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制盛行西周，至东周开始解体，周天子尸位素餐，诸侯力政，宗法封建形同虚设，一种通过暴力争夺获得执政地位的君主政制驾临天下。这种信奉丛林法则的政制并非在周王室诞育，而是在一些诸侯国纷然形成的。在你死我活的争霸、兼并战争威迫下，列国竞相“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燕国的乐毅变法等），谋求富国强兵，走出宗法封建故辙，迈向君主集权。变法较彻底的秦国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分权的封建性周制正式让主位于君主集权的秦制。

公元前247年，13岁的秦王嬴政即位。自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先后灭亡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起统一的秦帝国，定都咸阳。嬴政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与大臣议定尊号“皇帝”，自称“始皇帝”，期以万世传袭。

秦将各个诸侯国集结为非封建的大帝国，在全中国范围以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又统一六国文字，统一法律、度量衡、货币，修驰道、筑御胡长城，确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规模。其大一统制度，沿用两千余年，正所谓“历代皆行秦政制”。

汉初总结秦代速亡教训（所谓“过秦”），除指责秦政“暴虐”外，儒生多归咎秦皇不行封建，朝廷孤立无援。这后一则教训，在封建余音传响的时代颇有感召力，故汉高祖刘邦试图兼采郡县制和封国制，在设置郡县的同时，先后广封异姓王侯和同姓王侯，并给予王侯“掌治其国”的权力。然而，这些王侯很快成为与朝廷相抗衡的割据势力，汉王朝在尝到异姓王和同姓王叛乱的苦果之后，断然翦灭异姓王，削减同姓王治国之权，“使藩国自析”，到武帝时，“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这便是只能效忠皇帝的“食封贵族”。秦在厉行专制一统之际，严刑苛法，横征暴敛，又连年用兵，激化社会矛盾，庶众揭竿而起，六国旧贵族也乘势兴兵，秦朝行年十五，二世而亡，是中国历时最短的统一王朝。

秦汉以下，列朝力行郡县制，但帝王仍对皇亲国戚和功臣宿将封侯赐土，以期拱卫皇室，但明令王侯们“食土而不临民”，即只对封土拥有赋税权，而没有政治管理权，但也多有王侯执掌军政实权，西汉、西晋、明代、清代皆有显例，并一再导致尾大不掉的藩王起而作乱的事变，如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清初的“三藩之乱”等。唐代后期授军政大权于节度使，酿成藩镇割据局面，实质近于藩王之乱。连君主集权政治达于极端的明朝，也在建文间发生燕王朱棣策动的“靖难之役”，宣宗时的汉王朱高煦之乱，武宗时的宁王朱宸濠之乱。因而列朝在“封藩”之后，每有“反封建”的“削藩”之举（包括以藩王夺得帝位的朱棣，登极后也立即“削藩”），并把郡县制、流官制作为强化中央集权的命脉所在。

从“封土建国”一意论之，“封建制度”在秦汉以降即退居次要，郡县制则成为君主集权政治的基本构成部分，帝王借此“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辏并进，而归命天子”。郡县制同选举—科举制度一起，削弱了世袭性、割据性的贵族政治，维护了帝国的一统性，并使中国在两千年间发育出具有真实意义的、世所罕见的统一文化（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等）。这是诸侯割据、封臣林立的中世纪欧洲、日本，土王如云的印度所不可比拟的。

秦制的皇权拥有高度的威势和执行力，可以“办大事”（如筑长城、修驰道、掘运河以及统一度量衡、编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令古今人叹为观止的大制作），同时，又竞相运用其强势权力驱使、敲剥臣民，造成一个接一个的“暴政”。秦汉之际人们以“暴”形容秦制，“西汉鸿文”贾谊的《过秦论》为其名篇。《过秦论》通过对秦国盛衰的回顾，指出秦因变法图强而得天下，又因“仁义不施”而失天下。文曰：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贾谊概括秦王的特点：刚愎专断、疏远臣民、严刑峻法、迷信诈力、暴虐天下，这也是一切皇权暴政的共有禀性。贾谊同时指出，对比周、秦二制，周制较为稳固，有利于长治久安：

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显然，贾谊是在向当朝执政推荐周制，力拒以“暴虐”为特征的秦制。

宋代理学家崇尚周制，批评秦制，程颢说：

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这种赞扬周制顺天理、指斥秦制厉行集权（“把持天下”）之论，是一种伦理主义的评判，宋明间儒者多持此说。

纵观两周以下，如果说宗法封建的周制，其理论形态是儒学；那么君主集权的秦制，其理论形态便是法家学说。

法家由“法术之士”组成，从为君主设计掌控国家及臣民的理官演化而来，自春秋末以至战国，约略形成早期的管仲学派、中期的商鞅学派、晚期的申韩学派。后人称其学说为“申韩之学”。太史公评断曰：“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商鞅变法是秦制的一次系统实践，奠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基础。

法家吸纳儒、墨、道诸家学说，在刑名学基础上，建立“法—术—势”一体的理论体系，为绝对君主集权作论证。秦制的集大成者韩非以及秦制重要的实行者李斯，皆为儒家一派荀子的学生。“荀学”通览内圣与外王，正是帝王术的集合，韩非在此基础上锻造更为坚利酷烈的帝王统治术。

秦代实行韩非、李斯的法家学说，获“大一统”之成功，又不免“二世而亡”之惨败，汉以下诸朝吸取教训，以韩非、李斯师父荀子的“隆礼重法”学说为治国之旨。

摘自《周制与秦制：传统中国的两种政制类型》《中国文化生成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