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600多位开国元勋，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这600多位开国元勋中，有一位光头的寺院法师，格外惹人瞩目。他是唯一一位参加开国典礼的巨赞法师，周总理还亲自给他题词：“上马杀敌，下马念佛。”

巨赞法师俗名潘楚桐。1908年，潘楚桐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他的家境算是不错的。其父靠着自己的商业头脑，做点小生意赚取外快，因此巨赞法师从小就被送入私塾读书。

可是这种幸福突然就被打破了，他的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了赌博，还经常喝酒成瘾，而母亲也突然病逝了，这对潘楚桐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在母亲去世之后，经常自己一个人去山上坐着，还经常在半夜靠吹短笛来寄托自己对母亲的思念。

可是潘楚桐并没有消沉很久，他自己通过自学，学习了四书五经和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最后考进了江阴师范学校。

年少时期的他，遭遇家庭变故，又目睹了军阀混战，自己的国家被列强所镇压，欺负侵略，而且华夏民族传承无数年的瑰宝，也被强盗们所烧杀掠夺，士兵们更是毫无人性，将百姓们欺压的死死的。面对当时风雨飘摇的华夏大地，让他产生了拯救苦难人民的强烈愿望。

19岁的他，又凭自己的实力，考入了上海大夏大学，接触到了先进的革命思想，积极开展学生运动，成为那时候在当地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正是有着如此高的文化水平，为巨赞法师以后在佛学研究的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校期间，潘楚桐不仅接触到了先进的文化知识，他的爱国思想也在此时不断形成与强化。

此时，潘楚桐意识到了，想要驱逐侵略者，必须让中国人民觉醒并团结起来。

在1929年，潘楚桐接受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参与了中国和共产党。

随后，还未毕业的潘楚桐便辍学了，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参与到了爱国的事业当中。

在家乡，潘楚桐在一所学校担任校长，一边学习知识，一边宣扬爱国主义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与当地的地主豪绅进行斗争，领导小学教员开展罢教斗争，但是当时的共产党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很多的革命运动都被国民党所镇压，1929年潘楚桐被国民党列入逮捕名单之中。

为了躲避追捕，他深夜出逃，躲入了杭州灵隐寺。这里是潘楚桐与佛学结缘的地方。在灵隐寺的日子里，他感悟到了佛法。便有了出家的想法，灵隐寺主持太虚大师听闻了潘楚桐想要出家的原因，认为他很有佛性。其母最初极力反对爱子剃发修行，明明有着一个前程似锦的未来，根本没有道理去寺庙中吃苦，不久后其母只看着心意已决的爱子，终究无法说出狠话，无奈之下只能放任他离去。

1931年，杭州灵隐寺迎来了一场剃度仪式。只见，身披海青的潘楚桐，跪立于蒲团之上，正在接受方丈却非法师的剃度。自此正式成为了一名佛家弟子，初名传戒，后改为巨赞。

1933年巨赞法师到重庆北培的汉藏教理院任教。随后又到南京跟着大师欧阳渐进行深造。曾经所有人都以为巨赞这一生都会献祭给佛祖，常伴青灯古佛，了此一生。然而在热爱佛学之前，巨赞法师一直是热爱这个国家的。对我党援助，甚至是直接参与到革命的事情也没少做。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正面战场一败再败，巨赞法师奔走各地，先后在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组织佛教徒参加了抗日救国活动。

他在湖南宣扬佛法时，不禁对国民政府高层的消极抗战行为发出几句牢骚，国民政府抗战无能，镇压百姓却极其严厉，时任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沈醉将其逮捕入狱，判处死刑，等候枪决。

后经人说情，巨赞法师被释放，不甘心的反动派却狂扇了他2个耳光，让他“长记性”。

后来，保密局又把巨赞法师列入暗杀名单，但在老朋友南怀瑾先生的帮助下，巨赞法师又躲过一劫。由此可见，巨赞法师是何等令特务们头疼。

巨赞法师并没有放弃，他不仅在战场上积极杀敌，保卫家乡。战场下，他还积极撰写着关于宣传抗日战争的思想。鼓舞着中国人积极投身于抗日潮流当中。

期间，巨赞法师的言论在传播过程中便被共产党人田汉所发现，并将巨赞法师的书籍上交给组织。

1938年经田汉介绍结识叶剑英。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巨赞法师成立了“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等组织。

在巨赞法师的带领下，南岳的僧徒根据时代的变化，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时代大潮中，而南岳也是僧人抗战的发源地。他们没有枪支，没有火炮，但是他们靠着手中的笔为武器，积极地宣传爱国运动，甚至率领佛教青年服务团奔赴前线。

对巨赞法师的仗义之举，周总理亲书“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相赠。

后来巨赞法师去到广西桂林月牙山寺担任主持，除了“救难协会”，巨赞还创办《狮子吼》月刊，用舆论支持抗战和佛教革新；在瑶族同胞遇难时，他曾协助“瑶王”李荣保策划伏击战，歼灭日军一百多人。他作为一名僧人，他的种种举动获得了当时各界的高度评价。国家需要更多像巨赞的人站出来，在国家危难之际，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修行讲究六根清净，不占人世间是非恩怨。可国有大难，即便是超脱世俗的僧人也无法置身事外。在此期间，巨赞法师秉承“救国未必要手染鲜血”的原则，一面弘扬佛法，一面以讲习佛学作掩护，带领“佛青团”为拯救国家危亡做足了宣传和救护工作。巨赞法师以佛教徒的身份，不遗余力置身于世俗之中，自然当得起这“佛教高僧”的身份。

战争结束后，中国恢复了和平，百姓们的生活也逐渐步入了正轨。不过僧人们的生活却回不到从前了，因为土地改革的关系，国内许多寺庙都被推平，于是很多僧人便借机还俗，开始自力更生。

巨赞法师在这时又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重返寺庙。既然中国这个“大家”已经恢复了和平，那他也该为佛教这个“小家”做出一些努力。

1949年4月，从港省一路去到北京的巨赞法师上交了一份关于佛教改革的想法，鉴于其在抗日战争中联合全国佛教为抵御日寇所做出的努力，以及这份想法中对于约束佛教合理发展的理念，他成为了开国大典上唯一站在城门上的僧人，同时也位列600开国元勋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巨赞法师于1950年，在北京开办“大雄”麻袋厂，带着僧尼们参加劳动生产，还担任《现代佛学》月刊主编。

1952年，巨赞法师参加筹建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后一直担任协会副会长，并曾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除此之外，他还连续当选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成为第六届的常务委员。

1984年，巨赞老法师病逝于北京，世寿七十七岁，僧腊、戒腊各五十二。

真正的佛教，并不是冰冷的教义和教规，而应该是一种力量，让人即使身处黑暗，也能唤醒内在的觉醒。

巨赞法师深谙其道，并将其普度众生，可谓功德无量，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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