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山海经》一书自问世以来，即因其包罗万象、神奇玄奥的记载而受到历代学者的注意，研究和注解其书者可谓络绎不绝，但自西汉以至20世纪的诸位学者，皆未能真正认识其书内容，准确判断其书性质，因而也就无法发见《山海经》一书的真正价值，致使其所保存的珍贵的上古知识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地重视和利用。古史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顾颉刚则以其特有的历史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综合的学科背景和学术眼光，彻底突破了以往学者对《山海经》“以偏概全”“顾此失彼”的看法，从整体上把握了其书纷繁复杂的内容，在承认其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之同时，也确定其中必有若干真实的历史地理知识，从而揭示了该书之神话学与地理学的双重性质，肯定了此书之神话学、地理学以及古史研究方面的价值。

题  引

《山海经》是一部古老的典籍，《庄子》《楚辞》《逸周书》《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已大量引用其中的内容，《史记·大宛列传》首次提到此书的名字，《汉书·艺文志》亦已著录其书，均足以说明其成书之早，因此，它对于后人了解、研究中国上古历史和文化的价值自是不可低估。书中关于山川道里、远国异人、奇鸟异兽、草木金石、神祇祭礼等纷繁复杂的记载，也始终吸引着历代学者的目光。刘歆、王充、郭璞、郦道元、杜佑、尤袤、朱熹、胡应麟、杨慎、吴任臣、汪绂、毕沅、郝懿行、吴承志等人纷纷为之驻足。他们或信其为真而以毕生之所学，足迹之所至注解经文，悉心研究，力图勘破《山海经》中神怪之所指，山川之所在；或以其书所载荒诞无稽，与现实情况不甚相符，故抱以怀疑之态度，鄙弃之眼光而将其置于小说之类，纬书之流。及至20世纪初，西方神话学理论传入中国，学界对《山海经》的看法也为之一变，茅盾、郑德坤、袁行霈、袁珂等人皆以此书为中国古代神话的宝库，而将之收入中国文学的殿堂，纳入到神话学的研究范畴之中。可见，自汉代以来《山海经》一书的性质一直未有定论，古代学者囿于史实观念或将之视作信实可据的地理博物志，或将其看作荒诞不经的语怪之书，近现代神话学者则仅从神话学角度解读其书内容，基本忽略了书中大量的地理知识。他们分别从自己的着眼点出发，试图通过部分来理解整体，从而做出看似合理的解读，却始终未能真正认识《山海经》的本来面目。而这种种“以偏概全”“顾此失彼”的性质判断和片面研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者对《山海经》一书整体价值的把握，致使其书所保存的珍贵的上古知识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

《山海经》一书的性质之所以引起诸多争论，关键就在于其井然有序的地理叙述中却穿插了许多荒诞离奇的怪异之物，为原本以“地理书”一名便可解释的《山海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因此，历来研究《山海经》的学者首先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解释，蕴含丰富地理知识的《山海经》一书，何以会出现这许多怪异记载？刘宗迪曾对历代研究者的阐释策略进行分析和总结，指出这些解释虽有形式上的差异，实则如出一辙，都是“构造某种‘理论’，将这些怪物屏诸‘此在’世界之外，将之安置于某个‘异域’，即某个与我们的世界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界限的异界”。这些解释无一例外的都试图解释书中的怪异之物的来历，承认其为“事实的存在”或“想象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直斥其为荒诞不经的小说家言，将书中所述释为好奇之士的想象造作之词，并无多少真实性可言。由此可以看出，史实的眼光，亦即真假的观点成为历代研究者评判《山海经》其书性质与价值的标准。这种真与假的眼光在很大程度上将《山海经》一书割裂开来，从而导致历代学者对此书性质与价值的片面解读。

实际上，《山海经》中关于山川里数和诸神祭礼，神奇物怪和风土人情等虚实相间的记载，决定了不能以单一的学术眼光来看待它，也不能将之框定在某一学科领域之内，而要综合各学科之意识与知识，诸如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神话学等来研究和考察，兼顾其书之全部内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间固然有若干想象之言，神祇之事，但亦有若干历史之实录，地理之载记，此一观点已是学界共识。综观《山海经》研究史，真正能够突破上述非此即彼，各执一端的僵局而对《山海经》作全盘考量者，当数顾颉刚。顾颉刚对《山海经》一书非常重视，一生写下了大量关于此书的研究文字和学术笔记，涉及其书之性质和价值、作者和时代、地域范围、神话传说、与他书之关系以及其他许多具体问题，其中有不少观点和论证在《山海经》研究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值得作深入地研究讨论。然而目前学界对顾颉刚之研究，多集中在他的古史讨论、孟姜女故事和《诗经》研究、各时期的学术研究和思想等方面，对其《山海经》研究则措意不多，少有系统地梳理和考察。本文即依托顾颉刚在各大学所编与《山海经》有关的讲义和研究文章，对其研究《山海经》之背景以及他对此书之性质、价值的看法进行细致地梳理和辨析，总结并评价其主要观点，使之为学界所共知，为学者所利用，以促进《山海经》的相关研究，把握顾颉刚之学术思想。

一、顾颉刚研究《山海经》的时代与思想背景

自《山海经》一名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其光怪陆离、包罗万象的记载便引起文人学士的广泛关注，他们往往结合时代与个人的需要渲染其中的内容，也由此拉开了长达二千余年的真伪之辨。通过梳理历代学者对《山海经》一书的接受，除了能够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思想和学术背景”之外，我们更能把握《山海经》其书的学术价值与地位之发展趋势。自汉代以来，视《山海经》为地理博物之书而将其列于史部地理类者虽代不乏人，却始终未能阻挡其书日渐成为“怪异”的代名词而作为文化商品流行于精英与大众之间。即便是考据学盛行的清代社会，“小说”《山海经》仍旧活跃于当时的“通俗出版物之中，向世人输送着怪异与荒诞的印象”。不过，随着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传入以及历史观念的改变，清季学人亦开始尝试以“科学”眼光阐释《山海经》。1905年，刘师培发表《山海经不可疑》一文，即以西方进化理论解释《山海经》中怪物之实有，认为“《山海经》所言皆有确据，即西人‘动物演为人类之说’也”。刘氏观点虽不免失于简单化，但足以说明《山海经》之学术地位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有了明显的变化。

实际上，自梁启超、蒋观云等学者将“神话”概念引入中国并赋予极高的地位与价值以后，学界对《山海经》中荒诞无稽之物事始有一个合理的认识，从而使此书由“无本之木”转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其在学术研究上的地位与价值自不可同日而语。鲁迅、茅盾、郑德坤等学者均将《山海经》视作中国古代神话的宝库，并直接开启了《山海经》的神话研究，对后世治神话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袁珂著《中国神话通论》开篇即“从《山海经》谈起”：“研究中国神话，如果不首先从《山海经》着手，那简直可以说是无从谈起。……《山海经》是保存中国神话材料最多的一部古书，虽然也很零碎，却比较集中，并不十分散乱，是它的优点之一；所有神话材料，都接近神话的本来面貌，篡改的地方绝少，是它的优点之二。有此两个优点，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神话，必须先从此书着手。”神话学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山海经》里的史实因素，却也使其摆脱了“语怪之祖”的定位，转而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

在古史研究方面，《山海经》的学术价值也得到了肯定和重视。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一文，对甲骨卜辞与《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古文献中有关王亥的记载进行梳理考证，“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遂得证明《山海经》中的确保存有真实可靠的历史材料。王国维的这一考证，促使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山海经》一书的史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它在史学研究上的地位。傅斯年便说：“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即如《史记·殷本纪》的世系本是死的，乃至《山海经》的土（王）亥，《天问》的恒和季，不特是死的，……然而一经安阳之出土，王君之考释，则《史记》《山海经》《天问》及其联类的此一般材料，登时变活了。”顾颉刚在《中国古代史料概述》一文中讨论“《山海经》内真正的史事”时，亦引用王国维考证王亥之结论，认为“《山海经》中所载的半神话半历史性的东西，就成为超乎群经、诸子以外，最贵重的史料了”。此后，《山海经》一书逐渐成为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对象。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有关《山海经》研究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分别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问题展开讨论。更有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等人在其古史起源多元论的著作中，大量利用了《山海经》中的材料，充分说明了其书在近代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综上，在西方现代学术与晚清民国学人的共同作用下，《山海经》的神话学价值、历史学价值以及民俗学价值逐渐为学界所共知，其在学术研究上的地位也日益重要。针对《山海经》这一先秦古籍在中国学统里的沉浮，罗志田总结道：“尽管民初新派学者对《山海经》的态度各不相同，且其可用程度今日或许仍存争议，但大概已没有学者再怀疑其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上古史料。”换言之，昔日的“语怪之祖”，俨然已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并持续不断地吸引着学者的注意，其中就包括顾颉刚。

早在疑古辨伪的初期，顾颉刚便对《山海经》一书有相当的关注与思考。1925年2月，他在应主编《京报副刊》的孙伏园之邀所作的《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十四种》一文中，首先列出的就是《山海经》，并指出“读这部书，可以知道战国时人对于宇宙和生物的想象”。可见，顾颉刚是将此书视作战国人思想观念的反映，赋予了其在思想史研究上的重要地位。此后，他又对《山海经》的性质、内容、时代、地域范围以及学术价值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察，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文字。这些研究成果多集中在顾颉刚于各大学授课时所编的讲义和读书笔记中，几乎贯穿了其学术研究的始终。综观这些研究文字与学术笔记，我们可以看到顾颉刚对《山海经》其书内容的总体把握：既注意到书中的地理记载，又对其中的神话传说给予了充分重视，认为它们是研究“民众信仰和思想的绝佳史料”。考察顾颉刚关注和重视《山海经》一书的原因，以及他对此书的这种“全面肯定、充分处理与分层利用”的研究方式，显然与其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旨趣有着密切的关系。

顾颉刚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内引领一代研究风气的大师级学者，在古史研究、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领域率先举起研究的旗帜并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进行具体实践，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920年前后，顾颉刚从戏剧和歌谣的研究中得着了一个“故事的眼光”，认识到“不论史书、小说、戏剧、歌谣等等，一切传说中的故事都会有变迁分化的”。并且，在胡适作《井田辨》和《水浒传考证》所用同一方法的启发下，顾颉刚意识到“研究古史尽可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试用这个眼光去读古史，它的来源、格式，与转变的痕迹，也觉得非常清楚”，从而将“故事眼光”引入到古史研究之中，“用了‘故事’的眼光去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用故事的眼光来研究古史，使顾颉刚得以看出中国古史的层层累积，并于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认为“战国、秦、汉以来古书所载的古史，大都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层层积累而造成的”。

顾颉刚的这一层累造史的观点，在中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彻底摧毁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旧古史系统，瓦解了圣贤经典的神圣地位，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使顾颉刚本人注意到神话传说于考辨古史真伪上的重要价值，将他由古史研究导向了神话研究的一路。因为中国上古史既然大多是由神话传说积累层叠而成，要还原伪史的本来面目，重建上古史，就要对神话传说作系统的观照与研究。他在《东岳庙游记》一文中就表示：“我近年来为了古史的研究，觉得同时有研究神话的必要”，因为“古史的本身本来是神话，至少可以说它是带着神话性的，所以必得先了解了神话的意义，然后可以了解古史的意义。”1925年，他又在与李玄伯讨论古史时总结道：“（一）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二）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是我个人研究古史愿意担任的工作。”这就为顾颉刚将蕴含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材料的《山海经》视作重点研究对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他的《山海经》研究又是与古史研究密不可分的。

另一方面，研究视野向历史地理学的逐渐转移同样使得顾颉刚将《山海经》纳入到其研究范畴之中。顾颉刚在1950年所作自传中，分七个方面讲述了他34岁以后的学术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怎样从事边疆运动”这一部分中他提到，在考辨中国古史之初就对《禹贡》一篇尤其注意，但因其中之问题颇为繁杂，所涉及之地理知识极多，因而不能轻易下笔成文。不过，顾颉刚并未就此放弃，而是采取各种办法来补充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为解决《禹贡》之复杂问题做准备。1928年，他首先在中山大学开设了“古代地理研究”课，以“弥补上年‘中国上古史’一课的缺陷”，后改任燕京大学时又在燕大和北京大学两校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欲“借了教书来逼着自己读书”，同时分别编写讲义，对古代地理知识作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后来谭其骧在辅仁大学也开了“中国地理沿革史”一课，于是顾颉刚便联合谭其骧等人共同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专门刊载三校学生以及校外人士关于地理方面的文章，两年后又组织成立了禹贡学会，从而将历史地理的研究由个人、校园扩展至集体、社会，将历史地理学推向更深广的层面。在教学和创办刊物、学会的过程中，顾颉刚有意识地将学术目光与具体实践由古史辨伪转向历史地理学，如此一来，有地理志之名的《山海经》引起他的注意和研究也就属题中应有之义了。

应当指出的是，顾颉刚在接触民众文化和进行民俗学研究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一种民俗学的眼光，而这一眼光在他审视《山海经》的内容、研究《山海经》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因为具有了民俗学这一独特的眼光，顾颉刚才能跳脱出传统的历史事实之观点，不以真假虚实作为评判《山海经》之内容、性质乃至价值的标准，而将《山海经》视作古代民众思想观念的集合，视作保存民众信仰和神话传说的重要史料。惟其如此，顾颉刚才能站在一个较为公允的位置上，对《山海经》的各部分内容，不论真假虚实、史实神话，都能给予它们充分的重视和恰当的地位，做出基本符合事实的判断，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它们的性质与价值，在学术研究中予以合理的运用。也只有这样，顾颉刚才能真正全面、综合的把握《山海经》一书纷繁复杂的内容，才能使他的《山海经》研究超越诸人而独树一帜。

通过梳理顾颉刚研究《山海经》的时代与思想背景，我们不难发现，他之所以能够对《山海经》一书进行全面处理与充分利用，与其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旨趣是分不开的。1920年代以来，顾颉刚不止一次地表明其治学的宗旨“是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我的理想中的成就，……乃是战国秦汉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要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和学术中寻出他们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来”。因此，《山海经》中所保存的上古史实与神话传说就成为顾颉刚古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他由古史传说的研究注意到《山海经》中神话传说的重要价值，由历史地理的研究进而关注到其中的地理记载，因而对《山海经》之内容予以系统考察与全面肯定。更重要的是，顾颉刚对此书的整体把握，必然使其突破传统的《山海经》研究，在恢复其中神话传说的真面目之同时，能够透过此书的怪诞表象，发现其中的地理记述内容在古史地理研究方面的真价值。

二、顾颉刚对《山海经》的性质界定与价值重估

《山海经》作为一部蕴含丰富上古知识的重要典籍，其学术地位却一直备受争议，历代学者对此书的评价可谓是云泥之别：他们或信其为据实记述的地理书而列于史部地理类之首，或斥之为荒诞无稽的语怪之祖而归入子部小说家类，看似更为科学的神话学者亦将此书视作原始思维下神鬼妖怪的集合。可见，研究《山海经》者，虽历代不乏其人，却始终未能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其书内容，更遑论隐藏在内容之中的性质与价值。顾颉刚却能廓清迷雾，揭露《山海经》中神话传说与地理记载相混杂的本来面目，“让神话的归于神话，让历史的归于历史”，从而全面观照了此书所载。这显然得益于顾颉刚自身所具备的古史辨伪、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综合的学术视野，这其中又以民俗学眼光最为关键。正是这一特有的民俗学眼光，使得顾颉刚彻底摆脱了前代学者的想象皆虚妄的狭隘观念，在承认《山海经》中必有若干历史地理知识之同时，又充分肯定了其中想象部分的重要性，并将此书定性为“巫术性的地理书”，兼顾了其书的神话学和地理学性质，全面肯定了书中神话传说与地理知识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对《山海经》的性质界定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时，顾颉刚便已对《山海经》一书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从整体上把握了此书纷繁复杂的内容，并注意到各部分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1928年3月8日，时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的顾颉刚收到了其学生何定生的一封信，信中何定生向他请教了有关《山海经》的著作时代、性质、批评和解释此书的书籍、学术价值以及《论衡》中《乱龙》一篇的信实价值等问题。3月19日，顾颉刚就这些问题向何定生作了详细的答复。他指出，《山海经》是一部古代地理书而兼巫书，因为“古人对于地理历史的观念并不像现代人要求客观的真实，多少含些神秘意味。并且古代的智识阶级是‘巫史’，就是没有神秘意味的东西他们也欢喜说得它神秘”，所以由他们所记录的《山海经》也带有强烈的神秘意味。可见，顾颉刚当时即已清楚地认识到《山海经》一书所具有的神话学性质。而后，顾颉刚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观点，他在《<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一文中说道：“这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在神权时代，智识界的权威者是巫……他们上天下地无所不通，口含天宪无所不言，所以会有离开真实很远的假想。但因他们在那时究竟是智识最丰富的人物，所以他们对于历史、地理、生物、矿物确也有些真实的认识。在他们的头脑里，真中有幻，幻中有真，所以由他们写出的《山海经》也是扑朔迷离，真幻莫辨。”由此不难看出，顾颉刚在研究《山海经》时，已充分注意到书中想象与事实杂糅不分，地理与神话并行不悖的客观情况，实际上已然兼顾了《山海经》的神话学和地理学的双重性质。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如此全面的把握《山海经》的内容，并对其书性质做出合理的判断，显然是因他“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

正是因为有了民俗学的眼光，顾颉刚才能设身处地地对民众的知识和文化进行同情地了解，认识到民众文化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知道那些千变万化而又富于神奇的小说故事“在事实上是必不确的，但在民众的想象里是确有这回事的”，所以才能超越前人的史实眼光，而把《山海经》看作是古代民众思想和信仰的实在反映。他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上古史”时说道：

《山海经》为前人所不屑措意之书，至今日而突然发露其价值。盖前人但知用史实之眼光以观，则满纸皆荒唐之言，万无足信之理，不若《尧典》《皋谟》之合于理想之典型。吾人今日受时势之启示，知改用民俗学之眼光以观之，则其所言之奇怪之故事较之煊染德化之色采者自为接近民众之想象，欲知古代之民众信仰及其神话传说，此书诚一鸿宝也。

顾颉刚以民俗学眼光来看待《山海经》中的怪异记载，认识到它是古代民众对于当时世界的真实想象，蕴含着丰富的民众知识，保存了许多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从而揭示了《山海经》其书的神话学性质。而顾颉刚的民俗学眼光之所以能够有助于理解《山海经》，究其缘由，是因为《山海经》一书正“属于古代民众知识范畴”，其中所记之动植物及其效用、诸神及其祭祀仪式、古帝王及其神话传说、远国异人及其风土人情等等，本就是古代民众对于当时世界的认知，是他们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具体表现。惟其如此，顾颉刚才能运用民俗学的眼光，透过《山海经》文本所呈现出的光怪陆离、纷繁复杂的表象而得以探求其书的本质所在，并予以恰当的理解和阐释。

在清楚地认识到《山海经》中记载了古人对于世界的想象认知之同时，顾颉刚也注意到其中的确保存了不少上古地理知识，因而又将此书视作一部较之《禹贡》更为古老的地理书。他说：“我们古代的地理书——《山海经》开了幻想的一派”“《禹贡》篇开了征实的一派”，“《禹贡》的著作时代正是《山海经》风行的时代……因此《禹贡》作者仍不免从《山海经》中取材”。直接将《山海经》与《禹贡》并列而言，足见他对《山海经》地理记载的重视程度。不过，与前代学者所不同的是，顾颉刚并未将书中的地理叙述“一视同仁”，而是分别对待。他认为，《山海经》中虽不乏想象成分，但也有不少真实的地理知识，《尚书研究讲义（燕京大学及北京大学）》：

《山经》所举，某山水有某神，某山水有某奇特之动物，当然为吾人之理性所不信；然吾人所惊为怪诞者，何能判其必非作者心目中之真事实乎？何况声闻过情，事所恒有，如《经》说鸱鸟人面，此仅略似人面之形耳，若以为与人面无稍异则颠矣。推此而言，必有若干事为仿佛而非必然者。书中述山水之方向及其相距之里数，历历可按，此固有出于想象之可能，然按之事实，合者尽多（详下），亦何能断其完全出于想象。故由前言之，于我非真而于彼为真；由后言之，则于我亦有若干之真可借而求焉。夫真者吾以属之地理史料，非真者吾以属之思想史料，尚何有废材哉！

同时，顾颉刚还将《五藏山经》的地理记载与实际地理进行比较，认为其书所载地名虽然不能尽数知晓，也不能确定其是否可信，但“自其可知者观之，则西南至蜀中，东南至会稽，西北至积石三危，北至幽都，东至泰山”，从而确定了《山经》的大致地理范围；又将此地域与《禹贡》所述地域相比较，得出两书“导山脉络”虽不相同而“境域广狭颇相似”的结论，对后世研究两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9年，顾颉刚又为《北次三经》作注，考证了此经所记部分山川的真实性，并据黄河河道迁徙的历史事实，指出此篇“还保存得周定王以前的黄河囊括北方诸水的原状”，因而更加肯定《山海经》地理知识的时代性和可靠性。

综上可知，顾颉刚在承认《山海经》神话学性质之同时，也并未忽视其书的地理学性质，而是予以充分肯定和重视。他的这一做法，不仅超越了在他之前的许多学者，也使他胜过同辈其他学者的《山海经》研究。而且，这种全面客观的认识，使得顾颉刚更能充分把握《山海经》一书的价值——神话学的和地理学的，并将之应用于具体的学术研究之中，从而提高了此书的学术地位，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利用而不致使它湮没于时代的洪流中。

（二）对《山海经》的价值重估

正如上文所述，顾颉刚所具有的民俗学眼光使他清楚地意识到，《山海经》中那些荒唐无稽、奇怪诡谲的故事实为古代民众对于自然世界的主观想象，是他们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如实反映，其本质则是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因此，在顾颉刚看来，《山海经》一书最有价值的，就是保存了诸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许多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但与单纯的神话学研究所不同的是，顾颉刚并未局限于解释这些神话传说所反映的原始思维，或仅仅着眼于它们的文学性，而是将之与他本人的古史辨伪相结合，即以神话传说为中国上古史之本来面目，因而认为其书更具有考辨伪史的重要价值。早在1928年，顾颉刚便明确指出了《山海经》一书，尤其是《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在揭露伪古史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在比较了《山海经》与《尧典》中有关羲和的记载后总结说：

自吾人视之，则浴日殆是最初之神话；御日已使神话受理性之洗濯而减轻其奇迹；至为尧臣主出纳日，则更由神变人，由异变恒，奇迹尽泯灭矣。故读此一编，可知五帝及其佐臣之所由来，与《帝系篇》所记古人系统之所自出；又可知若无此历乱错杂之民间传说，则亦必无此厘然秩然之儒者所定之系统也。

显然，他已经将《山海经》视作儒家编造伪古史的基础，是打破假的上古史系统的重要依据。这一独到的价值判断使《山海经》从传统的以其为“谬悠缘饰之书”的观念，单纯的地理学或神话学视野中跳脱出来，转而走向古史学的研究范畴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这本古老典籍，进而做出新的评价。

而且，这一观点实际上成为顾颉刚疑古辨伪时所遵循的重要准则，贯穿其学术研究的始终。1965年，他在口述中国上古史时即又做出了更为明晰的表述：

《中国史学入门》：《山海经》里记下了不少古代传说的神话。儒家把神话里的若干人，改造为历史人物。如果没有《山海经》这部书，则不易认识儒家之作假……所以说《山海经》的价值在于：一是保存了古神话；二是反证了儒家如何把神话改变做历史。

因此，《山海经》一书也就成为顾颉刚揭露伪史本来面目的重要资料。这在他的许多具体研究中都有体现，如其在读书笔记和《书经中的神话序》中对古代典籍里有关“夔”的记载所作的细致考证即是较为典型的一例。顾颉刚指出，夔最初并不是《尚书·尧典》《皋陶谟》中所载“能使‘百兽率舞’，‘鸟兽跄跄’，‘凤皇来仪’”的本领极大的乐官，而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的一个形状奇特而有神力的怪兽（《山海经校注》），并在读书笔记“《大荒东经》中之夔为《尧典》之夔之初相”一条下分析说：“《吕氏春秋》所谓‘得夔，一而足矣’，明是以人事解神话，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也”，即是以《山海经》之神话记载为《尚书》《吕氏春秋》之儒家作伪之基础。至于“怪兽夔”演变为“乐官夔”的经历和原因，顾颉刚也做出了“合情推理”：“原来‘夔’就是这么一个怪物，怪不得他与鸟兽这样关切哩！因为有了这‘雷声鼓’的传说，于是讹传‘夔’为乐官”。应当说，顾颉刚对夔之前世今生的辨析是比较正确的，他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通过对《大荒东经》夔之记载的考察，揭示了《尚书》《吕氏春秋》等古籍的编造和作伪之迹，还原了“乐正夔”的本来面目。

另一方面，对于《山海经》中上古地理记载的重要价值，顾颉刚也予以充分肯定和重视。早在考辨古史之初，他就对《尚书》中的《尧典》和《禹贡》二篇特别注意，认为它们“一记制度，一记地理，尤为古史料里的重心”，蓄意要做系统地研究。但因《禹贡》一篇问题颇为复杂，“皆非可单独解决者”，因此提出要以“全部古籍及全部地理书为之博稽而广核之”的研究思路，并在各大高校开设古代地理相关课程，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周礼·职方》《山海经》《淮南子》《汉书地理志》等书，其中尤以《山海经》为最重要者。他说道：“《山海经》，昔人所鄙薄以为荒唐言者也，今乃为研究《禹贡》者所不可废之书。不但借以为参考之资也，且审知其地理观念直为《禹贡》导其先路，其次序应列《禹贡》上。”顾颉刚一改传统的以《禹贡》为古代地理书之首的观念，而认为《山海经》之作尚在《禹贡》之前，并将此书视作理解和研究《禹贡》的极其重要的资料，可以说是对《山海经》之地理学价值的极大肯定。

对于利用《山海经》中的地理知识来研究《禹贡》的做法，清代地理学家胡渭曾有所讨论。他认为《山海经》所记山川“方向里至虽存，却不知在何郡县，远近虚实，无从测验”，因此不能用它来注解《禹贡》，而且书中也只有“‘澧、沅、潇、湘在九江之间’一语，大有造于《禹贡》”。对于胡渭的这一观点，顾颉刚以为不然。他指出，除胡渭所举出的一例外，另有“和山……实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等地理记载亦可借以解决《禹贡》之问题。同时，顾颉刚更表示，《山海经》中的地理知识可使研究《禹贡》者得一观念，即“知《禹贡》所未言者不必尽无问题，则其所已言者其问题自不即如已往经师所想象之严重，而必给以一确定之解答矣”。也就是说，研究者对《禹贡》中所有之问题，不必处处要求解答，亦不必处处为之辩护，如此才能全面客观的理解其书内容。有鉴于此，顾颉刚便认为“在比较研究上，《山经》所大有造于《禹贡》者，数固不在少也”，充分肯定了《山海经》地理知识的学术价值，赋予了其书极高的研究地位。

此外，顾颉刚对《山海经》在保存史实方面的价值亦有所注意。他曾在《中国上古史讲义》中表示：“神话传说固非史实，然史实有以日久而失传，反借神话传说保存其崖略者”，像《山海经》及《楚辞》等书皆有此种功能。对于《山海经》在保存历史事实的作用方面，前人皆不以为然，至1917年王国维之《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二文出，以文献记载与出土甲骨卜辞结合，考证王亥实为殷商先王，说明《山海经》中确实保存有不少史实，才使学界对此书的看法为之一变。顾颉刚在王国维考证的基础上，以甲骨文和《山海经》、《竹书纪年》、《易经》等古籍中关于王亥、王恒等殷商先王事迹的记载，来注释《楚辞·天问》中的“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一段内容，指出此段乃记“有易杀王亥，取朴牛，王恒与上甲微报仇之事”，正与《大荒东经》之记载相互印证，从而进一步证明和肯定了《山海经》在保存史实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前人眼中荒诞不经，几无多少可用之处的小说《山海经》，在顾颉刚笔下竟成了保存古事、考辨古史、注解古书的珍贵史料，在学术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地位。这显然得益于顾颉刚对《山海经》内容与性质的充分理解和全面把握，他不仅明确认识了其书想象与真实、神话与地理混融一体的叙述结构，更用一种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它们，认为其内容无论真伪皆具有极重要的价值。正如他在讨论《山海经》是否为语怪之书时所说：“夫真者吾以属之地理史料，非真者吾以属之思想史料，尚何有废材哉”，对其书之神话学和地理学价值予以全面肯定。更重要的是，顾颉刚对《山海经》性质与价值的整体把握，彻底突破了二千余年来的真伪之争，恢复了其书神话传说和地理知识相互交织的本来面目，在《山海经》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影响了后世学者对此书内容的态度和看法。同时，正因为对《山海经》的内容有着充分地认识和理解，才使得顾颉刚的《山海经》研究独具匠心，别开生面。

三、顾颉刚《山海经》研究的影响

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现代学术的传入和清末民初学人的努力，《山海经》一书的学术地位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它正逐渐褪去“古今语怪之祖”的外衣而在历史学、神话学等研究领域中崭露头角，并不断吸引着更多学人的目光。顾颉刚正是在此背景下，结合其自身的学术研究而进入《山海经》的研究领域之中，从多个方面对此书作了较全面而系统的考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对《山海经》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治《山海经》、治史学乃至历史地理学等诸多领域的学人。在顾颉刚看来，《山海经》既不是司马迁笔下充满怪物异人的语怪之书，也不是完全真实可信的山川地理志，而是汇集了神话传说、历史地理、民俗物产等多方面知识的早期形态的地理学著作，书中真假虚实的交织正是彼时民众世界观的具体呈现，因而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顾颉刚凭藉其特有的古史研究、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综合的学术眼光看出《山海经》其书神话与地理错综交织的本来面目，承认其书各部分所载内容的合理性，又结合其具体的学术研究对《山海经》一书的价值予以全面充分的肯定和利用，在整体上把握了这本古老典籍的内容，兼顾了此书的双重性质与价值——神话学的与地理学的，从而突破了历代学者对《山海经》的片面认识与研究，提高了其书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开启了《山海经》研究的新时代。

顾颉刚的《山海经》研究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对此书的认识与研究。在他之后，虽然仍不乏质疑《山海经》之学术价值者，但大多数学人已经开始逐渐摆脱传统的史实眼光和片面研究，转而站在一个“同情地理解”的角度上重新审视《山海经》一书的内容、性质以及价值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将《山海经》纳入到专门的学术研究之中，详考诸如成书时代、各部分间的关系、神话传说、地域范围等具体问题，使得《山海经》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研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进一步推动了《山海经》相关问题的解决与《山海经》研究的持续发展。

《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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