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体的死亡是政治学的终章，也是史学家思考的巅峰议题，在所有政治体的死亡事件中，没有哪个比罗马的死亡令世人花费更多思虑和笔墨。从标志着罗马黄金时代的布匿战争开始，大史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就洞察到了埋藏在罗马彪悍身体中的死亡种子，从而率先开启“罗马衰亡原因论”这一跨世代议题。此后，从奥古斯丁到比昂多，从马基雅维利到培根，从孟德斯鸠到吉本，从皮朗到多普施，一代又一代优秀头脑贡献出了纷繁多彩的解答和纷争。我们生活在这些巨人们的脚下，为能够聆听他们的争执而欣慰，因为他们的争执是我们学人的存在理由。在下面这篇经典文论文中，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作为上世纪后半叶最博学、最具理论建构能力的古代史学家之一，用精炼的语言勾画出了“罗马衰亡原因论”的问题演变史。本文译自他本人编辑的一部在业界享有盛誉的文集：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四世纪异教与基督教的冲突》），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文章较长，分两次推送，今天是第一部分。

我也许可以从一条好消息开始。在1959年的今日，我们仍然可以把罗马帝国衰亡了看做是一个历史真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会否认罗马帝国业已消亡。但是正是在这个地方，历史学家们开始发生争议。当我们询问他们罗马帝国是什么时间消亡的，我们得到的是一堆令人尴尬的不同答案。由于这其中有一种把罗马帝国的衰亡与中世纪的滥觞相等同的思考趋势，情形就更加混乱了：这种思考趋势会使一个坚定地相信罗马帝国连续性的中世纪人感到不小的讶异。把君士坦丁312年的改宗或者君士坦丁堡330年建都视为中世纪的开端和罗马帝国走向没落的史家当然不乏其人。也有人倾向于把罗马帝国的终结延后到1806年，更精确地说是1806年8月6日，拿破仑一世在那一天迫使奥皇弗朗西斯二世签署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终结。在这个极端中间，又有大量选择；仍然有老派人士愿意支持一度煊赫的476年9月份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失去皇位的那个日子；某些思虑更加周详的史家则偏爱565年查士丁尼的去世或者是800年查理曼加冕，——那是罗马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被一分为二的年代；还有一个倍受青睐的日子是1453年，那一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新罗马就此终结。阿诺德·汤因比教授力排众议，成功地追加了另一个乍看起来非同凡响的日子，他责备吉本没有领悟到罗马帝国其实在它诞生前四个世纪就已经衰亡了。确实，汤因比教授认为罗马文明的危机始于公元431年，其时，雅典人与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均遭败落。【A Study of History, IV, pp.61-63. E. Ch. Welskopf, Die Produktions verhältnisse imalten Orient und in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Antike (Berlin Akad., 1957)就古代历史编撰提供了若干马克思主义观点。参看K. F. Stroheker, Saeculum,i (1950), 433-65; F. Vittinghoff, ibid, xi (1960), 89-131; K. F.Stroheker, ibid, xii (1961), 140-157.】不过，这种观点算不上原创，它有些古怪地令人回想起一种老派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直到不久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在坚持古代文明的危机肇始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或者格拉古兄弟的平民运动的观点。只是到了最近，苏俄史学家才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史观濒临荒谬。人们禁不住会嘲笑这种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所实施的断代工程游戏，尤其鉴于这个日期竟然被推断为帝国诞生前的四个世纪。但是，这一游戏明显也并非像初看之下那样一无是处。一个日期只不过是一个象征，在日期问题后面其实是欧洲历史的连续性问题。我们能否在欧洲社会史和思想史中注意到一个断裂呢？如果能，那么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哪个位置？

关于罗马帝国的衰亡，史学家、神学家与政治理论家思考了数百年。为了自我辩护，汤因比也许会说古人在罗马帝国露出衰亡端倪之前就开始考量它的衰亡了。他们远在罗马出现任何意义上的衰落之前就开始讨论罗马衰罗的原因。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教授正确地观察到，“罗马人一刻不停地纠结于罗马的末日。”【M. Eliade, Cosmos and History,reprint (New York, 1959), p. 76.】波利比乌斯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就表述了罗马的衰落问题；罗马渐渐变得老迈这个观念清晰地流露在公元后二世纪史家弗洛鲁斯（Florus）笔下。【H. Werner, Der UntergangRoms (Stuggart, 1939); S. Mazzarino, La Fine del momdo antico,(Milano, 1959).】阿拉里克于410年劫掠罗马，罗马的衰落旋即成为最伟大的历史哲学沉思——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vitas dei）——的话题。尽管罗马帝国在苟延残喘中存在着，但是人们都意识到某种变故发生了。他们开始谈论“帝国的流变”（translatio imperii），也就是古老的罗马帝国何以嬗变为查理曼大地与其他日耳曼皇帝的神圣罗马帝国。没人怀疑，在持续不断的帝国血脉中隐藏着某种变化。的确，大约在公元1000年，奥托三世梦想过罗马老帝国的复兴：他谈到了"renovatioimprerii Romanorum"（罗马复兴）。然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拉丁诗人希尔德贝特（Hildebert of Lavardin）对于罗马的现状就不曾抱有任何幻觉："Partibi, Roma, nihil, cum sis prope tota ruina"（“罗马，虽沦为废墟，仍无与伦比”）。【文本收录在The Oxford Book of Mediaeval Latin Verse, ed. F. J. E. Raby, 1959, p.220。关于希尔德贝特，参W.Rehm, Europäische Romdichtung, 2nd ed. (München, 1960), pp. 43-61. P.Schramm, Kaiser, Rom und Renovatio (Leipzig, 1929; 2nd ed.. Darmstadt,1957); R. Folz, L' Idee d'empire en occident du Ve au XIVe Siècle (Paris,1953); E. Anagnine, Il concetto di rinascita attraverso il medioevo(Milano, 1958); W. Goez, Translatio Imperii (Tübingen, 1958). 】复兴古旧的罗马与老派的古典文明成为十四与十五世纪意大利人文学术运动的灵感。这意味着人们意识到在此之前的几个世纪中的基督教文明是一种与罗马的古代世界截然不同的东西。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在此讨论的罗马衰亡的问题是意大利人文学术的产物，这一点至关重要。在那种人文学术氛围中，比昂多（Flavio Biondo）撰写的意大利史就是从罗马帝国的衰亡写到十五世纪中期的。他认为罗马的衰亡始于罗马被掳的410年。哥特人，亦即野蛮人，开启了帝国的没落。

在比昂多身后，一代又一代学者提出了自己关于罗马衰亡的各色理论。【详情可参看以下研究文献：W. Rehm, Der Untergang Roms imabendlandischen Denken (Leipzig, 1930); A. Momigliano, "La formazionedella moderna storiografia sull'impero romano", Rivista StoricaItaliana, 1936 (reprinted in 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Roma, 1955, pp. 107-164); A. Heuss, Römische Geschichte (Braunschweig,1060), pp. 492-8, 591-600; 关于吉本，请重点参考G. Giarrizzo, E.Gibbon (Napoli, 1954); G. J. Gruman, History and Theory, i (1960),75-85.】吉本是这一主题的漫长的思考统绪的继承人。一直到十八世纪末，都没有人追随比昂多，把罗马的衰落归因于日耳曼人的入侵。相反，人们宁愿去帝国内部追查衰落的原因。十六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与帕鲁塔（Paruta）就是尝试在罗马政制的结构中寻找罗马衰落的原因。十八世纪早期，更加精确地说是1734年，孟德斯鸠出版了《罗马盛衰原因论》。凭借着精致的辨析，他提出了两个致使古代罗马没落的原因：军权的膨胀和过度的奢侈。十八世纪后期，基督教被指应该为帝国的没落负责。孟德斯鸠的反基督教音调在伏尔泰那里变得高了一些，在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那里则升至最高。在吉本的密切关注下，基督教成为帝国变革与衰竭的主要因素。一直到十九世纪，日耳曼人的入侵才被普遍认为是理解罗马末日的入门钥匙。民族主义在十九世纪大行其道，历史研究主要掌握在德国人手里：如果德国学者相信日耳曼人入侵足以解释中世纪的诞生，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另一种与此不同而且逻辑最严密的解释思路是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编排的，他们声称，罗马帝国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它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被封建经济体系所取代。

近些年的研究样态趋于复杂。

拜占庭帝国的巨大活力已经得到承认，很多研究表明了它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来源于希腊与罗马。老一代的拜占庭研究者如第耶尔教授（Charles Diehl）曾经强调过拜占庭文明的东方品性，但是，借用拜恩斯教授（Baynes）的话，更加晚近的思想流派则坚持认为拜占庭文明是希腊化与罗马的混合产物。【N. H. Baynes, Byzantine Studie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1955), p. 69 (该论文撰写于1930年);F. Dölger, "Rom in der Degankenwelt der Byzintiner", Zeitschr. F.Kirchengeschichte, lvi (1937), 1-42,该论文现收录于Byzanzund die europäische Staatenwelt (Ettal. 1953), pp.70-115. 】伊斯兰文明在七世纪以后地中海世界的社会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被意识到了。其他学者比如匈牙利的阿尔佛第教授（A. Alföldi）和德国的奥特海姆教授（F. Altheim）则请求我们把视野投向帝国边境之外的世界，那里的非日耳曼血统的游牧部落——萨玛提亚人、匈人、斯拉夫人——对三世纪以后欧洲的生活方式的变迁发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我已经说过，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能再捍卫他们所谓古代文明的危机始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教条了。近来苏俄史学界权威刊物《古代史学刊》（Vestnik Drevnej Istorii）上面的讨论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转变立场。1957年，一位非常聪慧的历史学家斯戴尔曼夫人（Mme E. M. Staerman）出版了一部作品，作者在其中否认了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存在清晰的斗争迹象。她强调罗马帝国内部社会形式的多样性，并提请人们避免进行大而无当的概括。【E. M. Staerman, Krizis Rabovladel'českogo Stroja v Zapadnych Provincijach Rimskoj Imperii (Moskva, 1957); Staerman的一篇论文在1953-55年的《古代史学刊》（Vestnik Drevnej Istorii）上激发了广泛辩论，其中有两篇论文的法译文收录在以下文集：État et classes dans l'antiquité esclavagiste (Paris, 1957)。Staerman另一项研究也值得参考："Programmes politiques à l'époquede la crise du IIIe siècle", Cahiers Hist. Mondiale, iv (1958),310-29。最近讨论的摘要刊载于《古代史学刊》(Vestnik Drevnej Istorii), 1961, 4, 30-31。】

不过，有关罗马帝国社会变迁的最重要探讨，仍然是过去四十年间发生在两个阵营之间的争论，一方是比利时学者皮朗（H.Pirenne）的追随者，另一方是奥地利学者多普施（A.Dopsch）的追随者。【大量的研究文献可见于W. C. Bark, Origins of the MedievalWorld (Stanford, California, 1958)。关于皮朗，参看A.Riising, Classica et Mediaevalia, xiii (1952), 87-130。】我们都知道，多普施的基本观点是，日耳曼人入侵并未对西方世界的历史连续性造成断裂。尽管大量土地确实被重新分配，但是所有权的法律形式在本质上依然是罗马的，城市生活保存下来了，并没有复归自然经济，大的贸易路线并未中断，文化品的传播也未曾中断。皮朗接受了多普施的观点，也认为日耳曼人的入侵并未中止希腊-罗马社会结构，不过他争辩说，阿拉伯人打断了古代的生活方式：阿拉伯人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就是老派历史学家们曾经赋予日耳曼人的历史角色。在皮朗看来，阿拉伯人摧毁了地中海的统一，使东西方之间的贸易瘫痪，并吸干了西方世界的金钱，从而将城市生活的中心从地中海移往北海。已经脱离了拜占庭的西方此时必须自己照顾自己。查理曼的加冕是西方世界针对穆罕默德追随者的挑战的象征性回应。皮朗那部巨著的多少有些令人措手不及的标题便由此而来：《穆罕默德和查理曼》。

也许可以正当地说，罗斯托采夫（Rostovtzeff）实质上是赞同皮朗而反对多普施的。当然，罗斯托采夫并不是在阿拉伯人的介入当中寻求城市衰落的原因，而是在农民阶层反对城市居民的革命当中寻找这个原因。不过，罗斯托采夫和皮朗一样，都是古典意义上的布尔乔亚：他将文明等同于城市生活，并在城市的败落中见证古典世界的终结。

很清楚，近年来的所有这些研究被一种共同的兴趣所统合，那就是罗马帝国的社会组织的结构变迁。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研究者们也越来越不认同一项简单的命题就可以覆盖帝国内部的地方状况所展示出的巨大多样性。人们正在学着尊重地区差异，如同尊重编年次序那样。人们也开始看到，四世纪的法国状况倒并不一定也是西班牙、非洲或者意大利的状况，更不用说叙利亚或者埃及了。

不过，即便此类区域性的研究也无法克服皮朗、多普施以及罗斯托采夫都将遭遇的反对意见。这项反对意见认为，这些历史学家虽然是在探讨社会变迁，但他们甚至没能探讨那项最重大的社会变迁，即基督教的崛起。更一般性地讲，对于罗马帝国之败落的解释，如果不同时考虑到基督教的胜利，就很难说是令人满意的。在哈纳克和特洛尔奇之后这么多年还不得不强调这个提议，似乎有些荒诞。不过，一旦仔细研究这些人的作品，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能力影响史学同行。尽管哈纳克和特洛尔奇都十分清楚教会乃是一个同帝国社会进行竞争的另一个社会，但是他们终生都保持着神学家的身份。他们的主要兴趣是基督教理念，而不是基督徒。如果说罗斯托采夫和皮朗这样热爱凡人城（cities of men）的人在那些谈论或者表面上在谈论上帝城（city of God）理念的神学家面前不为所动，那反而倒是可以原谅的。

本文抱有一个朴素的目的，那就是重申在基督教的胜利和罗马帝国的衰亡之间有着直接联系的观点。不过，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归吉本。吉本将基督教视为一种纯粹破坏性的力量，然而，我认为，这种力量必须在其“上帝城”（Civitas dei）自身的情境中理解，即这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它出于人，也为了人。基督教铸立了一种新的生活风格，创造了新的忠诚，赋予人新的野心和新的满足。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就基督教对异教社会结构的影响进行过现实主义的评估。我在此也不会尝试这项任务。我只是局限于就基督教对四世纪到六世纪的政治生活的影响进行一些基础性的评论。这期间基本史实我们都是了解的。【我在两篇论文里阐述了我的观点："Roma: Impero", EnciclopediaItaliana, xxix (1936); "La formazione della moderna storiografiasull'impero romano",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936 (reprinted in Contributo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Roma, 1955, pp. 107-164). 最新的研究有：A. H. M. Jone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Empire", History, 1955, pp. 209-26,这是一篇令人仰慕的论文；S. Mazzarino, La Fine del momdo antico, (Milano, 1959),这部专著所罗列的研究文献值得参考; E. Stein, Histoire du Bas-Empire, i (Paris, 1959),这是新版本；G. Ostrogorsky, Geschichte des Byzantinischen Staates (München, 1952),英文版195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法文增订版1956年在巴黎出版，这项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实。A. E. R. Boak, Manpower Shortage and the Fall of Roman Empire inthe West (Univ. Of Michigan Press, 1955),这部专著提出了一项富有争议的命题，参见M. I. Finley的相关书评，刊载于Journal of RomanStudies, xlviii (1958), 156-164。还有另外两部重要的研究：A. Piganiol, L'Empire chrétien (325-395) (Paris, 1947); J.Gaudernet, L'Église dans l'empire romain (Paris, 1958). H. Dannenbauer, Die Entstehung Europas, i(Stuttgart, 1959)，这也是一项很有用的研究。】

二、

罗马帝国在三世纪便已经面临解体。多亏了一系列坚忍的重建工作帝国才得以苟延残喘下去，这些工作同克劳狄乌斯·哥提库斯、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这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结果便是在强制性的基础上确立起的一种组织形态。出于一些尚未得到完全解释的原因，货币经济在三世纪时候瓦解了：曾有一些时刻，帝国境内的贸易和税收似乎注定了要以实物形态取代货币交易。这场危机得到了克服。君士坦丁引入金币，也就是索利多金币（Solidi），它作为标准货币延续了八百年，既为税收系统、也为私人交易提供了基准货币。但是，日常生活中流通的也有贬值货币，黄金和贬值货币之间的比率由此发生波动，从而造成不确定性，并未谋取暴利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场危机当中，中间阶层遭受重创并日益贫困。公职人员和士兵同三世纪相比，在四世纪所获报酬更趋减少。他们转向各种费用和贿赂的收取，以资弥补可怜的薪金。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帝国也发生了人力资源短缺的情况，另一方面，过于沉重的税收和普遍不幸的民生则使人们的日常活动更趋艰难。野蛮人的入侵和频繁的内战势必也摧毁了大量的财富。人们开始脱离自己的工作；政府方面的回应则是将农民束缚于土地，把某些职业变成强制性的和继承性的，市政会议亦被改造为一种强制性的和继承性的征收苛捐杂税的利益集团。

军队也缺乏人员。大约五十万人必须征召入伍，但是，志愿者的数量根本填不满这个空缺。征兵远非易事。土地主阶层不得不从自己的农奴当中征收新兵，否则至少也得支付一笔金钱作为替代。士兵的儿子则必须追随父业，至少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是如此。不过，最优秀的士兵来自野蛮人，主要是日耳曼人和萨玛提亚人，他们或个别地或集群地定居在帝国境内。因此，为了组织军队需要巨大的花费，又有甚者，边疆军队和中央军队之间的划分使得军队方面的花费变本加厉。和中央军的机动力量相比，戍守边疆的军队薪酬更低，也并不那么受人尊重。

要支付这样一支军队，帝国必须保持繁荣。但是帝国并不繁荣，有诸多原因促使人们相信，国事动荡与通货膨胀损害了商业贸易。对于任何给定时刻的帝国贸易流通量的情况，我们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因此也就无法通过数字来断定，公元四世纪的贸易量要少于比如公元二世纪的贸易量。不过，四世纪的布尔乔亚阶层处于败落之中，大土地主拥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由此便不难推断，家业殷实的商人寥寥无几。在人们的印象中，远途贸易日益操控在叙利亚人和犹太人的小集团手中。

随着两座帝都取代了一个帝都，非生产性消费渐渐多于以往。君士坦丁堡，这个新罗马已经成长为供人们见证的奇迹。不过也正如同在旧罗马一样，君士坦丁堡的公民也享受着免费面包供给的特权——因为谷物是由埃及提供的。

基督教布道者们在他们的辞令中以暴烈的色彩描绘着财富和贫困之间的对比，他们坚定不移地暗示着财富乃是压迫的根源。圣安布罗斯在西方、圣约翰·克里索斯多姆在东方，一起对富人发起攻击，这些富人巧取豪夺，购买一所又一所房宅、圈收一块又一块土地，把昔日的主人赶出家园。我们手头为数不多的资料涉及到四世纪和五世纪的一些私人地产，这些资料似乎能够证明布道者们的抨击。一些家族拥有如帝王般煊赫的财产，可以遍及帝国的多个行省。他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乡间，尽管不一定完全生活在乡间，他们的地产都成了自足性的单位。最富有的土地主阶层都来自元老阶层。在这方面，三世纪以来的变化也同样是明显的和重大的。在三世纪，元老阶层确定无疑是处于衰落之中的，他们被剥夺了军队的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对行省政府的主宰。四世纪的状况不再容许元老们收回军权，接管这一权力的是职业士军官，通常是日耳曼血统的军官。不过元老阶层吸收了他们从前的对手，也就是骑士阶层，并发展成为以大土地主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小集团，这种集团垄断了教会之外的文明生活，尤其是在西方，并且在教会内部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元老和大土地主差不多成了同义词。这些人深谙人生的享乐和快慰；他们培育修辞和诗歌方面的修养。在罗马，在苏玛库斯（Symmachus）的指导下，他们为古代异教提供了最后的堡垒。在其他地方，他们则转向教会。

 林国荣 译

（未完待续）

阿提卡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