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历史上看，复杂的军事斗争、多元的文化交流、密切的贸易往来使得太行山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的联系十分紧密，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关系。随着现代化的扩展，这种网络和流动关系不断加深，并日益复杂化。开展环太行山区域研究，就需要在整体观的视角下，考察乡民聚落、走廊通道、文化景观、历史遗产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构建区域整体研究框架的同时，达致对区域社会了解与文明类型理解。环太行山区域研究，是在华夏文明起源核心地带所展开的从“文化自觉”到“自觉发展”动力的探寻。这既是对“文化自觉”的理论继承，也体现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太行山西接山西高原，东临华北平原，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400余公里。以太行山为中心，包括山西、河南、河北、北京三省一市构成了环太行山区域。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曾说：“山通常是远离文明的世界，而文明又是城市和低地的产物。山没有自己的文明史，它几乎始终处在缓慢传统中的巨大文明潮流之外。”[1]31实际上，山岳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2]，而走廊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环太行山周围就是人类重要的聚居点。商周时代以来，借助多条通道，太行山两侧的人群之间进行着密切的交往。“太行山”其名最早见于成书于战国末年的《禹贡》：“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3]75唐代魏王李泰主修的《括地志》云：“太行连亘河北诸州，凡数千里，始于怀而终于幽，为天下之脊。”[4]162-172太行山是中国重要的地理文化标识，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圣山[5]。地理文化标识的出现、历史地理版图的扩展、民族精神的孕育无疑与聚落的形成、人口的增多、族群的交流、商贸的往来密切相关[6]。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作为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太行山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7]。进入21世纪以来，太行山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理空间和充满流动性、交融性的多元文化空间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环太行山区域研究，是在文明起源核心地带所展开的从文化自觉到自觉发展[8]1-8动力的探寻。本文试图在整体性的视角下，从长时段的视角切入，考察乡民聚落、民族走廊、族群关系、文化景观、历史遗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既是对“文化自觉”的理论继承，也体现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一、太行山：早期文明与族群交流

聚落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由特定的人群所组成的，具有相对明晰的界线和较为独立的生活空间[9]。而以聚落为起点，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空间中所展开的对族群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是把握区域社会内在脉络的重要机制。从远古时代开始，在太行山的两侧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并形成了诸多的聚落，这从丰富的考古资料都可以看出来。

石器时代，太行山南部的中原文化区与北部的北方文化区之间就保持着密切的互动。苏秉琦指出，以汾河谷地为主线的Y形联结通道（东北通桑干河地区、西北通河套地区）是两大文化区之间互动联结的主要中间环节，亦即辽西文明和内蒙古河套文明通过Y形通道到达晋南，而连接两者的中间环节（纽带）是太行山东西两侧的冀、晋两省[10]201-211。近年来，沿着太行山，从北到南，发现了许多人类早期活动的聚落遗址。在我国已经发现的25处距今100万年以上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中，位于太行山北端西麓、桑干河北岸的泥河湾遗址群就占了21处。该遗址“对于探讨古人类演化和环境适应性行为”[11]具有重要价值。六七十万年前北京周口店猿人，用烧石烹煮食物、改善水质的创举是先民在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标志[12]。太行山区是中国北方最早的粟作农业文明起源地，距今约1.6万年[13]。河北邯郸武安磁山遗址的特质表明，该地区在距今距约8000年前后曾被开发成重要的中转基地，文化移民的南下极大地促进了早期粟作农业在裴李岗文化的发生与发展进程[14]。太行山早期各个聚落频繁沟通与融合，尤其是农业的发展，为中原文明在该地区的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太行山西麓的山西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的地位极其重要，石器时代以来代表人类文化发展各个阶段的典型遗址几乎都有。如距今约180万年的西侯度遗址；距今约10万年的许家窑遗址（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10万年的丁村遗址（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3万年的下川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802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361处、龙山文化遗址1120处[15]5-6。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和黄帝就曾经生活在这里。继炎、黄二帝之后，黄河流域又先后出现了三位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禹。尧舜禹的统治中心都在今天的晋南。正如苏秉琦所说，“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16]44-45。晋南也成为“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太行山东面的史前遗址也很丰富，“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发现了三个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因此成为太行山东麓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的重要标尺。”[17]229-251位于邯郸武安磁山镇的念头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和东周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这为研究古代赵文化以及邯郸地区古代文化等提供了新的资料[18]。

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社会组织和结构变化的考察，而“聚落形态最能反映一个遗址、一个地区和一种文化乃至整个世界文化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变迁。”[19]1-26石器时代以来，聚落的发展、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的变化，也蕴含于文明的起源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

二、太行八陉：以走廊为中心的族群互动

农业文明与畜牧业之间的互动，是古代文明演进的重要历史模式。如果说苏秉琦所说的Y形通道所展示的主要是南北之间的连接，那么太行山东西两翼的人群，通过陉道跨越太行山所进行的沟通与交流，也应该是中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两大文化区系间互动与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陉”是重要的交通通道，具有连接人类聚落的重要价值。在太行山诸多的陉道中，“太行八陉”最为出名。“太行八陉”最早见于《述征记》：“太行山首始于河内，自河内北至幽州，凡百岭，连亘十二州之界。有八陉：第一曰轵关陉，今属河南府济源县，在县西十一里；第二太行陉，第三白陉，此两陉今在河内；第四滏口陉，对邺西；第五井陉；第六飞狐径，一名望都关；第七蒲阴陉，此三陉在中山；第八军都陉，在幽州。太行陉阔三步，长四十里。”[20]444太行八陉是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之间重要的交通孔道，也是我国东部和西部重要的民族走廊。按照历史地理特点，可以分为三段，南三陉（轵关陉、太行陉、白陉），中二陉（滏口陉、井陉），北三陉（飞狐陉、蒲阴陉、军都陉）。如果按照华夏文明拓展空间过程来说，可以把上述三段分别看做核心带、中心带、外围带①，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

（一）南三陉

第一陉是轵关陉。《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记载：“轵关，在县西北十五里。关当轵道之险，因曰轵关。”[21]2293这里的“县”指的是轵县（今河南济源市），轵道就是轵关陉。轵关陉道起于河南济源市东的轵城镇，终于山西侯马市南峨嵋岭和绛山（紫金山）相交处的铁刹关。从考古发掘可知，在东周甚至更早时期，这条道路就是连接河东地区和河内地区、早期晋南与洛阳盆地之间最便捷的道路[22]。轵关陉的军事功能非常明显，该陉道两头窄、中间宽，具有突出的军事价值。战国时期，轵关陉就是秦国出兵太行山以东的重要道路。《战国策》载，苏秦说赵王：“夫秦下轵道则南阳动”[23]283。晋国起初基本上就在河东地区，面对占据中条山内“轵关陉”上的戎狄部落并无办法。后随着其力量不断壮大，轵关陉内的戎狄部落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三家分晋后，为了太行山两侧国土的连贯以及地区的沟通，韩、赵、魏三国展开了对轵关陉的争夺。东晋永嘉二年（308），西晋叛军领袖王弥进攻洛阳失败，北渡黄河自轵关前往平阳归附刘渊。咸和三年（328），后赵石虎经轵关攻打前赵的河东地区。宇文周保定四年（564），杨广出轵关与北齐交战，为齐所败。清咸丰六年（1856），为了防范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从中原突破轵关，进入山西，继而威逼京城，时任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山西兼管提督盐政印务节制太原城守尉王为重建轵关关楼，并驻兵把守[24]。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曾在封门口轵关与日本军队进行过三次规模较大的战斗。解放战争时期，因阻碍行军，轵关城楼被拆除。

第二陉是太行陉。在太行陉，魏武帝曹操曾发出“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的感叹。可见，古人穿越“太行陉”之难。太行陉是连接河内和上党高地的重要通道，控制太行陉，便可轻易控制上党及河内地区。《纪要》记载：“《河朔记》：自晋阳趣河内，入洛阳，必经太行。太行在怀、泽间，实据南北之喉嗌。《战国策》：范雎曰：‘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又曰：‘一军临荥阳，一军临太行，韩必请效上党之地。’”[25]2094-2095可见，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已经认识到太行陉的重要战略价值，夺取了太行陉，就意味着切断了河内与上党间的联系。韩桓惠王十年（前262），白起伐韩，控制了太行陉的终点野王，上党与韩国本土的道路被秦军断绝。韩国无奈决定割让上党于秦，但是军民不愿意接受秦国的统治，上党郡守冯亭便率上党郡降赵，最终引发历时三年的长平之战。天井关是太行陉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汉大将王梁做野王时，曾北守天井关，因占据地利之便，刘衍攻取十多次未克。……明至正十七年（1357），“扩廓守平阳关，保据泽、潞二州”[26]1799-1800。嘉靖二十一年（1542），明政府下令河南怀庆府和卫辉府重修关城和长城，同时在太行山上设卡，以防止蒙古军队继续南下[27]。太行陉是太原到洛阳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重要的文化交流通道，北魏的石窟寺艺术从北（大同）到南（洛阳）传播，走的就是太行陉[28]177。

第三陉是白陉。白陉古时又称孟门陉。白陉东起河南辉县薄壁乡十里河，西到山西晋城陵川县马圪当乡的双底村，全程百余公里，是往来于中原和上党的重要通道。白陉之南有屹立于晋豫边界的孟门关（亦称“关山”），经白陉南渡黄河，攻汴、郑，东向山东菏泽、大名府，北窥安阳、邯郸，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塞。位于山东的齐国要讨伐晋国，白陉是重要通道。《纪要》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为二队，入孟门，登太行。《史记》：齐庄公二年，使栾盈间入曲沃，为内应，以兵随之，上太行，入孟门。栾盈败，齐兵还，取朝歌、孟门。贾逵曰：孟门，晋隘道”[21]2093。商周以来，白陉还是重要的商道。晋东南的铁（犁铧、条铁），煤，硫黄以及农副产品、药材、山货等通过白陉古道进入河北和河南，甚至远销到了南洋。今天，在马圪当十里河大峡谷的中部，还保存有“悬天古道”与“七十二道拐”，这是太行八陉中留存至今的距离最长且最完整的古道。

南三陉也叫河内三陉，这三条古道，出口都在黄河以北、太行以南，古人叫河内之地，故也被称为河内三陉。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在八陉中，河内三陉最为重要。晋南、豫北、关中正好处于黄河金三角，是华夏古文明的核心地带，属于核心带的范畴。最晚上古以来，也正是通过陉道，三地之间不同族群沟通与交流不断加深，同时华夏文明如滚雪球一样，在空间上也不断扩展。

（二）中二陉

第四陉是滏口陉。从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西纸坊村南出发，经涉县抵达山西长治，要走滏口陉。《纪要》记载：“滏口，太行第四陉也，山岭高深，实为险恶。”[21]2335滏口陉是从长治去邯郸的大通道，商代青铜器西传，从安阳传到长治地区，就是从这条道传入。周灭商，先灭黎，也是为了控制这条道。公元前386年，赵国将都城从中牟迁到邯郸。在连接太行山西侧的晋阳与东侧的邯郸中，滏口陉极其重要。从邯郸出发向西，进入滏口陉后便进入太行山脉，在黎城分成南北两支：南路跨过浊漳河进入长治盆地；北路顺清漳河逆流而上，最后到达太原盆地。而只有控制了上党地区，赵国在太行山东西两侧的领土才有保障。但是控制上党地区大部分土地的是韩国，因此韩赵两国之间纷争不断[28]120-128。而在后世，这条陉道也很重要，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后燕皇帝慕容垂派慕容楷出滏口陉攻慕容永于长子。北朝时期晋阳与邺城以及洛阳之间的联系，要通过滏口陉。北魏永安三年（530），并州刺史样津在邺募兵，计划自滏口入并州，平定叛乱，但并未成功。太昌初，高欢从邺城经滏口，攻打盘踞晋阳的尔朱兆势力。后周建德五年（576），高欢经滏口陉进入山西并攻克晋阳。高欢死后，高澄将高欢葬于漳水的西面[21]2335。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主要驻扎在这一带，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就牺牲于辽县麻田十字岭。

第五陉是井陉。井陉是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交通要道。从交通的角度看，太行八陉中井陉最重要。《纪要》记载：“井陉关，在真定府获鹿县西十里，山西平定州东九十里。《吕氏春秋》：‘天下九塞，井陉其一，亦曰土门关。’”[29]424自秦汉至明清，史书记载发生在井陉关的战争多达17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汉高祖三年（前204），韩信率军攻赵，在井陉关外破釜沉舟，最终击败赵军的战斗。战国初期，太原北部是赵国的疆域，太行山以东主要为中山国所占据。为了拓展疆土，同时也是应对上党地区韩国的压力，赵国和中山国展开了对井陉及其以北地区的激烈争夺[30]589。井陉关不仅是秦汉以来的军事要塞、交通枢纽，也是晋、陕、冀三省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天长镇始于汉，唐代中期称天长镇，唐末设天长军，成为著名的军城。宋熙宁八年（1075）移井陉县治于此，历经金、元、明、清、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延续800余年，一直为历代县治之所。1907年通车的太原到河北正定的正太铁路，2009年通车的石家庄到太原的石太铁路，都要过井陉关。位于井陉县西部的天长古镇有“晋冀交通咽喉”之称。

按照带状结构，中二陉属于中心带。中心带与核心带之间较早就有了密切联系。在商周时期，中心带还属于戎狄活动的区域。华夏文明不断北扩，战国时期，中心带的族群最终被纳入统治区域，基本上完成了华夏化。

（三）北三陉

第六陉是飞狐陉。飞狐陉得名于飞狐口（又称飞狐峪），为蔚县盆地至涞源盆地的狭窄通道，长约70公里。《纪要》记载：“飞狐口，在大同府蔚州广昌县北二十里。《舆地广记》：‘飞狐峪、飞狐关，在蔚州南四十里。其地两崖峭立，一线微通，迤逦蜿蜒，百有余里。’”[26]1801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记载，飞狐口北出与倒马关南出诸道——望都陉等道；飞狐县西北出隘门通平城道；飞狐县东南五回岭道——蒲阴陉道；飞狐县东取子庄关（紫荆岭通易州道）[31]1476-1491。飞狐陉有两个特点：其一，和平时期草原民族和汉族商人物资交易的重要通道。其二，战乱时期，游牧部落和中原王朝展开军事争夺的重点地带。战国时，赵国欲北上扩展，必先吞并中山国和代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进行军事改革，北上打下的代国怀来谷地就在飞狐陉下。西汉文帝时，车骑将军令勉镇守飞狐；东汉时大将杜茂曾修治飞狐口。明崇祯时兵部尚书杨嗣昌在《飞狐口记略》中说：“山则如两翼分张，皆北向而色紫，黯如古铁，形竖削如指掌……北口间得沙石细路……而左右山忽卓地起，如千夫拔剑，露立星攒。”[32]104-105抗战开始后中日两军围绕该县反复拉锯。1937年7月，八路军曾在此地设伏，赢得了平型关大捷。

第七陉是蒲阴陉。蒲阴源于县名，其旧址位于今天河北省易县的西紫荆岭上。《纪要》记载：“紫荆关，在保定府易州八十里，山西广昌县东北百里。路通宣府、大同，山谷崎岖，易于控扼。自昔为戍守处，即太行蒲阴陉也。”[29]433-434明代长城上的外三关为山西的雁门、宁武、偏头，而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共同防御从草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侵略者。紫荆关是防守塞北草原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防线，关城在易县城西面的太行山脉紫荆岭上，以山上多紫荆树得名。嘉定二年（1209），蒙古军队攻打居庸关受挫，后改变战略，转而攻打紫荆关。蒙古军队在五回岭击败金兵并攻陷涿、易二州后，绕道居庸关的南部将其击破。明代为加强对蒙古的防备重修紫荆关，这里也曾发生过多起战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汉率军从大同南下，进逼紫荆关，攻陷插箭、浮图等山谷，最后被明军击退[29]434。

第八陉是军都陉。军都陉是从北京去往宣府和草原的通道，也是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的分界线，西通怀来、宣化、大同，东通古北口、喜峰口和卢龙、临榆（山海关）。《纪要》记载：“郦道元曰：居庸关在上谷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军都在居庸之南。绝谷累石，崇墉峻壁，山岫层深，侧道偏狭，林鄣邃险，路才容轨……元初五年，鲜卑犯塞，屡寇上谷。建光初复寇居庸关。”[29]429-430军都陉上的居庸关是北京的北大门，被认为是保卫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直接关系到京城的安危。洪武二年（1369），为加强北京北部的防备，在徐达的主持下，建造了居庸关南口。可见，居庸关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北三陉属于边缘圈，其陉道的形成主要和长城沿线的边塞有关。如果说飞狐陉和蒲阴陉还位于太行山的北段恒山山脉上，军都陉则已经转向了燕山山脉。这里是华夏文明和北方少数民族接触与交流的前沿阵地。在古代，不论是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匈奴、回纥、契丹，还是生活在东北的少数民族东胡、肃慎、鲜卑、靺鞨、契丹、女真，要进入中原就要跨越太行山。环太行山也就成为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到了清代，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巩固。

交通与聚落，陉道与族群是相辅相成的。太行八陉作为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重要的民族走廊，在其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促进了族群的交流、融合乃至分化。族群地理意义上的“太行八陉”所具有的区位特征和历史意义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古“太行山文明”地区；华夏族群的互动地带；西北少数民族迁移通道；民族间的融合地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联结纽带”；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财富区域。

三、陉道与区域共同体的建构

上文主要阐述的是太行八陉的军事、交通价值与意义。实际上，环太行山区域是一个复杂多维的空间实践系统和动态变迁的社会历史过程，在其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资源的开发、族群边界的拓展、信仰圈的形成，都可以被纳入区域社会体系中去理解。而不论是有形的陉道网络，还是无形的社会网络[33]，都会将不同的区域、多元的族群连接起来，在呈现复杂交织状况的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共同体的构建。

（一）资源开发与陉道运输

环太行山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是历史以来区域内与区域间密切的经济沟通与交流。首先，这种沟通与交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认识的提高，范围也会不断增大。其次，沟通与交流不仅体现在山脉的南北之间，而且体现在东西之间，且这种交流从很早就出现了。再次，资源是族群间流动的重要基础，以资源地为中心会对周边区域产生辐射与凝聚作用。

一般来说，翻山不易，所以山脉的阻隔容易构成族群的分界与文化的区隔。“最初中国”[34]88-90距今约4300到3900年，遗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核心区在今天的山西临汾一带，其南面的传播范围不过峨嵋岭的陶寺文化。到了距今3800到3500年，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被认为“最早的中国”[35]的二里头文化越过比峨嵋岭险峻的中条山，传播到了晋南地区。二里头文化之所以能越过中条山，应该是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轵关陉的开发有很大关系。轵关陉是早期中国重要的一条“资源运输”通道。到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时期，商人征服夏人并占领其领土后，在二里头文化聚落中心的北面修筑了垣曲商城这一军事城堡，其重要目的就是控制中条山铜矿等资源[36]。近年来，在山西绛县西吴壁发现了距今3600余年到3300余年之间，亦即二里头晚期和二里岗时期的冶铜遗址，这对于探讨夏商王朝崛起与获取、控制和利用铜这种重要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夏商代表的早期中原王朝文明体系和内涵也极具价值[37]。

除了铜矿外，盐业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华夏文明的起源问题上，不能不提到河东盐池。日本学者宫崎市定（みやざきいちさだ）曾说：“中国最古的文明，实兴起于河东盐池附近。我想夏、商、周三代的国都大体上都位于消费河东池盐的地区。毫无疑问，盐池就是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38]2191965年，山西省公布了第一批共25处石器时期古人类文化遗址，其中14处就在河东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古人类文化遗址，分布在以距离运城盐池50—200公里间范围内[39]20-22。然而，从盐的产生具有特殊的地域性，且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不可替代性来说，华夏文明的远古先民围绕运城盐池聚居具有其必然性。盐业不仅是在当地消费，随着产量的增加，还会辐射四周，如通过水路经蒲州、过黄河进入陕西关中地区。陆路则是分为东进和北上，东进主要是通过太行陉道（尤其是轵关陉和太行陉）进入河南洛阳地区；往北则沿着汾河而上，进入太原、大同、北京乃至于蒙古地区。总之，正是因为其特殊的资源，河东地区成为辐射中国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而解盐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以及区域共同体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40]42-66。

盐业的运输与商业的兴起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明代，晋商的兴起不仅与明清以来政治军事因素有关，也与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有关。具体来说，“明政府为北边各边镇筹集军饷而推行开中制，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流的要塞，是晋商兴起的有利地理条件；明代山西盐铁等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是晋商兴起的物质基础。”[41]8-30泽潞商人是晋商中的重要一支。明清以来，“商业不仅在地方经济和民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地区性贸易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42]山西商人贩运的茶叶，从河南怀庆府河内县经太行陉进入山西境内。继续北行，回到晋中的晋商故里，然后继续向北进入游牧地带。同时也把山西的丝绸、煤炭、铁器运到中原。而不论是盐，还是铜，都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对于区域共同体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族群边界的拓展

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率先从太行山东侧开始，随着动植物驯化、定居村落、磨制石器工具等标志性特征的日渐成熟，人们从山前地带扩展到更适合作物种植的华北平原。在此基础上，中国文明也就形成了[43]。文明形成后，文化区的范围依然在不断扩展。而盐、铜等重要自然资源对于区域的文明演进、社会发展、交流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圈、文化区、文化带也不断增大。

太行山内外有着比较复杂的人文关系，一方面，太行山外面的山麓地带，尤其是南三陉，是早期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很早就有比较发达的城市产生。另一方面，在太行山里侧则是戎狄等少数民族活动的重要区域。大约春秋中期以后，太行山中部、北部至滦河流域主要是白狄的活动范围[44]339-340。桑干河与洋河流域的遗存属于白狄建立的代国文化，还有赤狄人建立的潞子国（今长治市潞城、黎城一带），白狄人建立的肥国，北狄人建立的中山国（今定州、唐县灵寿一带）等。而在太行山南麓，山内的戎狄与山外的华夏，太行山南面的汉人，与北面的游牧民族有着很长的博弈历史。《左传》载：“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45]1371晋国位于深山之中，建国初期范围只局限于山西霍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地区，远离周朝王室，在其西北部、北部是戎狄等少数民族。后来逐步强大，向北发展。三家分晋后，势力向北延伸的同时，伴随着经济开发，戎狄被逐步同化。赵国不断蚕食周边的林胡、楼烦、匈奴、东胡等少数民族的地盘，其领土范围也逐步扩大，直至阴山。

（三）信仰圈的扩展

林美容指出：“信仰圈以一神信仰为中心，其活动没有节日性，成员资格为志愿取得，是区域性的信仰。”[46]9-11在太行山区，土瘠民贫、十年九旱。就以阳城县为例，从明成化二十年（1484）到1985年的500多年里，发生过较大旱灾51次。春旱每四年一遇，夏旱每两年一遇，连续两年以上的旱情也有数次[47]84。与此相关的是该区域祈雨系统发达，区域内除大的祈雨处之外，几乎每个村庄都建有专门用于酬神祈雨的戏台。至迟从金代以来，以阳城县北崦山白龙庙为中心，形成了南至河南怀庆府，北至长治的白龙神信仰圈[48]。除了白龙神具有司雨职能外，舜帝、汤帝这些大庙内供奉的主神也具有司雨的职能。商汤“桑林祷雨”早已成为耳熟能详的历史传说，而围绕析城山汤庙形成范围很大的汤帝信仰圈。

关公既是行业保护神，也是财神。在太行山区，关公崇拜盛行，这与发达的商业有关。阳城县下伏村汤帝庙内有关王殿，乾隆三十三年（1768）勒石的《移修关帝庙碑》的捐款名单中包括198个商号，502人。太行山区的很多寺庙是由泽潞商人捐资修筑的。泽潞商人每到一个地方，就积极支持当地修庙、建校，而且也修建了许多泽潞会馆。如洛阳老城中有潞泽会馆，该会馆建于乾隆九年（1744）。与此同时，泽潞商人也将舜帝信仰、汤帝信仰、关帝信仰等太行山区的神明系统带到了当地。

区域共同体以经济圈、信仰圈、文化区等方式体现出来，而多种网络的交叉与叠合最终形构了区域社会的复杂体系。对于太行山区域社会体系的考察，首先应从生业经济开始，然后上升到社会组织以及观念体系的考察。然而，从目前研究看来，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结合度不够，即整体性的视野不强。只有回到整体的视野，将人的流动置于时间的延伸与空间的扩展之中，在流动的体系中关注区域社会网络的形成与流变，才能回应区域社会研究的整体性追求等更大的理论问题。

四、历史遗产与环太行山区域社会

太行山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在该区域实现了汇聚，农业族群与游牧族群实现了融合。直到今天，该区域依然人口众多、文化多元、族群关系密切，是一个极具“活态”的文化区域。在新时代，必须对这样一个动态的、从历史中走来的、处于变迁中的文化进行遗产到资源的转化研究，以助推社会发展与区域复兴。

（一）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

从自然景观来说，太行山地貌的多样性造就了其景观的独特性。在河南修武至河北平山的南太行主脉，有多层“蛋糕”中的古老变质岩、红色嶂石岩、白色石灰岩构成的“嶂石岩地貌”。凭借其独特的自然景观，该区域建立了许多景区。如河南省境内的修武县云台山、山西省境内的陵川县锡崖沟、河北省境内的赞皇县嶂石岩等。太行山最奇特的景观是绝壁长崖。在河南与山西交界南太行山区，目前已建有郭亮路、锡崖沟、回龙、昆山、陈家园等6条挂壁公路。与南太行相比，北太行最为独特的是塔峰，在白石山、飞狐峪等地的“老白云岩层”中达到极致。在涞源白石山，石峰超过1000座，最高可达200米。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塔峰，飞狐峪峡谷成为太行山陉道中极具独特性的峡谷。在太行山区，除了“山”以外，还有“塬”“丘”“盆”“掌”等，这些景观共同构成了多样的太行山。随着旅游时代的到来，自然景观已然成为区域复兴的重要基础。

从文化景观来说，无论是太行山涧的羊肠坂道、碗子城，还是天井关，“天下九塞”的井陉，还是留存着马蹄印的悬天古道白陉，这些景观都在展示着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族融合的历史。位于太行山中段井陉线上至今仍然留存着固关长城、承天寨及娘子关关城等遗址。然而，随着20世纪以来铁路的修筑，尤其是21世纪以来高速铁路的开通，井陉古道早已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价值与交通运营功能，但是其遗产学的价值却与日俱增。例如井陉线上的娘子关古镇，除有形的遗产外，还包含了许多无形遗产：一是以抗日战争“百团大战”为主的历史追忆与纪念；二是以张果老洞、独立岩壁、低山丘陵为特色的自然风光。2007年6月，娘子关入选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太行陉的文化景观也极其丰富，中国历史上的50余起战争、11位帝王的途径或居住、上百位文人骚客的200余首名篇佳作，以及难以统计的神话传说等，这些不仅仅是文化景观，也是文明景观，更是新时代区域振兴中可借鉴的文化遗产。总之，随着景观社会的到来，环太行山区域诸多历史遗产的景观价值正在逐步显现出来。

（二）从遗产到资源

在历史的长河中，环太行山文化脉络不仅仅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有机统一，也是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具有较为完整的体系：文明的起源与核心地带的远古神话资源；旧石器时代以来从未间断的遗址聚落资源；以太行八陉为标志的民族融合与民族走廊资源；围绕山域形成的都市文化资源；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抗日根据地时期构筑的民族精神；集体化时代形成的红色文化。从有形文化来说，太行山所遗存的遗产类别中以宗教建筑传统村落最多。从2003年的第一批到2018年的第七批，太行山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有23个，名村125个。

唐代以来，尤其是金元时期，创建、重建或重修的宗教建筑在太行山上有很多处。山西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宝库”，中国现存的古代建筑，以山西最多，达九千余座，其中全国较完整四处唐代木建筑都在山西。元代及以前木结构建筑518座，居全国之首[49]。明清时期，由于晋商的兴盛，不仅建造了很多宗教建筑，而且修筑了很多大院，山西晋中的乔家、王家、渠家大院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太行山腹地，则以太行古堡最为出名。太行古堡将传统民居、官宦宅第、防御堡墙等建筑连为一体，是中国传统文化、太行山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特定的历史阶段等综合作用的产物。山西上党地区是太行古堡的聚集地。仅以晋城市为例，当地现存古堡及遗址就有117处。这些古堡数量庞大，文化脉络完整，大部保存状况较好，依然延续着原有的生活功能，是“活着的遗产”。加强太行古堡研究，充分挖掘太行古堡文化的内涵及核心价值，大力推进太行古堡群“申遗”工作，不仅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而且也是提升文化自信、实现区域振兴的应有之义。

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区是革命的中心。八路军扎根太行山，书写了堪称人类战争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太行精神。如今，留存在太行山区的除了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外，还有诸多的革命文物，而这些文物也理应是环太行山区域重要的历史遗产，理应纳入太行山的文化脉络中来。集体化时代，太行山区典型云集，在山西，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西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十个合作社，再到六七十年代的大寨，都是典型中的典型。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将太行山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与传统村落保护、乡村振兴等现实的关怀结合起来，这是该区域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

五、环太行山区域研究的构想

由上可知，太行山作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其所展示出来的绵延不绝的脉络体系对于理解中华文明的深层内涵意义重大。而考古材料的发掘、文献资料的积累、景观遗产的丰富与多元都为环太行山区域在学术研究与未来发展提供了可能。然而，总的来说，目前环太行山区域研究范式有待更新，理论框架需要构建，尤其是整体性、综合性研究有待提升。

环太行山区域所展示出的延续性文明，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太行山是人类早期繁衍生息之地，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分界线。沿着太行山，从北到南，石器时代就有了人类居住，并形成了许多聚落。石器时代的聚落人口不多，然而随着铜、盐等“战略”资源的发掘与交通线的开发，在太行山南部，华夏文明在吸收周边文明的基础上，实现了崛起，成就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原较早进入青铜时代，与文明的交往、延续与交通、道路的发展密不可分。随着道路的扩张，一个文明会与周边文明以及更远的其他文明相遇与碰撞，并产生融合与互动，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网络系统得以形成，从而推动文明的进步。远古时代以来，随着陉道的不断开发，环太行山周边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沟通与交流过程中就逐步形成了一个跨文明的交流系统。随着太行陉道的开辟，太行山不再成为阻隔，太行陉道也就成为经济交往、政治联盟、军事战争等方面的重要通道。太行陉道所起的“动脉”作用不仅加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的交流，而且为早期文明的成长以及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太行陉道是多元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空间，而民族间的边界从来都是相对的，环太行山的研究，“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更是一次主动融入对‘他者’文化的尊重与对话中边缘与中心的互换。”[50]316

同时，环太行山研究对于区域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太行山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文化而形成了大量的历史文化景观。而作为独特的景观，道路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景观的基础上所构建的文化表达的媒介，也是塑造身份、激活记忆、延续信仰的重要工具。环太行山研究以道路的探讨为切入点，将区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跨区域社会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以及普通人的社会记忆与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等方面勾连起来，在探索文明交流与互动的新方式的同时，构筑文明社会研究范式。从上述意义而言，开展环太行山区域研究，是在试图建构一种文明社会的研究范式，也就具备了方法论的含义。

从上述研究不难发现，围绕山岳所形成的区域，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开展环太行山研究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该区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长时段的历史延续、国家的在场、复杂性的族群关系。从历史上看，错综复杂的族群交流和贸易往来使得太行山两边的晋冀豫这种跨区域社会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形成了多种网络关系。开展环太行山研究，就需要秉持长时段的视角，将固定的聚落与走廊内流动的人群结合起来，同时，围绕人的生存与流动，开展以人为主体的历史的重新构建[51]。这就要深刻认识到山岳对人类文化的形塑作用，对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意义。太行山不仅仅具有自然景观、地理景观、物质景观，更重要的是历史景观与文化景观中的文明的交流、沟通，族群的互动与融合对于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作用。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与区域振兴中，太行山还包含着“从文化自觉到自觉发展”动力的探寻。这就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践：第一，在理论方面。以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和乔健先生的“自觉发展”的理论思考为核心，围绕环太行山区域，探讨、总结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式发展道路的本土经验。第二，在实践方面。对环太行山区域文化传统展开全面细致的调查，在摸清家底、分类归纳的基础上，探寻、发掘出能为“自觉发展”提供动力的地方性知识与文化。第三，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案。通过理论总结与实践调查，最终为环太行山未来发展提供较为科学的方案。如果说文化自觉主要强调个体对自身文化的认知，那么自觉发展则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合力发展。这就要发挥各个行动主体在区域营造中的能动性，尤其是要充分激活地方民众的参与意识、主动意识、自觉发展意识，使其积极参与到区域营造中来。总之，环太行山区域研究既是对费先生“文化自觉”的理论继承与发展，也体现了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六、结束语

太行山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其延续性的文明体系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同时，太行山还承载了华夏民族的宇宙观，还被赋予了传承中华文明，以及在文化自信基础上实现自觉发展的“试验区”。开展环太行山区域的研究，不仅可以开启华北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新视域，为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提供共同参与的研究平台，而且可以重新审视该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文旅融合拓展新的思路，以此推动较有代表性的自然景观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这个连接三省一市的“活态”文化走廊实现新的发展。在开展环太行山研究的时候需要秉持整体的、动态的、相互联系的理念，以此来看待区域内不同历史时期及今天的民族互动与文化影响，以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在区域复兴如火如荼的时代，中国的学者们可以以聚落为基础，以走廊为重要切入点，将区域历史的脉络与复杂的族群关系、区域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等方面连接起来，由此深描一幅文明延续与历史变迁的壮丽图景。从这个意义而言，在新时代，需要更多学者共同努力来拓展环太行山的研究，在深化对华北区域社会了解与文明类型理解的同时，把中华本土文化的特点体现出来，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体系的探索，共同迎接全球视野下“中国时代”的来临。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6(05).

人类学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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