可参与的。在大多数普通百姓生活的乡土社会中，乡规民约和宗庙祠堂则长期扮演了整合民间社会秩序和价值认同的核心角色，所以也有人将这种民间的祖先崇拜阐释为中国的“民间宗教”。民间的祭祖与当权者的祭天形成完美的呼应，政治仪式以一种看似“弱政治性”的方式发挥着最强有力的价值和身份整合功能。

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在于世俗化。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到来让人的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全社会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让政治仪式从过去的宗教性象征系统转化为世俗性的对人的尊重。如现代国家的“国庆典礼”，不同国家通过不同的形式向民众展示作为同一共同体成员所应当具有的共同记忆。再如政治领导人的就职典礼，即便不同政体的领导人产生方式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否经由选举产生，当选的领导者都把遵从民意、为民谋利作为其就职仪式宣讲的核心内容。所以，此时的政治仪式内涵已经从神转换到了人，无需故弄玄虚地去“问天意”，但仍需绞尽脑汁地证明其“接地气”。

可见，无论在前现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中，政治仪式虽然形似神异，但却均是寻求对其所处时代既有的社会共识给予象征性的规范表达。然而，伴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原有的社会共识不断遭到质疑，政治仪式作为权力建构的具象表达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多元化：来自后现代社会的挑战

以多元化和去中心化为典型特征的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对意在建构一致性的政治仪式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特别是伴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这一特征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瓦解着人们对权威及其所建构的共同价值理念的认同。概括地说，这种多元化的后现代价值理念对政治仪式的挑战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政治仪式的主体性与他者的反抗。政治仪式从产生以来，一直是作为政治权力主体对政治权力客体进行教化和规训的结构化方式而存在的。

即便是仪式过程产生的实际效果可以从主客体两方面得到不同的解释，但其作为权力/权威符号具象化的表达方式却从未被质疑。在很多时候，这种意义上的政治仪式往往可产生不可忽视的政治动员作用，在强化政治权力主体权力来源合法性的同时，建构了所有参与者的群体身份认同，激发成员的归属感和融入感。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后现代社会对主客体二元性的强烈反抗直指传统政治仪式的主体性建构。其反抗的后果或者彻底否定或解构了政治仪式存在的意义及其合理性，或者更多的“他者”拿起了政治仪式的武器，重新以“他者”为主体建构出形式迥异的政治仪式。

其二，政治仪式的同构性与参与群体的异质性。政治仪式的最典型表现在于其规范性和可重复性，它试图将不同时间空间的人类群体纳入到同一的文化结构中，以获取最广泛意义的价值和群体身份认同。然而，以高度异质性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社会，不仅仅是群体间的差异得到重视，群体内部在性别、族群、阶层、地域以及性倾向等方面的差异也日益受到关注。人们已经不能够满足于基于共同的国家或族群认同所建构起来的同构性身份，更对传统上由“主流社会”所一致倡导的价值体系产生了反弹性的排斥。在彰显个性又略带叛逆的后现代社会条件下，倡导同构性的政治仪式无疑将遭遇高度异质性参与群体的强烈抵抗。

其三，政治仪式的确定性与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前现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政治仪式都得以在一种确定性的条件下顺利进行。这种确定性包括确定的时间、确定的地点、确定的受众群体、确定的仪式效果，甚至包括政治仪式表征对象（天、神或人）的具体化和确定性。但在后现代社会条件下，似乎突然之间一切都不确定了。对严肃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疏离，促使娱乐文化和消费文化占据了大多数人的内心世界，反传统的批判性导致不确定性成为后现代社会重要的文化特征。这一方面表现在高度信息化社会条件下，越来越难以召集人们在确定的时间和空间参与政治仪式；另一方面表现在人们基于对确定且略带“刻意”的政治仪式的本能反感，而导致政治仪式的效果往往带有众多“不确定性”。

更尴尬的是，中国的政治仪式似乎并未经历西方世界那般从神到人的世俗化转变。在前现代的中国，极具神秘色彩的“天”和具有世俗色彩的“祖先”，早已联袂在政治仪式中扮演着整合社会的角色。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后现代价值理念对政治仪式的挑战？

共情：寻求一种“弱政治化”的情感共鸣

共情，虽然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但在政治仪式的探讨中恰恰十分受用。一方面，正如大卫·科泽所说，政治仪式从来就不应当被作为一种理性之举，而是通过刺激参与人的内心情感，来获得群体成员的一致认同。无论是前现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政治仪式虽因搭乘社会既有共识之便，使其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对全体成员予以整齐划一的规训，但其因此激发的群体成员情感共鸣的实质意义却从未因形式化的表象而遭到忽视。另一方面，政治仪式也可以作为平衡社会矛盾、宣泄社会情感的“安全阀”。西方社会有初衷旨在翻转贵族和百姓身份的“狂欢节”庆祝活动，以及民主制度下的候选人与选民的频繁互动仪式，这不仅让普通民众具有了一种“主体性”融入感，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其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性。

所以，我们诉诸于仪式，并非论述理性，而是在讨论感情，更确切地说是通过政治仪式所能够唤起的彼此共通、共享的情感。也正因为如此，面对高度异质化、去中心化和不确定性的后现代社会，我们恰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政治仪式来凝聚多元且碎片化的社会。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了。

与西方社会不同，我国政治价值整合的扮演者从来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概念，而是极具神秘色彩的“天”和极具世俗意义的“祖先”。然而，伴随着现代性理念彻底击破了数千年来用于建构我国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天”的合理性之后，我们也直接抛弃了长期用以巩固社会价值认同的乡土文化。我们一度尝试直接建立起西方工业社会用数百年时间的积累确立的，以自由、平等和公民意识为主体特征的现代性理念，而这直接导致了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即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遭遇后现代文化挑战的过程中，政治仪式难以找到能够与其所在社会对话的“共情”话语，使得政治仪式停留于形式，而疏于其内核。当平等被曲解为平均，自由演变为纵欲，大多数人尚不知公民意识为何物之时， 那种倡导平等、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政治仪式自然无法应对后现代社会的多维挑战。而恰如我国，一种更为深层的矛盾，却并非来自于后现代的冲击，而是政治仪式所承载的价值理念与社会环境的水土不服，以至于要达到“共情”，实在是太难了。

当大多数百姓习惯称国庆节为“黄金周”，称“端午”为“粽子节”，称“劳动节”为小长假时，我们是否忽略了其作为政治仪式所应有的作为？在这些本应当最具国家认同的符号化政治仪式面前，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的价值观念却能够轻松瓦解其与生俱来的严肃性与庄重性，这是后现代之过？亦或是政治仪式的“渎职”？假使神秘化的宗教性不在，现代性的建构主义无解，一种长期疏离于现代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但却始终凝聚着众多华夏儿女内心依归的乡土文化，似乎应当被给予更多的政治关怀。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脱胎于“祖先”崇拜的乡土文化是“弱政治性的”，但其曾经且正在扮演着最强有力的政治符号意义，自发且艰难地默默整合着百姓的价值判断和群体身份认同，它也是最易于被忽略，亦是最易于寻求到情感共鸣的具象化仪式表达。

重构政治仪式 增强政治认同

杨雪冬

在政治生活中，仪式多种多样，但通常有两个功能，一是体现和加强政治权力的权威性，二是显示和提升政治生活的公共性面向。这两个功能是由政治的本质决定的。从政治产生以来，政治权力都是由少数人掌握和行使的，而政治生活又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因此，少数人与更多的人之间就形成了政治中的基本矛盾。政治权力行使者采取的各种行动，都可以视为对这个基本矛盾的调节和管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矛盾是阶级关系的体现，统治阶级要将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仅需要依靠暴力工具，还要为权力制造出虚假的“权威性” 和“公共性”。显然，政治仪式就是统治阶级有意识构建出来，并以体现和提升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为最终依归的。

与维护合法性的其他手段相比，政治仪式具有设计性、象征性、表演性、程式化等特征。政治仪式都是定期重复的，以此来调动情感、强化记忆、规范行为、塑造习惯，进而将对现有权力关系的遵从提升到心理上的政治认同高度，使人们认可、适应和习惯这种权力关系安排，并承认其体现的价值理念。从而，人为设计的政治仪式就与现有的权力关系形成了相互论证、相互强化的关系。

但正是这种设计性和表演性，也决定了政治仪式在表现上具有夸张性取向和虚假性。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越弱，政治仪式往往就会更趋夸张，也更容易受到民众的质疑。夸张而虚假的政治仪式，不仅不能起到强化政治合法性的作用，反而会拉大民众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认同距离，甚至加速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流失。

政治仪式形式多样，但就塑造政治认同而言，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实现的。

第一种是神圣权力来源。在传统政治中，皇权天赋、君权神授，权力来自外部的神秘力量。为了将这种授权方式具象化，就出现了封禅大典、教皇加冕涂油等仪式，用权力来源的神圣性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美国总统在任职典礼中手按《圣经》宣誓，就依然保留这种宗教神圣化的色彩。在现代政治中，推崇主权在民、依宪执政理念，于是就出现了公职人员宪法宣誓仪式。

第二种是显示权力位次。政治权力是有等级层次的，下级要服从和忠诚上级，民众要忠诚于国家。为了显示和强化这种权力位次，一些政治仪式就被设计出来。比如委任仪式、入籍仪式、升旗仪式、阅兵仪式等。通过这些仪式，营造出庄严神圣的氛围，可以激发参加者的情绪，形成深刻的记忆，并将个人与国家、上级的关系情感化。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领导人是政治权力的拟人化体现，所以一些政治仪式也被设计出来，以突出其“克里斯玛”的权威色彩。

此外，在一些政治仪式中，也会根据参加者的权力位次，在位置、顺序、时间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安排，以强化权力等级的差距，凸显权威性。通常来说，这类仪式或者仪式中的措施适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规训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第三种是区别与他者的关系。施密特曾说，政治就是区分敌我。这种说法虽然有些极端，但辨别与他者的差别，甚至对立关系，可以强化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内部团结和凝聚力，从而提高政治认同感。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政治组织单位普遍化后， 区别与他者的关系变得更加自觉主动，民族、宗教、历史人物以及以战争为代表的重大事件等都成为构建政治仪式的资源，并通过国家节日等方式固定下来，比如国庆日、独立日、胜利日阅兵，以及诞辰日纪念等。这些活动定期举行，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激发他们的自豪感或者屈辱感，规律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并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这种认同。

任何一种政权不论是在哪个历史时期或者哪个地域范围，都不会听任政治认同的弱化，总是会动员各种方法措施来巩固和强化认同，以确保和延续政治秩序。政治仪式虽然并不是其中的根本性措施， 但依然会被调整、更新或者重新设计，以期发挥更大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政权更迭前后，通常也是政治仪式变化最大的时期，旧政权期望通过政治仪式延续历史的辉煌，新政权则希望通过政治仪式来巩固刚刚获得的地位。

中国有着悠久的礼制传统，政治仪式是维护政权稳定、巩固政治认同的必要手段。以孔子为开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历代王朝糅合了阴阳、道家等思想，构建出一套贯穿于家-国的、服务于皇权统治的复杂的仪式系统。在国家制度设计中，设置专门负责管理礼仪的官员（如礼官）和机构（隋唐设立六部以来，礼部就在官制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有专门文献总结记述礼典仪制，如《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通仪》《大金集礼》《明集礼》等，对政治仪式进行基本分类，分为“五礼”，即吉、凶、宾、军、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治仪式并不是孤立的，只停留在政治领域，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投射到家庭、宗族、民间社会的活动之中，使后者成为其缩影，阐明其要义，从而政治生活与民间生活形成了呼应互动，实现了巩固权威等级的社会基础、实施政治教化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注重教化、植根民间社会的政治仪式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认同稳定持久的原因之一。

近代以来，在西方炮舰和内部革命的冲击下，朝代更迭的传统政治变化方式结束了，中国政治进入了剧烈转型的发展轨道。围绕救亡图存、保国保种这个时代主题，不同政治力量利用各自的思想理论资源，建构其各自心目中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由此也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政治仪式。与传统政治仪式不同，这些不同理念支撑的政治仪式的共同目的都是动员民众、夺取政权。

最后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显然最准确地回应了时代的主题。它基于阶级和中华民族这两个现代理念，制订了正确的战略和有效的策略，在将广大民众动员起来的同时，也将最大多数的人团结到自己一边。而围绕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而构建的政治仪式，使得共产党的形象更加丰满，发挥了拉近共产党与民众的距离，争取更多的支持，突出它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差别，赢得更多中间派别认同，以及加强党内团结、提升军队凝聚力战斗力的作用。

这些政治仪式既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凸显无产阶级地位的劳动节纪念活动、劳模表彰，也有利用传统资源体现中华民族团结的祭祀黄帝、成吉思汗， 还有根据当时形势激发民族仇恨的革命烈士追悼会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这些政治仪式构建的基本原则。1948年清明节，中共解放的黄陵县举办祭奠黄帝仪式，就是有效运用政治仪式的典型。这个活动表明，中共要争取中华民族代表权。

胜利是对认同选择正确与否的最好回答，也为政治仪式的丰富和制度化提供了巨大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借助国家权力一些重要政治仪式实现了制度化，比如五一劳动节、七一建党纪念、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通过移风易俗，一些传统节日增添了新的内容，或者被新的政治性节日取代。公共建筑物的大规模修建、国家控制的舆论工具的整齐划一传播、各种方式的宣传等大大扩展了政治仪式的影响力，提升了其对日常生活的规训能力。对阶级斗争的强调，使得许多政治仪式都承担起辨别敌我、批判斗争的功能。领导人的权威和魅力更是成为各种政治仪式的核心，政治仪式神圣化甚至神秘化了政治权力。“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人表达忠诚成为所有政治仪式的主题，无疑将这种权力神圣化推到极致。借助对领导人的忠诚和认同，阶级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党认同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改革开放是一场世俗化革命。社会利益和观念的多元化对高度统一的政治认同产生了巨大冲击，不同主体的认同开始分化，并主动构建符合自己利益诉求的政治认同，原有的一些政治仪式名存实亡，难以吸引公众参与，唤起他们内心的共鸣，有的甚至会引起反感。如何构建多元一体条件下的政治认同，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重构政治仪式要承担起应有的使命。新世纪以来政治仪式的重构过程大致有四个特点：

第一，激活历史资源，以应对社会的多元变化。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又是一个对外来文化有着极强吸收融化的国家，因此积累了多层次丰富的历史资源。面对社会认同的多元化趋势，国家开始有意识地从历史资源尤其是本国传统中寻找有利于提升共识和凝聚力的资源，并将其仪式化。比如将中秋节、端午节设定为全国假期，举行国家公祭等。通过激活历史资源，拉近了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复兴了传统文化和习惯，巩固了政治认同的日常生活基础。

第二，体现自信心。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成为了大型展览等政治仪式表达的内容，也成为了重构政治仪式的信心支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自信心更加强烈。从提出“三个自信”到扩展为“四个自信”，都可以在政治仪式及其具体环节上得到体现。比如节日期间插国旗，国庆阅兵的规模，主场外交的场所程序，对黄帝、炎帝、孔子等的定期祭祀以及领导人出访的服装等。这种自信心更体现在一些政治仪式的宏大建构上，既展现了一个快速发展大国的实力，也能激发公众对民族复兴的憧憬。此外，这种自信心也体现在对西方仪式的批评和抵制上。

第三，恢复神圣感。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将政治与生活分离开来，在消除政治神秘化的同时，也祛除着政治的神圣性。腐败问题的蔓延进一步强化了怀疑权力、质疑国家的社会心理。权力的神圣感是政治认同稳固的重要条件。国家和执政党在恢复权力神圣感方面做了诸多努力，比如举行公职人员宪法宣誓、设立国家公祭日、重视国家领导人新年致辞、重大会议上的唱国歌等。执政党对“不忘初心”的提倡，也带来了重温入党誓词、“两会一课”定期化等党内仪式的变化。

第四，改进教化方式。面对社会认同的多元化，巩固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作为核心认同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为了巩固这两个核心认同，国家利用宣传教育机构将一些政治仪式进一步规范化，纳入教育体系中，并增加相应的比重；加强一些重要政治仪式的传播，以扩大公众的参与或了解；等等。

必须注意到，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政治仪式的建构绝不是某一种力量单独决定、强硬施加的，也不会是将某种流行的社会仪式直接转化为政治仪式，更不是将某种成熟的外部仪式照搬过来，而必然是多种力量互动、多种资源融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增强政治仪式的象征性、代表性以及接受度，就更加重要。

当下中国政治仪式的去神圣化及其应对策略

郝宇青

所谓仪式，是指“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由此出发，政治仪式是指一种体现政治生活领域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政治仪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功能，例如，政治仪式有助于政治组织的创建并维系组织成员之间的内部团结，有助于在缺乏政治共识的情形中构建出政治一致性并有效化解社会政治危机，有助于强化社会成员对政治现实的体认并塑造与巩固政权的合法性，等等。当然，这是从正面的角度观察其作用的。

值得指出的是，政治仪式的上述作用是与其稳定性、确定性、永恒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神圣性密切相连的，并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正如大卫·科泽所指出的那样：“仪式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它将过去和现在以及现在和将来关联在一起。这有助于我们处理两个人类面临的难题：一是通过提供一种连续性，帮助我们建构对自身的信心……；二是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也一直未变。”“仪式的稳固性和永恒性，正为尝试着驯化时间和界定现实的人们提供一副安慰剂。”“仪式不仅在认知层面上对人们界定政治现实产生影响，而且在情感上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统治者们数千年来一直努力通过设计和使用仪式，激发民众的情感以支持他们的权威，唤起大众的热情以支持他们的政策。”与此同时，仪式“是一种阻碍批判性思维的方式”，这不仅体现了其神圣性，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神圣性。

然而，在当下中国，政治仪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去神圣化的特征。例如，人们不再用神圣的眼光看待政治权威，不再以神圣的态度行使政治权利，不再以神圣的观念对待政治象征；在政治生活中充满了戏谑、抱怨甚至批判，充满了形式化的表演、娱乐化的“恶搞”、庸俗化的解构；等等。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政治仪式功能的弱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当下中国政治仪式的去神圣化现象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旨在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建立起没有贫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这一革命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方式，在超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而实现了超常规的社会制度的演进。这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的那样：“革命产生了一套崭新的以政党至上、 ‘民主集中制’及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体制，有效地巩固了革命所带来的权力集中和权力扩大，并使之制度化。”这一革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意味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因此，对于中共政权而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特别重要的合法化论证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神圣性、至上性、纯洁性，以及明确的价值和道路指向性、不具妥协意向的善恶二元论色彩，这些与政治仪式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耦合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内容就可以直接转化为政治仪式。例如，口号、标语、语录、红色歌曲等文字符号，国旗、国徽、党旗、党徽、纪念碑、纪念堂、雕塑、革命遗址、领导人旧居等物质符号，诉苦大会、忠字舞节日庆祝等所展现的身体符号，这些仪式性的内容都直接体现了意识形态的要求，而通过这些政治仪式的操演，塑造和强化了人们对意识形态、对政权、对政治权威的认同。总之，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政治仪式和意识形态表现出了高度的耦合，甚至在一些情形下两者就是合二为一的。

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开展，政治仪式的神圣性受到了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有：

其一，市场经济改革带来了多元的利益格局，这不仅打破了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结构，而且改变了原先按照意识形态构建起来的社会结构。这一变化对于具有刚性特征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因为对于很多与其相矛盾的地方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例如，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意欲建构一个高度公平的社会，然而，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高度的社会分化。应当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激发起人们跟随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干事业的热情和憧憬，就在于它所提供的“来日合法性”的政治承诺。但是，当许下的政治诺言得不到兑现时，人民群众的热情和憧憬就会随之下降，甚至会走向反面——热情变为冷漠，憧憬变为反感。因为“国家合法性危机的核心就是承诺和履行之间的差距”。而意识形态解释力的下降，不仅造成它所提供的合法性“贬值”，而且也对其神圣性、至上性、纯洁性构成一种伤害。这时，与意识形态相耦合的政治仪式的神圣性也同样受到了伤害。

其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维方式是理性的、批判的、宽容的、妥协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不断创新，才能在创新发展中包容他者，才能在宽容妥协中臻于社会和谐。然而，这样的思维方式是与政治仪式（意识形态）的稳定性、确定性、永恒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神圣性相矛盾的。因此，这种思想观念领域的变化必然也会对政治仪式的神圣性造成伤害。其三，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不确定性，也是造成政治仪式神圣性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一切领域都是安排好了的，从吃喝拉撒睡到生老病死，从学习工作晋升到结婚生子等，几乎是无所不包（当然，农民并不完全是如此）。那时，人们生活在一个具有高度确定性的时代。这种确定性，既是政治仪式作用的结果，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治仪式的神圣性。然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保证了市场经济存在张力的同时充满活力与发展动力，进而造就了中国现代化的速度与发展的“奇迹”。“快”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而“快”本身就是不确定性的表现，并且因为“快”而造成了经验世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地位和意义的下降，造成了传统与当下的断裂，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影响，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其四，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不信任感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治仪式神圣性的弱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社会情绪经历了一种五味杂陈的变化，虽然总体向好，但也有不少**的情绪夹杂其间， 并大致表现为从羡慕到嫉妒再到怨恨的变化。而怨恨情绪的生成，主要是由社会流动停滞、社会结构分化之后的固化加剧等原因造成的。可以说，怨恨的社会情绪，成为了一条横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沟壑， 阻隔了人们之间正常的沟通与交流，导致了人们之间信任感的下降。而且不信任感具有强烈的弥散性，它会延及几乎所有的领域，并最终指向政治，导致对包括政治仪式在内的一切政治性的东西都表示怀疑。

其五，新媒体的去神圣化特征，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政治仪式的神圣性。在当下中国，虽然新媒体技术在民间的推广和应用只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事情，但是，它在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中国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这一判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在新媒体的诸多特征中，其中就包括去神圣化的特征。而新媒体的“去神圣化”主要表现为知识的去神圣化和价值的去神圣化，虽然并不直接涉及政治仪式，但对其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造成政治仪式去神圣化的原因可能不止于上述的几个方面，但是，政治仪式去神圣化的事实则是不可否认的。而政治仪式的去神圣化，在客观上必然会导致政治仪式功能的衰减。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利用政治仪式这一软约束来保障社会稳定，相较于强制力，可谓是更为有效的政治策略和政治技术。因此，对于社会稳定来说，如何加强政治仪式的神圣化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选项。

根据当前中国实际，主要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提升意识形态的解释力。政治仪式和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强，能够提供有效的政治价值，就有助于提高政治仪式的神圣性质，反之亦然。因此，提升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就成为加强政治仪式神圣化的首要任务。至于如何提升意识形态的解释力，需要专门的研究，在此不赘。

二是提高政治体系的政治整合能力。政治仪式的去神圣化，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体系的政治整合能力有关。政治体系的整合能力强，不仅能够及时兑现政治承诺，而且能够提供政治共识，能够有效弥合社会裂痕，那么，就能够有效保证政治仪式的神圣化。反之亦然。

三是发挥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因此，他们如何对待政治仪式，对他们身边的群众起着示范效应。也因此，在党员干部中强化政治仪式的神圣性、庄严性十分重要。切忌形式主义的政治仪式的表演。

四是要对政治仪式及时进行更新。政治仪式有不同的类型、方式、载体，需要根据其类型、方式、载体的特点进行梳理，并根据社会政治的发展要求进行相应的更新。这是因为，尽管政治仪式具有稳固性的特点，但是，它仍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即使政治仪式外在的形式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然而，它的内涵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所改变。跟上时代的节拍，政治仪式的神圣性才不至于出现弱化。

警惕政治仪式演化为政治的泛仪式化

胡键

关于政治仪式的研究，当前国内外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研究的，主要是探讨政治仪式与政治治理、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以后率全体常委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等。另一方面是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研究的，即一个国家利用某种政治事件而制造国际关系的事端。这就是西方政治学学者所说的象征政治、符号政治。这种情形古今中外案例非常多。例如，1773年12月，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以“波士顿倾茶事件”而发起了对宗主国英国的政治抗议行动，这成为美国独立革命的导火线。

1856年，英国和法国殖民者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对中国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等等。此外还有一种情形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结合的视角，通过一国内部的某种政治仪式或政治事件而对外部施加压力，从而构筑内部政治的威严感和合法性；或者利用一国内部的政治事件，而从外部对一国内部政治进程施加影响或解构政治权威。例如，俄罗斯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巡视“北方四岛”，这实际上就是宣誓主权。“北方四岛”在俄罗斯的实际控制之下，但日本一直坚持主权属于日本。领导人巡视本国控制下的地方，是国内政治仪式的内容，但由于其特殊性而对国际产生影响。所以，梅德韦杰夫巡视“北方四岛”的仪式，对日本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后一种情形就更多了，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美国在独联体地区和中东发动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都是借助于一国内部的事件来对其政治进程施加影响的情况。由此可见，不同的研究视角，政治仪式的学理性内容是不一样的。

从内部政治来看，政治仪式并非是现代政治生活的特有内容，在人类进入现代政治以前，政治仪式就无所不在。《史记·封禅书》有云：“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意思是，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象征九州，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从此以后，九鼎在中国成为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战国时期，秦、齐、楚等强国屡屡欲从周天子朝中获得九鼎而招令天下。九鼎也就成为古代中国的一种特殊的符号化政治仪式。实际上，只要是组织化了的政治生活就一定有政治仪式。所不同的是，在古代的人类政治生活中，政治仪式的目的更多的是制造政治神秘感和政治生活。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治仪式的目的主要是塑造政治的权威性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一方面，政治仪式可以建构权威和让所有成员对政治产生威严感，这主要是为了合法性和巩固权力地位的目的；另一方面，政治仪式又使个人获得一种政治归宿感。因为只有归属为某种政治“朋友圈”的时候，才会认同和接受一个政治“群主”（这个群主并不一定是个人，更多的是一个集体）所确定的政治仪式。这样，接受者才会产生“入群”的欣慰感和归属感。

政治仪式的类别非常多，甚至非常琐碎。归结起来，政治仪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一是制度性的政治仪式，即把一些政治仪式用制度规定要求政治人物和每一个公民都必须履行的政治仪式，如元首就职典礼、国庆节（或国家独立日）、国家公职人员向宪法宣誓仪式等。这些制度性的政治仪式具有强制性和刚性，任何公民尤其是政治人物都不可违背。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制度化的政治仪式具有法律意义。

二是传统习俗、传统伦理等上升为政治仪式，如宗教仪式、祭孔祭祖仪式、传统礼仪（包括外交礼仪等），这些政治仪式有的具有强制性，而大多数则是体现正式和庄严感，不具有强制意义。

三是行为的政治仪式，即领导人瞻仰领袖遗容、纪念馆、革命圣地等，以及在一些特殊的时期为了某种目的而实施某种特殊的行动。例如，某省发生禽流感，虽然疫情得到了控制，但民众还是不敢吃鸡肉，于是该省的畜牧业的负责人带头吃鸡肉，目的是告诉全省的民众放心吃鸡肉。这种政治仪式不具有强制意义，但具有宣示意义和强大的动员作用。

四是符号性的政治仪式，如意识形态、文件、口号、话语等在政治权力的绑架下成为为政治权力服务的一种特殊仪式。这种政治仪式虽然不具有法律意义，但在特殊的政治体制下，符号性政治仪式往往是极权政治对个人进行政治忠诚度检验的最常用方式。

政治威严与政治合法性需要政治仪式，但不能泛仪式化，一旦将政治仪式泛化，由于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总是具有强大的干预欲望，政治权力就会以某种刻板化的仪式来构塑日常社会生活，从而导致泛仪式化政治，实际上就是日常社会生活的泛仪式化。政治仪式演化为政治的泛仪式化（或日常社会生活的泛仪式化），其结果是，一方面是政治生活走向严重的形式主义，政治也成为一种表演性政治。正如前面所说，政治仪式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政治泛仪式化后，政治生活就缺乏必要的自由空间，所有的政治生活都被仪式所束缚，仪式之下是顺从，仪式之上则是表演。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政治仪式来构建一个基于政治权力的“权力威严—绝对服从”的政治逻辑框架。这种情形是泛仪式化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另一方面，泛仪式化导致日常社会生活空间被严重挤压。众所周知，政治生活与日常社会生活的空间应该是有一个相对的边界的，这样才能保证日常社会生活的相对自由与自我创新性。这也是现代政治的必然要求。然而，泛仪式化则会导致政治权力用仪式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全面干涉。政治生活空间的无限扩大和日常社会生活空间的不断挤压，最后是日常社会生活完全、彻底地被融入政治生活之中。这就不是现代政治，而是中世纪的宗教政治。这将是政治发展的严重逆转，显然是完全违背政治发展规律的。

这种情形在苏共执政史上有深刻的教训。就十月革命的客观意义而言，它开启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纪元，更开启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新航程。然而，苏共执政史上政治的泛仪式化现象非常严重，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尤其是表现为符号性政治仪式的泛化。

第一，在苏联，意识形态是一种符号化的政治仪式，这种政治仪式要求苏共的所有成员必须效忠于苏共意识形态，效忠的方式就是将意识形态仪式化，即用意识形态直接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把日常生活都意识形态化，让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自然也包括政治生活）中把意识形态作为“福音”看待，凡是不这样做的，就会被送进精神病院或被驱逐到国外，被认为是无法改造的“阶级敌人”。1922年的“哲学船事件” 就是意识形态这种符号性政治仪式泛化的必然产物， 而受害者却是一批知识分子。

第二，苏共的政治文件也是一种政治符号，所谓的“红头文件”，一般都是以苏共各级党委的名义下达的政治文件。面对文件，每一个苏共党员都会以特殊的情感对待，每一个阅读者都不能超越文件的文字所规定的内容来解读，必须是一字一句地“遵从”。否则，就是违反党的文件，这就会被打成“反党分子”。

第三，苏共的政治口号同样是一种政治符号，口号的政治仪式化表现为把政治口号作为一种宗教式的“祈祷”。斯大林时期，“万岁”不离人们；赫鲁晓夫时期，“改革”不离人们；勃列日涅夫时期，“效忠”不离人们，这只是代表性的口号，而在实际上，各种各样的政治口号从清晨醒来到晚上入睡前，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人们。然而，让苏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人们口上高呼着“乌拉”（万岁）的时候，内心或许在诅咒苏共“呜呼哀哉”了。否则，苏共百年大党何以瞬间倾覆呢？

政治仪式在政治生活中的确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但作为一个国家特别是执政党来说，政治仪式必须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前提。如果没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仪式的功能即便能够发挥，但也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政治仪式少，政治仪式也不能公开化，如党员的入党仪式特别是在白区工作的党员，就只能在秘密状态下举行。但是，由于肩负党的使命，他们依然要去发动群众，做群众的工作，并通过他们而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党的政策，因此，白区不少民众才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并参与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如果只强调政治仪式而忽视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那么就很有可能陷入一种政治仪式的狂热之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早请示、晚汇报”，各种政治口号充斥着日常生活，并且用政治口号将政治的狂热推到了极点。反过来，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带来的实践成果需要政治仪式来加以确认，从而使实践成果成为执政党的合法性政治资源。一个政党正常的政治生活要有仪式感，但泛仪式化不仅不能使政治仪式产生威严感，反而会消解政治仪式的威严感；同时，泛仪式化政治还会导致社会产生政治戏谑，从而稀释了政治权力的权威性。简而言之，现代政治既要有必要的政治仪式，但又不能泛仪式化。

中国崛起中的政治仪式供给

翟桂萍

政治仪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中国正在实现由大向强的发展进程，需要通过不断增强政治仪式的供给来强化认同、凝聚力量、传播价值等，探索形成与国家力量相协调的政治仪式。

国家崛起的发展需求与政治仪式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

今天的中国，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行进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行进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进程中，如何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协调的政治表达方式，政治仪式是一个重要选择。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面临着社会整合的新需求。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全面提升，在造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也产生了社会的多元与分化，造成了差异的扩大和需求的拓展，国家整合面临着更大挑战。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在当今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整体上仍然处于非中心的被边缘化的位置，需要通过社会整合巩固政治体系的权威，以保证领导力量的有效性，从而保障中国国家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的实现。而政治仪式作为一种国家力量的象征，具有很好的社会整合力，一定程度地契合了国家崛起进程中的社会整合需求。

政治仪式作为具有符号意义的政治活动，是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它不仅用情景化的社会公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实现了社会现实的表达，同时也为社会成员解释社会现实提供了一定的认知方式，具有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政治仪式不仅为传统社会所需要，更为现代国家所必须。要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具有符号意义的政治仪式的象征价值。政治仪式和信仰、忠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仪式对价值观尤其是意识形态整合更是发挥着重要的建构功能。

可以说，政治仪式以一种可传播的规范化的方式表达社会发展的现实，向公众提供能够综合反映国家发展实力和发展诉求的载体，不仅彰显了政治体系的社会整合和资源动员能力，而且集中体现了政治权力本身的内在整体性，向社会传递和表达了国家力量。特别是在分散化社会，要增强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增强对执政党的价值认同、增强对国家发展的力量整合，政治仪式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在国家由大向强发展的过程中，政治仪式的供给却存在一定的短板，使政治仪式供给与国家崛起的发展需求存在矛盾。一方面，政治仪式本身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创新。有的政治仪式还不能很好地反映国家的新变化，还缺乏仪式感、敬畏感，如何创设与时代发展需求相一致的政治仪式，是需要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政治仪式的传播方式还有待进一步创新，如何运用网络时代的特点，增强政治仪式的传播范围和传播效应，创设与时代特点相契合的政治仪式传播方式。政治仪式作为一种由文化构建的、受政治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更直接地触及到权力、权威和国家实力等问题，政治仪式需要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与国家实力相一致的政治意蕴，以匹配新时代国家崛起的新进程。

政治仪式与国家崛起的呼应

政治仪式成为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发挥和创新发展需要与我国由大向强发展的进程相协调，促进政治仪式生产和再生产国家认同、政党权威、军队威力等，回应国家崛起对政治仪式的需求。

第一，增强政治仪式的制度供给。通过制度化规定，设立一定的政治仪式，并通过仪式化活动的规范化，强化政治仪式的制度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5年7月1日通过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规定自2016年1月1日开始实行，要求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决定》对宪法宣誓制度做出了十个方面的内容规定， 包括对宪法宣誓的对象、誓词内容、组织者、组织程序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使这一制度成为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仪式。另外，为了彰显宪法宣誓仪式的严肃性、庄严性，有关部门还专门制作了五件套的宣誓规范法器，使宣誓人能够在庄重严肃的仪式过程中强化对宪法的责任和忠诚，强化责任意识和法治意识，增强对国家的责任和对人民的责任，进一步强化了宪法的权威。宪法宣誓这一制度化的政治仪式，体现了对宪法的尊重，体现了现代治理理念，适应了国家崛起对国家治理价值的新需求，有助于增强政权的合法性。

第二，增强政治仪式的功能供给。政治仪式作为一种文化的综合反映，通过仪式化的政治活动表达政治主体的情感、态度和立场等，往往具有多种功能。要善于通过井然有序的行动和意义丰富的规范发挥政治仪式的生产和再生产功能，激发感情共鸣，增进社会共识，提升整体认同。

国家作为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如何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避免国家分裂和社会动荡，是国家崛起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动荡不安，四分五裂，现代化进程将被中断。因此，在国家崛起进程中，要通过政治仪式的生产和再生产功能，发挥政治仪式的凝聚整合作用，为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2008年针对四川汶川地震造成的重大伤亡，中国首设“全国哀悼日”，这一政治仪式将中国古老的志哀方式与现代社会生活相联系，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融合。“全国哀悼日”不仅彰显了尊重生命，尊重人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在灾害面前激发了社会的情感共鸣，又一次凝聚了巨大的社会力量，中华民族又一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国家意识，对促进全社会形成共同价值观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意义。

2014年12月13日，国家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行首个公祭日，以国家公祭仪式的形式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并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在党的十九大刚刚结束不久，这一政治仪式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不仅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率先垂范和对党的初心的坚持，而且以这一政治仪式进一步彰显了党坚定不移继续深化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强化了党的权威、增强了人民的认同。

在政治实践中，政治仪式以一种严肃、规范的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了表达情感和认知的方式，不断通过规范化的政治仪式，强化公民的敬畏感，增强政治仪式的功能供给，使政治仪式成为运作和维持国家权力系统，或者说进行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塑造和维护了权力系统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这契合了国家崛起进程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系统的特殊需要。

第三，增强政治仪式的样式供给。政治仪式由来已久，既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也具有时代的发展性。新时代的政治仪式，需要不断拓展政治仪式的类型、方式、载体等，丰富政治仪式的样式，提升政治仪式对国家崛起的有效支撑。

在国家崛起进程中，军队实力的发展是一个重要支撑，政治仪式如何表现国家崛起中的军队实力，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阅兵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仪式，已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的彰显，更是综合国力的反映。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9月3日在北京组织大型阅兵活动。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15次大阅兵，也是第一次在非国庆节举行的大阅兵。与之前的阅兵形式不同，2016年7月30日首次在军事训练场举行建军90周年阅兵，是一次“沙场点兵”。这次阅兵不仅表明了中国追求和平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也展示了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不仅是力量的展示，更是行动的号召，进一步吹响了人民军队“实战化”训练的号角，实现了政治仪式内外功能的高度统一。从国庆阅兵到9·3阅兵，到“沙场点兵”，阅兵这一政治仪式在历史传承中不断演进，通过阅兵时间从国庆调整到抗战胜利纪念日，调整到建军纪念日的变化，通过阅兵地点从城市转向训练场的变化，通过阅兵构成由以军队为主到全部是军队的变化，使得阅兵这一传统政治仪式的样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日益成为展示综合国力和发展诉求的重要政治活动，成为表达情感、传递价值的重要媒介，从而使政治仪式的功能和价值不断得到拓展。

第四，增强政治仪式的效能供给。政治仪式作为一种规范的政治活动，其效能的大小不仅取决于政治仪式本身，也取决于政治仪式的传播。除了通过规范化、科学化以增强政治仪式本身的价值之外，更需要提升政治仪式的传播效能。信息网络的发展为政治仪式的传播效能提供了技术支撑。在现代传播仪式观的影响下，传播的核心是共同信仰的认同和共同意义的共享，使得政治仪式的正向功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同，有效促进了对离散化社会的整合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比如，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党的十九大开幕式通过电视广播直播、网络直播、文字直播等立体式传播，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在同一时间得以在全世界传播，大大拓展了政治仪式的传播效能。又如，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身份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无论是通过亲自参与，还是致贺信、视频等方式参与，都使这种参与成为了一种政治仪式，具有广泛的政治意义。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恰恰是通过这样一种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形式，搭建起了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国际平台和国际互联网共享共治的中国平台，拓展了政治仪式传播的平台和媒介，使世界互联网大会成为传播中国价值的重要政治仪式，从多种途径拓展了政治仪式的效能。

信息网络时代，政治仪式以其特殊功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纷繁复杂的网络社会现实和深刻的多元文化场域中，我们更多地关注到的是政治仪式的正面运用和正向功能， 而对政治仪式的**效应和反向运用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在中国崛起进程中，我们在更好发挥政治仪式正向功能的同时，要尽量降低其负效应，尽力减少和避免被反向运用。

弱者的武器：基层群众的仪式表演与抗争

刘奕

政治仪式既可以塑造政治权威、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也可以成为基层群众进行政治表达和抗争的武器。因为政治仪式所呈现出来的必须是符合公平正义、伦理道德规范等要求的价值目标，因此，当现实社会生活中，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权利得不到保障时，他们就可以拿起政治仪式的武器，运用政治仪式进行非暴力的抗争和维权。在当下中国，基层群众利用政治仪式进行抗争和维权的情况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政治现象，值得对之加以探讨。

仪式表演、仪式抗争及其功能

仪式的发生是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所表现的行为经常另有更深远的目的或企图。人们通过举行仪式，借助仪式的表演来整合社会，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可以说，仪式是一种艺术性的政治行动，本身带有表演色彩，具有相当的主体自觉。比如，古代中国的礼仪活动、祭祀仪式实质上是用于特定场合的一套规定好了的正式行为，可以引导人们从人鬼关系的角度去理解矛盾关系，把现实社会中的矛盾转化为人鬼之间的矛盾，从而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现代国家对重大节日的庆祝仪式常常伴随着唱歌跳舞等表演活动，蕴含着民众对国家、民族或政治社群的认同，等等。仪式表演以“扮演式”而非“陈述式”的行为强化认同，表现出民间信仰对政治秩序的理性考量和进行政治参与的适当变通。社会共同体将“政治、社会、经济”等意义体现于仪式表演之中，起到了加强社会秩序、加深社会记忆的功能，进而达到社会整合与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

仪式是一种程序化的活动。当人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或者面临政策不公正、决策不民主时，举行仪式就成为了“弱者的武器”，用以进行社会抗争。此时民众的诉求从政治权利诉求进一步扩大，逐渐转变为了社会权利诉求。比如，“拖洋油箱”是清末民国时期温州闹米风潮爆发时的一种仪式行动，温州地方民众在米市风潮中使用从国外输入的铁皮煤油箱，充当聚集人群并发出警示声音的工具，有效地制造出新的闹米风潮讯号。抗议者用此仪式方法来推动罢市，并对官府、富绅与粮商等造成压力，希望能解决口粮困难。因此，当一个群体之中共同的信仰与社会现实之间产生冲突，人们常常通过特定的仪式来进行抗争，以使社会恢复到原有的秩序状态。

当下中国基层群众的仪式表演与抗争的表现

当下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也无须回避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社会政治问题，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仍然存在着局部的利益冲突。在基层民众那里，他们通过仪式来表达社会权利诉求，其表演与抗争可视作一出“社会戏剧”，带有表演性和冲突性，是在严肃的政治结构下所作的形式活泼的政治选择。纵观中国近几年基层群众的仪式表演与抗争，无不是用艺术化手段将社会事件表现出来：2011年，5名妇女在河南开封府景区门口向“包公”递交状纸；2012年，农民工苗翠花率领一众同伴召开“草根版”新闻发布会，模拟外交部发言人进行讨薪行为……这些新闻初听起来幽默引人发笑，仿佛一个个经过艺术处理的虚拟剧目。但探究下去，不难发现这是基层群众为自己发声的权变策略，用仪式感来强化自己的利益表达。“包公”是正义判官的象征，外交部发言人是官方和权威的象征，这两种仪式无疑反映了表演者追求正义和权威的支持。仪式的表演或抗争按照剧本来进行，仪式中的人物可细化为表演（抗争）主角、冲突对象、观众、协调者以及信息传递者，仪式内容常将没有关联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用黑色幽默来挑战现有政治秩序。

从性质上来说，基层群众的仪式表演与抗争是政治模糊的，它以媒介为载体，通过“图像事件”达到社会动员的目标，行为成本不高，避免了与政府机构的直接碰撞。从途径上来说，基层群众的仪式表演与抗争主要有线上、线下两个途径。线上通过视频音频录制上传、互联网论坛发帖等形式，将仪式行为娱乐化。例如，2015年十一长假期间，因游客在青岛吃大排档被宰，38元一份的大虾变成了38元一只，一盘大虾1520元，青岛大虾迅速走红网络，引出网友“敢扶跌倒大妈、敢点青岛大虾”等无数段子，用段子调侃的仪式来揭露旅游景区管理混乱，表达要加强整治的诉求。在线下，则是通过道具塑造仪式感，将正常剧目非正常化。例如，2010年2月23日，广东化州市失地农民于强拆而建成的教学楼落成日，在灶台上煮锄头、吃泥土，意为“鸟尽良弓藏，田尽锄头亡”，抗议政府租地行为，宴席上还有“ 娱乐节目”——出口恶气：捏气球。宴席可谓“非常丰盛”，农民们更是“非常热情”，被媒体认为是一场行为艺术。究其原因，是农民的可耕土地几乎被政府兴建学校大楼占了个精光，不仅程序违法，补偿也不合理。失地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只能用灶台上煮锄头、吃泥土的仪式来宣泄不满和愤恨，期望通过这种仪式来扩大影响，引起政府重视和处理。

类似的仪式抗争还有很多，无一不是通过既定的仪式创设冲突的情感语境，以“仪式扮演式”而非“仪 式参与式”的行为强化认同，表现出对当前政治秩序的理性考量和进行政治参与的适当变通。

基层群众的仪式抗争存在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随着政治系统的开放、媒体传播的发展以及历史文化的沉淀，基层群众的仪式抗争得到了各种政治资源、媒体资源以及历史文化资源的支持，为仪式抗争行为的发生和扩散提供了很大助力。与传统的依法抗争、以势抗争、非对抗性抵制不同，仪式抗争冲突性不大，行为成本不高，避免了与政府机构的直接碰撞。除了上诉、上访等传统渠道，大众媒体的宣传报道使得仪式抗争事件能够很快进入政策议程，成为社会焦点。自媒体的相继出现让“观众”有了表达的出口，大数据时代网络的快速集结赋予了抗争表达更多的可能，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皆可谈民生。然而，媒介化传播的同时，也带来了舆论的引导和情绪的极化。人们看到的可能并不是事情的真相，而是媒体从业者想让人看到的；人们关注的可能并不是抗争者真正的诉求，而是对不良现象的抨击；人们记住的可能不是仪式抗争本身，而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当大众不再理性，仪式抗争便失去了诉求表达的本质。而且在提高政府治理成本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导致政府的信任危机。

因此，为了减少仪式抗争事件的发生，更为了改善政治生态，诉求机制的顶层设计应是今后政策制定的主要内容之一。政府应当用政治仪式促进政治秩序的调整，用政治秩序保证政治仪式的延续，将政治仪式和政治秩序共同作用于政治生活。具体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保障稳定的政治秩序，培育化解抗争的土壤。政治秩序是政治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政治仪式的良性发展同样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作为保障。如果社会环境严苛，那么，政治仪式将会被视作权力的表演，无法使得人们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如果社会环境动荡，那么，基层群众的仪式抗争会接连出现，却不能有效化解社会冲突。因此，为了有效解决仪式抗争，更是为了减少抗争现象的出现，保障政治秩序的稳定运行、培育化解抗争的土壤不可或缺。当然，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二是完善政府回应的制度，提升诉求回应的层次。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社会规范和个人自由表演的对立统一。目前，几乎所有的仪式抗争行为都是自身利益受损、政府政治行为不当等的结果；政府也在一次次的仪式抗争中吸取经验，逐渐从以政府诉求为主的应对模式变为了以抗争诉求为主的回应模式，做出了或大或小的改进。但是改进应当是因而不是果，改进的幅度也不足以应对之后不断变化的抗争事件，如何在抗争行为发生之前杜绝抗争隐患，才是政府治理民众仪式抗争的关键所在。因此，完善政府回应的制度，把解决仪式抗争的观念从主观变为理性，手段从单一变为多元，过程从非程序化变为程序化，从而在政治系统上保障抗争者的抗争诉求；在完善的制度上提升诉求回应的层次，将抗争诉求做出层级区分，细化为纲领诉求、身份诉求和立场诉求等可量化的标准，从而形成一个回应连续流，将抗争行为界定为行为禁止、界限设定、管制放松、诉求部分许可、诉求政府支持的可管控行为。

三是加强政府日常危机管理，探索合理的回馈与问责机制。对于政府来说，仪式抗争的发生可以看作是一次危机的爆发。为了有效回应仪式抗争事件，政府日常的危机管理建设必不可少。政府应当学会强化危机意识，制定科学有效、可操作性强的危机管理预案，加强对抗争事件的学习、演练与思考，储备一定汲取教训、预防危机的制度能力。在内部控制上，改进舆论引导等危机管理技术；在外部学习上，通过适应动态的社会环境变化，探索合理的回馈与问责机制。比如，在回应仪式抗争事件时以换位思考为主线，变强硬的措施为补偿的机制，消除基层群众的对立情绪；在对仪式抗争事件的追责上，确定事件发生与政府行为的因果关系、事态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政府处置事件中的职责履行等环节，将问责落实到事件本身，提升问责的惩戒性。

社會學會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