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金斯基以其优雅而清晰的文字，改变了我们对那个时代世界的全部理解。

——题记

历史学家格鲁金斯基（Serge Gruzinski, 1949—）2004年的专著《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Les Quatre Parties du monde. Histoire d’ une mondialisation, 2004）宛如一幅庞大的马赛克拼图——在他的构思和安排下，看似凌乱的小图片，共同成就了一幅16—17世纪的世界画卷：“在西葡帝国的空间，首先表现为全球性的流动与交流。它通过不同种族、社会与文明之间的混合展开。”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所描述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在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下结成伊比利亚联盟的60年，这是一段起伏短暂、迅速、激荡的历史，它代表着西方社会的新挑战以及与其他3个遥远的大洲的文化之间建立的联系。在他激动人心的叙事背后，我们看到了另一部慢节奏的历史，即群体与团体的社会史，以及长期过程的重要性，这些过程逐渐改变了现实和我们在世界中看待自己的方式：不仅仅是经济和地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构建理解工具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

由于伊比利亚天主教君主制与全球化现象的产生具有同时性，新世界似乎也与“世界历史”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其特点正是格鲁金斯基这部著作的主题：混血、西方化和全球化的过程。“混血”意味着不同社会和个人之间激烈接触而产生的混合，“西方化”则将欧洲知识和传统转变为潜在的普遍遗产，而“全球化”则体现着欧洲习惯和思想体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模仿性复制，诸如此类的逻辑分析在格鲁金斯基的这部书中被广泛用于四大洲的大量文字和艺术史的文献分析中。至于对这些主题的处理，作者通过图像、人物和文本展示了伊比利亚帝国项目的巨大空间，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世界地理，其中出现的地方空间，由于加入了帝国的维度，被投射到全球，同时也通过作者的旅行以及当代电影的演绎而被插入同时代的时间性之中。书中包括多样化体裁的文献，从诗歌和人文主义对话到被征服士兵的报告或有各种专用名词的医药研究，再到混血儿的日记等，可谓应有尽有。

格鲁金斯基带领读者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前几十年的伊比利亚帝国进行了一次精彩绝伦的旅行：“从安第斯山脉地区结冰的高山到菲律宾那令人窒息的密林，一些人承受着地球上的另一个地区的统治，而他们对那个地区直到那时依然是全然未知的。”他在书中巧妙地运用了艺术作品、文学文本以及同时代的官方档案（这主要记载了伊比利亚派出的人员在世界各地的遭遇），让读者跟随着这些近代早期的传教士、生意人、探险者、外交家进入之前从未对欧洲开放的新世界，从而了解随之而来的混血和文化的冲撞与融合。

一、格鲁金斯基及其著作

格鲁金斯基是以拉美史研究著称的法国历史学家。1969年，他进入法国国立文献学校（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在那里完成了他有关16世纪佛兰德斯（Vlaanderen）的论文——这一历史上的国度曾以根特（Ghent）为其首都，包括了今天荷兰、法国以及比利时的部分地区。1970年，一次去墨西哥的旅行唤起了他对这个“新西班牙”及整个拉丁美洲的兴趣。1973—1975年，他成为设在梵蒂冈档案馆中的罗马历史研究所（Écolefrançaise de Rome）以及委拉斯开兹之家（Casa de Velázquez）的成员。1983年，他进入了1939年成立的久负盛名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这是欧洲最大的基础科研机构，1989年他开始担任该研究中心的主任一职。自1993年起，他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étudesen sciences sociales）院长。格鲁金斯基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是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化，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了作为混血及混合空间的诞生地以及作为全球化的最初表现的殖民经验。1999年格鲁金斯基出版了《梅斯蒂索人的心智》（La Penséemétisse）一书，呼应了他的这一思想，他在1999年2月26日的访谈节目中对此解释说：“……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早在16世纪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环绕着世界的全球性帝国。”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格鲁金斯基与法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卡门-贝南（Carmen Bernand, 1939—）合作，出版了《偶像崇拜：宗教学考古》（De l’idolâtrie: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religieuses, 1988）和两卷本的《新世界史》（Histoire du Nouveau Monde）：第一卷《从发现到征服》（Tome 1, De la découverte à la conquête, 1991）；第二卷《混血》（Tome 2, Les métissages, 1993）。此外，格鲁金斯基也是《阿兹特克帝国的破碎命运》（Le destinbrisé de l’empireaztèque, 1988）一书的作者，这是图文并茂的“伽利玛发现丛书”（Découvertes Gallimard）中的第33种，已被翻译成包括英语在内的九种语言。

除了著述之外，格鲁金斯基还是一位优秀的策展人。2004年，他在巴黎著名的雅克·希拉克-凯布朗利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 - Jacques-Chirac）策划了题为“梅斯蒂索斯人的星球”（Planète Métisse）的展览，并组织了“梅斯蒂索斯人的经验”（L’ Expérience Métisse）专题研讨会，获得巨大成功。2015年8月，作为研究16—18世纪拉丁美洲的专家，格鲁金斯基以其在全球和跨国史新思想中有关“混血”（métissage）以及文化跨界“环流”（circulations）的观念，在中国济南举办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CHS）上获得了国际历史学大奖。

格鲁金斯基在著述方面的成就，包括其创新之特点、提出问题之独创性、提问题的方式，以及通过查阅详尽的档案来确定每一个论断的方法，都令读者对他的作品叹为观止。他的很多历史学著作，一经完成就成为时下的经典。2004年出版的《世界的四个部分》可谓格鲁金斯基著作之集大成者，这是他积累了几十年的成就。他在书中展开了一个全球性场景，带领读者穿越那个时代的世界。在他的笔下，那是遥远的过去，又是跟我们今天紧密相连的当下。

《世界的四个部分》最初由法国的马蒂尼埃出版社（Éditions de la Martinière）于2004年出版，2010年被译成西班牙语，在墨西哥出版（Historia de una mundialización,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Mexico, 2010）。我很高兴这部有关第一次“全球化”的发人深省的著作如今有了中文译本。这将有助于中国学者将中国以外的其他世界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而经由比较进入真正的跨文化世界史——全球史的研究。事实上，中国在第一次的“全球化”过程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有关这些方面格鲁金斯基在他的另一部著作——《鹰与龙》中有更为集中的探讨。

二、《世界的四个部分》之总论

在《世界的四个部分》中，格鲁金斯基利用其早期著作中已经建构起来的知识和学术方法，探索了16世纪和17世纪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各种文化相遇现象，尤其关注了1580—1640年这一时期，此时正值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处于同一王室的统治之下——哈布斯堡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Felipe II de España, 1527—1598）兼任葡萄牙王国国王，形成了西班牙—葡萄牙共主邦联：伊比利亚联盟（Unión Ibérica / União Ibérica）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海权最大、领土最广的国家。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菲利普二世开始在一个横跨四大洲的全球计划框架内进行了王朝、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设，建立了第一个全球反伊斯兰教联盟：当时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个王室的联合，加上葡萄牙（1580）及其海外属地，真正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帝国”。格鲁金斯基引用西班牙诗人、剧作家维加（Lope de Vega, 1562—1635）的话：“经由菲利普二世之王土，可以走遍世界。”——这仿佛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伊比利亚版本：遥远的那不勒斯、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荷兰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美洲，从加利福尼亚到火地岛，西非海岸，印度和日本的地区，如果以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城市来看的话，包括了印度的果阿，菲律宾群岛的首都马尼拉，巴西东北巴伊亚的萨尔瓦多，秘鲁首都利马，玻利维亚南部的波托西，欧洲的安特卫普、马德里、米兰、那不勒斯——在这一由菲利普二世、三世和四世掌控之下的巨大空间之中，每半小时都会有一场弥撒举办，一直到1640年随着葡萄牙与西班牙王权的分离，这场伟大的伊比利亚全球计划才告一段落。

“全球化”是一个当代的概念，格鲁金斯基从我们今天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出发，来考察近代早期的“全球化”：历史被用作“一个奇妙的工具箱，用来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化、混血以及全球化之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它不仅可以用来重建和重新连接后来的事件，也可以重现由于历史学的时尚所遮蔽的历史现象，正是这些事件和现象将世界的不同部分及居住在其中的人连接在了一起。

“世界的四个部分”（Las Cuatro Partes del Mundo）在17—18世纪的拉美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主题，所谓的四个部分是当时已知的四个大陆：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这是当时天主教君主制（1580—1640）的统治野心，也是混血儿编年史家——齐马尔帕赫恩（Chimalpahin, 1579—1660）对世界的定义。展现这四个大陆，即是世界的全部，因为它完全符合当时的科学认识。在天主教君主制统治下的时代，世界的这四个部分得到了空前的相互联系。格鲁金斯基试图重建不仅发生在欧洲，而且发生在亚洲、美洲和非洲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因为伊比利亚天主教君主国的行动半径是全球。政治上的统一确保了世界这几大部分的制度性联系，并通过人员、物资和思想的不断流通来加以实现。对此，格鲁金斯基有自己的逻辑，除了“导论”和“尾声”外，他书中的四个部分分别为“伊比利亚全球化”（第1—3章）、“世界的连接”（第4—6章）、“世间物”（第7—11章）以及“水晶球”（第12—16章），以期超越单纯的海外扩张概念的单向性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看法。

三、《世界的四个部分》之分论

在“导论”部分，格鲁金斯基以“9·11”事件——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子大厦遭受袭击——在欧洲和南美洲的不同反响为契机，来思考全球化的问题。在欧洲，对待这一“罕见的、无法预料的事件”，“西方只能针对其理性与祛魅性进行反对”。但在距离纽约数千公里之外的贝伦杜帕拉，两百万巴西人涌上了炎热的街道，格鲁金斯基亲自见证了这一反对“21世纪的第一次战争”的抗议活动。他写道：

我在旅行中偶然收集的这些蛛丝马迹是本书的出发点。它们使我从欧美之外的一个地方出发，思考全球化，那里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外围空间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与原始性的取之不尽的宝库。

格鲁金斯基认为，贝伦古老的圣母像礼仪是既非欧洲，亦非美洲的传统，但它将一个全球事件纳入了一个地方性礼仪，这是地方与全球的融合。由于“混血”的过程以及“关联史”观念的引入，贝伦杜帕拉民众的种种反应使格鲁金斯基置身于长久以来全球历史巨大的、谜一般的印记中，使他产生了撰写这部著作的想法：

从墨西哥、巴西以及印度与非洲的沿海地带出发，研究全球化；避免落入种族中心主义陷阱，以便使视角偏移；探究全球现象的参与者；最后，将那些被时间所分离的地区、人、观念与想象加以聚合。

正是来自“他者”的视角使历史学家产生一种距离感，从而对欧洲历史采取另外一种看法，进而补足欧洲历史拼图中缺失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16—17世纪“伊比利亚全球化”的概述。如果说这一部分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格鲁金斯基并没有像一般的历史学家那样，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发现世界的过程进行平铺直叙，而是探讨了如何去认识他们所创造的一个“世界帝国”的事实，以及这一想法对他们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正是在这一时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学会了统治未知的领土：墨西哥和日本、巴西和非洲海岸、果阿和菲律宾，这些当地“土著”有着对伊比利亚人来讲完全陌生的思想和权力形式。无论是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还是当地传统对伊比利亚统治的抵抗，事实是世界的四个部分成为一体。因为仅从有限的欧洲的科学革命或绝对主义的角度来定义现代性，而忽略了欧洲同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新联系及其对塑造现代性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单向度“现代性”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部分是有关“世界的连接”的研究，它探讨了这个“世界帝国”是如何在墨西哥和其他殖民中心出现的，墨西哥与伊比利亚帝国在亚洲（菲律宾、果阿、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非洲，以及与伊比利亚人的家乡之间的联系。这一部分涉及建立各种洲际文化间联系的具体方式，包括通婚、移民、各类报告和新闻的传播、书籍和物资的流通、民间和教会机构的建立等。不同世界的男男女女在广阔无垠的帝国空间之中迁移、混血及各种跨大洲的跨文化交流，城市空间、知识交流、语言混血、政治危机、当地人的叛乱等共同形成了这一时期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在这里，作者通过跟踪一些人的人生足迹以及通信来说明这些联系。这些人的职业将他们带到了遥远的帝国前哨。他们的对抗、同化的经验，成为早期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洲、非洲和亚洲不再仅仅是欧洲现代性的“边缘”，而是成为建构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维度的动态和活跃的场景，这个维度赋予了早期现代性以独特性。

第三部分是有关“世间物”的，格鲁金斯基详细研究了与其他三大洲发生联系的欧洲人——他们是负责伊比利亚计划在政治、宗教、科学、经济和艺术上扩张的全球化精英人士，包括政府行政人员及其代理人，还有传教士，盘点了他们征服世界的方法和所取得的成就：地理学、各种资源、动植物、医学和技术知识、文化和历史、艺术创作以及他们在新帝国每个地方的潜在贸易力量。这些来自欧洲或者接受过欧洲知识训练的学者和传教士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一方面负责在新世界基督教化的民众中传播西方知识，另一方面也接受新世界的知识。如1556年在广州被投入监狱的葡萄牙人的书简，在这些人中克鲁斯（Gaspar da Cruz, 约1520—1570）后来出版了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情况》。与此同时，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民族志学者德·萨哈贡（Bernardino de Sahagún, 约1499—1590）参与了新大陆新西班牙殖民地早期的传教活动，他用西班牙语和纳瓦特尔语双语写成的《新西班牙事物通史》，开创了收集民族志信息和验证其真伪的新方法，这部书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非西方文化记录之一”。同时，葡萄牙医生奥尔塔（Garcia de Orta, 1501—1568）于1563年在果阿出版的《印度草药与药理对话录》，以文艺复兴时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对该地区的植物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研究。方济各会的神父莫利纳（Alonso de Molina, 1513/1514—1579/1585）在墨西哥编写的一部西班牙语/纳瓦特尔语、纳瓦特尔语/西班牙语双语词典，至今仍被认为是这方面的最佳工具书。作为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在新世界开展了实地工作；他们热衷于发掘新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用于君主政治的服务。反过来，欧洲地区的人们对新世界的了解和熟悉也是必要的，因此，许多来自新世界的科学知识也被传到了欧洲。正是基于伊比利亚全球化，知识的增加使得奥尔塔认识到：“今天，得益于葡萄牙人，我们一天学到的东西比罗马人在一百年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格鲁金斯基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重构了欧洲人看待新世界的格局，并指出了这种观点的局限性。他还描述了由欧洲的皇家行政人员和教会人士组成的新的“天主教精英”如何努力将新世界与王室联系起来，并利用他们的资源来维系欧洲王室与亚洲、美洲这些对手的关系。

这部书的第四部分题为“水晶球”——在某些领域是不能发生“混血”现象的，这是一种维持欧洲智识全球化的机制。一切都可能混血，但作为帝国基础的理论话语和抽象性思维在全球化过程中是不允许有“杂质”的。这些来自欧洲的纯粹知识被严格地保护起来，不受当地思想的影响，不能有任何与当地元素的融合。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全球化”虽然允许人们使用某些当地技术，但结果必须是无可挑剔的西方式的。教堂和修道院中的绘画常常是“混合式”的，其对象主要是下层的信仰者，而对于大部分当地精英人士和知识分子来讲，原汁原味的欧洲圣像依然是他们的追求。以亚里士多德主义、演绎的伟大原则、基本范畴、自然和灵魂的观念为形式的欧洲思想全球化会以学术的形式，渗透到人们的头脑中，并塑造他们的思想。欧洲思想的强大之处恰恰在于这种思想也在欧洲之外被复制，哲学同样在墨西哥和利马“生产”和输出，这证明智识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欧洲的现象，它说明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经院哲学是一种普遍性的方式。同样，伊比利亚联盟所使用的语言：拉丁语、卡斯蒂利亚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都是智识全球化不可分割的载体，尽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吸收了不同地区的词汇，但其语言的结构仍然保持不变。在这一部分中，格鲁金斯基对这个新“全球化”世界的艺术、文化和语言如何影响其他部分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描述。他着重诠释了文化“混血”这一概念，并举例剖析了混血的过程——“混血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西葡帝国本身，它在西葡帝国无处不在。”

以亚里士多德学说和经院哲学为基础的西方思想在美洲和亚洲的传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通过建立一个标准化的世界知识来实现殖民地精英人士的西方化。这种知识乍看起来似乎是对新的现实开放的，但其实它是不允许有丝毫转变的。尽管在天主教君主制的禁令中并没有这一条，但它却被看作是其基础，是不容改变的一个战略要素，因此官方不会认可任何混血的结果。格鲁金斯基告诉我们，就知识体系本身而言，欧洲与其之外世界的相遇实际上是一次虚假的相遇，因为欧洲的知识大厦是不可渗透的。他写道：“智识全球化似乎只从外部借鉴那些它可以将其纳入自己的矩阵的东西，它采用外来元素必须符合一个前提条件，即智识全球化在该元素中可以找到自己的形象。”

格鲁金斯基在最后的两部分中追溯了这一段历史中人类精神表征的变化，语言表达方式的革命，知识跨越陆地和海洋所产生的迁移，以及帝国意识形态对哲学、语言等方面所施加的影响。所有以上的这些现象共同构成了作者定义的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梅斯蒂索混血思想，这好比炼金术理论中的雌雄同体概念，它体现了对立面的相遇和回归原点的统一，关闭了对立面：因为所有对立面都倾向于消除自身。正是墨西哥在西班牙入侵后经历的多重蜕变而不是军事征服造成的死亡和废墟激发了历史学家的兴趣；正是欧洲人在新大陆的存在及其与土著世界的相遇，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创新成就了一个全球性的新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格鲁金斯基对装饰在普埃布拉市的“德安之家”（Casa del Dean）的壁画特别感兴趣的原因——这些16世纪的壁画显示了房屋建造者对文艺复兴思想的接受，是土著艺术家对奥古斯都时代的古罗马诗人奥维德（Pūblius Ovidius Nāsō, 前43—17/18）《变形记》（Metamorfosis, 1世纪）的诠释。

本书的“尾声”部分很好地呼应了“导论”部分。以贝伦杜帕拉游行的场景为开端的叙事，通过近700页（中译本页码）的演绎，重新回到了当代的场景：伊比利亚联盟在世界的四个部分所传播的弥赛亚主义和千禧年主义，最终归结到了《黑客帝国》（The Matrix, 1999）。这就像每半小时举办一次的弥撒一样，在伊比利亚君主制统治时期的白天或黑夜的任何时候，太阳从未落下，三个大陆上的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它。《黑客帝国》虽然在情节中也整合了一些地方特色，对“混血”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这基本上只是一个计策，旨在更准确地传达电影的中心思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机器的依赖，我们根本无法超越它们。

四、近代以来的两次全球化

本书的法文正副标题为Les quatre parties du monde. Histoire d’une mondialisation，中文译文为《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格鲁金斯基的“全球化”使用了Mondialisation而不是Globalisation，使Mondialisation巧妙地与标题中的monde（世界）形成了呼应。根据加拿大社会学家罗歇尔（Guy Rocher, 1924—）的说法：“Mondialisation可以被定义为将以前仅限于地区或国家的问题扩展到世界范围。”他认为，“如果我们谈论Mondialisation，就意味着我们要唤起另一个现实，一个当代的现实：这些国际和跨国关系和交流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这是当代文明中运输和通信速度不断提高的结果。至于Globalisation——这是一个社会学家喜欢使用的术语——它所指的是一个超越国际关系、超越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其本身就是一个参照物。”换言之，Mondialisation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历史的过程，而Globalisation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全球化的结果。很多法语的词汇很难在英语中找到恰当的对应译词，而格鲁金斯基常常使用一些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乃至哲学的法语术语，以此捕捉他正在考虑的非常复杂和多方面的现象：西方化（Occidentalisation）、全球化（Mondialisation）、统一化（Uniformisation）、关联史（Histoires connectées）、混血（Métissages）、流动（Mobilisation）、连接（Chaîne）等。

在格鲁金斯基看来，“全球化”并不仅仅意味着西方的征服与扩张，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一种“流动”（Mobilité），这既是男人和女人的流动，也是机构的流动，传教士、商人和官僚在世界各地——从欧洲到亚洲或美洲——流动。而流动的结果却是要努力调整以适应新的状况，适应另一种文化，同时保持着原有的思想。这是一个新的适应政策的问题，这些最初到达新世界的先行者们就这样不自觉地将各种地方史联系了起来，使它们成了同步的历史。有意思的是，这些从伊比利亚来的“历史学家”的身份便因此有了三重属性：他们出发的地点，他们现在的定居地，以及他们觉得自己所从属的世界视野，即“普世君主制”（Monarchie universelle）。

格鲁金斯基认为，从研究16世纪伊比利亚的扩张出发，可以看到全球化是被各种原动力与其他力量所形成的一种整体力量所推动而形成的，这些力量将世界的不同部分连接、整合并组织在了一起。在15—16世纪，欧洲、非洲、美洲与亚洲逐渐相互连接，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与各个帝国各自的原动力不同，这些融合成一体的力量组并非产生于明确的、有意识的政治企图，亦非源于直接可辨的纲领性计划。伊比利亚全球化并不是天主教帝国的国王们派遣哥伦布、麦哲伦去探索世界所导致的结果，也不应将伊比利亚全球化与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扩张以及他们的经济、军事动机相混淆。”格鲁金斯基认识到，当伊比利亚人通过印度、菲律宾与亚洲世界相联系时，是中国、日本、莫卧儿帝国的区域力量将伊比利亚人融入到他们自己的运转与活动之中。“全球化将一直处于分离状态的不同的地缘政治、不同的经济空间连接起来，并使之同步。”这是具有伊比利亚特色的近代早期的“全球化”。

在格鲁金斯基看来，全球化涉及知识工具、交流代码和表达方式。而这是有别于“西方化”的，后者更多的是通过殖民化、文化适应和“混血”来进行其统治世界的事业。在征服的早期，西方化是先于全球化的——两者始终伴随着伊比利亚全球化，尽管是在不同的维度和规模上展开，但彼此密不可分。“全球化与西化是伊比利亚之鹰的双头。”圣克鲁斯-德-特拉特洛尔科学院（Santa Cruz de Tlatelolco）的建立是西方化动力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专门为印第安精英准备的。与此相反，为那些欧洲人和克里奥尔人准备的大学中的全球化知识，则完全没有任何来自美洲的原始元素。全球化使世界的不同部分同步，其做法是在一个水晶球中传播知识，不与当地的“时间性”进行接触。任何偏离全球化模式的东西都被归入异国情调的范畴。

格鲁金斯基此书的标题之所以使用“Mondialisation”来代替“Globalisation”，也是因为发生在近代早期的伊比利亚“全球化”与今天欧美式的“全球化”从本质上来讲是不同的：“全球化沿着伊比利亚人的道路从16世纪开始发展，在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伊比利亚全球化转变为欧洲人主导进而为西方人主导的全球化。”不论是16—17世纪的伊比利亚的语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以及拉丁语），还是今天的英语，都创造了一种所谓“全球化”的通用话语，这种话语自然地构成了世界的一个部分对另一个部分的统治。今天的“America”原本是用来定义美洲大陆的一个地区，而今却成了美洲大陆的代名词，更为重要的是，America早已被塑造成了文化和进化的典范。而我们今天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了。当我们耐心地读完了这部长达700多页的著作后，会对不同时代的“全球化”有更丰富、更深刻和更充分的理解和认识。

五、对欧洲中心主义叙事的解构

在中文版“致中国读者”的一开始，格鲁金斯基便写道：“今天欧洲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将世界史简化为欧洲史不仅不再可能，而且也是不适宜的，即使我们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具有批评精神与普遍主义精神的人也没能摆脱它）的持有者。”

因此，在格鲁金斯基看来，今天的历史并非仅仅是欧洲历史的发展结果，而是全球交流交融的历史。在16—17世纪伊比利亚联盟时代，世界的四个部分共同参与了这一变化的进程，因此我们今天需要用多元的视角，考察这些部分如何相互接触、碰撞与融合，从而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待世界，去理解这段历史。

格鲁金斯基认为，西方传统的历史划分方法，亦即将现实分割成经济、政治、宗教与文化不同层面的做法，并不适合16—17世纪“具有如此广度与复杂性的全球化发展过程”。因此他认为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在阐述基督教的欧洲与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之间的联系、伊比利亚半岛与巴尔干半岛之间“文明的连接”时，所提出的“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问题”是他处理此类“关联史”案例的方法指南。

为什么从欧洲可以思考世界的其他部分有正当性，难道就不可以从世界的其他部分来思考欧洲吗？墨西哥视角同法国视角、欧洲视角一样具有意义。17世纪初西班牙诗人巴尔布埃纳（Bernardo de

Balbuena, 1562—1627）在他的诗作《伟大的墨西哥》（Grandezamexicana）中写道：

……墨西哥城，你将世界平分为二。

在你那里，西班牙与中国连接起来，

意大利与日本连接起来，

总之，整个世界充满联系与规则。

在巴尔布埃纳的诗中，墨西哥城是遍及全球的商人网络中心，是东西世界的分界线。它是世界的四个部分彼此相遇的中枢：东面有信仰天主教的欧洲大片土地，有西班牙与意大利；西面有中国和日本，那里带来了商业与宗教上的惊人前景。诗人在这首诗中用到“连接”（Articulation）、“汇合”（Jonction）、“联系”（Rapports）与“规则”（Règles）这些词语。东方与西方的财富在这个城市汇合，保证了它的奢华与繁荣。

如果仅从伊比利亚的立场来看，整个近代早期的历史就是天主教欧洲对世界的征服与殖民的历史。作为专注于欧洲与拉美地区交流史的历史学家，格鲁金斯基却找到了一个“他者”的立场：

我在旅行中偶然收集的这些蛛丝马迹是本书的出发点。它们使我从欧美之外的一个地方出发，思考全球化，那里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外围空间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与原始性的取之不尽的宝库。

这其实是一个迂回的逻辑（logique de détour），通过一种异质空间（l’ hétérotopie）回过头来看西方。在“东风、西风”中，作者提出了印第安人是否可以成为现代人的问题。他举出了曾经用阿兹特克人的语言记述了1610年9月8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遇刺事件的历史学家齐马尔帕赫恩的例子：齐马尔帕赫恩是皈依了基督教的印第安人，在其观察棱镜中混合了各种视角：美洲印第安人、西欧、日本甚至非洲的传统。作为自己所处时代的编年史家，他还记录了长崎的殉教事件（1597）以及日本圣徒遗骨抵达墨西哥时的情景。有时他也不完全认同来自自己文化传统的解释，对欧洲的解释也予以重新思考。在齐马尔帕赫恩的眼中，世界并没有中心—边缘的划分，他既无视墨西哥边界又无视西印度群岛边界的世界——这是一个向自身四个部分相互开放的体系。格鲁金斯基认为，齐马尔帕赫恩的日记可以看作一种现代性的象征，因为它与先辈对其文化的无知以及欧洲人对这些文化的错误解释保持着双重距离。例如，有关1611年6月10日发生的日食，两者的记载都是错误的。数以十万计的男人和女人从一个大陆流动到另一个大陆，就像书籍、艺术品和奢侈品的流通一样，混血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发生了。在异域的见闻，物资和精神的交流，乃至在澳门制作的描绘长崎殉教事件的画作被送至墨西哥：所有这些都被记录在了齐马尔帕赫恩的日记之中。齐马尔帕赫恩所研究的跨边界旅行中的行动者传记故事，今天看来就是全球微观史的一部分。因此，这位阿兹特克人的历史学家的视角和历史叙事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齐马尔帕赫恩所记载的亨利四世遇刺事件与标准版本相去甚远，但这并不是格鲁金斯基关心的重点：“我更愿意将其作为出发点，追问法国国王之死的消息在墨西哥的反响所体现的洲际特征，追问新西班牙与世界的其他地区之间保持的联系。”这是这位墨西哥历史学家对于格鲁金斯基乃至所有当代历史学家的方法论意义。当然，作为混血儿的齐马尔帕赫恩的历史记述也是多元化的：

他（指齐马尔帕赫恩——引者注）的精神与他的笔混合了至少来自两个地区（美洲印第安社会与西欧）的传统、思想与词语；当他探究墨西哥黑人对各种信息的反应时，甚至还涉及第三个地区；当他在文本中使用日本词语与谈及日本服饰时，还涉及第四个地区。他指称西班牙国王的方式反映了这些混合。他在《日记》中将菲利普二世称为“世界之王”。齐马尔帕赫恩习惯运用他的混合思想，结合并循环使用他的纳瓦特尔语词语，这些词语来自过去以及前西班牙的宇宙论，用来阐述一种新颖的权力形式——西班牙国王从统治“世界王国”（即西葡帝国）开始所拥有的权力。

当时尽管已经有了“发展”“进步”的观念，齐马尔帕赫恩却以空间的关联性，注重历史事件的同步性，将关注点放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上。因此这样的叙事本身就是对“西方例外论”的一种反动：“全球化”缘起于欧洲，之后才逐渐传播到全球其他地区。而在齐马尔帕赫恩的叙事中，“全球化”却是在不同地域的人和文化，以一种循环或网络的互动方式实现的。16世纪以来的伊比利亚全球化将世界四个部分的所有国家和社会的命运都卷入了全球的网络体系之中。就自己的研究方法而言，格鲁金斯基指出：

我所主张的偏离中心的文化史研究路径专注于世界的不同部分之间的互相影响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叉碰撞，采用这种研究路径可以有大量的发现。该文化史研究扎根于艺术与文化领域，将文化史的研究框架扩展至“共享的历史”之外的更加广阔的空间，阐释世界的不同部分是怎样互相连接起来的。

在格鲁金斯基看来，世界历史的推动力并非仅来自欧洲，也不是按照时间将欧洲的成就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在奥尔塔看来，“葡萄牙人的航海”才是真理的来源。至少从16世纪开始，伊比利亚的欧洲与美洲、非洲和亚洲之间就存在着互动，这在近代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机构性的角色。欧洲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讲不是某种内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交流与互动的结果。格鲁金斯基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丰富的伊比利亚全球史，一部凸显了天主教西方，却用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社会生动场景消解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

六、世界的连接与跨文化历史的书写

“连接”或“关联”并不是全球史流行以后的专用名词。格鲁金斯基认为，伊比利亚全球化的核心问题是：世界不同部分的人们之间是如何互相连接在一起的？他举例说：1614年，古韦亚（Antonio de Gouveia, 约1505—1566）这位十分了解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的葡萄牙主教——他也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使用了“桥”（Pont）的形象。

而意大利的多明我会修士坎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也在思考如何使西班牙帝国的各个王国团结起来，他认为应发展三种联系：心灵的联系、身体的联系与财富的联系，因为“这些联系越多，就会使统治得到更好的统一与强化”。从1495—1521年在位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de Portugal, 1469—1521），到西班牙帝国的国王，伊比利亚全球化在世界的四个部分展现出来，并改变了数万人的存在。

世界的连接当然需要连接者，这些人被格鲁金斯基称作“摆渡人”（Passeurs）。他认为，一些出类拔萃、举世无双的人物充当了世界不同部分之间的摆渡人。他以在印度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奥尔塔为例：“这位葡萄牙医生是欧洲大学传统培养出来的卓越代表。在赴葡属印度之前，他在里斯本大学讲授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

格鲁金斯基引用法国当代历史学家肖努（Pierre Chaunu, 1923—2009）的一句话：“一种全球考量……可以估计，在1600年，有近20万欧洲人居住在欧洲以外，面对着数量上50至100倍于他们的土著人。”从这一时期开始，人们力图描述当时开始与欧洲建立联系地区的社会和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书写。有关当时西葡帝国世界历史的撰写者，格鲁金斯基写道：

无论他们来到的是墨西哥城、库斯科、佛得角还是果阿，无论他们来自西班牙还是意大利，在书写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时，蒙蒂勒的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罗马的迭戈·瓦拉德斯等人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将这些原始民族纳入欧洲知识，使对这些民族的认知成为伊比利亚人对世界的认知的一部分，同时，将世界的不同部分的历史记忆连通起来，使新事物与未知者变得容易接近，使奇特的东西变得熟悉而可征服。新西班牙的西班牙僧侣开始书写古代墨西哥历史时，维加则与果阿的天才、编年史作者兼档案员、印加人库托（Diogo do Couto）一起撰写莫卧儿帝国

历史……

尽管这一时期的知识体系和方法以欧洲为主，但这些作者不断以一种跨文化的方式，将欧洲以外的知识“补充”到西方的知识体系之中去。反过来，当地人也努力吸收欧洲的知识。正如格鲁金斯基所引用的葡萄牙哲学家西尔瓦·迪亚斯（J.S. da Silva Dias, 1916—1994）的话：“他们将欧洲带走了，将它嵌入到他们的思想中。”

这种跨文化书写并非完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社会关系中基于某种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察而对“他者”个体特征予以否定、疏远，这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污名化（Social stigma）的行为。污名化常常来自对一个族群的刻板印象，并迅速贴上相关的标签。以往欧洲历史书中的例子往往基于欧洲中心主义，谴责西方对其他“土著”的污名化，在本书中，格鲁金斯基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其他“土著人”的书写中，欧洲人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

奥尔塔提及，在伊斯兰教地区，穆斯林将基督教称为“Franguistam”，称基督教徒为“Frange”。这个词的解释是“鼠疫患者”“麻风病人”，它来自法兰克语，指欧洲的十字军战士。而在克鲁斯的著作中，中国人起初称葡萄牙人为“Fancui”（番鬼），意为“魔鬼之人”，即便在宫廷里，中国人也不称呼他们为“葡萄牙人”，而是继续称之为“Fangim”（番人），意为“他处之人”。克鲁斯记载说，他在来中国之前曾在柬埔寨停留，那里的人们认为这位多明我会修士是位巫师。在日本，西班牙传教士被指责吃了麻风病人的身体，“因为他们吃母牛”。传教士称，“日本人认为我们吃人”，是吃他人的食人族。

在所谓的刻板印象中，这些来自远方的他者民族被当地人认作是同一类型的人。由于对这些“侵犯”到自己领地的异族人有一种天然的警惕，当地人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负面观感。

正是在一种跨文化的互动之中，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之中，长期生活在印度的葡萄牙植物学家奥尔塔感叹自己的同胞缺少好奇心：“葡萄牙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四处航行，无论他们去哪里，唯一使他们感兴趣的就是如何获得利益。”这样的反思是仅仅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人很难体会得到的。

七、早期世界四个部分的语言接触

生活在西葡帝国内部的不同社会群体互相混血，在整个16世纪，美洲印第安人—欧洲白人混血儿群体缓慢壮大，这些人之后又去往非洲、印度、菲律宾与日本，形成新的混血。不仅仅是人群的混血，语言的混合也是这些相遇带来的产物。文化差异的最主要表征在于语言，伊比利亚联盟与世界其他三个部分的最初关系也是语言接触，这其实归功于西葡帝国语言本来所具有的丰富性：无论是天主教会与法律的拉丁语、诗人的意大利语、还是行政官员的卡斯蒂利亚语与葡萄牙语，所有这些语言都是智识全球化不可或缺的载体。格鲁金斯基本人对语言的变化特别敏感，他在研究中不断举出语言接触的例子。

格鲁金斯基发现，西班牙语很早就吸收土著词语来丰富自身。首先，西班牙人早在西印度群岛就使用加勒比语的一些词语；墨西哥印第安人的纳瓦特尔语由于西班牙语进入拉丁美洲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纳瓦特尔语进行书写的历史学家齐马尔帕赫恩，尽管其语言遵守着墨西哥的传统和习惯，但也在其叙事中引入日文词语 katana（日本刀）、中文词语Sangreyes（马尼拉的中国商人）。同时，在墨西哥城出现萨比尔语（Sabirs），这是一种由阿拉伯语、法语、西班牙语及意大利语等混合成的一种语言，如同从大西洋彼岸来此的奴隶所讲的非洲化的葡萄牙语一样。在亚洲，葡萄牙语吸收了马来语、中文、日语、印度语的大量词语，这些词语通常也被西班牙语与意大利语所使用。16世纪末葡萄牙人登陆日本群岛成了当时日本画家最喜爱的主题之一，以“大黑船”为中心的“南蛮屏风”不仅在日本，在伊比利亚也大受欢迎：卡斯蒂利亚人与葡萄牙人遂采用日本词语Byobu（在西班牙语中演变为Biombo）来指代“屏风”。

16世纪下半叶，印第安劳动力因传染病的肆虐而日渐稀少，西班牙语在当地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大量的西班牙语词汇进入当地的语言之中。格鲁金斯基举出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西班牙语的词语逐渐成为了当地人的日常用语。当地人对新的器物与工具已经熟悉，以至于不需要再像以往那样用加入修饰语“Caxtillan”（卡斯蒂利亚的）来标记它们源于卡斯蒂利亚。而“Amate”显然指代欧洲的纸张，而不局限于过去药典中指代的龙舌兰纤维。大量的西班牙语词语进入土著工匠的语言与当地人的日常语言中：如Hache（斧头）、Cuchillo（刀）、Escoplo（凿子）、Camisa（衬衫）、Zaragüelles（裤子）、Silla（鞍子）、Chirimía（芦笛）。西班牙语中关于服装的词语也逐渐在墨西哥城传播开来，而印第安人也已开始制作伊比利亚式服装，并开始穿欧式服装，或将传统服饰如男士斗篷（Tilmatli）、女式宽松短袖衫（Huipil）与伊比利亚服饰相结合。同时，印第安人也熟悉了基督教历法的相关词语（年、月……）、伊比利亚半岛的计量单位（干量单位法内加［Fanègue］、湿量单位阿尔穆德［Almude］、干量单位里弗尔［Livre］）、钱币的名称（古银币托明［Tomín］、古币梅迪欧［Medio］）。

印第安精英阶层对从伊比利亚接收到的信息做何反应？格鲁金斯基用印第安编年史中的记载予以了说明：他们会用yancuic / Nueva España指代“新西班牙”，用yancuic Cemanahuac指代“新世界”，用yancuic Tlapan指代“新大陆”。 yancuic在那瓦尔特语（Nahuatl）中表示“新的或最近的东西”。16世纪中叶，印第安酋长在写给菲利普二世的拉丁文信件中就开始采用新的权力地理范畴。当地的贵族承认他们属于新世界，“属于印第安世界”（in hoc Indiarumorbe），“属于新西班牙地区”（in partibus Novae Hispaniae）。也就是说，语言的接触与交融也帮助当地人确立了自己的身份。

在格鲁金斯基看来，当这些在世界不同部分不断迁移的人群将生活方式与主观性相连接的时候，与各种语言接触中出现的新词便有了新的含义。这些词语显示了欧洲人与其他国族群相混合而产生的不同群体：巴西的印第安人—欧洲白人混血儿（Mame / ucos），在新墨西哥采用西班牙人生活方式的美洲土著混血儿（Genízaros）等。在欧洲以外居住的欧洲人也形成了新的群体：一些人变得非洲化，另一些人变得美洲化，如伊比利亚半岛的卡斯蒂利亚人不无优越感地称自己为印第安诺人（Indianos）。还有一些人变得东方化，如在印度的伊比利亚人被称为卡斯蒂索人（Castiços），在印度的葡萄牙人被称为印迪亚蒂戈人（Indiáticos）。巴西的欧洲居民变成了布拉西尔人（Brasílicos），安哥拉的欧洲居民则成了安哥利斯塔人（Angolistas）。

除了语言之外，亚洲和拉美的一些文字对于使用字母文字的欧洲人来讲，也是非常特殊的，这包括：中国的表意文字、墨西哥的象形文字、秘鲁的结绳文字（用打结的绳子记录历史与神话）、在巴西的帕拉伊巴港务管理处发现的奇异符号等。格鲁金斯基在书中除了通过克鲁斯的《中国情况》一书对汉字做了一般性的介绍之外，还附上了非常珍贵的《中国文字与拉丁文对照》（Ecritures chinoises et latines），这份出自耶稣会报告集的有关行书汉字（日本汉字）的解说于1574年在科隆（Cologne）印制，属于早期在西方传播的有关汉字的文献。

八、埃武拉的玛丽亚的故事——伊比利亚全球化的“魔女”

由于伊比利亚联盟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使用拉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西方文字记录下来的，因此格鲁金斯基所讲述的很多故事在中文世界中都是闻所未闻的。特别是其中大量从伊比利亚流放到新世界的“坏人”，他们的故事更是很少被记录下来。

格鲁金斯基认为，葡萄牙被流放的罪犯从里斯本被驱逐到巴西、非洲或亚洲，这些人的境遇也并不比非洲奴隶好多少，他们中很多人甚至在航船上就死于坏血病。而有一位名叫玛丽亚·巴尔博萨（Maria Barbosa）的黑白混血儿却得益于宗教裁判所神圣办公室的法庭（Saint-Office de l’ Inquisition）带给她的利处，而名留青史。

玛丽亚的生活显示了伊比利亚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这位与圣母同名的女子出生在美丽的白色城市埃武拉（Evora），这是一座以葡萄牙人文学者而著称的城市，城里有一所向葡萄牙及整个帝国鼓吹反宗教改革的耶稣会大学。曾受多明我传教会派遣前往亚洲，并写下了欧洲最早关于中国记事的克鲁斯，也是埃武拉人。根据对玛丽亚审判的档案：她在葡萄牙因被控施行巫术，而被放逐到葡属西非的安哥拉。在非洲，她继续“施魔法”、拉皮条，于是被处以鞭笞。后来她穿越大西洋来到巴西北部的伯南布哥（Pernambouc）——这一葡萄牙人与印第安人共同建设的糖业生产基地，并在那里依旧冒着被责罚的危险从事着以往的营生。这位走过了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混血女子，无论在哪里都遭到驱逐。1610年，她住在巴伊亚（Bahia）——葡萄牙人于1500年就发现的巴西土地，她又一次因被指控犯有同样的一连串罪行而被抓。在那里，她向葡萄牙男性与该城的美洲印第安人—欧洲白人混血儿卖淫，据说这些巴西男子出价相当不错。玛丽亚被指控是“在这个有许多坏女人地区中，显然是最有害、最可耻的女人”，于是她又一次被驱逐，流放到巴西南部更遥远的地方。得益于当地统治者梅内塞斯（Diogo de Meneses, 约1520—1580）的仁慈，她得以留在巴伊亚，但被投入了当地的监狱。而在那里，她勾搭上一个非洲拜物教巫师，他可以为她提供做法事用的草药。由于她的过分行为，当局将她遣送到里斯本的宗教裁判所神圣办公室的法庭接受审判。

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在玛丽亚的跨海旅行中，一场新的悲剧事件使其颠沛流离的生活雪上加霜。她乘坐的船只被海盗所截获，这位已经遭受过无数不幸的女人被抛弃在直布罗陀的海滩上，她设法摆脱了困境，经过千难万苦，终于独自到达了里斯本。由于此时的玛丽亚完全没有任何生计来源，她只能向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求助，她需要一件大衣蔽体，因为自己是一个体面的女人。在宗教裁判所的判决中她的身份是她最喜欢的恶名之一——“海妖”（Diablemarin）。宗教裁判所裁决她不可以再进入巴西了，认为对她来讲，穿越大西洋的旅行就像是在葡萄牙乡村的一次远足一般。巫术像基督教一样迅速地在全球传播开来，身心在各大洲之间流浪的女巫们懂得运用在海上迁移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在讲完这一“海妖”跨越三大洲的传奇故事后，格鲁金斯基总结道：

玛丽亚所经历的大部分流动迁移都是非自愿的。这个有色人种女性被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洲际网络所控制。从埃武拉经安哥拉与巴西到达里斯本，玛丽亚与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玩了猫与老鼠的游戏，体现出伊比利亚全球化的正面与反面。充满悖论的是，玛丽亚正是通过身体与魔幻草药的结合，通过她作为巫婆与老鸨的行为将欧洲、非洲与美洲联系起来，并全然违反了天主教会意欲实行的法则。反面的是，也是得益于玛丽亚及她这类的人，宗教裁判所调整了各种方法与策略，使之有助于它更加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通过格鲁金斯基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不同地域的史料背后，重构了一个与命运和权力机构不断抗争的女子的命运，尽管她最终没能逃脱宗教裁判所神圣办公室法庭的魔掌。正是通过格鲁金斯基的钩沉，才能使我们透过一幅幅鲜明的图像，进入曾经靠着抽象概念徘徊其间的不同世界的历史。

九、伊比利亚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中国对于伊比利亚联盟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尽管它从未属于过西葡帝国。格鲁金斯基指出：

今天，种种迹象显示全球化的火炬正在来到东方，中国将在全球化中承担起主导作用。对于西方人来说，很难接受西方人所自我建构的这个世界即将结束，也很难放弃西方人在距今500年间所建立的霸权。我作为16世纪历史的研究专家对这一结果并不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伊比利亚人就发现了中华帝国，并为中华帝国的技术成就、城市建设与中华帝国的富庶而感到惊讶与垂涎。在16世纪，明朝时期的中国对于当时伊比利亚商人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对于天主教传教士来说，则是最大的潜在信众群之所在地。

从明中叶的1557年葡萄牙人落脚澳门开始，伊比利亚联盟就开始以澳门为枢纽，与中国进行各种往来。齐马尔帕赫恩在他的书中写道：“中国的消息刚到”，信息在当时已经变得异常重要了。“从16世纪上半叶开始，表面上看起来不太重要的一些事件却显示出在美洲与亚洲之间的流动已逐渐开始，这种情况是空前的！”此时在果阿、日本与澳门的耶稣会学院使一些亚洲人接受了西方哲学教育。

在“世界的一头到另一头”中，格鲁金斯基以比较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克鲁斯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国情况》。克鲁斯在书中论述了包括社会生活、物质生活、政治、宗教在内的中华帝国的不同侧面，他的资料来源包括从商人与旅行者那里采集的信息，蹲过中国监狱的葡萄牙同胞提供的手抄本叙述，对当地物产的观察等。他甚至请人翻译了那些与葡萄牙人相关的中文文献。后来蜚声世界的奥斯定会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1540—1618）的著作《中华大帝国史》中的很多章节都是根据克鲁斯的这部书改写而来的。克鲁斯的这部著作之所以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在格鲁金斯基看来有三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因为数个世纪以来中国就一直吸引着欧洲人的好奇心；二是由于这部书所传播的新事物全然没有威胁到葡萄牙人在亚洲的霸权；三是这一著述使读者认为中国有望加入罗马基督教，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完全愿意皈依罗马基督教，他们对他们的诸神及神职人员都看得很低”。

除了克鲁斯之外，格鲁金斯基还钩沉出了第一批跟随西班牙船队到达菲律宾，同时也是首位在明政府允准下由福建官方招待踏上中国土地的奥斯定会传教士拉达（Martín de Rada, 1533—1578），以及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Ignatius Loyola, 1491—1556）的侄孙马丁·罗耀拉（Martín Ignacio de Loyola, 约1550—1606）的事迹，后者作为方济各会的修士曾到过广州，并学会了汉语。马丁后来又去了南美，所到之处他不断以中国文明作为尺度来衡量他所遇到的其他文明：在新墨西哥之旅中，马丁在“一个村子里看到笼中的一只喜鹊，像在卡斯蒂利亚一样，还看到女用小阳伞，和中国的一样，伞上画有太阳、月亮与很多星星”。在将西班牙的城市与中国的城市比较时，他有时更偏向中国城市：苏州的面积是塞维利亚的三倍，莫卧儿帝国是仅小于中国的大帝国。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六甲、广州的商业活动同样感兴趣。他计算出“每年从广州向葡属印度群岛输出3000公担（1公担相当于100公斤）生丝，向日本出口一些生丝、向菲律宾出口逾15艘船生丝”。这些细节对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都是异常重要的史料。

中国广袤的地域，也改变了诸如在欧洲出版的第二部有关中国的图书作者埃斯卡兰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 约1537—约1605）的世界观：伊比利亚人在世界各地来来往往，他们“在海上，在岛上，在各个王国……，他们发现不同的人、不同的法律规则、不同的迷信、不同的统治方式、不同的风俗习惯，所有这些都令人叹为观止”。也就是说，正是出于对于中国的好奇，增加了他们对世界多样性的认识。

西葡帝国扩张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粉碎天主教的对手伊斯兰教，这是扩张的精神原动力。葡萄牙人在非洲的挺进，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击败非洲大陆西北部的穆斯林王国。哥伦布的首次航行紧随西班牙驱逐伊斯兰教徒的“光复战争”，正是格林纳达的陷落开启了朝向美洲的探险旅行，引发了向西的伊比利亚流动。其二是为了获取香料。由于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从中国商人手里得到了肉桂，他们并不知道肉桂出自摩鹿加群岛。因此，波斯哲学家伊本·西那（Avicenne, 980—1037）与拉杰兹（Rhazès, 865—925）赋予肉桂的名称为“Darcine”与“Cinamomo”，前者意为“中国面包”，后者意为“中国的香味面包”。死于果阿的葡萄牙历史学家库托（Diogo do Couto, 1542—1616）曾经长期旅居印度，他曾特别强调了古代中国人在航海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在整个东方，是他们最早发明了船舶与航海术”。由于中国人发现了香料岛屿，他们最早展开了亚洲与罗马之间的大宗贸易，“他们用帆船将丁香运至波斯湾与阿拉伯海湾，船上还载着中国的装饰品与宝物，经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之手，最终到达希腊人与罗马人那里，激起他们的贪欲，以至罗马的皇帝们力图征服东方。”

中国人除了在航海科技方面的贡献外，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商人的转口贸易，也正因为他们用帆船将香料运到了波斯湾和阿拉伯湾，才使得西方人误认为很多的香料源自中国。奥尔塔医生在他的书中也描述了各种植物通过陆地与海上网络的世界传播，它们将亚洲、西欧与非洲连接在一起。在他的描述中，特别提及了中国在东西洋贸易中的关键角色：400艘帆船乘风破浪到达霍尔木兹港的震撼场面。

但整体来讲，即便是在16世纪，伊比利亚人也会用近代早期，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水平来看待中国科技的发展。曾在秘鲁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 1539/1540—1600）写道：“他们对自然科学的了解极少，或没有任何方法可言，只有一些孤立的观点。……中国人的所有科学可以全部归结为阅读和书写。”仰仗于16世纪以来“世界之物”的交流，中国的很多东西也为欧洲人所亲见。1581年3月，活跃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哲学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曾去过“梵蒂冈书店”（librerie du Vatican），指出有一本“中国图书”，书里的“字形原始，纸张比欧洲的纸张柔软、透明，因为它无法承受墨汁的着色，只在纸的一侧书写，纸张都是双层的，从外面折叠起来。他们认为这是某种树的薄膜”。

根据格鲁金斯基的研究，当时安特卫普的制图学家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所制作的地图集《寰宇全图》（Theatrum Orbis Terrarum, 1570）是由耶稣会带到了日本，后来又交给了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由这位后来死在中国的传教士献给了万历皇帝。根据当代研究者的共识，奥特利乌斯的《寰宇全图》也是后来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底本之一，而后者改变了中国乃至东亚对世界的认识。

有关耶稣会早期在东亚的传教，我们似乎只知道这一天主教修会在中国的传教史：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曾在日本传教，他希望能来中国，但最终于1552年死在上川岛。利玛窦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于1583年从澳门进入中国大陆，利玛窦通过南昌、南京于1600—1601年到达北京，任在北京的耶稣会会长。而格鲁金斯基则从全球史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耶稣会早期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体观：

沙勿略于1542年到达果阿，3年后到达马六甲，1549年到达日本。同期，有另一些耶稣会士到达巴西。20年后，耶稣会来到秘鲁，3年后来到新西班牙，进驻各个城市，并占据了位于北方边界的最后的传教场所。

这样，我们再论及耶稣会在中国乃至东亚的活动这一段历史时，就不会再以一种政治或文化单位作为出发点，而更多地将这一议题放在一个更宏大、潜在的全球史的脉络之中。

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接近中国思想的实验，是欧洲人在知识转移和交流方面最具深远意义的尝试，尽管最终以失败告终。格鲁金斯基认为，除了其他方面的问题外，来自罗马的敌意和中国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矛盾是无法消除的。而南美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墨西哥修道院的壁画表明，印第安画家设法建立起一种大胆且具有高质量的知识联系。他们展示了在全球化领域之外，在西方化和福音化的范围内实现了一种混血思想。由于精英们认为，在西方水晶球之外并不存在全球化，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作品没有被认为是西方遗产的组成部分，没有被纳入艺术史之中的缘故。

格鲁金斯基也提到了中国与伊比利亚关系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些事件，而这在中文的史料中很少为学者所征引。他提到，文艺复兴时期伊比利亚著名的肖像画家科埃洛（Sánchez Coello, 1532—1588）为献给明朝皇帝而创作的肖像画（包括一幅菲利普二世肖像画、一幅查理五世骑马肖像画）因出使中华帝国的任务被取消而于1581年被搁浅在墨西哥城。科埃洛曾经是菲利普二世的宫廷画师。

近代早期尚没有形成世界上只有唯一一种文明标准——欧洲文明的信念，文明标准和文明布道是在19世纪出现的。在当时的天主教看来，异教并非总是处于野蛮状态，尤其在亚洲，或在前西班牙时代的古老的美洲，其实异教与文明的各种精致考究的形式相互兼容，其中包含着基督教徒错误地忽视的那些道德原则。凡是与中国打过交道的人，在其著述中往往会欣然提及“中国的伟大”，这个国家在“数千年”中一直处于“强国之巅”。中国人令人着迷，使人好奇：“他们的政治制度、国家统治及日常生活都是文明的、开化的，正如他们在异教的崇拜诸神与偶像崇拜中是兽性的一样。”因此，在伊比利亚全球化时代，不论是天主教传教士，还是国王的代表们，在对待其他文明形态方面，与19世纪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

十、结语

20世纪80年代格鲁金斯基的研究主要限定在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墨西哥，但自《梅斯蒂索人的心智》（1999）以来，格鲁金斯基将研究对象扩大到解释全球化与构成人类社会的各阶层混血之间的关系。而到了《世界的四个部分》（2004），他更是把视角扩展到了第一次全球化的整体轮廓上。从方法论上来讲，格鲁金斯基运用了“互动”的观念处理了早期现代性之后产生的全球的关联性问题，包括诸多的主题：分流、合流、跨文化贸易、传教、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冲撞、殖民、移民与离散社群、疾病、艺术交流等。除此之外，他还补充了桑杰·苏布拉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 1961—）提出的“关联史”（Connected History）的概念，以天主教君主制作为其分析的单元，从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档案中汲取具有与欧洲文明有关联性的资料。“关联史”意味着能够解开或重新建立世界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的多元性之间的联系，以互动的观念来修复以往历史学家所断开的关联性：

乍看来任务是简单的，事实上，它涉及重新挖掘世界的不同部分之间、不同的社会之间所发生的各种联系，有些类似于电工的工作，修复时代与历史学家所分离开的那些东西。

这样格鲁金斯基便走出了中心vs边缘对立的二元逻辑，从墨西哥、马尼拉或佛得角看世界，从而形成一个由多个中心和接触的边界或中间地带组成的全球互动的景象。

除了“流动”外，格鲁金斯基在书中还运用了“环流”的概念。发生在16—17世纪的这些转变并不限于在美洲、亚洲等地建立起伊比利亚人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包括一个“环流”的运动。全球化的高潮是这些发生在新空间的转变重新返回到了欧洲。其他大洲的商品、奢侈品和科学知识通过融入欧洲社会而获得了新的价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的四个部分》是16—17世纪人类文明的知识大纲，与之前的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跨文化性。

在第一次伊比利亚全球化时代，由于欧洲和世界其他三个部分的交流才刚刚开始，因此相互之间的理解依然有限。长期致力于中国人的自然哲学研究的门多萨就曾坦言，尽管他认为中国人在这一方面值得赞赏，但他的目光仍然是疏远的、外在的，在技术上完全无法进入他们的思想内部。

《世界的四个部分》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研究著作，其覆盖范围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布罗代尔的著作，这不仅仅是在空间上，也表现在观念方面。格鲁金斯基通过不断的反思，寻求更广阔的学术视野，避免今天的学科划分所带来的羁绊。他鼓励人们放弃民族国家历史的狭窄边界，因为民族国家史就像一件紧身衣，将人们的视野限制在单一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声调之中，而忽略其他地方的声音。他在这部著作中，通过将新开拓的空间西方化，并将其整合到天主教王国的原有的宇宙观之中，伊比利亚的统治同时代表着这一宇宙观对新征服土地的物质和文化特性的适应——“混血”，从而超越“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我们”与“他者”的二元对立。

以对边缘种群的研究而闻名的墨西哥人类学家贝尔特兰（Gonzalo Aguirre Beltrán, 1908—1996）对文化适应过程（El proceso de aculturación）的分析为格鲁金斯基的研究开辟了重要的理解途径；匈牙利裔法国民族学家和心理分析家德维尔（Georges Devereux, 1908—1985）的民族无意识和自相矛盾的无意识概念，无疑使格鲁金斯基考虑“行为科学”（人文科学、动物学等）中主体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德国哲学家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 1947—）用来描绘文明进程的“无限的流动”（movilización infinita）概念，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格鲁金斯基庞大历史叙事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开创了一种以艺术史审美为根基的史学形式。作为历史学家，格鲁金斯基一直处于一种警觉状态，以免错过任何能够引起他回应的线索。人类历史上一些不易觉察、流动的心理状态，如果不通过对艺术作品和诗歌的分析，是很难觉察到的。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格鲁金斯基本人与历史保持的一种非传统的关系，这也可以视作他作品最大的原创性。这不是一部以某一单一观点和方法对过去的历史和社会进行统一叙事的著作，也不是一本注重案例研究的普通的全球史著作。格鲁金斯基通过研究人员和机构的转移，以及与之相伴的渗透到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实践、技术和信仰的转移，从而认识到了一种关联的历史。他像一位穿越时空者，利用自己高超的历史学手艺，自由进入于16—18世纪全球史材料的迷宫，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追寻隐藏在这些历史叙述背后的蛛丝马迹。在格鲁金斯基的叙述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时常会将自己直接放置到历史的场景之中。他将历史故事写得跌宕起伏，呈现出一个复杂、立体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图景。格鲁金斯基特别会讲故事，他常常将当代的事件与以往发生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他的切入点往往是青年人不久前刚刚看过的电影，而由此论及的又是深入的史学问题。因此，他的著作可以说是雅俗共赏，兼顾了学术研究与通俗性阅读，并且也不乏幽默。通过他生动的笔触，常常会揭示出新的观点与问题意识，为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值得深入思考的启发。格鲁金斯基的历史学论著，其结构常常是松散和开放的，他以散文的方式将历史与现实、欧洲与非欧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笔下，历史不再是明确无疑、单向度发展的，也不是始终如一的。如果用两个汉语的词语来形容格鲁金斯基的这部著作，我想“新颖独创”“引人入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对于研究者来讲，可以从这部厚重的历史著作中获得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各种启发，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讲则可以听到那一时代发生在世界四大洲惊心动魄的离奇故事。

本书的一开头，格鲁金斯基便用对贝伦杜帕拉的圣母仪式的场景描述来作为书写这部全球史研究著作的契机，从而使事件与全球同时性之间产生了“关联”。除了他在世界各地所亲身经历的这些宗教仪式外，像《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1982）、《黑客帝国》、《春光乍泄》（Happy Together, 1997）等影片中的场景也都成了他思考当代全球化问题的出发点。

这是一部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的读物，配有当代和近代的地图、艺术作品的照片以及很多图书封面和扉页的书影，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本人所具有的极高的跨文化艺术史的修养。对格鲁金斯基来讲，图像是赋予历史合法性的最根本的史料，它们是创造历史的潜力、来源和象征。格鲁金斯基对伊比利亚帝国与各大洲接触地区的大量图像进行了动态分析。在他看来，图像是表达所有意义的卓越媒介，甚至包含了经济意义，因为艺术贸易是最富有成效的交流方式之一。除了作为档案来源的图像是他研究工作的突出特点之外，其实《世界的四个部分》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其实我们很难将格鲁金斯基归在年鉴学派或后现代的任何派别之中，因为从他的几部作品来看，他似乎更忠实于他的直觉而不是理论预设。他常常出没于不同时代的不同文献之中，并用今天不同学科的方法来处理这些文献。他不断从多学科乃至当下的电影中获取自己历史研究工作的灵感。

在领土扩张中，士兵和天主教传教士以及王室的代表往往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除了他们的著作和回忆录之外，格鲁金斯基还运用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非欧洲作者的作品，如本文多次提到的齐马尔帕赫恩的日记等珍贵的文献。随着伊比利亚统治的扩大，原始文献也跟着成倍增加：如医学和制图学，食物、各种声音，以及艺术作品和日常生活物品，各种语言和徽章。所有这些都围绕着伊比利亚君主制编织了一个网络，使我们时至今日依然能够追踪这些相互具有关联性的故事。这一切都为格鲁金斯基更好地建构这一时代全球化的全景创造了一个坚实且广泛的史料学基础。

格鲁金斯基在本书第10章“地区历史、全球考量”一节中写道：

结果令人印象深刻，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种血统的专家经营着混杂的、临时安排的、顽强坚持的不同事业，在知识上，欧洲的知识与土著的知识相混合，西方的知识常常多于土著的知识，但是它们经过了美洲化、非洲化或东方化，这些使得我们不可以将它们与欧洲陈列馆中展示并传播的东西相混同。对于这些探察到的宝藏，西欧即使在今天也远未吸收消化。

我想，这就是作者为什么要撰写这样一部关于近代早期全球化历史著作的根本原因吧。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历史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