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语

出版于1968年的《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1]仍能给予我们这个时代以新的启发。的确，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这部作品著述于很久以前，它是一部人物专集，除莱辛（Lessing）以外，他们的主要生活时期是上个世纪的上半叶[2]。

然而，这些前辈的生命依然闪耀着光芒：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未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失去一身廉正。这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不仅是在提醒意识形态的危险仍在威胁着我们，也是一种人性中虽然通常隐匿不现却能鼓舞我们走向未来的希望酵母。

事实上，阿伦特与那些作为其一生反思主题的人物所生活的世界遭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毒害，这种意识形态为上个世纪打下了烙印。在带给我们两场大战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到战后的意识形态分化的背景下，某些人不甘沦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特有产物。这些人就是阿伦特所称为“黑暗时代的人们”。

这些人物之一是安杰洛·若瑟·龙嘉利（Angelo Giuseppe Roncalli，1881-1963），这位质朴的司铎被命运神秘地推上伯多禄的宝座。阿伦特的散文标题是对其主人公基督信仰真实性的内在肯定：《安杰洛·若瑟·龙嘉利：1958年至1963年圣伯多禄宝座上的基督徒》[3]。在刚正不阿地履行伯多禄继承者的职务及相应的权力的同时，龙嘉利始终秉持他名副其实的基督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对此，阿伦特首先回顾了来自见过他面的罗马平民的话语：“这位教宗真的是个基督徒。这怎么可能？”[4]。

当我们阅读阿伦特对龙嘉利的反思时，尽管所涉及的是一位1960年代的人物，但其轶事及言行举止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现任教宗方济各。可为此提供证明的事实是，即使极端保守派强烈要求他辞职的呼吁也未能损坏这位新任“好教宗”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从阿伦特的文本出发，尝试确立若望二十三世和教宗方济各之间在个人及教宗任期方面的相似之处。

2生活的本真和质朴

自1958年教宗任期伊始，正如阿伦特所强调的那样，不仅是天主教徒，每个人都因若望二十三世的言谈举止而喜出望外并深受感染[5]。无独有偶，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的纪录片《教宗方济各：言出必行的人》（Papa Francesco, un uomo di parola）也展示了社会各界对教宗方济各同样的敬仰。

这里涉及的是两位光明磊落的人物，他们的生活方式揭示着一种质朴和本真，它们先于，更准确地说决定着其治理中可能使用的策略。阿伦特为一位教宗不羞于展露笑容的从容自然而感到惊奇[6]，这正如奥斯汀·伊夫·里格（Austen Ive-reigh）对时任总主教的贝尔戈里奥与其信众之间亲密无间关系的描述[7]。

两位教宗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良好关系属于同样情况。实际上，正如若望二十三世与梵蒂冈的工人和农民所建立的非常亲近的关系[8]，教宗方济各与教宗国工作人员欢聚在一起进餐的画面也同样为人所知。因此，阿伦特对龙嘉利教宗的描述直接将我们的想象带回到方济各身上。与所有人保持接触，包括囚犯、罪人、工人、梵蒂冈园丁；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包括赫鲁晓夫的女儿和她的丈夫[9]，即使若望二十三世因为在梵蒂冈接见他们而未能避免某些对此感到震惊的人的指责：这一切都与教宗方济各的处事方式颇为相同，给文德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种亲近，这种熟悉教宗方济各所说的身上带有“羊的味道”的牧人相关[10]。当然，根据基督徒的观点，亲密的接近以及对人的真心怜悯是必要的。这也是耶稣在路加福音中通过讲述撒玛黎雅人的比喻向我们所展示的（参见路10:25-37）。离开这种接近，离开这种爱，兄弟情谊和休戚与共也就空洞无物，因为“服事”，正如方济各所言，“总是要看着弟兄的面容、触摸他们的血肉之躯、感觉他们的接近，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为此而『受苦』，并寻求提升弟兄的生命”[11]。

正是这种心灵接近的优先选择使我们理解教宗方济各的言行举止，它们不会比其前任圣若望二十三世的言行举止更令人惊愕。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对龙嘉利的评价：理解其教宗职务的依据是他作为一个真正基督徒而采取的生活方式；因此，“来！跟随我”的神圣使命先于维护教会机构的结构和规则以及对教条的宣扬和生硬辩护[12]。归根结底，龙嘉利的质朴在若望二十三世的教宗任期中得以体现，也就是说：他的言行举止更多地体现着一个有信德的人，而不是一个机构的原则和结构。

当然，不可预料性也同样是本真者言行举止的特征。有许多关于若望二十三世的趣闻。也许并非所有这些叙述都与事实毫无出入，但它们却能够体现这位人物的精神。阿伦特讲述了其中的一些轶事，特别是若望二十三世即使在游客参观时间里也会在梵蒂冈花园里散步的做法。当有人建议他不要这样时，他出自本能地说：“但他们为什么不该看到我？我向你们保证我不会做失体的事”[13]。

方济各有权在若望二十三世身上看到一位走向街头，在那里与普通世人相遇的神父[14]；对他来说，若望二十三世是一位真正牧者的楷模。将方济各与若望二十三世联系在一起的事实是，两人均保持对自己与普通人的同有人性的认识，这在行使委托给赋予他们的职责时也毫不例外。由于这种做法，这两位教宗被人们视为和我们一样的常人。这里面有触动我们的谦卑，这种谦卑使他们能够接近众人，感受社会正义问题和大众信仰情愫。

3“黑暗时代”中的龙嘉利和贝尔戈里奥

至此，我们对这两位人物进行了人性方面的思考，现在轮到对他们的“黑暗时代”加以描述的时候了。在她的书中，阿伦特感兴趣的是具体的人、他们如何生活于世以及受历史背景影响的方式[15]。“黑暗时代”是从贝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old Brecht）借用来的一个表达，尽管阿伦特极大地拓宽了它的适用范围。事实上，虽然德国诗人以此形容一个以饥荒、过度的残暴和不公、骇人听闻的屠杀和极端灾难为特征的时代，但对阿伦特来说，这些“黑暗时代”并不应被简化为20世纪不正常的可怕现象。这些时代在人类历史上既不罕见也决非前无仅有，它们是虽然黑暗但其中却仍然闪耀着光的时期，这光不是冠冕堂皇的理论和概念，而是某些人的生命，这些人通常是罕见的寥寥者，那些没有被在他们生活的时期造成人类灾难的时代精神同化者[16]。

在这个意义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教宗之间存在的相似关系不仅与个性有关，而且也涉及他们各自的历史背景。这或许涉及到他们作为光的黑暗时代？事实是，龙嘉利经历了犹太人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古巴导弹危机，而方济各作为他的接任者，是于今在二战后见证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遭受新军事入侵的第一位教宗。

因此，我们现在希望分析一下两人如何对待他们所处时代的困难。一方面，时任教廷驻土耳其大使的龙嘉利坦率地向德国大使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表明，他与梵蒂冈外交使团拒绝为支持德意志国提供合作[17]。为了尽最大可能挽救受到生命威胁的犹太人，他愿意与所有人展开对话（这不应与让步相混淆）。此后，作为罗马教宗，他曾在一次接见中简短会晤了共产党俄国的代表，并向他们致以祝福[18]。

由上述接见而引起的“极大争议”使我们联想起许多当前教宗任期内的插曲。例如，我们可以回顾方济各和南希·佩洛西这位捍卫堕胎权的美国政治家的会晤。无论是对于教宗方济各还是对于若望二十三世，这都不属于改变教会信仰道德原则之观念的问题，而是通过单纯的仁慈之举而启动一些其结果不由我们决定的进程。

习安东（Antonio Spadaro）神父所说的“仁慈外交”[19]是一个贴切的表述：不仅是对现任教宗的理解，也是对召开上届大公会议的改革者之风格的领悟。

4若望二十三世和方济各的教会训导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在代表两个教宗任期的两部通谕之间建立一种相似性，即《和平于世》（Pacem in Terris，简称PT，1963年）和《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 ，简称FT，2020年）。这两个文本均拟就于一个各种危机威胁之下的世界中，其中包括意识形态分离下的阵营在不断增长的极化中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两位作者受到教会内部一些群体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两位教宗没有在其中明确洗礼和皈依对灵魂之救赎的必要性。的确，这两份通谕的关注似乎的确不在于这种最终救赎，而是更注重于指出那些以基督宗教为生活方式的人应该如何在此时此地（hic et nunc）生活和行动的问题。

这种方式有利于促进对话和相遇的文化，制止暴力和分裂的文化。因此，两部宗座通谕在这种基督信仰的人文主义中交融。虽然环境和生态问题尚未在若望二十三世的训导中出现，但两部文告中的许多共同点不可能不令人震惊。如果说若望二十三世曾“万分痛楚地考虑政治难民现象”[20]，捍卫他们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同时呼吁“人类团结和基督信仰之爱”的原则[21]，可以说方济各在通谕中运用了与其相辅相成的表述。事实上，方济各在《众位弟兄》中列出的建议重申了若望二十三世的话语，即：“并简化颁发签证的程序；采纳个人及社群的赞助计划；向特别弱势的难民开通人道援助；提供足够并有尊严的基本住所；确保个人安全受到保障，并获得基本服务；给予足够的领事援助，予以随身保留身分证明文件和公正的司法程序等权利，并为开立银行账户以及获得最基本的生活所需提供保障；提供行动自由和就业机会；保护未成年人，确保他们获得教育机会；提供暂时性的看管或接收方案；确保宗教信仰自由；协助他们融入社会；支持家庭团聚，并妥善准备当地社群团体面对融入进程”（FT 130）。

方济各对“普世手足情谊”和“社会友谊”的表述[22]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所谈到的“人类团结”及其所期望的促成“大地上所有人民”团聚的“真正兄弟团体”之梦想[23]相呼应。在这方面，值得回顾一下其前任庇护十二世的话，于他而言，“救赎和正义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协和中的进化。暴力所能做到的永远只是摧毁而不是提高；点燃而不是平息激情；积累仇恨和毁灭，而不是化敌为友；它使人们及各方在经历痛苦的考验之后在争执的废墟之上陷入必然的艰辛和漫长的重建工作”[24]。

这些话显然与以苏维埃阵营和马克思主义视野为标记的世界背景有关。无论如何，在若望二十三世的逻辑中起作用的原则与方济各的原则非常相似。这是一个从慈悲的姿态起步走向普世兄弟情谊的问题：借助于我们基督宗教信仰中固有的希望，我们不会放弃这条虽然艰难但走向进步的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若望二十三世及教宗方济各的建议绝不能被视为一种青少年的天真梦想或空幻口号。正是由于产生于真正的基督徒生活，这些建议也就是来自于藉着与我们共同的天父的关系而神秘地感到与所有人以至所有生物紧密相联的人。

事实上，为促进面向所有人的和平及共同利益而合作是方济各和若望二十三世所明确提出的倡议[25]，这不应被归纳为一个简单的政治策略，并因此而淡化基督训导的要义。这是一种基督信仰的神秘主义，根据这种神秘主义，对近人和受造物的关爱并非出于单纯的伦理要求。通过发自内心的手足情谊，对兄弟姊妹的关怀远远超过道德范畴，并从而转化为一种反映我们最深切的愿望并使我们在真正基督信仰生活中自我实现的行动。

因此，真诚的对话以一个实现相遇文化的过程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于彼此差异中与他者相遇的愿望远远超出纯粹基于宽容的尊重。若是停留于在冷漠无情中容忍对方及其生活方式和信仰，兄弟般的相遇就永远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发生，因为只有当我们对自己面前同为天主子女的对方感到“尊重”时，手足之情才会存在[26]。

这就是为什么“普世手足情谊”需要“社会友谊”。否则它就可能沦为一个抽象观念，在非人际关系系统的原则基础上生搬硬套地强求，在那里，亲近的感情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具体的事件。即使在大流行病中，我们不得不以规定社交距离来保护最脆弱者，教宗方济各也着意强调，这种必要性表明我们与他人的联系何等紧密，个人选择如何影响着他人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个人主义道德永远不可能成立的原因：因为我们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我们在关系中出生于世，并需要在生活中与他人保持“联系”[27]。

因此，教宗方济各与若望二十三世共同分享这种人类现实主义的情感上的亲近和生活的本真性。正是在这种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理解两者对战争和裁军的看法。这绝不是既抽象又无效的理想主义，而是耶稣楷模的具体延承。

在这方面，引人注意的是若望二十三世如何在“冷战”期间，在艰难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立即呼吁裁军，而方济各则在一个紧张局势将我们引入欧洲大地上的新战争的世界中批评“正义之战”的理念。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不仅呼吁“有效削减军备”，而且甚至敢于呼吁“消除军备”。他的逻辑，或者说他所遵循的基督论很简单：就这种军备消除在“精神”转变之前永远无法实现这一尺度而言，更可取的是“化解战争心理”。因此，与其寻求建立一种基于“军备平衡”的“罗马和平”，不如采纳“真正的和平只可能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这一原则[28]。这也在方济各的教会训导中，通过他对召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教宗的明确参照，再次出现：“一如圣若望二十三世指出：「在此核子时代，很难想象可以用战争作为追求正义的工具。」他在国际局势极度紧张之时提出了这一点，使对和平深切向往的发声由此在冷战时期传播开来，进一步坚定了一种信念，那就是，和平的理据比任何对特殊利益的盘算和对使用武器的信心都要强大。然而，由于缺乏对未来的远见和对我们共同命运的共识，人们未能把握好冷战结束的时机，反倒屈从于追求私利，而不顾普世的共同福祉。于是，骗人的战争幽灵再度出现”（FT260）。

这些话，就像教宗方济各有时使我们感到惊奇或愤慨的举动一样，只能被理解为一个真正基督门徒的启示。这也正是阿伦特对龙嘉利的认识：他唯求天主他的父的意志得以实现，在人间如同在天上[29]。这里首先涉及的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策略，而是一个源于基督信仰神秘主义的政策。

5通过皈依而脱离意识形态

唯有通过这种神秘主义才可以理解若望二十三世和教宗方济各的言行举止。关于若望二十三世，正如阿伦特所指出的[30]，这位教宗始终一心追随耶稣的楷模。他使福音处处具体呈现于自己的生活中，超越常规和习俗，有时也会不顾礼仪和机构规则。这就是当他会晤俄罗斯共产党人一行人员时发生的事情：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背景下降福他们。

方济各与教外人士的会晤亦是如此。如果说在“冷战”背景下，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能够在不否认其基督信仰的情况下接见苏联共产党人并展开对话，那么方济各如今也在寻求与各界人士之间广搭桥梁，哪怕这些人在原则上似乎显得与教会不相干，甚至不一致。试想，他在2019年与大伊玛目塔伊布（Ahmad al-Tayyeb）的会面便是一例。在一个当今这样的世界里，由于意识形态的日益分化，和平及对话的相遇有时显得不可能，方济各与穆斯林领袖签署的文件以及他们做出的友好拥抱的姿态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以至哑口无言，特别是对于这两种宗教的信徒而言。原因是，不同信仰或意见的人之间的和谐相遇于今属于反主流文化的一支。这就是教宗的态度，它有别于在当今极度分化的辩论中常见的挑衅。

因此，在忠于最纯粹的基督宗教传统的同时，在贫穷微小的亚西西修士（圣方济各）于一个充满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战争的世界中决定与苏丹王卡米尔（Malik Al Kamil）和平会面的800年之后，教宗方济各向在阿布扎比迎接他的塔伊布敞开了双臂。圣方济各选择的不是暴力，而是对话；贫穷微小的他没有选择世俗的权力和力量，而是选择了福音中的贫穷；他没有寻求世俗的成功，而是拥抱了十字架及其逻辑。当然，在世人眼中，他的传教可能是一种失败。因为，最终，即使在接受了教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圣徒和传教士之一的真实宣道之后，苏丹王依旧是一个穆斯林。于教宗而言，这段插曲正是亚西西圣人之笔迹在具体生活中的写照。方济各说：“我乐于援引圣方济各给予会士的指示，即如何去接近撒拉逊人和非基督徒。他写道：⌠让他们不要参与争吵或争端，而要以爱天主的缘故而服从每一个人，并承认他们是基督徒⌡（《未经批准的会规》，Regola non bollata, XVI）”[31]。

圣方济各所关怀的不是征服世界或保存他的团体的信仰。他的姿态不是为了说服别人，而是源于对福音的超性认识，即让我们理解和活出十字架意义的唯一方式。

方济各的出发点不是去皈依教外人，而是去体验一个乐于接纳的天主的经历，祂是为了爱而不惜奉献自己生命的那一位。经历了这样的天主的人必会接纳他者，不同的人会成为他的近人。这涉及到以与耶稣基督这位真神和真人相遇为起点的生活。凡成为门徒的人都渴望自由地与他人相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教宗方济各的态度。这里所涉及的不过是以耶稣和跟随祂的伟大圣徒的方式传播福音。

无论看起来有多么矛盾，这里都不存在任何策略，尽管正是这种态度真正改变或转化了世界、他人和我们每个人，使其朝向天主。与其说是一种策略，不如说是方济各寻求践行福音中的真福八端，其中之一便是“温良的人是有福的”（玛5：5）。教宗在对《玛窦福音》中的这段话进行评论时指出，“有福的不是攻击者或压倒者，而是保持拯救我们的耶稣之态度的人，他即使面对控告自己的人也是温良的”[32]。

这是一种与自我、自身生活，当然还有与天主、世界和他人修和的存在方式。那么，做出这种姿态需要怎样的自由呢？阿伦特在对若望二十三世的灵修日记的评论中[33]，在这位教宗身上发现了一个彻底的自由者，他甚至甘愿摆脱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权力，头衔的威望还是良好的声誉[34]。

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先知，他不是那种按照自己的期望预期未来的人，而是愿意遵从赋予自己生命的那一位的意愿。正是这种自由促使教宗方济各在乌克兰战争中批评宗主教基里尔对普京的支持，尽管他与此同时与北约日益增长的好战主义保持距离[35]。正是这种内在的自由使他能够在坚决谴责堕胎的同时以牧灵方式与那些提倡堕胎合法权利的政治家进行对话[36]。以这种自由，他能够看到并谴责我们这个世界的缺陷：从移民和难民问题到环境危机，同时也没有遗忘日益严重的不关心和忽视老年人的问题[37]。至于若望二十三世，我们看到了同样的言论自由，他为此而遇到了无数困难，用阿伦特的话说，这是“与罗马”[38]，即与体制之间的困难。

这从根本上涉及到脱离意识形态，以便与所有人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我们相信，正如不断革新的教会（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39]，如今对我们的转变的召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种心灵的转变，以使其温良，摆脱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这种原教旨主义使我们两极分化，彼此疏离，不断加深社会中不同阵营或城堡间的裂痕。

这就是若望二十三世的方式，它也是教宗方济各的方式。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对作为若望二十三世的信德见证的《灵魂日记》的观察：召开新大公会议的想法是在祈祷中产生的；他没有任何预谋或计划，因此无法预见一个此类事件会带来怎样的结果[40]。在这一点上，他同样是自由的。

从本质上讲，改革始于触发一个进程，使不同的人在对话的文化中相聚。这就是若望二十三世通过召开的大公会议、罗马教区会议以及宣布要修订《教会法》的声明所做的事情。这不也正是教宗方济各正在通过世界主教代表会议（2021-23）所做的吗？事实上，在本次会议进程的揭幕式讲道中，方济各在评论福音书中关于年轻富人的情节时（参见谷10:17-22）描述了耶稣的行事风格。这首先是自由的相遇，在这种相遇中，耶稣让对方倾吐：这是一个聆听的问题。其后是分辨的过程，这是一个人与他人同行的旅程。教宗指出：“举行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意思是走同样的路，一起走。让我们定睛注视耶稣，祂首先在路上与那个富人相遇，接着便聆听他的问题，最后帮助他辨明他必须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相遇，倾听，辨明是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三个特点。我想就此作一省思”[41]。

回到阿伦特关于龙嘉利的文本，让我们强调这样一个简明扼要的确认：这位“好教宗”既不为理论也不为协议或是惯例所动，驱动他的唯有具体践行中的信德。阿伦特表示，他的自由与其谦逊相辅相成[42]。在当今情况中，我们是否可以对方济各做出同样的评论？是的，唯一的条件是皈依的召唤被理解为脱离闭塞的理论并在时间中结晶，以便更好地承继耶稣的风格，不断鼓励人们去接纳和倾听。

在这个意义上，若望二十三世和教宗方济各与我们这个时代许多男男女女所特有的倾向保持距离，即意识形态的狂热，这种狂热在其歇斯底里和暴力中阻碍了不同人之间的和平接触及共同利益；不仅如此，两位教宗也与艾希曼之间具有天壤之别：因为于阿伦特而言，艾希曼的行动是由于缺乏信念和反思，他在被动遵守倒行逆施的制度的同时使恶变得微不足道[43]。

6结语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试图展示阿伦特关于龙嘉利的许多说法如何让我们自然而然地将他与教宗方济各相联系。无论是他们的自发性，他们不拘泥于形式而同等对待每个人的做法，还是他们追求和平的决心或是思想自由，都引起了来自不同政治阵营的批评，他们是两位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点的人物。

在真福若望二十三世和若望保禄二世被封圣之际，方济各曾表示，教宗若望“在对大公会议的召集中表现出微妙的对圣神的顺从，他将自己交付于祂的引导；于教会而言，他是一个牧者，一个由圣神引导的向导”。他因此而为教会作出了“巨大的服务”[44]。

这是接受和平恩赐并充当和平工具的有福之人的顺从。亚西西的方济各所获的恩赐也是现任教宗所不断祈求的：“主啊，让我成为祢的和平工具”，因为“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玛5：9）。圣方济各在这一祈祷中所求的恩宠与许多顽固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立场往往是构成在我们越来越支离破碎的现代社会中（甚至是在教会团体内部）的辩论的特征。

若望二十三世和教宗方济各向我们展示了一条向愿以福音塑造自己生活的人敞开的道路。他们的楷模揭示了这样一个悖论：必须保持温良，我们才能以彻底的形式跟随耶稣。在当今两极分化的世界中，这种温良是必备之根本。

公教文明

【1】参见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2】参见同上，VII.

【3】参见同上，57-69。

【4】同上，57。

【5】参见同上，59。

【6】参见同上，60。

【7】参见A. Ivereigh, The Great Reformer. Francis and the Making of a Radical Pop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5, 44.

【8】参见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cit., 61.

【9】参见同上，65。

【10】方济各，《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2013年11月24日，第24条。

【11】同上，于古巴哈瓦那主持感恩祭讲道词（2015 年 9 月 20 日）：《罗马观察报》，2015 年 9 月 21 至 22 日，第 8 页。对这段话的引用见《众位弟兄》通谕，亚西西，2020年10月3日，第115条。

【12】参见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cit., 58.

【13】同上，63。

【14】参见F. Ambrogetti – S. Rubin, Pope Francis. His life in His Own Words. Conversation with Jorge Bergoglio,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2013.

【15】参见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cit., VII.

【16】参见同上， VIII s.

【17】参见同上，62.

【18】参见同上，66.

【19】A. Spadaro, «La diplomazia di Francesco. La misericordia come processo politico», in Civ. Catt. 2016 I 209.

【20】PT 57.

【21】参见PT 58。

【22】参见PT9；94。

【23】参见PT 91。

【24】PT 86.

【25】参见PT 89；FT 15。

【26】参见FT 93；224。

【27】参见Pope Francis, Let Us Dream. The Path to a Better Future. In conversation with Austen Ivereigh, New York – London – Toronto – Sidney – New Dehli, Simon & Schuster, 2022, 23.

【28】PT 61.

【29】参见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cit., 68 s.

【30】参见同上，66。

【31】方济各，在阿布扎比的讲道，2019年2月5日。

【32】同上。

【33】参见Giovanni XXIII, s., Il giornale dell’anima e altri scritti di pietà, Cinisello Balsamo (Mi), San Paolo, 2003.

【34】参见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cit., 63.

【35】参见Francesco, «Papa Francesco in conversazione con i direttori delle riviste culturali europee dei gesuiti», in Civ. Catt. 2022 II 521-529.

【36】参见«Pope Francis respects US Supreme court decision and condemns abortion», in Vatican News (www.vaticannews.va/en/pope/news/2022-07/pope-francis-condemns-abortion-like-hiring-a-hit-man.html), 4 luglio 2022.

【37】参见Pope Francis, Let Us Dream…, cit., 116.

【38】参见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cit., 61.

【39】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大公主义》（Unitatis Redintegratio）法令，1964年11月21日，第6条。

【40】参见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cit., 59 s.

【41】方济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揭幕弥撒讲道词，圣伯多禄大殿，2021年10月10日。

【42】参见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cit., 65.

【43】参见同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譯林出版社，2017。

【44】参见方济各，真福若望二十三世和若望保禄二世封圣大典上的讲道，圣伯多禄广场，2014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