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冬无雪”是反映暖冬或气候干旱的典型现象。汉代记载较少，唐代明显增多，该变化一直被部分学者视为汉唐气候变迁的重要证据。但实际上，“冬无雪”记载的变化还与汉唐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和天人感应灾异思想兴起的社会背景相关。尤其是西汉后期，宿麦的推广使“冬无雪”成为影响作物越冬的重要灾异现象。在天人感应思想下，“冬无雪”又沦为灾异天谴的外在形式，被赋予更多的政治意蕴、思想内涵与文化表征，并伴随史书记录灾异功能的强化而被逐渐重视。所以分析汉唐“冬无雪”等气象史料，应从气候变迁的单一视角，转向对史料所蕴含的历史问题、社会现象与文化内涵的多维解读，以重新认识其文本指向与文本价值。

“冬无雪”是一种典型的气候异常现象，从竺可桢开始，学者们均将其视为论证气候变迁的重要证据，却较少从气象史料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表征进行分析。从史料来看，先秦时期，“冬无雪”记载较为罕见。西汉后期逐渐出现，相比而言，汉代记录偏少，唐代相对较多。一般“冬无雪”现象增多必然导致记载增多，而记载增多亦可反推“冬无雪”现象的增多。但实际上,汉唐“冬无雪”的文本记录不能简单视为“冬无雪”现象增多的结果，还有着较为复杂的社会背景：一是西汉后期宿麦等越冬农作物的种植推广，使“冬无雪”被视为重要的灾异现象；二是在天人感应思想下，“冬无雪”成为展示君主与上天交感的灾异形式，重要性凸显。所以，自先秦至西汉中前期“冬无雪”记载鲜见，到汉唐时期逐渐增多，这一变化过程也体现了农业种植结构与灾异认知的转变。

一、“冬无雪”记录与宿麦的种植推广

汉唐“冬无雪”记载的变化，首先与汉唐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有关，尤其是宿麦等越冬作物的推广。在以农为本的汉唐社会，冬雪对越冬作物的抗旱、保墒、增产、抑虫等有重要作用，而“冬无雪”对作物越冬的影响颇大，不仅易致干旱，还会造成病虫害多发，特别是部分“冬无雪”引发的温度偏高，往往会使宿麦旺长。“旺长最大的害处是抗冻能力降低。由于旺长使麦苗生长细嫩，茎数多，分蘖节储藏糖分不足，抗冻能力大大降低。尤其冬性弱的品种过分旺长，导致穗分化加快，越冬前进入二棱期甚至小穗、小花分化期，有可能小麦越冬被全部冻死，导致绝产。旺长的第二大害处是大量地消耗养分和水分。第三是抗逆性降低，由于旺长，幼苗生长细弱，群体大，透光通风差，抗旱和抗病虫害能力下降，后期容易倒伏，这对小麦高产、稳产十分不利”。因此，即便是通过兴修水利来缓解旱情，但“冬无雪”往往导致宿麦冬季旺长、抗冻与抗病虫害能力下降，依然会引发宿麦减产，乃至绝收，这是其被录于史册的基本条件。

先秦时期，民众已认识到冬雪有助于作物的生长。《诗·小雅·信南山》有云：“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毛传曰：“雰雰，雪貌。丰年之冬，必有积雪。”《吕氏春秋》亦曰：“雪霜雨露时，则万物育矣。”与此相反，“时雪不降，冰冻消释”，则被视为灾异。“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天灾也；冰冻消释，地灾也”。后世逐渐形成时雪为瑞、无雪为灾的观念。但在西汉中期之前，受制于水利设施、农耕技术、地域等影响，宿麦等越冬作物并未广泛种植。自《夏小正》开始，时令书中亦有劝民种麦的记录。但该时期劝种宿麦，主要是为了在粟、稷等其他作物青黄不接时，起到“接绝续乏”、以备灾荒的目的。

宿麦“其苗经冬”，至夏而熟，种植周期与粟、稻、豆等年内生作物形成互补，在其他谷物遭灾后，可维持荒年粮食供给。故郑玄云：“麦者，接绝续乏之谷，尤重之。”孔颖达《正义》曰：“前年秋谷，至夏绝尽，后年秋谷，夏时未登，是其绝也。夏时人民粮食阙短，是其乏也。麦乃夏时而熟，是接其绝，续其乏也。‘尤重之’者，以黍稷百谷，不云劝种，于麦独劝之，是尤重故也。”该时期，“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颜师古注：“‘五种’即五谷，谓黍、稷、麻、麦、豆也。”由此可见，此时小麦的作用是谷物减产后的备荒之物。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秋，“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许多学者将其视为小麦推广的重要史料，其实这是水灾过后“接绝续乏”的应荒之策，也是《月令》中八月劝民种麦观念的延续。粟是该时期北方的主要农作物。汉景帝时，晁错撰《论贵粟疏》：“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他不仅提出入粟拜爵的方略，还强调了务农贵粟的重要性。此时的仓储亦以粟为主。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河内贫民伤水旱万余家，“持节发河内仓粟以振贫民”。据前文元狩三年秋，汉武帝曾下诏劝水灾之地种麦。但直到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可见，粟仍是主要的农作物。董仲舒曾上书劝言：“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这些史料说明汉代中前期，尤其是政治中心关中地区并没有广泛种植宿麦。

冬季也不是粟、黍等主要农作物的生长期。《淮南子》曰：“（后）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禾不能冬生是当时具有普遍认识的客观事实。荀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春耕秋收是该时期主要的农作方式。在大多数缺乏种植越冬作物的地区，农作物生长的主要时期是春、夏、秋三季，冬季土地大多抛荒，按《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劳农以休之。所以，“冬无雪”对农作物并无太大影响，因不致灾而并非灾害。这导致该时期对“冬无雪”现象不甚重视。

西汉中后期，宿麦逐渐得到推广。汉成帝使氾胜之教民垦田种麦。《汉书·文艺志》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使（氾胜之）教田，三辅有好田者师之，徙为御史。”《晋书·食货志》载：“昔汉遣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除了关中地区，黄淮一带的小麦种植面积也得到扩展。尹湾汉简《集簿》记录了东海宿麦种植面积：“种宿麦十万七千三百[八]十□顷多前千九百廿顷八十二亩。”学者曾测算：“东海郡冬小麦的播种面积占到了整个郡领疆域的五分之一，基本上可达到全郡耕地面积的40%以上，每户平均播种冬小麦27市亩，每人平均播种冬小麦5.3市亩。这些定量的数据充分说明了东海郡的冬小麦已经得到普及，且占据了粮食作物的首要位置。”尹湾汉简所记录的宿麦种植情况亦出现在成帝时期。

宿麦对水分要求相对较高，水利设施不完备且时雨不降往往频发旱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后，“其后频年麦虽有旱蝗”，可见宿麦收益虽好，但抗旱性较粟差。特别是在播种后至拔节前，小麦对水量有一定需求。此时又是北方冬春时节，也是全年降水量最低的时期，冬雪对补充宿麦水分显得尤为重要。《氾胜之书》中就提到：“雪汁者，五谷之精也，使稼耐旱。”与宿麦种植、频发旱情的记录几乎同时，将“冬无雪”视为灾异史料以及记录宿麦抗旱保墒的农书也出现了。汉简《永始三年诏书简册》记载汉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御史孔光奏：“往秋郡被霜，冬无大，不利宿麦。”其中不仅有冬无大雪的最早史实之一（早于《汉书·哀帝纪》中的相关记录），也明确将“冬无雪”与不利宿麦生长相联系。另外，《氾胜之书》中也专门录有越冬作物的抗旱经验：“冬雨雪止，辄以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后雪复蔺之；则立春保泽，冻虫死，来年宜稼。”由于雪水的抗旱功效，“四月已前，虽旱亦不须浇，地实保泽，雪势未尽故也”。现代科学也证明雪水对植物生长有重要作用。《氾胜之书》中还提到溲种法，是用动物粪便和骨汁浸拌种子以防止虫害、提高产量的方法：“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于地中。治种如此，则收常倍。”可见，伴随着成哀前后宿麦的推广，冬雪抗旱、保墒、增产、抑虫的认知也被记录。

汉成帝使氾胜之教民垦田种麦、尹湾汉简《集簿》记录东海宿麦种植面积扩大、成帝永始三年（前14）诏书中出现冬无大雪不利宿麦的记录，三者实现了时间上的耦合，体现出宿麦推广、“冬无雪”关注度增强、“冬无雪”记载出现之间紧密相连。

冬雪有利于宿麦生长，无雪、少雪或时雪不降均会影响宿麦生长。这种因果逻辑在汉唐“冬无雪”的文本记录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东汉永平四年（61）春二月，明帝下诏曰：“京师冬无宿雪，春不燠沐，烦劳群司，积精祷求。而比再得时雨，宿麦润泽。”唐贞观十八年（644），太宗遣十七道巡察，谏议大夫褚遂良谏曰：“臣以为自去年九月不雨，经冬无雪，至今年二月下泽，麦苗如是小可。”元和年间，唐宪宗《亢旱抚恤百姓德音》中亦曰：“自去冬以来，时雪微降，及此春暮，积为愆阳。宿麦不滋，首种未入。”唐封敖《太清宫祈雪青词》曰：“今时雪罕降，宿麦是忧。”由上可知，记录者关注的重点并非是“冬无雪”本身，而是在忧虑宿麦等农作物的生长。在唐代贺雪表等文本中频现冬雪罕降、宿麦未滋之词，如韩愈《为宰相贺雪表》:“去岁冬间，雨雪颇少，今年春首，宿麦未滋。”刘禹锡《为京兆韦尹贺元日降雪表》：“去冬以来，久无雨雪。臣每于殿内，亲奉德音，以宿麦未滋为虞，以兆人生忧为念。”吕温《代贺瑞雪表》：“冬阳愆候，宿麦未滋。”从记载的因果关系可见，“冬无雪”导致了宿麦不滋。从文本记录的目的与根源而言，多数“冬无雪”被记录也是因宿麦出现旱情，由此而言冬春之际宿麦生长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汉唐冬雪的记录。

那么宿麦推广是否由气候变迁引起？或许存在这种情况，但宿麦推广还涉及农业种植技术、土壤墒情、水利灌溉设施兴修、政府推广力度等多种综合因素。尤其是生铁的出现为秦汉时期的农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但仅就汉唐“冬无雪”记录而言，相关依据略显不足。如果出现以“冬无雪”为典型特征的气候，那么这种气候状况往往导致气候干旱、宿麦冬季旺长、抗冻与抗病虫害能力下降，不利于宿麦种植。所以不论出现何种气候变化（湿润转干旱、干旱转湿润、温暖转寒冷、寒冷转温暖），只要“冬无雪”现象增多均不利于宿麦的种植。如汉简《永始三年诏书简册》：“冬无大，不利宿麦。”元稹《祈雨九龙神文》：长庆二年（822），“冬不时雪，春不时雨。越二月，宿麦不滋，耒耜不刺”。因此仅从气候角度分析，宿麦种植与“冬无雪”现象之间并不相容，即“冬无雪”气候出现越多，越不利于宿麦种植。即便有兴修一定的水利工程，缓解旱情，也不能解决宿麦冬季旺长与抗冻、抗病虫害能力下降的问题。汉唐文本记录却恰恰相反，“冬无雪”记载增多的时期，是宿麦种植和推广的重要时期，这表明“冬无雪”的文本记载与宿麦等越冬作物的种植具有正相关。例如西汉末期至东汉小麦的种植有所扩张，“冬无雪”记载出现。但到了北朝时在一些地区逐渐萎缩，粟豆又成为该地区的主粮之一。随着农业种植结构的再次变化，直至唐初“冬无雪”的记载又不多见。唐代太宗朝以后，宿麦种植范围扩展，产量增多，“冬无雪”的记载开始大量出现。按华林甫考证此时宿麦的种植范围：冬小麦实际种植的北界线，大致西起陇右道的渭州，往西南约与唐、蕃疆界重合，向东经陇州、泾州、庆州、延州、绥州过黄河与并州太原府相连，向东延伸到受州，至河北平原北界的幽州安次县，向东极海而止。宿麦在北方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在南方的太湖、洞庭湖、鄱阳湖、汉水流域和成都平原等地区也有较多分布。到唐中后期，北方粟产量下降，而小麦产量大幅提升。以京兆为例，大历三年（768）时京兆府有麦田93万余亩，到开成元年（836）时麦田已发展到400万亩，麦田年平均增长率为21.63%，平均每年增加45    098亩。在此前后，冬无雪与少雪的记录频现，仅正史记录的年份就有：大历元年、大历八年、大历十二年、建中元年（780）、贞元七年（791）、贞元十四年。《文苑英华》等其他文献还记载：兴元元年（784）、贞元十七年、长庆二年等。在大面积种植宿麦的开成年间，忧虑无雪可能引发旱灾并造成作物歉收的记录更是频频出现。开成元年十二月未有雪降，文宗谓宰臣：“深以宿麦为忧。”开成三年正月，京兆尹崔珙奏：“畿内去冬少雪，宿麦未滋，今欲差少尹于终南广惠公庙祈祷，诸县各委令长于灵迹处精诚祈请。”开成七年，“自冬涉春，久无雨雪……待至麦熟，米价稍贱”。另外，唐代对“冬无雪”与宿麦生长的关注，除涉及百姓民生之外，还与国家赋税有关。建中元年，政府开始推行两税法，夏税征收时间恰逢宿麦成熟时，而政治中心京兆的夏税征收就是以麦为主。因此，基于稳定税收的经济目的，唐朝统治者也必然加强对“冬无雪”的关注。

总之，在以农为本的汉唐社会，伴随着宿麦等越冬作物的推广，冬雪逐渐得到重视。“冬无宿雪，春节未雨……诚致旱之征也”。冬季乏雪被视为来年干旱之兆，并成为影响越冬作物生长的重要“灾异”现象。

二、冬雪的政治意蕴与文化表征

汉代以后，天人感应的灾异思想逐渐盛行。“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按《洪范五行传》对灾异的界定：“非常曰异，害物曰灾。”“冬无雪”无疑被列入其中。一方面，按冬季降雪的固有观念，无雪属于异常之变，即“非常曰异”；另一方面，随着宿麦等越冬作物的推广种植，无雪影响农作物生长，此为害物之灾。

天人感应思想“把王朝政治与天道运行紧密联系起来，自然天象成为王朝统治好坏的晴雨表，各种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都被看成是上天对人君悖天逆行的警告。在这种理论下，自然灾害远远超越了其自身所具有的意义，记录自然灾害因此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记载愈来愈详细”。所以天人感应灾异思想，一方面为人君确立了君权天授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其中的灾害天谴与修德应灾则给君主套上枷锁，它警示君主必须承担以德安民的政治职责。统治者利用天人感应论证君权天授的政权合法性，但前提是君主必须显示出作为“天之子”具有与上天交感与沟通的神秘力量。《春秋保乾图》曰：“天子，至尊也。神精与天地通。”《帝王世纪》曰：“天子，至尊之定名也。应神受命，为天所子，故谓之天子。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功合神者称皇，德合天地称帝，义名曰称王。”汉唐时期，更有所谓“皇情感通”等多种说法。那么如何证明人君与上天之间存在交感？“时雪”与“冬无雪”等祥瑞灾异就是展示上天与君主感应的具体形式。“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人君不德，谪见天地，灾异娄发，以告不治”。其中“时雪”是上天对人君修德的瑞兆，“冬无雪”则是上天对人君的谴告，“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在天人感应思想下，“冬雪”从天而降，暗喻天人交感，带有明显的政治意蕴，成为上天对人君行为的应兆。因此，当无雪为灾的认识融入天人感应思想后，“时雪”与“冬无雪”也就从影响宿麦等越冬作物生长的自然现象，升华为展示上天意志的外在形式。

汉代以后，天人感应的灾异说逐渐成为各个阶层认识灾异的共识。面对灾异，执政者必须反思其施政是否得当。“皇天感物，不为伪动，灾变应人，要在责己”。反躬自省并修德改政成为社会公认的弭灾之策，罪己、祈祷等成为修德弭灾的具体形式。西汉哀帝即位后，恰逢“冬无雪”，他将阴阳不调、冬无大雪、旱气为灾归为“朕（哀帝）之不德”。东汉阳嘉年间冬鲜宿雪、春无澍雨，顺帝认为这源自“政失厥和，阴阳隔并”。唐代，陆贽为德宗撰写的《贞元改元大赦制》中亦提到：“关、辅之间，冬无积雪，土膏未发，宿麦不滋。详思咎征，有为而致。兵戎之后，馀祲尚存，狱犴之中，深冤未释。”其将兴元元年的“冬无雪”视为兵火未息、冤狱仍存等政事的咎征。因此在天人感应的灾异思想里，无雪或降雪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上天对执政者政治行为的感应。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回应天谴的反思与改政修德的行为成为消弭灾异的关键。“人君苟能改过塞违，率德修政，励敬天之志，虔罪己之心，则虽逾月之霖，经时之旱，至诚所感，不能为灾”。所以除了显示气候异常之外，汉唐“冬无雪”记载还是拥有深层政治内涵的社会文化现象。例如“冬无雪”后，许多君主下罪己诏反思自己无德惠民、无德庇人，不仅体现了君主受天明命、敷佑下土的政治姿态与以德安民的政治伦理，还彰显了执政者与民众对政治清明与救灾实效之间关系的理解与认同。

除此之外，“冬无雪”会带来饥荒等现实问题。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春旱三月，“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宿雪，今春无澍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唐开成七年，“自冬涉春，久无雨雪，米价少贵，人心未安”。此类记载颇多。英国学者弗雷泽认为民众迷信统治者拥有应灾的超能力，这是统治者获得至高无上权力的基础。所以面对“冬无雪”这样的灾异，君主必须向民众证明自己拥有感天应地、消灾解难等异于常人的力量，以证明自己“德配天地”的统治地位以及“父天母地”的权利来源。但降雪是自然现象，古人难以掌控。所以，向上天祈雪就成为其感天应地、沟通天人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祈雪源自先秦，目的是农业丰收。东汉永平四年（61）春二月，汉明帝下诏祈雪：“朕亲耕藉田，以祈农事。京师冬无宿雪，春不燠沐，烦劳群司，积精祷求。而比再得时雨，宿麦润泽。”阳嘉元年（132）二月因冬少宿雪，汉顺帝下诏：“分祷祈请，靡神不萗。深恐在所慢违‘如在’之义，今遣侍中王辅等，持节分诣岱山、东海、荥阳、河、洛，尽心祈焉。”其中“如在”之义，源自《论语·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为祭神之时，如神亲临，足见祈雪的虔诚之态。唐代对祈雪更为重视，作为国家斋醮法坛的太清宫曾多次举行祈雪，现存有封敖的《太清宫祈雪青词》即为祈雪而作。佛教亦曾参与祈雪，按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记显庆三年（658）冬十一月，唐高宗曾“以冬雪未零，忧劳在虑，思弘法雨，雩祈雪降”。这是国家利用佛道分担消灾禳难的职能。佛道二教自认为具有沟通神灵之力，所以又各有祈雪方式，如道教有“祈求雨雪仪”等专门的祈雪醮仪，另据《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记载佛教徒也有因旱祈雪的事例。五代以后，祈雪更为普遍。乾化元年（911）十二月，以时雪稍愆，梁太祖朱温下诏：“命丞相及三省官各诣望祠祈祷。”“二年正月甲申，以时雪久愆，命丞相及三省官群望祈祷”。后唐庄宗亦是多次祈雪：“同光元年（923）十二月庚寅，自冬无雪，差官分道禜于百神。二年二月，自冬不雨命祷百神……十二月戊寅，敕节及杪冬，稍愆时雪。需命祈祷，以济农功。宜令有司，差官分命祈祭诸神庙。乙酉，舆驾幸广化寺祈雪。”清泰元年（934），后唐末帝“幸龙门祈雪，自九月至是无雨雪故也”；三年春正月戊戌，再次“幸龙门佛寺祈雪”。早期的祈雪仅是基于自然崇拜的迷信行为，但随着时雪为瑞、无雪为灾的灾异观念上升为社会认同后，国家举行的“祈雪”仪式也从单纯的迷信行为演变为带有政治目的的禳灾策略。抛开迷信的表征，祈雪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政治意图，它是统治者尊重社会共识、回应民众禳灾诉求，以及展示其沟通天人、护佑生民的政治姿态与稳定灾后社会秩序的政治手段，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功效。

无雪是上天警示君臣政治失措的灾异，时雪则是上天感应君臣德行的瑞兆。冬雪应时而降，在世人眼中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君主感应天地、消弭灾异能力的体现。所谓“圣感天从，丰年雪应”；“圣情所属，神理潜通。献岁发春，佳雪肇降”；“帝诚神应，人欲天从，果得风雨叶期，阴明若契”。古代一直对祥瑞颇为重视，“昔自帝王受天明命，其有二仪感德，百灵效祉，莫不君臣动色，歌颂相趋”。瑞雪兆丰年，当冬雪应时而降后，朝臣必撰贺表称颂君主的通天感地之能，如张九龄《贺雪状》、李邕《进喜雪诗表》、吕温《代贺瑞雪表》、李商隐《为成魏州贺瑞雪庆云日抱戴表》、李峤《为百僚贺雪表一首》《为定王贺雪表一首》《为纳言姚璹等贺雪表一首》、孙逖《为宰相贺雪表一首》、常衮《中书门下贺雪表》、权德舆《中书门下贺雪表》、刘禹锡《为京兆韦尹贺元日降雪表一首》等，诗赋则有许敬宗《喜雪应制》等。这些歌颂瑞雪的贺诗、贺表，虽是阿谀之作，但也表现出当时人对冬雪的政治象征与文化寓意的认同，成为该时代独特的文化现象。

总之，汉唐以来灾异祥瑞被视为国家政治面貌的映射，“上天示下灾祥，将以诱导人主；先王仰观休咎，亦以顺修政教”。进一步而言，灾异祥瑞是国运兴衰的象征，天人互动的表现，政权与人君地位合法性的现实依据。在汉唐政治体系中，其不仅是衡量君臣德行的标识，也是朝廷审查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项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每岁，尚书省诸司具州牧、刺史、县令殊功异行，灾蝗祥瑞，户口赋役增减，盗贼多少，皆上于考司。”灾异祥瑞与户口赋役增减、盗贼多少同等重要，成为地方官员年度考核的重要条款。所以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冬雪被纳入灾异祥瑞之中，并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内涵和政治意蕴。唐大中七年（853）宰臣认为天下无事，不可罢元会，宣宗以“关中少雪，皆朕之忧，何谓无事！”以关中少雪，不仅停罢元会，且不御宣政，充分体现了该时期统治者对冬雪的重视。

三、“冬无雪”的文本与地域指向

汉唐“冬无雪”记载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和灾异祥瑞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受此影响，“冬无雪”的文本记录具有特殊的文本指向，表现出较强的主观倾向。当然这一文本指向是研究气候变迁的局限，却又恰恰是生态社会史与环境文化史研究中可资利用的文本优势。

自班固开始，历代史家尤为重视灾异带来的政治警示功能，“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罚，则灾消而福至；不能，则灾息而祸生”。因此汉唐记录“冬无雪”原因是其影响作物生长，但根本目的则是警示君主修德弭灾、改善政治、应答天谴。汉唐正史将冬无雪记于帝纪之中，警醒执政者以明教诫、修德弭灾。所谓“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撰修《唐书》的史官亦沿袭了汉代的灾异之法：“汉兴，董仲舒、刘向治《春秋》，论灾异，乃引九畴之说，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一推咎征天人之变。班固叙汉史，采其说《五行志》。绵代史官，因而缵之。今略举大端，以明变怪之本。”其中所言的变怪之本也是指政治失措，而非气候变化。欧阳修撰《新唐书·五行志》时则有所改变，他“略依《洪范五行传》，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云”。他做出改变的原因，是认为灾异与所感应的历史事件之间，“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所以不记与灾异可能对应的历史事件，只留下灾异事件本身。不过，这种修改并非是欧阳修不相信灾异为政治失措所致。反而，他不断强调：“若政失其道，用物伤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则天地之气沴，三光错行，阴阳寒暑失节，以为水旱、蝗螟、风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时、雨非其物，或发为氛雾、虹蜺、光怪之类，此天地灾异之大者，皆生于乱政。”这段论述与《隋书·五行志》中所说：“君道得则和气应，休征生。君道违则乖气应，咎征发。”两者并未有根本性差异。其中对于“雪霜不时”现象，他依然认为是生于乱政，并强调这些都是“天地灾异之大者”。因此欧阳修在撰修《新唐书》时，仍将“冬无雪”记录置于帝纪之中，但也将少数录入《五行志》内。欧阳修对“冬无雪”记载的微调也是一个开端，自此之后，《宋史》《明史》《清史稿》的编撰者均将“冬无雪”归入五行志“恒燠”内。不过这种改变仍然是基于灾异天谴观念，所以与现代对冬雪的理解相比，正史记录的“冬无雪”抹杀了气候的自然属性，而强调灾异与政治事件的感应。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研究气候变迁的史料，汉唐正史记录中的“冬无雪”无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多数“冬无雪”史料记载简略。既无发生地点、范围，也无起止时间，更无具体内容。例如《旧唐书·高宗纪》载：贞观二十三年（649），是冬无雪。仅以“是冬无雪”四字一笔带过。这种记录方式在《新唐书》《旧唐书》中比比皆是，如此简略的记述很难说明具体气候问题。毕竟，在现代气象学中，“冬无雪”能否成为暖冬或干旱等气候变化的标识，需要考量温度、湿度等具体指标，并非出现冬无雪就可被视为暖冬或干旱。一般而言，“冬无雪”现象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冬季的气温，二是水汽状况。暖冬由于气温的增高，使水汽无法凝结成雪花，或雪花在下降的过程中得以消融。但冬季寒冷，水汽缺乏的条件下，也可存在‘冬无雪’现象。”另外有些年份虽未降雪，但水汽充足、降雨正常仍不会致旱，所以不能依靠“冬无雪”的简单记载来判定冷暖干湿状况。其二，记载往往指向特定地区，缺乏代表性。汉唐“冬无雪”的记载主要发生在京师所在的关中地区。汉唐疆域辽阔，不同地区气候差异较大。长安周边地区出现“冬无雪”，并非代表该年其他地区均出现“冬无雪”，如《新唐书·高宗纪》载永徽二年（651)：是冬，无雪。但该年十一月，郎州道总管赵孝祖讨白水蛮，“会大雪，蛮饥冻，死亡略尽”。北方的长安无雪，西南边地反而出现大雪。可见，有雪、无雪只是地区差异，而非带有典型性与普遍性的气象记录。另外，岭南等地大多四季无雪，无雪本是常态。元和二年（807）柳宗元被贬，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专门记载南方大雪：“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即“粤狗吠雪”的典故。韩偓在《登南神光寺塔院》:“四序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可见，南方部分地区“冬无雪”反而是正常现象，有雪却是异常。满志敏曾提及：“正史记载中的‘冬无雪’现象不是一种在时间和地点上均匀的气候现象，只要稍稍比较一下唐代以后的类似记载，可以发现这些记载的地点是随着朝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唐代‘冬无雪’记载主要集中在西安，北宋集中在开封，而明朝则出现在北京。因此正史中的这些记载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地点的现象，没有跨朝代比较的基础。”因此史书所记的“冬无雪”带有明显地域局限，这种局限并不适合进行跨朝代的比较。除了记载局限，学者占有史料的程度也会导致汉唐气候的相关推论出现偏差。部分学者从“冬无雪”记录推导汉唐气候的一些结论曾广为引用，但由于史料搜集不完整，所以结论并不正确。如关于汉代没有“冬无雪”记录的论断，其实是学者未能仔细勾稽史料。不仅出土汉简《永始三年诏书简册》中明确载有永始二年“冬无大”，且在《汉书》《后汉书》中亦有“冬无宿雪”的记录。再如，唐代三百年中“冬无雪的年数竟达十九次之多，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实际上仅《宋史·五行志》《明史·五行志》中记录就多于唐代，且宋代以后方志、笔记、实录等文本记录更加详实。所以受制于时代局限，汉唐文本记录的系统性无法与宋代以后相提并论。

虽然“冬无雪”的文本与地域指向，使其难以成为论证汉唐气候变迁的关键证据，但文本所展示出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却可以成为探讨汉唐农业结构、灾异思想、生态社会、环境认知与政治文化的重要史料。除正史之外，诏书中“冬无雪”记录颇多，属于当时的原始文件。文本指向与描述重点即为农事与政治。以开元四年（716）正月七日《每日听政勉励百寮敕》为例：

三春布和，万物资始，而去冬无雪，以迄于今，将何以敬授人时，钦若天道？岂政有所缺？将教有不明？致兹亢旱，深用祗惕。尧舜以百姓为心。禹汤以万方罪己，朕虽薄德，匪敢遑宁。自今以后，每日听政，思弘道理，俾康庶绩。至于日旰忘食，未明求衣，惟怀永图，朕之志也，凡百在位，可不勉欤？

诏书虽记有“冬无雪”，但气候并非记载重点，主要内容是修德、弭灾与改政，展示出天人感应灾异思想的强烈影响。同样，个别史料记录也曾记录盈尺之雪的情况：“自冬少雪，粟麦未滋，岁律向终，农候方近，陛下黎庶在念，忧济常深。圣心精诚，天意昭感。孰云玄远？不日有应。遂得盈尺告祥，动植霑洽，丰年有望，即事可期。即表非常之祥，实倍不任之喜，不胜忭跃之至！”此处盈尺之雪可得丰年的说法，也是源自儒学经典的认知。

因此，正史对“冬无雪”的记载非常简略，缺乏起止时间、波及地域等具体情况。诏书记载稍详，但基于天人感应的灾异学说，记录重点却是灾异对农事与政治的影响。无论是文本指向还是史料内容都反映政治问题与社会现象。反观气候变迁是现代气象学产生后出现的概念，有着一系列评判的数据、指标和等级。这与汉唐“冬无雪”史料有着根本差别。因此，“冬无雪”记载只是汉唐灾异思想影响下的社会史料，并非系统、严谨的科学记录，更多的应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分析其社会背景与文化意蕴。

四、结语

汉唐“冬无雪”的自然现象与文本记录看似无甚差别，但实际上两者并不等同。“冬无雪”是冬季无雪的自然现象，但汉唐文本所记录的“冬无雪”在描述自然现象之外，又是具有政治象征与文本隐喻的社会史料。由于汉代之前越冬农作物较少，因此对“冬无雪”现象并不重视。西汉以后宿麦等越冬作物开始推广，冬季无雪往往导致作物乏水干旱、病虫害增加、冬季旺长、抗冻能力降低等，成为影响越冬作物生长的“灾异”之兆。理论上讲，“冬无雪”气候出现越多，越不利于宿麦的种植与推广。但汉唐文本记录却恰恰相反，“冬无雪”记载增多的时期，正是宿麦种植和推广的重要时期，这表明利用“冬无雪”记载分析气候变迁时需慎重考量。

汉唐时期又是天人感应灾异思想盛行的时代，“冬无雪”为灾异的认知融入天人感应思想后，逐渐从影响宿麦等越冬作物生长的灾害，升华为展示上天意志的外在形式以及谴告君主失德行为的灾异表现。受其影响，无雪或降雪不仅是自然现象，而且是执政者的政治行为与上天交感后的结果。“祈雪”也从单纯的迷信行为演变为带有政治目的的禳灾策略，成为统治者回应民众禳灾诉求，展示其沟通天人、护佑生民的政治姿态。在重农观念下，时雪为瑞、无雪为灾成为具有社会认同的思想观念，并衍生出许多文化现象。

总之，汉唐“冬无雪”记载只是特殊时代背景与独特认知的映射，其主要指向农事与政治，更适合分析与之相关的古代灾异政治、农耕种植、灾异文化等社会问题。因此汉唐“冬无雪”史料的研究应从关注气候变迁，更多转向解读史料背后所蕴含的社会问题与文化表征，将其在研究气候变迁时出现的文本局限，转化为研究生态社会史与环境文化史中可资利用的文本优势，以此彰显其文本价值，拓宽上古、中古生态环境史研究新的路径与方向。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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