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人类政治的未来，还需要对人类政治的全球格局做一个考察。目前全球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是，还存在三种主要的分裂，即国家维度、政体维度与文明维度上的分裂。

国家维度的全球分裂

迄今为止，人类不同政治体在国家维度上依然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无论以和平基金会的国家脆弱指数来衡量，还是以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中的政府效能、控制暴力与政治稳定性两个指标来衡量，全球不同政治体的分化还很严重，国家维度上的政治发展差距还非常大。上一章曾专门讨论，许多后发展国家—特别是“脆弱国家三角”地区的后发展国家—在有效国家或国家构建上面对的挑战还很大。

在理论上，有效国家构建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书前面章节曾充分分析过这一问题。到底什么是有效国家？不同政治体在有效国家问题上究竟存在何种差异？为什么有些国家不能控制冲突与暴力，不能维持政治稳定，不能给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和秩序？学术界在这些问题上已经贡献了许多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解释。

比如，本书前面讨论过，查尔斯·蒂利认为，欧洲近现代民族国家是经由长期的军事竞争、在国家与战争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塑造的。而许多后发展国家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国家构建过程。特别是，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原先的许多部落社会来说，国家的出现不过是一个世纪或数十年的时间。在 18—19 世纪欧洲殖民者到来之时，非洲的许多地方还是较为原始的部落社会。这些地方既不同于近现代的欧洲，又不同于中国、印度这样具有古老国家传统的国家，因而在国家构建方面的挑战往往是最大的。当然，即便是中国、印度这样有着古老国家传统的国家，当西方兴起和现代世界被创造出来以后，它们在国家构建问题上又会遇到许多新的难题。因此，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完全有可能在国家构建、国家能力维度上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此导致了国家维度上的全球分裂。

进一步说，一个社会是否拥有相对有效的国家或能否完成有效国家构建，其实际影响会非常大。今天，有些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基本上都拥有有效国家，总体上国家疆域稳固，整合程度较高，政治总体稳定，冲突与暴力程度较低。当然，即便是英国，在国家构建上仍然面临着苏格兰问题的挑战，即苏格兰部分政治力量试图寻求政治独立。如果这一诉求成为事实，英国就会面临地理疆域上的国家分裂问题。这对英国的国家构建来说仍然是一个隐忧。相反，有效国家缺乏或国家构建程度低的许多后发展政治体—特别是在“脆弱国家三角”地区—政治秩序往往是高度不稳定的，暴力与武装冲突普遍，政治高度碎片化，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整合，甚至还面临着内战的巨大风险。这些后发展政治体的国家能力或政府效能自然是很低的。当然，这里讨论的只是不同政治体在国家构建问题上的两个极端，还有许多政治体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种中间状态。它们的有效国家或国家构建程度不及第一类国家好，但又显著优于第二类国家，在有效国家与国家构建维度上处于中间状态。总之，不同国家在国家构建或有效国家维度上的全球分裂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

政体维度的全球分裂

人类不同政治体在政体维度上也呈现显著的差异性。如前所述，政体是政治权力在不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分配与分享方式。衡量政体最重要的是两个维度：国家或统治者的政治权力是否受到约束，究竟是哪些人掌握政治权力。前者是立宪主义的维度，后者是民主的维度。但由于现代民主是一种复合政体，包括了立宪、法治、分权、选举等要素，学术界往往习惯用民主与否来衡量不同政体的差异。

较有影响力的政体研究项目将全球政治体分为三种类型：民主政体（democracy）、威权政体（autocracy）与中间政体（anocracy）。这里的中间政体，是介于民主和威权之间的政体类型，学术界也常常称为两不像政体（hybrid regime）、半民主政体（semi-democracy）或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目前的民主—威权两分法或民主—中间—威权三分法往往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立场倾向，因而不是最恰当的政体类型学标准。所以，笔者更建议采用竞争性政体（competitive regime）—非竞争性政体（non-competitive regime）的两分法。1 但这项研究并未发展出一套基于竞争性政体—非竞争性政体的评级方法，所以目前只能采用政体研究项目或其他国际主流评级机构的政体类型标准。

在政体研究项目给出的全球政体变化趋势图中，自 19 世纪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非民主政体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后来民主政体开始逐步增长，并呈现波浪式的前进模式，参见图 15.1。这也大体符合塞缪尔·亨廷顿关于三波民主化的论述。2 到今天为止，在该机构评估的全球范围内 160 多个政治体中，有 90 多个国家与地区可以归入民主政体，约 20 个国家可以归入威权政体，约 50 个国家可以归入中间政体。按照该机构的评级，19 世纪以来全球政体变化的基本趋势是：第一，民主政体总体上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呈现出显著的增长，人类的 19—20 世纪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化世纪；第二，目前为止，人类政治体在政体维度上仍然呈现出显著的分化，不同政治体在民主—威权的政体模式路径选择上并无充分的共识，而是维持着相当的多样性与政体模式选择上的全球分裂。

从政体演化的视角来看，人类不同政治体在这方面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有些国家在 19 世纪之前就实现了立宪主义的转向，而后又在 19—20 世纪普及了投票权，完成了民主转型与巩固；有些国家甚至还没有启动向立宪政体与民主政体的转型；有些国家尽管启动了转型，但并没有实现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还有许多国家还在此过程中遭遇了民主转型的挫败或民主崩溃。对于不同国家在政体演化或民主转型道路上的差异，上一章已经做过许多学理探讨，学术界的理论解释主要聚焦于社会条件、政治制度与精英行为三大解释变量。但总的来说，迄今为止，不同国家在政体维度上仍然呈现出显著的全球分裂。

需要说明的是，政体类型或政体模式的全球分裂，不仅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且还涉及拥有不同政体类型的国家在价值观念和政治秩序上的潜在冲突。其实，早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时期，雅典日益兴盛的民主政体就被拥有寡头政体的斯巴达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这或许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背后更重要的逻辑。如今，全球范围政体模式类型差异较大的国家可能都将其他政体视为潜在的政治威胁，原因既有国际体系中不同政体之间的权力较量，又有国内政治秩序是否可能受到冲击或影响的深刻忧虑。就 20 世纪的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二战”中的英美与德意之间的冲突，还是冷战体系中美国阵营与苏联阵营之间的对抗，背后都跟不同国家在政体类型上的全球分裂有关。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政体类型的全球分裂还将深刻地影响人类政治。

族群、宗教与文明维度的全球分裂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全球政治地理版图还可能因为不同族群、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而产生彼此区隔，乃至彼此撕裂。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的相关研究中，把全球政治体大体上区分为 8 个主要文明，分别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Western）、东正教文明（Orthodox）、伊斯兰文明（Islamic）、佛教文明（Buddhist）、印度教文明（Hindu）、非洲文明（African）、拉丁美洲文明（Latin American）、中华文明（Sinic）以及日本文明（Japanese）。亨廷顿以文明作为基本单位理解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政治与全球分裂，应该是受到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影响。在《历史研究》这一鸿篇巨作中，汤因比就以文明兴衰的视角来剖析人类历史。当然，尽管同样使用文明的概念，两位著名学者对文明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

理解全球体系中的不同文明，一个重要视角是族群与民族因素。在中国先秦典籍《左传》中，就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判断。到了 20 世纪，人类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重大冲突仍然有着很深刻的族群或民族背景。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原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战争，就发生在不同的民族或族群之间。1994 年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就发生在该国的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原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长期内战，主要发生在不同族群之间。在美国，这几年兴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非洲裔美国人因不满自己的社会待遇而发动的社会运动。所以，这仍然是以族群或种族为界线的政治。当然，就美国内政而言，以族群或种族为界限的政治并非其政治的主流。但在许多多族群的后发展国家，政治常常容易区分为我者与他者之间的斗争，而族群、民族或种族身份是非常方便地区分我者与他者的社会标签。

另一个视角是宗教因素。亨廷顿更多是基于不同宗教来界定文明的。就宗教而论，目前全球体系中的分裂因素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不同宗教之间的分裂，比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印度教与锡克教之间；二是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分裂，比如基督教内部有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之争，伊斯兰教内部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三是政教关系上的分裂，究竟是主张政教分离还是政教合一—目前尽管绝大部分国家或政治体都主张政教分离，但仍然还有少数国家或宗教派别主张政教合一或神权统治。以非洲人口最多国家的尼日利亚来说，其内部政治问题，既有族群问题，又有宗教问题，因为该国南方人口以信仰基督教为主，北方人口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所以，该国这些年的政治暴力事件，要么是基于族群原因，要么是基于宗教原因。族群与宗教因素的结合，大体上可以解释尼日利亚的政治暴力与社会冲突。

到今天为止，全球政治版图上分布着许多不同的族群、宗教与文明。就此而言，全球政治版图的颜色应该是色彩斑斓的。从积极角度看，这种色彩斑斓呈现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意味着人类社会内部的差异性。这些多样性与差异性，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对于维系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存续可能还很重要。从长期观点来说，人类政治演化的重要动力之一就是这种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碰撞与竞争。在帝国政治支配欧亚大陆的时代，倘若不是西欧首先演化出了封建主义体制，或许今天的人类政治文明就无法达到现在的高度。

但从消极角度看，由于全球体系中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当全球化不断深入，当互动愈发密切，人们愈发能感觉到我者与他者的不同，乃至潜在的对抗与冲突。按照主流的政治学理论，不同人类群体的差异，往往也是社会分歧与政治分裂的主要来源，是触发社会冲突与政治对抗的主要诱因。相反，假如人们彼此相似，他们之间就更不容易发生重大冲突。2 总之，全球体系中基于族群、宗教和文明的政治分裂，仍将影响今天与未来的人类政治演化。

人类政治的未来：合流与分化

全球不同政治体在国家维度、政体维度与文明维度的差异和分化，最终导致了两个层次意义上的全球分裂格局：一是国内层次的，二是国际层次的。在国内层次上，这意味着不同国家之间还有着差异很大的国内政治秩序。这种差异既客观地呈现了不同国家的政治演化程度，又表明各国政治离全球整合与融合的目标尚有较大的距离。在国际层次上，这三个维度的关键差异有可能是国与国之间潜在分歧与冲突的重要来源，也更容易埋下国际政治格局不稳定的种子。由此可见，人类离国与国之间的长期和谐与永久和平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人类政治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进化，就有两种可能的前景。第一种前景是合流（convergence），即人类社会的不同国家或政治体会变得越来越像。第二种前景是分化（divergence），即人类社会的不同国家或政治体继续维持目前的分化格局，甚至这种分化格局会越来越明显。那么，全球政治将会走向合流与整合，还是继续维持分化与分裂格局呢？大体来说，经济全球化是推动全球整合的重要力量。一个显而易见的生活经验是，今天全球主要城市的购物中心已经变得越来越相似，全球富有购买力的年轻消费者常常使用同样品牌的笔记本、手机、手表和行李箱，全球许多不同国家顶尖大学的经济系与商学院甚至都使用同样的教科书。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两个世纪中，尽管人类社会发生了太多冲突，甚至屠杀与战争，但总的来说，人类社会的不同部分正在实现快速的整合与合流。经济全球化也大大推动了价值观念的全球性流动与整合。

那么，这种经济驱动的全球整合，是否会引发最终意义上的政治的全球整合？目前来看，这一前景恐怕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尽管西方世界内部有着十分显著的政治整合趋势—特别是以欧盟为代表，但在西方世界与全球其他部分之间、全球其他部分内部之间的政治整合趋势并不确定。至少在短期内，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之间、非西方世界的不同国家之间在政治上的分歧、对抗仍有可能加剧。正如上文讨论的，全球不同政治体之间在国家维度、政体维度以及族群、宗教与文明维度上的差异与潜在冲突仍然还很大，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人们对于政治的认知还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人类政治的未来，究竟是各国合流的天下大同，还是继续保持目前的全球分裂，目前看来仍然是一个未定之数。

本文选编自《抵达: 一部政治演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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