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金城公主是唐朝嫁到吐蕃的第二位公主,她作为唐蕃友好关系的使者,在吐蕃生活近三十年,提倡设立“谒佛之供”“七期荐亡”制,请来毛诗、礼记、左传、文选,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促进了唐蕃之间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本文根据敦煌藏文写卷《于阗教法史》并参考相关的《于阗国授记》《释迦牟尼**像法灭尽之记》等探讨其他藏文史籍没有提及的金城公主请求赞普同意接纳于阗难僧,建造庙宇安置,提供生活物品,组织人员译经,嘱托随侍出家的事迹,通过这些具体行动影响赞普采取措施兴佛,推动吐蕃佛教发展的贡献。无疑,她的做法为赤松德赞时佛法弘扬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正 文
引 言
吐蕃统一政权自建立起,实行开放政策,通过走出去引进来,不断吸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优秀文化和技术,使自身强大的同时,促进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7世纪,佛教分别从东、西南两个方向输入进来,为吐蕃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由于刚刚建立的吐蕃政权需要解决面临的许多问题,对佛教文化的关注程度不高,从而没有传播开来。松赞干布时修建的大小昭寺、昌珠寺、十二镇魔寺只是作为王室成员和贵族的府邸或活动场所存在,里面仅供佛像和少量的经典,并没有发挥寺院应有的功能,直到8世纪中期随着桑耶寺的建成,大、小昭寺等才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活动场所。在整个8世纪的近百年时间里,即赤德祖赞和赤松德赞父子摄政期间,吐蕃社会各方面处于发展的顶峰。
金城公主金钗之年远嫁赤德祖赞,协助赞普整改体制,完善制度,发展经济,推进文化建设,不仅引进了《左传》《礼记》《毛诗》《昭明文选》等汉文文献,还遣使前往天竺和长安求法,建造庙宇安置逃难来的于阗僧人,为吐蕃的繁盛发挥了巨大作用。有一篇《金城公主》观感随笔这样写道:她远嫁千里之外的吐蕃,把藏汉文化的理解包容,视为国家之情、民族之情;她把青春献给民族融合,把生命融入雪域高原,成就了千年传唱的人间大爱。毋庸置疑,金城公主在吐蕃的近三十年里为唐蕃友好、汉藏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已载入史册。
一、敦煌藏文写卷等文献对金城公主安置于阗难僧事迹的记载
当中原王朝唐朝进入“开元盛世”的全盛时期,西部高原的吐蕃也因赤德祖赞的励精图治逐渐走向强盛,这一切离不开金城公主这位知书达理、胸怀远大的贤内助。在她的积极推动下,已在吐蕃有几十年历史的佛教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敦煌藏文写卷《于阗教法史》记载了相关之事,虽然现在无法确定此书与《大藏经》中的《于阗国授记》(又译《于阗国悬记》)《释迦牟尼**像法灭尽之记》《于阗阿罗汉授记》《阿罗汉僧伽伐弹那授记》(Dgra-bcom-pa-dge’-dun’-phel-gyi-lung-bstan-pa)的关系,但是几部文献的内容相同之处较多,都提及公主关心于阗难僧的事情。写卷P.T.960《于阗教法史》说:
于田圣教毁灭时,上部四座城市之比丘们全部来到于田会集。此时,于田人为魔所诱,不信圣教,不敬比丘,且凌辱之,抢劫他们财物,将三宝财物与比丘之食粮,寺庙之土地、奴仆、牲畜等全都抢走。比丘在于田无法再安住下去。在此情况下,全体比丘只好出走,汇集于杂尔玛寺庙,商议说:“于田之地无法再安住,往何处出走为好”?此时,因吐蕃赞普笃信圣教,敬重比丘,大施供养。于是,一致同意前往吐蕃。当时,比丘眼前所需供斋业已匮乏,口粮断绝,从杂尔玛寺下库藏小匣里,得到十四块金子做的供神食品。三个月中,全体比丘的生活就用它来维持。后来,冬季来到,全体比丘从杂尔玛寺出走,到卓帝尔。在卓帝尔,有一自然形成的地藏王菩萨寺庙。其上,有一座不大的小山。此时,自然裂开,从其中得到一升珍珠,乃用它维持了三个月生活。到了春季孟春之月出发,到迈斯噶尔。迈斯噶尔之北方天王与吉祥仙女,化为人身,维持他们春季三个月生活。后来,剩下的财物全部用完,初夏四月到了吐蕃。乃至此时,有许多僧人还俗。有许多在路上饿死。正在这时,吐蕃赞普和汉地君王结成甥舅,文成公主降嫁吐蕃赞普。公主在吐蕃修建了一个很大寺庙,给寺庙献上土地与奴隶、牲畜。全体比丘来到这里,生活均由公主供养,吐蕃之地大乘教法更加弘扬光大。十二年之间,比丘和俗人大都信教,生活幸福。正在那时,由于群魔侵扰,带来黑痘等各种疾病。文成公主由于沾染黑痘之症,痘毒攻心而死。于是,俗人们对佛教顿起疑心,云:“黑痘等各种疾病流行是由于比丘僧团来到吐蕃的报应。”谓“不能让一个比丘留在吐蕃。”要把他们赶回各自住处。于是,全体比丘只好来到印度犍陀罗。
这段引自《敦煌吐蕃文献选》的王尧、陈践译文,主要描述于阗国王实行排佛时汇聚在这里的僧人逃难来到吐蕃之事,其中的杂尔玛、卓帝尔、迈斯噶尔等几个地名和公主大寺庙、黑痘等不仅提供了于阗僧来蕃的路线,而且反映出此事发生的大概时间和金城公主为了吐蕃的文化事业积劳成疾不治身亡之事。杂尔玛,系于阗的一座佛教寺庙。《于阗教法史》说:于阗国先后在牛头山、贡邦、杂玛、卓帝尔、达玛帝、桑帝、桂仲等地兴建寺庙333座,如赞摩寺、瞿摩帝寺、牛头山寺、娑摩帝寺等。“杂尔玛”寺(tsar-mavi-gtsug-lag-khang)即赞摩寺(又称“椤摩寺”“毗卢遮那伽蓝”),为佛教传入于阗后修建的第一座大寺院,位于城南50公里(又说15公里)处。《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都有相同记载:“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即昔罗汉比丘卢旃为其王造覆盆浮屠之所”。从考古发现的残存遗址断定该寺规模巨大,居寺僧人多,除于阗僧之外,尚有来自安息、疏勒、勃律、加悉蜜国僧。他们遇到年轻国王仇视佛法,一起商议从赞摩寺出发南向吐蕃避难。
卓帝尔(藏文的音译)既是地名,又是寺庙名称,内供地藏王菩萨(原文说是自然形成的),但不知位在于阗的何处,无从查证。据文中提示,卓帝尔是从赞摩寺启程前往吐蕃经过的重要一站,在这里得到补给。再经过三个月的行程抵迈斯噶尔准备今后三个月的食物,从此经过艰难跋涉于初夏四月抵达吐蕃境内,六个月的行程,出发时的团队人数由于中途死亡和离队只剩下一少半。
《于阗阿罗汉授记》中提到奴卢川(Mdo-lo)、破山(Pha-shan)、赤面国萨毗(Tshal-byi)等地名。后两地也出现于《释迦牟尼**像法灭尽之记》。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根据《于阗教法史》和《释迦牟尼**像法灭尽之记》的内容引编相关内容,其中一段说僧人们经过“察尔玛、蚌、墨格尔、工涅等寺院,逃向赭面国。众比丘由驮载物品的牦牛领路,到达吐蕃的蔡吉”。奴卢川和破山的具体位置现无从查证,萨毗(蔡吉,即藏文Tshal-byi的音译)在于阗之东距离西北面之石城镇四百八十里。敦煌残卷《沙州、伊州地志》记载:“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山险阻。萨毗军当道节度,归吐蕃东道节度使管辖,在播仙、石城、新城派驻官员。恒有吐蕃及土谷浑来往不绝”。《寿昌县地境》亦说:“萨毗城,在镇城(石城镇)东南四百八十里。其城康艳典置筑。近萨毗城泽,险。恒有吐蕃土谷贼往来”。《沙洲图经》说:萨毗城距今若羌县350里,即在阿雅格库木库格(阿牙克库木湖,或阿雅格库木湖)附近。7世纪后期萨毗被吐蕃占领,作为交通要塞设通颊部守卫。据此分析,萨毗要么是阿牙克库木湖东北今青海海西的茫崖,要么是该湖东南新疆属祁曼塔格至青海辖地伯喀里克之间的山口地带,即祁曼塔格山口,后者的可能性极大。
上述寺院、地方的具体方位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通过这些旨在大概理出于阗僧人的行走路线,即从赞摩寺出发一路向东,经奴卢川、破山和吐蕃占据的萨毗,翻越祁曼塔格山(或阿尔金山)向东南进入今青海海西境内,再南下偏西行,进入吐蕃核心地区。录于《大正藏》NO.2090法成译《释迦牟尼**像法灭尽之记》记述了事件的全过程:
是时僧众俱从赤面大番之国行至破山(pha-shan),遇守关人留难不放,而作是言:“余处有路,一任当往。”尔时多闻天王自变其身为一白犛牛,有其脊疮,并有棬纼。众僧见之互相谓曰:“此脊疮犛牛是人之畜,此往何处,随后当行。”时彼犛牛以引直路于四五里,一切众僧至赤面国萨毗(tshal-byi)之境。时萨毗军当道节度,多闻众僧从西来至,走白赤面王知。尔时彼王夫人闻多众僧失土波迸(比丘),白其王曰:“我办畜乘及以资具,愿请众僧来至赤面国。”王亦许之。以办畜乘,便迎众僧至赤面国。
时赤面国王公主侍从供养礼拜,问众僧中善解三藏诸大德曰:“除汝更有波迸(比丘)者不?”诸三藏大德谨对之曰:“安息、疏勒、勃律、加悉蜜国,有如是众多僧众,波迸流移现在彼处。”即便发使,迎请众僧至赤面国。
时赤面国置七所寺,办诸供具。常住人户倍胜,往曰:“安置众僧,住在七寺。”后经三四年,公主心上有恶疮出。病苦之时,公主白王:“妾因此疾,终不得免。所有僮仆及以财物愿施三宝。”王亦许之。六百侍从悉放出家,然后公主命将终尽。
公主终后,赤面国王境界之内豆疮病起,大臣百官并诸子孙而死者众。时彼群臣而集会之,白其王曰:“王国界内先无如是疮苦病恼,今诸波迸戎夷僧众来到此处,公主崩逝,大臣百官多有死者。是故此诸出家之众,不留王界,理合驱出。”
王先之日,合驱不驱,委细详之。群臣同心,乐驱众僧。以白王知:欲驱众僧出于王界。是时赤面国王境内,旧住苾刍嗔恚而言:“若以驱逐此诸僧,我等亦皆不住于此。”诸臣恚言:“汝等亦当随意而去。”
公主来至赤面国后,汉王兴崇道士法,故一切汉僧悉皆来至赤面国界。如是之时彼界众僧,赤面国内所有舍利、圣教经论、供养诸具、常住财物,尽皆赍持往至于西大乾陀罗国。当尔之时,汉与赤面婆罗行国、于阗国等直至恒河,像法灭没更无有余。
类似的说法还见于15世纪成书的《汉藏史集》:
在赭面吐蕃的七代国王之时,奉行佛法,此时,于阗国之佛法已接近毁灭之时,于阗的一切年青国王仇视佛教,驱逐于阗国的比丘。众比丘依次经察尔玛、蚌、墨格尔、工涅等寺院,逃向赭面国。众比丘由驮载物品的牦牛领路,到达吐蕃的蔡吉地方。比丘中的长老向赭面国王报告,此赭面国王有一菩萨化身之王妃,是汉地的一位公主,她任施主迎请于阗国的比丘到吐蕃,并问:“还有比丘吗?”比丘之堪布说:“在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尔还有许多比丘。”于是王妃将那些地方之比丘迎请来,安置在寺庙中,很好地供养了三四年。
当公主获悉于阗等国僧人落难外逃时,征得赞普同意用牛马等乘畜将他们接到吐蕃腹心地,安置在专建的几所寺院里。虽然早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之时吐蕃和于阗已有联系,但这里的公主指金城公主,非王尧和陈践二位先生翻译的文成公主;“七代王”是指金城公主之丈夫赤德祖赞,因其继达日年塞、囊日松赞、松赞干布、贡松贡赞、芒松芒赞、都松芒波杰之后位在第七,故名。吐蕃与于阗的关系从吐蕃统一政权建立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于阗工匠参与了大昭寺的建造。松赞干布去世后噶尔氏家族当政时期实行扩张政策,吐蕃兵进入河西乃至更远的南疆地区,并在那里建造寺院。咸亨元年(670),吐蕃第一次进兵于阗;673年于阗王伏阇雄大败蕃兵,“亲入唐”,唐朝在于阗设立“毗沙都督府”管理。仪凤三年(678)吐蕃占据安西四镇,次年被迫撤离。垂拱三年(686),吐蕃第三次进入安西四镇,直到长寿元年(692)被王孝杰击败。金城公主入蕃前后,吐蕃的军事势力已达阿尔金山地区。赤德祖赞(弃隶缩赞)在位期间,与唐争夺西域的战事没有停止过,722年发兵小勃律试图打通北进的道路;726年进攻河西,730年左右赞普亲临河西督战,结果被唐将王忠嗣所败,使唐蕃进入短暂的无战事的平静期。中唐以后,据山险而建的石城镇作为吐蕃北上的要道,从此进占且末河流域全境,大批的吐蕃人和吐谷浑人陆续来到这里生活,留下了不少木简文书为证。
二、对敦煌藏文写卷记载的有关金城公主某些重要事项的考证与分析
几份写卷所说事情确实发生过,由于文献经过多次编写加工含有虚夸的成分。其中有几个问题必须清楚,一是赤面国,被认为是吐蕃时期形成的。11世纪发掘的伏藏《五部遗教》有“食肉赤面者”的说法;《拔协》《汉藏史集》《贤者喜宴》《红史》等将吐蕃说成 “赤面域”。所以,赤面国是对早期生活在青藏高原某些部族的称谓,也指吐蕃。二是“赤面国王与夫人(公主)”中之国王是指赤德祖赞,夫人或公主乃是金城公主,非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三是于阗王仇视佛教,迫使一批僧人南下来到吐蕃,安置在七所寺院中。仇佛的原因有伊斯兰教来侵说和祆教排挤说,根据史料分析,前一种说法不可信;四是金城公主于739年身染痘症(恶疮)而逝,临终前建议侍从们出家侍佛。几乎所有的藏文史籍一致认为桑耶寺建成后吐蕃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僧人,无疑之前已经有不少唐朝、尼泊尔、于阗、疏勒、安西、勃律、加悉蜜(迦湿弥罗)等非吐蕃的外来僧人活动,而且人数不少。
包括写卷在内的相关藏文文献没有交代仇佛的于阗国王和排佛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根据汉藏文史料初步推断涉事国王可能是伏阇达,发生于730年以后。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排佛的起因与于阗国王接受伊斯兰教、改变信仰有关。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这时候伊斯兰教尚未传到于阗地区。古于阗人属于斯基泰人,信仰原始宗教,以杀牲畜尤其是杀马祭神是他们宗教信仰的特点,后来接受了来自波斯的祆教和东方的道教,使本来盛行的佛教受到冷落,甚至采取了不利于佛教的一些措施,迫使佛教僧侣离开那里去寻找安身之处。
那么,为何说金城公主安置于阗逃难僧与佛教在吐蕃始兴有关?金城公主(约698-739)是唐朝嫁到吐蕃的第二位公主,710年抵达逻些(今拉萨)的鹿苑。714年,她以谢恩的名义向唐玄宗上《谢恩赐锦帛器物表》,希望唐蕃和好如初。730年,“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733年“又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松潘西北)”。她一生“载怀贞顺之道,深明去就之宜”,以唐蕃友好为己任,“忍爱鞠苍生”,为唐蕃开展产品贸易、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到吐蕃之初,她“提出要拜谒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像,于是来到小昭寺,却没有见到佛像,通过供祭寻找也未找到。尔后到大昭寺朝佛。公主道:‘听说这里共有五间佛堂,现在为何只剩四间’?但见一堵突出的护墙,即用手敲打,墙壁出现一条裂缝,剥去泥皮,打开门看见释迦牟尼佛像,于是命将佛像供于大昭寺,”(P296)开启了谒佛之供。据说藏族沿袭至今的“七七祭祀”(或七期祭)也是金城公主提议设立的,“过去吐蕃论相亡故,无所祭品。公主说:吾之汉地,佛法兴旺,实行七七追荐,吐蕃尚不兴佛,亡论实可怜。于是命凡有人殁,即行千供,始有为死者发丧行善之制。”不管“七期祭”起于何时,这种祭祀亡者的做法和“谒佛”活动成了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人千古难移的重要习俗,而且掺杂进了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元素,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金城公主了解到于阗国王排佛,僧人遇难准备外逃的消息后,建议赞普建造庙宇,安置难僧。她为了吐蕃社会的发展、唐蕃关系的改善而竭尽全力,不惜生命,功不可没。
金城公主进入吐蕃前已经深受佛法影响,她获悉于阗外逃僧人之事后,即向赤德祖赞提出接纳安置僧人的请求,得到了赞普的同意。她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为唐蕃关系的改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进佛教在吐蕃的发展。那时候吐蕃只有供王室成员活动用的大小昭寺、昌珠寺等,尚无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寺院。突然安置如此多的外来僧人必须要有适当的场所。写卷说公主建了一所大寺庙,没有说明寺庙的名称。《汉藏史集》说:金城公主在吐蕃修建了“九顶正慧木屋寺”(九顶丹巴木殿-dam-pavi-shing-khang-rtse-dgu),安排随她进来的唐僧管理,但不知寺院的确切位置,也许是一座具有寺院形式功能的建筑。维他利认为金城公主兴建的寺庙是瓜州寺(Ka chu),即位于西藏山南乃东区结巴乡吉如村的扎玛吉如拉康(Brag dmar Ke ru Lha khang)。沈琛在《吐蕃与于阗佛教交流史事考述》一文中说赤德祖赞为迎娶金城公主建造青浦寺和瓜州寺。此二寺多见于藏文史籍,是专为安置于阗僧修建的。赤德祖赞之孙赤德松赞时所立《噶迥寺建寺碑》说:“祖父赤德祖赞之世,于札玛建瓜州庙,于钦浦建神殿等,立三宝所依之处。”《弟吴宗教源流》说:赤德祖赞时期修建了扎玛尔真桑、青浦囊热、瓜曲(瓜州)、卫如喀尔浦、多康下部的赤则等寺庙。《布顿佛教史》亦说:赤德祖赞“曾建拉萨喀尔扎殿、青浦南萨殿、达普喀拉殿、多麦地区的林曲赤则殿、扎玛地方的瓜曲夏果殿、旁塘的噶麦殿、瓜曲的宛穹殿、扎玛的真桑殿等,”共八座寺院。《拉达克王史》提及七座:拉萨喀尔扎寺、多麦刚寺、林曲赤则寺、扎玛尔茹瓜曲夏果寺、旁塘噶麦寺、瓜曲盘穹寺、扎玛尔真桑寺。《贤者喜宴》说:建了拉萨喀尔扎、扎玛尔真桑、青浦囊热、扎玛尔噶如、梅恭吉内等五座寺庙,以存放所译的经典。几部史书都提到的寺院是扎玛真桑寺、青浦囊热寺、瓜曲寺、赤则寺、拉萨喀扎寺、旁塘噶麦寺、嘎曲宛穹寺(盘穹)。学界考证说当时修建的庙宇共有五座,拉萨的喀尔扎寺实为一座修行洞;扎玛尔真桑寺在桑耶寺背后的山坡上;青浦囊热寺在桑耶寺北面的青浦沟;扎玛尔噶如寺位于桑耶寺附近;瓜曲寺即是上述吉如拉康。如果将这些寺院加以归整符合《释迦牟尼**像法灭尽之记》“时赤面国置七所寺”之说。因为《释迦牟尼**像法灭尽之记》成书时间略早于《噶迥寺建寺碑》之外的其他几部史籍,可信度相对较高。
于阗来僧的人数和活动不见记载。留住吐蕃的时间,《于阗阿罗汉授记》和《释迦牟尼**像法灭尽之记》说:三四年后,公主染痘去世。从金城公主去世之739年向前推三四年分别是736年和735年,这可能是难僧逗留吐蕃的时间。《于阗教法史》说:“十二年之间,比丘和俗人大都信教,生活幸福”。此“十二年”既是象征数字,又指于阗僧来后至赤德祖赞被害之前的一段时间,或是金城公主致力于推动佛教发展的十几年。尽管未见于阗来僧传法活动的任何记载,但不可否认影响是存在的,而且成效明显。在缺乏直接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做这样推测:自从于阗逃难僧来到吐蕃腹地后在比较小的范围内为公主和王室其他成员及部分贵族说法,加深了他们对佛教的认识。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赞普认识到佛法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其执政晚期先后派出以阐喀穆莱果夏、尼亚扎纳古热玛和拔塞囊、桑希为代表的两批人分别前往印度和唐朝求法取经;二是贵族阶层侍佛习法的人增多,加上公主侍从中的信佛人,形成了规模不小的好佛队伍,这从赤德祖赞被杀后玛尚仲巴结等人颁布禁佛令得到证实。《娘氏宗教源流》等史籍记载:那囊·玛尚仲巴结等三人灭佛,拆除了瓜曲和喀尔扎寺庙,将释迦牟尼佛像送往芒域,并制定了今后不准奉行佛法的法律。将原活动于吐蕃的汉地和尚和因于阗动乱而逃来的留居吐蕃的于阗等地僧人驱逐出境;将提倡或奉行佛法者流放偏远边地;严禁人死后按照佛教仪轨举行追悼祭祀活动。拆除瓜曲寺和禁止七七追荐活动明显是针对金城公主进行的,在这一部分人看来痘疮流行致人死亡是金城公主造成的,《于阗教法史》和《释迦牟尼**像法灭尽之记》也提到了这一点。说明如果几所寺院不开展宗教活动、没有一定数量的习法者和外来僧人,就不可能有禁佛的必要,显然佛教的发展已经威胁到部分贵族的利益。
《于阗教法史》等上述几部文献都说于阗僧在吐蕃期间受金城公主供养,但是739年公主去世后他们在生活等各方面受到极大影响,再加上痘病流行,本来就仇视佛教的贵族大臣们将矛头直接对准金城公主和于阗难僧,迫使他们离开吐蕃向西去了犍陀罗。汉藏文史料反映,赤德祖赞执政后推行官制、税制、兵制等一系列改革和调整,使原本就复杂的王室与贵族、贵族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各种矛盾斗争中,“倡佛”被双方斗争中的一方人视为导致赞普惨遭杀害和公主患病身亡的主要原因,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矛盾用宗教冲突的方式来掩盖。
结 语
总之,如果把吐蕃时期的佛教分段来看,从佛教传入到赤德祖赞执政前期(约630-730年左右)为一个阶段,这是佛苯两种不同文化激烈斗争的时期;赤德祖赞执政后期至达磨乌都赞之前(约730-830年左右)为另一阶段,即佛教取得优势地位而独立开展活动的时期。第一个阶段文成公主嫁来吐蕃,生活了四十年;第二个阶段的前期金城公主嫁到吐蕃,生活了二十九年。两位公主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维持唐蕃和平友好关系,在文化方面,文成公主带进了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开启了吐蕃佛教,金城公主则推动了佛教的发展。金城公主的做法和崇佛行为既创造了良好的弘法环境,又以实际行动支持外来僧人,从而带动本土更多的人去接近僧人,加深了对佛法的认识。“谒佛之供”和“七期荐亡”是金城公主初到吐蕃不久提出并设立的,之后她组织各方学者翻译佛教经典和汉文文献,以此来推动文化交流。尤其重要的是她接纳于阗难僧,请求赞普建寺安置,亲自供养,无疑扩大了佛教在吐蕃的影响,赞普也受其影响几次派人外出求法取经。这一系列做法为赤松德赞建寺度僧、弘扬佛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