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故国招魂”的志向，可以追溯到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思想界的发展。由于政治革新的幻灭，知识分子开始采取思想救国的路子。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诚如张佛泉所指出的，在这一时期任公思想最重要的发展是在德国政治学者伯伦知理（Bluntschli Johann Caspar，1808—1881）的影响下，形成了“国家”与“国民”的观念。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33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国民十大元气论》（一名《文明之精神》），一篇是《中国魂安在乎》。在这两篇文章中，梁任公开始触及所谓现代国家之精神基础的问题。简单地说，任公追问中国在建立现代国家时，需要具有何种精神品质的现代“国民”。任公将此基础分别称为“国民之元气”与“中国魂”。他认为文明有“形质”面与“精神”面：“衣食器械者，可谓形质之形质，而政治法律者，可谓形质之精神也。若夫国民元气 ……是之谓精神之精神。”任公指出，“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

在第一篇文章之中，梁任公本来想写国民所需要的十大元气，后来只写了“独立论第一”，其他的部分则未能写成。任公说：“独立者何？不借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具有独立精神的是“国民”或“公民”，不具者则是“奴隶”。他后来所写的《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谈到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爱他、破坏与成立，应该与“十大元气”的论旨有关。

在同一期，任公又写了《中国魂安在乎》，这一篇和同期《自由书》专栏中前一篇《祈战死》相关。任公呼吁：

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欲将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自由书》）

这两篇文章大致上触及了任公国民思想的两个面向，亦即个人独立自主的精神与为国捐躯的爱国心。在任公看来，这两方面是未来中国所需要的“国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地说就是现代国民对国家的认同。

1902年任公再次编辑《清议报》《新民丛报》上他的文章，如《少年中国说》 《中国积弱溯源论》《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等，加上“伤心人”（麦孟华）的《论中国今日当以竞争求和平》与《排外平议》两文，由上海冯镜如（？—1913）所经营的广智书局出版，名为《中国魂》。这本书尤其凸显了任公“招魂”的志向。在该书序文之中，任公说这本书是为了“舒中国之症结，凿中国之沌窍，延中国之血脉，提中国之精神。他日钗拿［中国］人雄飞大地，即此其原动力也”，又说“呜呼！大和魂既翔于东方矣，中国如待招也。吾将起灵均于九原”。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之中的“中国魂”，一方面是以“新民德”为宗旨，因此包括《新民说》（如《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上的文章；但也包括“开民智”的部分，亦即提供国民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如当时中国的人种、人数、宗教、地理状况、经济建设与对外关系等“中外大势”。

例如梁任公所“想象”的中国人种有以下八种：汉种、通古斯种（满种）、蒙古种、高加索种、马来种、土耳古种（日文的汉字表记，即土耳其人）、西藏种、苗种。再者，书中列出的中国宗教则有以下九种：儒教（以“忠恕”为宗旨）、道教（以“制欲养心”为宗旨）、佛教（以“脱俗离欲”为宗旨）、白莲教（以“激发民心，谋为不轨”为宗旨）、喇嘛教（以“结众联盟”为宗旨）、回教（伊斯兰教，以“求长生说天道”为宗旨，教主“谟化灭独”）、天主教（以“造世界”为宗旨）、耶稣教（以“救众生”为宗旨）、拜物教（以“崇拜自然物”为宗旨）。总之，全中国四万万人作为一个有 “魂”的人种，即由不同种族与宗教之人群所组成。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任公在思索“中国魂”时也提到其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他和后来的孙中山一样，非常强调铁路的重要性。他拟定了十多条铁路路线，并说“铁路者中国之血轮也，未有血轮已凅，而灵魂尚能依附者。此哀时客所谓铁路时代也”。这样一来，中国魂所代表的不但是“魂”之比喻所具有的抽象意涵，也和凝聚此一精神的经济建设密不可分。

在铁路表之后，任公还附上了“历代革命军及割据国所凭借地理表”，列了陈胜、吴广以降七十余位领袖的姓名与根据地。这或许显示在1902年对中国魂的“想象”之中，任公还欲掩弥彰地插入了“革命思想”，这与他在访美之前所主张的“破坏主义”相互呼应。

其后，通过1902—1903年在《新民说》上发表的文章，尤其是其中的《论尚武》一文，以及1904年他所编辑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任公又继续探索上述《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中所提出的问题。但这时他不再感叹中国缺乏武士道精神，反而在中国传统之中找寻“尚武”精神的渊源。在《论尚武》一文中，任公说：“孔子固非专以懦缓为教者也，见义不为，谓之无勇；战阵无勇，斥为非孝：曷尝不以刚强剽劲耸发民气哉！”在《中国之武士道》的凡例中任公又表示：“武士道者，日本名词，日人所自称大和魂，即此物也。以其名雅驯，且含义甚渊浩，故用之”，“本编采集春秋战国以迄汉初，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者，以列传体叙次之，加以论评，以发挥其精神”。

任公的国民观念无疑源于西方“citizenship”（市民）观念与日本明治之后国家主义之国民观。他的想法不但受伯伦知理之启发，也受到中村正直（1832—1891）所译英国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所著《西国立志编》（Self-Help: With Illustrations of Conduct and Perseverance）与弥尔《自由之理》（On Liberty），以及日本思想界吉田松阴（1830—1859）的影响。他的国民观念不但强调国家认同的“形式的公民权”（formal citizenship）之层面，也重视国民应具有何种政治社会之权利的“实质的公民权”（substantive citizenship）之层面。

那么中国所需要铸造的“国魂”是否全由西方与日本引进呢？任公不以为然。诚如上述，在他看来，中国所需要的爱国精神就是屈原与墨子的精神，而武士道在中国也有悠远的传统。在谈国民的独立精神的时候，他说“独立者，实行之谓也”，也就是实现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再者，独立也指奋斗不懈，其实就是儒家所谓“舍我其谁”：

独立云者，日日以孤军冲突于重围之中者也。故能与旧风气战而终胜之。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孟子曰：“当今之势，舍我其谁。”独立之谓也，自助之谓也。（《国民十大元气论》）

由此可见，任公借国民观念而铸造的“中国魂”，其中包含了来自西方（与日本）的文明精神，同时也包含了中国固有的精神资源，而两者之间可以相辅相成。

这样的想法一直贯穿于梁任公思想之中。在上述两篇文章出版之前，1897年，梁任公曾撰有《论中国之将强》（流亡日本之前，刊于《时务报》第31册），认为中国物产富饶、人才充足、智力优越、勤劳朴实，擅长移民海外，他因此大声疾呼“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1899年中，任公又撰写《论中国人种之将来》（《清议报》第19期），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的“中国必亡论”与“保全中国论”，提出他的看法。任公乐观地说，“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这是因为中国人种有以下四个特质：“富于自治之力”“有冒险独立之性质”“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民人众多，物产沃衍，善经商而工价廉，将握全世界商工之大权”。

在1903年之后，任公对墨子学说与阳明思想的反复探究，也都是为了挖掘中国固有的精神资源，找寻源于传统文化的“元神真火”。1903年自美返国之后，任公在他所撰写的《论私德》中，提出“正本”“慎独”“谨小”等王学的德目，来铸造新民，正是《新民说》所揭橥“采补”与“淬厉”并重的具体展现。接着在1904年的《子墨子学说》中，梁氏则强调中国人有两个严重的缺点，一是自私自利，一是“命”的观念太强，因而不知自立自强，也缺乏西方冒险进取的精神。他觉得墨子的学说可以帮助国人解决这些问题。如墨子以兼爱为中心的“利他主义”，可以帮助国人医治自私自利的毛病，了解到正确的群己关系。而墨家精神之中最让他感动的，就是由兼爱、明鬼观念而产生的“轻生死”“忍苦痛”的精神，他认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墨学之忍苦痛则何以哉，舍墨学之轻生死则何以哉？”换言之，在“新民”的理想之下，梁启超觉得传统儒家“杀身成仁”“舍身［生］取义”的理想在实践之上有其限制性，“非学道有得者，不能切实体认，其平时养成之既甚难，其临事应用之抑亦不易，以故往往不能逮下”。他认为如果要使每一个国民都变成儒家的君子，具备现代国家思想，至少必须也要仰赖像墨家那种宗教观念，才能让人们为一个群体的道德理想而超越生死，在关键时刻敢于为国捐躯。总之，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任公努力地会通中西思想资源，以国民来建构国魂、充实中国人种，希望借此能使国人屹然强立于天演界，而免于亡国与灭种的威胁。

《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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