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首次见到福善堂，暂不就一直对它念念不忘。“暂不留名”是他的网名，熟识的朋友都称呼他为“暂不”。即使发现一座南方元代木构建筑足以让他在建筑史上留名，暂不还是决定“暂不留名”。

暂不经年游走在闽地山水之间，像看望老朋友一样，去寻访那些深藏古村、散落古道的历史建筑。他“发现”福善堂，是偶然，也可能是一种必然。

福善堂位于福建省建瓯市迪口镇郑魏村，是一组乡土庙宇建筑群，和中国建筑通常的方位规则“坐北朝南”不同，福善堂顺应了郑魏村的山形地势，整体坐南面北。主殿供的是三宝、左右偏殿供观音和东平王，是村庙里常见的佛道与民间信仰的糅合。

主殿隔着庭院正对着一座清代的戏台，通过连廊与大殿融为一体。在大殿被确认为元构之前，这个戏台是这一整个建筑群的叙事中心——村里人和别人讲起福善堂，总会聊起这个戏台的故事，对大殿则茫然不知。

福善堂的“发现”并不是找到这座建筑物的存在，而是确认它建造于元代的身份。这个时间是2023年7月18日。那天，刘妍见证了暂不的“高光时刻”。

刘妍和暂不一样，十多年来几乎跑遍了浙南闽北的山水，他研究的是编木拱廊桥，一种闽浙山区独有的令人惊叹的桥梁结构。相同的志趣让他很早便与暂不有了交集，他们已经做了七八年网友。

郑魏村不仅有福善堂，还有两座清代的廊桥，2023年7月，刘妍带着研究生在郑魏村测绘廊桥，暂不听说他们在福建，就从福州驱车而来，手里还拿着新买的红外相机。

几百年的焚纸燃烟，福善堂大殿的梁架已经被信众的香火熏得墨黑，古人写在梁架上的题记无从找寻，仅能从风格粗略断代。利用红外相机，有可能看到烟熏之下的书写痕迹。

根据暂不的观察，福善堂大殿主体结构比较完整，梭柱、柱础、驼峰、替木等带有明显的早期特征，平面柱网、构架梁栿等与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建造、石仿木结构的顺昌宝山寺大殿颇有相似之处。通过风格的粗略断代，暂不判断福善堂的构架不晚于明代早期，甚至可能入元。

那天，暂不带着刘妍走进福善堂。当刘妍还在用生疏的目光打量整个院落时，他已经直奔主题举起红外相机去辨认正梁的墨字。

一开始刘妍并不知道暂不透过红外相机看到了什么，因为他表情变化不大，只是抬头拍照，然后低头确认……突然之间，暂不开始激动起来，屏息、兴奋、再次稳神、在手机上快速查询、再度谨慎地确认，他不再压抑心中的狂喜：“元代！至大！”

红外相机中显现的正梁题记分明写着：“维至大元年戊申八月初九日乙未主缘府城……募众重建上祝……”

2023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与福建省、泉州市相关政府机构主办了“东亚木结构建筑保护与利用国际学术交流会”，会上，福建博物院副院长楼建龙作了题为“福建的早期建筑与特征”的发言。发言中，楼建龙提到了福善堂。这可能是福善堂第一次作为新发现的元代建筑而被官方确认，并在国际会议上被提及。

福善堂现存主体结构的创建时间为至大元年，即1307年。在它之前，中国东南地区目前已知的最早元代木构，是浙江武义延福寺，建于元延佑四年即1317年。新确认的郑魏村福善堂大殿，目前成为东南最早元构。

成——两种时间差的“对冲”

福善堂所在的郑魏村，位于福建北部的群山之中。来到村子的郑氏祖先是宋代的郑昊。村支部书记郑发旺拿出一本影印的明万历年间编修的《郑氏宗谱》，上面记载了郑氏入闽的事迹和他们在建州繁衍生息的经过。这一支郑氏入闽的始迁祖是五代时期的郑曙，到了郑昊，已经是第八代。宗谱上说，郑昊看中了郑魏村的风水，才决定移居到此。

绕村庄走上一圈，即使是不懂风水的人，也很容易看出这个村子的地形确实有点特殊。两山环抱如扶手椅，村子就安然“坐”在两个扶手之间的山坳里，扶手椅的开口朝北，一条小溪流过村口，正好将村子拦在了山坳里。福善堂就位于村子的西部——“扶手椅”的西边扶手脚下。

村里的老人虽不懂建筑，但代代相传福善堂是宋代一个叫张福善的人建造的。郑氏来到村里前，村子的主要家族就是张姓和魏姓。暂不认为这个传说很可能是附会，但福善堂很有可能始建于宋代，因为题记中提到了“重建”。

2021年，周淼第一次见到了福善堂。他在里面待了好久，“确实超乎想象”，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着当时的感受。他是浙大城市学院建筑学系青年教师，钟情于闽北浙南的古民居。

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中，以艺术风格史的视角描述了中国现存古建筑的三个时期，唐代的建筑“豪劲”，宋元到明初变得“醇和”，明清时期则“羁直”。周淼的研究聚焦于唐宋建筑的转型，他一看到福善堂，专业的直觉告诉他，那些柱、梁、斗拱的组合方式，有“宋风”。

现在这个时代、在潮湿的南方还能发现一座元构，对于任何一位建筑学者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古建领域素有“北看山西、南看福建”的说法，这两个省保存古建的数量、质量以及密度都远远超过其他省份。但福建比山西更加独特。“山西邻近中原和历代首都，建筑的总体演进跟中原王朝保持相对同步。可能某些样式中原变了，再过50年左右山西也会变。”但福建不一样，特别是闽北浙南山区，建筑的发育有滞后性，在那里看到一个宋代的样式，它的年代可能晚至明初，“所以当我们在福建看到一个样式还挺古老的房子，就不敢做出判断。”周淼说。

然而，位于闽江上游河谷的建瓯，虽处山区，却是福建最早得到汉人移民开发的地区。公元206年，孙吴政权在今建瓯建立福建历史上第一个郡级政区建安郡。一直到宋代，以建瓯为中心的建州都是福建的文化中心，当时建版书风行天下，朱子理学也孕育于此。

周淼后来才意识到，尽管更北边的闽北山区开发得很晚，但闽江上游狭窄的河谷地带却并不晚。具体到建筑的样式，建瓯地区也可能会和其他闽北地区存在着“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对冲”了闽北与中原的时间差。

“怪力乱神”，刘妍指着福善堂梁枋上雕刻繁复奇诡的猫梁和斗抱说。凭借这个直觉，他也曾大胆推测福善堂是元代建筑，“感觉要早于明，但不太可能到宋。因为宋和明都趋向正统与规整。只有元代建筑才会出现这种标新立异、奇异古怪的做法。”

暂不把自己的发现经过写成了一篇公众号文章，发出来之后，便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他觉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刘妍说。2023年10月，刘妍结束了廊桥课题的测绘任务，返回工作单位昆明理工大学之前，他决定再去一趟福善堂，对它进行第一次测绘。“你要不要来？暂不没准也会来，我们也许可以说服他接受采访。”他问南方周末记者。10月底，南方周末记者见到了福善堂与它的发现者暂不，也旁观了刘妍团队对福善堂的短暂测绘。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建筑本身，还有因福善堂而产生羁绊的这些人。

住——建筑考古学眼中的“生长”

亲眼见证福善堂的发现，让刘妍觉得有一种命定的缘分在里面。他正在写“坐南朝北”建筑的系列研究，这种与常规“冲突”的建筑形制令他着迷。福善堂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

刘妍在德国攻读的博士学位为“建筑考古学”，“精细测绘”是这个领域的核心工具。对一个大型建筑来说，完整的建筑考古有可能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

在刘妍求学的德国，精细测绘是开展文保工作的一个“基本盘”。“德国的文保没有等级之分，只要是文保，就要做这么一套完整的、深入细节的测绘。”刘妍说。

一个建筑考古学的学者，可能一生也做不了几个精细测绘的案例。刘妍的德国导师将三十年的精力都花在了一座教堂上。对于国内来说，“这一套东西太奢侈了，能够将精细测绘做到建筑考古学深度的，全国的案例屈指可数。在福建，甚至连宋代建筑罗源陈太尉宫，可能都未做到足够匹配其身份的测绘。”刘妍说。

建筑考古学是一门在国内方兴未艾的学科。刘妍形象地形容考古学是一层一层往下挖，“而且他们的地层是沿水平铺展的”，建筑考古则讨论地上建筑中叠压的历史图层，比如一个宋代建筑在明代换了某个构件、在清代加了一个连廊……像考古一样，也是一层一层的“地层”。

周淼将福善堂形容为“生长”的建筑：“很明显，它是不同时期扩建和改建出来的。”在现场，暂不向南方周末记者详细讲解了这种生长：大殿前部檩下有一条大明弘治年的题记，门廊下有清康熙的题记，偏殿出现了清嘉庆的题记，戏台则呈现清代晚期风格。大殿本身就包含了元、明、清的不同构件和构造，更不用说整个建筑群丰富的“地层”叠压。“用‘元至清’来描述福善堂的年代要更加准确，也更接近建筑遗产的本质。”暂不认为。

刘妍说，建筑考古学就是“建筑侦探学”。建筑学家通过对现场线索的全面收集，找到时间之河中建筑物的幽微变化，从而反推历代社会与人事变迁。他想对福善堂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早期的营造学社所做的事情，就是建筑考古，但那个时候学者的工作重点还是想要找到最早的建筑，找唐构，找宋构，恨不得把明清时期的历史覆盖全都剥离掉。”刘妍说。福州的华林寺大殿就是这样的经典代表，“最初的测绘图甚至连清代的外廊都未有记录，复原修缮时，清代的廊子便直接拆掉了。”

今天的建筑考古学已经和早期学者的追求有所不同，一则要追求更加细致的测绘，二则更加重视一座建筑“一生的故事”——一座建筑完整的生命叙事，不仅仅注目于它“初建”或“原本”的青春英姿，还要了解它历代的变化与直至迟暮的生命状态。

要理解福善堂的“生长”，不仅要从建筑本身入手，建筑所在的历史环境也是关键因素。通公路之前，进出郑魏村只能通过一条跨越山涧的古驿道，古驿道连着廊桥，村口有一座廊桥仙恩桥，村尾有一座廊桥德胜桥，两座廊桥标定了进村的唯一通道。

古驿道由宽石板铺成，“古道修得那么宽，看得出来村子本身在古代是有财力的。”刘妍推测。村子旁边又有两座廊桥，“有实力建廊桥的，一定是这个村子的位置在一个重要的通道上，可能是古代的重要商路，人们必须从这儿经过，才有这个动力去建这样大型的廊桥。”周淼说。

更令周淼惊讶的是郑魏村的明代民居，“一个村子里面有明代民居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事，而郑魏村的明代民居可能不止五六座，还有很多精美的清代民居，说明这个村子很早就很繁荣了，它的人口繁衍、财富聚集肯定远超周边其他村子。”财富的聚集让福善堂在元代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明清时期又有了不断生长的可能，陆续有了偏殿、廊屋、戏台……

郑魏村的主要产业是木材。四周群山参天的古木，就是村子最大的财富。古时候，村民们砍伐树木后，将木材放进河里，顺着水流，就到了福州。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村子一直是闽东北地区木材产业链的重要一环。“福州那边现在还有我们的地，我们那时候是比较富有的。”郑发旺说，他家祖上也从事木材生意，他的祖宅建于清末，位于郑魏村的中部，也是一幢高墙深院的大宅。

郑氏族人通过将宗族力量与产业相结合，控制着周边大片山林，现在周边的几个村子，也是以郑姓为主，“在古代都是郑魏村的‘势力范围’。”迪口镇文化站的工作人员郑锦兰说。她的老家在离郑魏村不远的一个村子，她家这一支郑姓，就是从郑魏村繁衍出来的。

坏——只要有人的活动，建筑就会被改变

行走在村里的小巷，两边曾经高大的古民居，很多只剩下断壁残垣。白露节气刚过去不久，村里告示栏上贴着一张“白露扫墓”的红纸告示，上面写着“癸卯年、八五公墓”——八五公就是郑昊。

和一般的清明扫墓不同，郑魏村对祖先的祭扫安排在每年的白露节气。这个习俗据说已经延续了几百年，按照村里人的讲法，白露时候，水落石出，溪涧里的水步碇走起来也方便了，于是就定在了这个时候去扫墓。

福善堂在以郑魏村为中心的小区域共同体中，扮演着信仰中心的角色。村里的妇人，到了60岁，就会到福善堂，举行隆重的仪式，穿专门的青色服装，头戴鲜艳的红花，“像小学生到年纪了去学校注册一样。”郑发旺说，当地人称他们为青衣斋婆。青衣斋婆们的日常念经场所，就是福善堂。

在郑魏村采访的那几天，每天都会在福善堂内遇到青衣斋婆，她们念经烧香、聊天打趣、晒太阳，欢声笑语时时盖过念经声。很显然，宗教空间变成了一个公共空间，她们在念经的日子里，暂时离开家庭，与姐妹们共度一段没有烦恼琐事的时光。福善堂是青衣斋婆们的小小庇护所。

二月十九观音诞、四月初八佛诞、十一月十七阿弥陀佛诞……在这些隆重的日子里，青衣斋婆们都会在福善堂做法事。而一年之中福善堂最热闹的日子，要算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五。

每年正月十二，郑魏村的人都要驱车八十多公里，去隔壁的古田县临水宫，请来临水娘娘，来村里巡游一回。临水娘娘名叫陈靖姑，是浙南闽北山区一带流行的民间信仰，海边有林默娘，山里有陈靖姑，古田临水宫就是她的祖庙。

正月十三凌晨四五点，请神的人马从古田祖庙出发返程，货车载着神像，一队小汽车跟着，浩浩荡荡开回郑魏村。2023年正月，郑发旺就跟着队伍去了一趟古田，高速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古代是艰难的山路。

请回临水娘娘，走过村口的廊桥，先安顿在村口的一座小庙里。这座庙的建筑历史也有两百多年，庙宇大梁上写着清代嘉庆年间的题记。当天午后，村里人抬着神像，绕着整个村子游神，沿途信众虔拜发愿。最后抬到了村子左翼的福善堂大殿，面对着福善堂戏台，众人将神像摆放妥当。

十四、十五两天是热闹的看戏酬神活动。戏是做给神看的，当然十里八乡的山民也能沾光来看。村里的剧团卖力演出，村民们求神保佑，鞭炮红烛映彻天际，正月的游神活动达到了高潮。

很少有一个群山之中的乡村，养着一家自己的剧团。郑魏村的郑隆戏剧团已经有超过两百年历史了。戏台后台的木板壁上，有光绪七年剧团演出的题记。郑发旺的祖父如果还在世，已经一百多岁，郑发旺记得祖父之前就是剧团里拉二胡的。

郑魏村的剧团在邻近一带很知名，上个月隔壁的南雅镇才刚刚请他们过去演过。如今剧团里还有二三十个人，演员和乐手都是村里的大爷大妈，“现在没有年轻人来加入了，没有固定的收入。”郑发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周淼早年研究山西古建筑，他发现山西的很多庙，尤其是比较古早的都已经被文物部门管控起来，香火渐渐断绝，本地居民跟它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在这里建筑和人的生活关联还很密切，传统的祭祀仪式、信仰空间、信仰习惯，依然能跟这个聚落、这个建筑绑定在一起。”

1951年，郑魏村小学在福善堂创立，学生有数十人。1960年，福善堂被辟为公共食堂。与山西村庙不同的是，改革开放后政策放松，福善堂很快又重新成为郑魏村信仰活动的中心。

然而信仰活动与古建保护，似乎是一道难解的矛盾。福善堂大殿被发现之后，省文物局的领导曾经多次吩咐过郑发旺福善堂的明火问题。周淼记得2019年大年三十，建瓯市的一座古廊桥步月桥失火，“就是因为当天在桥上烧香的人太多了”。

只要有人的活动，建筑就会被改变。有时候，这种改变是缓慢的，像福善堂那样慢慢生长，人的活动如海浪般温和地冲刷。但某种激烈的改变近年来屡见不鲜。就在2023年11月初，暂不发现福建古田县路上村建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余氏祖祠，已经被村民完全拆毁，正在重建中的新祠堂“像个不伦不类、非驴非马的怪物”，村民有了钱，想重修祖祠是人之常情，但暂不觉得这是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的不匹配，“这样一座有着明确纪年的五百多年的绝版祠堂，直到被村民拆毁前，竟然既不是文物也不是历史建筑，完全没有任何的保护身份。”暂不说。

空——留存什么

新中国成立之前，郑魏村是一个有自己武装的村子。最多的时候，村里的武装有一百多支枪，俨然一支规模不小的军队。直到现在，村里的街道上还贴着“私藏枪支、法律不容”的标语。

郑发旺和村里的老人都说不出这里面的原因，各种文献资料也没有明确记载为什么一个山村会有这么大规模的武装。很多人推测，当时郑魏村控制着附近的山林，郑氏又是当地的大族，乱世之中，族人以武装自卫。

1936年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建瓯迪口镇为中心，包括建瓯、松溪、政和、古田一带纵横50公里的闽东北游击根据地。村民武装很快就与闽东北游击队相结合，成为游击队的可靠后援。由于郑魏村村民对枪械非常熟悉，位于村子中心的郑氏祠堂很自然地成为了游击队的枪械修理厂。如今祠堂正门上方的五角星就是当时闽东北游击队枪械修理厂的标志。

福善堂也见证了这一段红色历史。1948年5月13日，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及两百多名游击队员在福善堂与当地村民一起看了赣剧。后来，福善堂成为一般文物点。

1982年，村民对福善堂大殿局部修缮，据暂不观察，当时的用料粗陋细小，“与原构相去甚远”，可能是条件太过有限。2017年，郑魏村获得了“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资金，福善堂大殿、门廊得以局部修缮，1982年不符合规格的构件被替换，屋面也做了翻修。如今在殿内，浅色的那些木料就是2017年所更换，与黝黑旧料的差别清晰可辨。正是这次谨慎的修缮，让福善堂的多处墨书题记得以保留，直至六年后，暂不携带红外相机再次造访……

比起余氏祖祠，福善堂大殿可谓幸运。它安然享受了几百年的香火，又因为附属建筑戏台特殊身份的荫庇，躲过了20世纪的风云变幻，直到一群对的人发现了它。

根据暂不的统计，福建省内近些年新发现的有据可查的早期木构建筑，除了已经被拆毁的余氏祖祠，还有安溪宝峰岩（明永乐年间）、漳平龙见宫（1482年）、尤溪卓氏祠堂（明成化年间）、大田宏农堂（明成化至弘治年间）、永泰仙瓢境（1513年）……其中大多数都没有任何保护身份。“他们手上对历史建筑的整理非常准确、完整。”刘妍、周淼与福建当地的古建爱好者群体都有很多接触，比起官方的统计数据，他们有时候会更加仰仗这些人的资料。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地方政府其实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知道它是一个有价值的文物，但不愿意上报，这种情况是存在的。”郑锦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只要不上报为文物点，损毁之后便没有人需要负责。

保护尽可能多的古建筑样本，是学者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基础。福善堂在元代建筑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连专门研究宋元建筑的周淼也很难说清，“因为南方的元代建筑实在太少”。

北方的元代建筑相对留存较多，在特定区域内，数量可以多到分析其历时性的变化。“在北方大致能对元代建筑做一个等级区分，来评述不同等级分别是什么样子。”周淼说。如果将福善堂置于北方元构之中，那么它毫无疑问是低等级的村佛堂的级别，然而它的大殿却比一般村庙要大很多，“北方元代之后，因为战乱，低等级建筑的构架的组合方式开始变得很乱，很混杂，或者说法度乱了、不讲究了。但福善堂的规制、秩序还是挺好的，这也出乎我的意料。”

福善堂大殿走过了历史的风浪，如今面临的是乡村的空巢。1950年代以前，村子里最兴旺的时候有五百多户人家。如今郑魏村本村只剩下不到八百人，整个行政村（包括周边的6个自然村）也不过一千多人。

古建筑背后不仅有发现者和研究者，还有与其息息相关的使用者。伐木产业消失之后，村子事实上没了营生。整个村子一年的开销要20万元左右，村两委的工资、村里的卫生开销有时候都很难保障。村里没有年轻人，这一代青衣斋婆逝去之后，福善堂的日常维护与使用很可能将失去活性。

刘妍也很感兴趣青衣斋婆的仪式与服饰，以及村子的戏班。“这个村子似乎有种魔力，能够保留下这么多样的古老的东西”，他计划明年寒假、暑假再来调研和测绘，尽可能长久地“泡”在当地，做真正的建筑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把人和建筑结合起来讨论，才会更有意思”。他也明白，如果不尽早记录，围绕着福善堂的这一整套文化系统都将消逝。

建瓯当地对福善堂的“升格”运动正在展开。原本福善堂只是一般的文保点，连县保也不是，现在它正在“越级”升格，“升格为省保的材料已经做完了，就等省里通知下来，之后我们可以把材料交上去，就可以做升格的工作。”郑锦兰说。进省保是为了未来进国保做准备，“元代的南方木构，一定会进国保的。”刘妍说。

青衣斋婆的日课肯定会受到文物保护等级升格的影响。郑发旺打算为她们在殿外准备一个鼎，让香烛不再入殿。和青衣斋婆们告别之后，刘妍和暂不继续驱车向北，去浦城山中寻访云峰寺。暂不说那是一座坐西朝东的国保建筑，“日出的时候，会非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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