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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古时期河西走廊与丝路文明
发布时间: 2023/9/1日    【字体:
作者: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关键词:  中古时期 河西走廊 丝路文明  
 


715日,“中古时期的河西走廊与丝路文明高峰论坛”在甘肃省张掖市举行。论坛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河西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河西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开幕式由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贾小军主持。河西学院副校长高荣致辞,他对各位专家学者齐聚河西学院、推动河西走廊与丝路文明研究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楼劲致辞,他结合自身研史经历指出,对河西走廊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华文明、亚欧史、世界史等领域的研究。

 

第一,在中古河西历史与文化研究方面,与会学者围绕政治、地理、思想等议题展开探讨。贾小军指出,河西走廊在亚欧大陆上的“十字路口”地位是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他梳理了河西走廊上的经济文化互动和周边政治实体的历史走向。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迎春通过对金城郡的考察,揭示了“河西四郡”与“河西五郡”的概念嬗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磊探讨了淝水之战后河西地区的政治脉络与局势演变,认为前秦旗号在后凉、西秦、后秦等政权的建构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由此引发正统之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宗俊通过《沮渠愍墓志》,探讨了北凉王位之争与外交情况,并梳理了北凉王室沮渠氏的源流和世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周忠强通过相关墓志材料,对正史关于西凉武昭王李暠的不同记载加以辨析,梳理出了李暠的籍贯、世系和功绩。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濮仲远认为,中古入华的北方民族酋首在墓志中自称阴山人,这是他们攀附郡望以融入华夏的方式。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冯培红通过《曹怀直墓志》,梳理了曹怀直父子的仕宦经历,并指出曹怀直的祖先为疏勒裴氏,后因敦煌粟特曹氏名望较高而被赐姓曹氏,进而融入敦煌粟特人的圈子中。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汤勤福逐一梳理了吉、凶、宾、军、嘉五礼在五凉地区的存续情况,对五凉礼制的性质进行了考辨,认为五凉礼制以中原汉式礼制为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冯晓娟考察了五凉易学的著述成就及相关人物的学术传承、人际交往和活动等,勾勒出五凉时期的易学源流、传承与发展进程。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祥伟考证了竺法乘在敦煌“立寺延学”的史事,认为其时间约在公元280年左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章义和追溯了张掖柳谷石记的历史,揭示了北魏时期柳谷民众对石记的改造以及新天师道在河西的传播情况。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刘森垚通过梳理中古时期张掖石瑞的记载,阐明其内在逻辑是朝廷对边地文化和谶纬符瑞的嫁接,而张掖玄石纹画很晚才有“牛继马后”的图案,则是时人质疑东晋合法性的表现。宁波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尚永琪讨论了狮子文化符号的内涵以及狮与龙作为王权象征的问题,并提出了“河西走廊是中古欧亚交流的文化蓄水池”这一论断。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进宝聚焦于在莫高窟发现的多种文字书写的六字真言碣,勾勒了元代河西走廊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图景。

 

第二,在中古河西走廊出土文献与丝路文明研究方面,学者们利用墓志、文书、器物等新材料,力求在中古河西社会、经济、文化等研究领域取得突破。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再聪梳理了河西地区西汉时期基层行政制度的推行及其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沿袭情况,认为乡、亭、里基层组织单位比县以上体制更具稳定性。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魏军刚整理了五凉时期的27方墓志(表),认为这些材料具有补正五凉人物信息和丰富五凉职官、政区的价值。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姚潇鸫指出,敦煌文献所见“胡粉”可用作化妆品、颜料、药材,其主要成分是碱式碳酸铅,主要来源于中原内地,部分来源于龟兹地区。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闫廷亮考释了敦煌文书P.2721《杂抄》中的“五谷”说,指出它基本上是按照谷类作物生长成熟期的果实形态特征而区分谷属的。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崔云胜对“变文”概念进行了辨析,变文是唐五代时期中国佛教俗讲的一种形式,后来走出寺院,出现了一系列反映历史和民间故事的俗变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武君考察了隋唐时期三种“散花乐”,舞曲《散花》与食曲《散花》虽似同源,但音乐体式、风格却大相径庭,敦煌《散花乐》则是典型的宗教词,属于特殊佛赞。河西学院河西文献与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吴浩军考察了镇墓瓶的使用年代及其地域分布,并根据其器形特征,将镇墓瓶分为9个类型,进而探讨镇墓瓶在丝绸之路上的流播与衍化。

 

第三,在中古河西走廊历史文化遗存研究方面,与会学者聚焦图像材料和考古遗存研史论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发现,西夏时期曾对莫高窟第285窟的空间进行改造再利用,此窟的开凿与北朝时期僧人真身或舍利骨灰供奉有密切关系,表达的是往生天国这一主题。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杨富学通过分析河西走廊西端石窟6幅《唐僧取经图》中的孙悟空形象,并结合元杂剧、绘画、雕塑、壁画等材料,指出敦煌《唐僧取经图》均为元代之物,与西夏无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章泽玮认为,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象的图像发生了由世俗到宗教的转型,这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和外来文化的传入有关。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邵正坤通过考释《王令猥造像记》,分析王氏一家的婚姻、历官和族属,并揭示当时佛道二教论争的情况。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杨伟兵调查了黑河流域古城遗址,分享了他对西大湾城的新认识和对居延诸城位置关系的新判断。甘肃省玉门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璞考察了苦峪城的位置,指出它是安置哈密、沙州、罕东等卫战争难民的居所。

 

第四,在中古历史研究方面,学者们针对学界长期存在的疑难问题和争议提出新说。楼劲聚焦于拓跋氏“西向祭天”的风俗,指出这种风俗与匈奴、鲜卑等族的部分墓葬头向朝西有关,拓跋鲜卑原本类同东北各族,较晚才在迁徙至匈奴故地途中与各族交流融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怀成分析了崔浩之死的胡汉矛盾说、树敌过多说、佛道矛盾说,认为寇谦之的天师道失信于太武帝才是崔浩之死的根本原因,进而以正平改元为线索考察了北魏道教的盛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爽从史志编纂与政务运行的关系这一角度,指出起居注兼有历史记述和档案汇编的双重性质。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童岭指出,刘裕建宋“代晋”只是“小天命”,“复汉”才是“大天命”,刘裕与赫连勃勃“约为兄弟”可视为“汉、匈模式”的再现。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唐燮军认为,《宋书·二凶传》所载“诸科一如丁卯”,即《宋武帝即位改元大赦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焕从历史书写角度认为,昭陵神道碑属于唐帝国早期形塑国史的文学制品,寄寓了统治集团的集体记忆和时代情绪,彰显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英介绍并点评了戚安道《中国及世界历史上的建康帝国》一书,认为六朝史研究应纳入全球中古史范围,利用宗教文献、考古资料、图像材料等,力争突破研究瓶颈。

 

闭幕式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卫红主持,姚潇鸫、邵正坤分别对两组分组报告进行了总结,高荣致闭幕词。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对进一步研究、保护、开发、利用河西走廊历史文化资源,促进河西地区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推动中古时期河西走廊与丝路文明研究,均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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