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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国魂”:晚清时期梁启超的“国民”思想
发布时间: 2024/1/31日    【字体:
作者:黄克武
关键词:  “国魂” 梁启超 “国民”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故国招魂”的志向,可以追溯到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思想界的发展。由于政治革新的幻灭,知识分子开始采取思想救国的路子。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诚如张佛泉所指出的,在这一时期任公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在德国政治学者伯伦知理(Bluntschli Johann Caspar18081881)的影响下,形成了“国家”与“国民”的观念。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33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国民十大元气论》(一名《文明之精神》),一篇是《中国魂安在乎》。在这两篇文章中,梁任公开始触及所谓现代国家之精神基础的问题。简单地说,任公追问中国在建立现代国家时,需要具有何种精神品质的现代“国民”。任公将此基础分别称为“国民之元气”与“中国魂”。他认为文明有“形质”面与“精神”面:“衣食器械者,可谓形质之形质,而政治法律者,可谓形质之精神也。若夫国民元气 ……是之谓精神之精神。”任公指出,“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

 

在第一篇文章之中,梁任公本来想写国民所需要的十大元气,后来只写了“独立论第一”,其他的部分则未能写成。任公说:“独立者何?不借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具有独立精神的是“国民”或“公民”,不具者则是“奴隶”。他后来所写的《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谈到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破坏与成立,应该与“十大元气”的论旨有关。

 

在同一期,任公又写了《中国魂安在乎》,这一篇和同期《自由书》专栏中前一篇《祈战死》相关。任公呼吁:

 

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欲将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自由书》)

 

这两篇文章大致上触及了任公国民思想的两个面向,亦即个人独立自主的精神与为国捐躯的爱国心。在任公看来,这两方面是未来中国所需要的“国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地说就是现代国民对国家的认同。

 

1902年任公再次编辑《清议报》《新民丛报》上他的文章,如《少年中国说》 《中国积弱溯源论》《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等,加上“伤心人”(麦孟华)的《论中国今日当以竞争求和平》与《排外平议》两文,由上海冯镜如(?—1913)所经营的广智书局出版,名为《中国魂》。这本书尤其凸显了任公“招魂”的志向。在该书序文之中,任公说这本书是为了“舒中国之症结,凿中国之沌窍,延中国之血脉,提中国之精神。他日钗拿[中国]人雄飞大地,即此其原动力也”,又说“呜呼!大和魂既翔于东方矣,中国如待招也。吾将起灵均于九原”。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之中的“中国魂”,一方面是以“新民德”为宗旨,因此包括《新民说》(如《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上的文章;但也包括“开民智”的部分,亦即提供国民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如当时中国的人种、人数、宗教、地理状况、经济建设与对外关系等“中外大势”。

 

例如梁任公所“想象”的中国人种有以下八种:汉种、通古斯种(满种)、蒙古种、高加索种、马来种、土耳古种(日文的汉字表记,即土耳其人)、西藏种、苗种。再者,书中列出的中国宗教则有以下九种:儒教(以“忠恕”为宗旨)、道教(以“制欲养心”为宗旨)、佛教(以“脱俗离欲”为宗旨)、白莲教(以“激发民心,谋为不轨”为宗旨)、喇嘛教(以“结众联盟”为宗旨)、回教(伊斯兰教,以“求长生说天道”为宗旨,教主“谟化灭独”)、天主教(以“造世界”为宗旨)、耶稣教(以“救众生”为宗旨)、拜物教(以“崇拜自然物”为宗旨)。总之,全中国四万万人作为一个有 “魂”的人种,即由不同种族与宗教之人群所组成。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任公在思索“中国魂”时也提到其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他和后来的孙中山一样,非常强调铁路的重要性。他拟定了十多条铁路路线,并说“铁路者中国之血轮也,未有血轮已凅,而灵魂尚能依附者。此哀时客所谓铁路时代也”。这样一来,中国魂所代表的不但是“魂”之比喻所具有的抽象意涵,也和凝聚此一精神的经济建设密不可分。

 

在铁路表之后,任公还附上了“历代革命军及割据国所凭借地理表”,列了陈胜、吴广以降七十余位领袖的姓名与根据地。这或许显示在1902年对中国魂的“想象”之中,任公还欲掩弥彰地插入了“革命思想”,这与他在访美之前所主张的“破坏主义”相互呼应。

 

其后,通过19021903年在《新民说》上发表的文章,尤其是其中的《论尚武》一文,以及1904年他所编辑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任公又继续探索上述《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中所提出的问题。但这时他不再感叹中国缺乏武士道精神,反而在中国传统之中找寻“尚武”精神的渊源。在《论尚武》一文中,任公说:“孔子固非专以懦缓为教者也,见义不为,谓之无勇;战阵无勇,斥为非孝:曷尝不以刚强剽劲耸发民气哉!”在《中国之武士道》的凡例中任公又表示:“武士道者,日本名词,日人所自称大和魂,即此物也。以其名雅驯,且含义甚渊浩,故用之”,“本编采集春秋战国以迄汉初,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者,以列传体叙次之,加以论评,以发挥其精神”。

 

任公的国民观念无疑源于西方“citizenship”(市民)观念与日本明治之后国家主义之国民观。他的想法不但受伯伦知理之启发,也受到中村正直(18321891)所译英国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所著《西国立志编》(Self-Help: With Illustrations of Conduct and Perseverance)与弥尔《自由之理》(On Liberty),以及日本思想界吉田松阴(18301859)的影响。他的国民观念不但强调国家认同的“形式的公民权”(formal citizenship)之层面,也重视国民应具有何种政治社会之权利的“实质的公民权”(substantive citizenship)之层面。

 

那么中国所需要铸造的“国魂”是否全由西方与日本引进呢?任公不以为然。诚如上述,在他看来,中国所需要的爱国精神就是屈原与墨子的精神,而武士道在中国也有悠远的传统。在谈国民的独立精神的时候,他说“独立者,实行之谓也”,也就是实现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再者,独立也指奋斗不懈,其实就是儒家所谓“舍我其谁”:

 

独立云者,日日以孤军冲突于重围之中者也。故能与旧风气战而终胜之。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孟子曰:“当今之势,舍我其谁。”独立之谓也,自助之谓也。(《国民十大元气论》)

 

由此可见,任公借国民观念而铸造的“中国魂”,其中包含了来自西方(与日本)的文明精神,同时也包含了中国固有的精神资源,而两者之间可以相辅相成。

 

这样的想法一直贯穿于梁任公思想之中。在上述两篇文章出版之前,1897年,梁任公曾撰有《论中国之将强》(流亡日本之前,刊于《时务报》第31册),认为中国物产富饶、人才充足、智力优越、勤劳朴实,擅长移民海外,他因此大声疾呼“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1899年中,任公又撰写《论中国人种之将来》(《清议报》第19期),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的“中国必亡论”与“保全中国论”,提出他的看法。任公乐观地说,“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这是因为中国人种有以下四个特质:“富于自治之力”“有冒险独立之性质”“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民人众多,物产沃衍,善经商而工价廉,将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权”。

 

1903年之后,任公对墨子学说与阳明思想的反复探究,也都是为了挖掘中国固有的精神资源,找寻源于传统文化的“元神真火”。1903年自美返国之后,任公在他所撰写的《论私德》中,提出“正本”“慎独”“谨小”等王学的德目,来铸造新民,正是《新民说》所揭橥“采补”与“淬厉”并重的具体展现。接着在1904年的《子墨子学说》中,梁氏则强调中国人有两个严重的缺点,一是自私自利,一是“命”的观念太强,因而不知自立自强,也缺乏西方冒险进取的精神。他觉得墨子的学说可以帮助国人解决这些问题。如墨子以兼爱为中心的“利他主义”,可以帮助国人医治自私自利的毛病,了解到正确的群己关系。而墨家精神之中最让他感动的,就是由兼爱、明鬼观念而产生的“轻生死”“忍苦痛”的精神,他认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墨学之忍苦痛则何以哉,舍墨学之轻生死则何以哉?”换言之,在“新民”的理想之下,梁启超觉得传统儒家“杀身成仁”“舍身[生]取义”的理想在实践之上有其限制性,“非学道有得者,不能切实体认,其平时养成之既甚难,其临事应用之抑亦不易,以故往往不能逮下”。他认为如果要使每一个国民都变成儒家的君子,具备现代国家思想,至少必须也要仰赖像墨家那种宗教观念,才能让人们为一个群体的道德理想而超越生死,在关键时刻敢于为国捐躯。总之,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任公努力地会通中西思想资源,以国民来建构国魂、充实中国人种,希望借此能使国人屹然强立于天演界,而免于亡国与灭种的威胁。

 

《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

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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