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是19世纪英国知名的历史学家、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家和宗教活动家。作为历史学家，阿克顿深受德国史学的影响，将兰克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作为自由党的天主教议员，阿克顿放弃了天主教中一切与自由不兼容的东西，放弃了政治中一切与天主教不兼容的东西。在处理宗教和政治问题上，阿克顿总是把自由主义和道德观联系在一起，坚持伦理的标准和目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阿克顿看来，政治学就是公共伦理学。然而，现代国家过度关注科学技术发展，道德沦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道德需要重建，但如何重建成为跨越时代的恒久性的人类难题。阿克顿的德性政治思想是19世纪天主教改革与民族国家兴起互动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宗教语境与民族语境相结合对现代国家建构的道德困境做出新阐释与回答，显示出德性权力观对自由主义国家理论的修正、人道主义良知观对个人主义哲学的发展，推动我们对当代社会现实与道德问题的深入思考。阿克顿的作品大多是时政性很强的评论文、观点深邃的历史考证文、探究历史真相的文献文，并非是一套成体系的理论。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采取施特劳斯学派的文本阅读法与剑桥学派的历史情境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通过文本阅读，既能读懂阿克顿的政治思想的“外形”，又能从整全式视角把握其政治思想对现实世界的敏感性与警惕性。另一方面，通过情境分析法，既能理解其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又能够读懂阿克顿的政治思想的弦外之音，预言性地揭示着现代社会的潜在危机。国内外学者对阿克顿的政治思想研究，停留在自由理论的国家层面，并未进一步深挖阿克顿的市民社会理论;在道德理论的研究上，停留在对史学伦理观的批判，缺乏从人性视角拓展研究阿克顿的良知理论;更鲜有学者将阿克顿的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相结合，探究其德性政治思想的理论体系。阿克顿的德性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本文试图从19世纪基督教面临的三大挑战为历史背景，以罗马教廷发展的科学困境为切入点，探讨“科学与宗教”之张力何以成为其现实关切。

(第一章)19世纪的基督教不仅面临着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精神支柱的土崩瓦解后，众多小教派激增以及新教的内部分裂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还面临着理性主义与个人主义哲学思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传统神学体制的瓦解，甚至面临着如何处理教会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阿克顿将第一届梵蒂冈公会看成是个人自由与教会权力斗争的顶峰，如何处理宗教权威与个体理性、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与张力，教会改革成为仁人志士的时代主张。然而，教皇无谬论在第一届梵蒂冈公会正式通过，成为罗马教廷维持权威、抵抗科学发展的教义。这种主张绝对权威的教义，不仅在社会领域危害个人的信仰自由，还在国家领域侵害公民的政治自由。有鉴于此，阿克顿从历史维度、道德维度和宗教发展维度三个层面给予严厉的批判，认为教皇无谬论不论从教义追溯的适用性、双重道德评价性、教皇绝对主义权力观的危害性而言都是错误的。与罗马教廷的冲突坚定了阿克顿对绝对权力的批评，奠定了其德性权力思想的信仰根基，开辟了一条重新阐释权力与道德的关系路径。阿克顿主要朝着两方面致思，一是重新思考历史，一是重新思考人，将历史与人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自由，自由与权力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对自由与权力互动关系研究上，阿克顿留存的论文集有4部、时政评论文章以及书评约460多篇、通信录16部，所有这些文章都旨在探究如何实现个人自由及其赖以实践的保障手段。具体而言，对历史的重新思考，构成本文研究的史学根基。

(第二章)阿克顿的史学伦理观是遭到学术界诟病的核心话题，也是进一步研究阿克顿史学思想的突破所在。史学伦理观是阿克顿的历史思想、道德哲学、政治理念三者相结合的复杂理论体系。单从任何一个视角研究，都会割裂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阿克顿主张，对历史人物采用道德评价，其实在关注道德评价的政治功用，强调道德对权力制约作用，批判绝对权力对人类造成的灾难。阿克顿对人性的重新思考，构成本文研究的哲学基础。

(第三章)阿克顿的人学思想并非探讨人性的善与恶，而是关注良知自由与道德法则，是一种对内反求诸己的哲学。对此，本文做了三方面的理论探索:一是从宗教与良知的角度，重新定义自由，通过拓展良知理论的人学面向，为培育与守护政治良知提供人性基础。二是将良知自由从理论领域拓展到实践领域，道德评价系统旨在实现以良知作为指导和以道德规制权力的双重目标。三是从道德与权力的角度，论证自由实现何以依赖道德进步，使得修正人性恶和重塑社会正义成为可能。对于良知与自由、权力与道德关系的探讨能让我们更为深刻理解，阿克顿的德性政治思想绝非幻想而是可以操作的实践智慧。19世纪基督教的统一信仰体系瓦解后，新教并没有产生一系列新的信仰模式和制度模式，来解决社会的突发问题。宗教退出后的信仰领域仍然是真空状态，理性主义发展使得道德多元化和价值观多元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没有信仰约束的价值观极易导致盲从;过于强调自由意志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的危险，只承认个人权利而没有国家概念，为了自由意志可以分裂国家;这些潜在的危险都在21世纪的全球领域成为现实。现代国家都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底色，民族主义的分离运动与国家主义的统一理念之间的张力愈演愈烈。阿克顿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多民族的联邦制帝国。

(第四章)多民族共存是自然的发展要求，更是文明社会所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联邦制的目的在于实现民族自治，自治的多民族能够对中央政府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实现社会控制政府的目的。这里的帝国并非帝国主义的意思，而是帝国的治理经验，即帝国存在的必要性在于为国家和个人提供唯一信仰，这种信仰才是国家权威的来源，个人服从国家的价值来源，更是中央政府管理社会的合法性来源。

(第五章)好政府是阿克顿在处理个人、国家、社会三者关系中的理论产物，旨在阐明一个正义的市民社会应该为其成员做些什么的问题，从理论上探讨何种形式的公民政府受大众欢迎以及如何保障公民权。

(第六章)从政教关系问题上，阿克顿不喜欢把人们划分为各色人等，崇尚各民族都是上帝的孩子;不希望将新教徒、天主教徒、异教徒等各种教派分离割裂;提出教会与政府、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应本着妥协和宽容的心态和谐相处。在阿克顿看来，自由是道德发展的结果，是人类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未来图景。阿克顿的德性政治思想是建立在自由哲学基础之上的实践理论，自由哲学开拓了兼具思辨与分析的哲学研究路径，德性权力观旨在重塑社会正义并发挥道德在政治实践中的引导作用，人道主义良知观修正了个人主义哲学的极端化缺陷，开辟了一条重新阐释政治学就是公共伦理学的路径。

(结论)鉴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已然找不到用何种理念提供粘合社会共识的理论资源，旨在“正人心、弘道德、致良知”的阿克顿的德性政治思想无疑成为西方社会重整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综上所述，本文作为探究阿克顿的德性政治思想的一次理论尝试，以调和科学与宗教关系为时代关切，通过历史梳理与文献研读相结合的方式，对其思想追本溯源。这种理论尝试不仅可以管窥阿克顿的政治思想的德性面目，展现阿克顿的思想之精髓，即“崇尚自由、坚守道德、守护良知”这一理论旨趣与生命价值;又可以深化理解其“人道主义”的道德情怀。

img/阿克顿勋爵德性政治思想研究_王晓兰.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