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关于罗马建城的历史书写是塑造罗马国家形象和构建作为“罗马人”身份认同的渠道。围绕罗慕路斯建城的传统叙述从三个方面构建了“罗马人”观念：第一，关于双生子和母狼的传说，从地方传说升华内化为作为“罗马人”的文化标识；第二，萨宾妇女故事把“罗马人”构建为开放而非封闭的群体，罗马国家和社会是意大利人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族网，是开放和多元社会；第三，罗慕路斯早期经历外化为与希腊文化联系的纽带，通过王统，罗马人成为希腊文化圈中的一员。公元前3世纪罗马历史书写中的这些要素一直被保留下来，到公元前1世纪，罗慕路斯成为罗马国家的缔造者、制度的制定者，罗马历史上的英雄，作为罗马人身份认同载体的使命业已完成，帝国神话取而代之。

　　族群认同(ethnicity)一是指对于所属族群的自我认知，二是指族群在互相交往中，构建自我和被另一族群构建特征的动态过程①。公民权被做是“罗马人”认同的标志，芬利就把“罗马人”认同归结为“公民身份”：“他们既不是一个民族，也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正式定义的团体，即罗马公民团体的成员……公民身份承载许多活动领域中一系列关联的特权和义务，这些特权和义务是由法律界定，而且严格保护起来的。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等级资格，尤其是在‘外来者’的人数开始显著增加的时候。”②霍尔(Jonathan M.Hall)也认为法律意义之下的公民身份是罗马人认同的方式，与希腊文化圈以神话血统作为纽带的民族认同方式不同，罗马人缺乏以神的血统作为纽带的“民族内核”，其认同从很早开始就是基于拉丁人(Latins)、萨宾人(Sabines)、埃特鲁利亚人(Etruscans)等民族在法律关系之下的联合，霍尔把它归纳为"Romanitas"(罗马性)，即作为一个缺乏民族内核只是在法律状态下的文化联系③。实际上，把公民身份作为罗马人的认同源于罗马历史书写过程中对罗马人自我身份构建的结果。然而，正如邓奇(Emma Dench)所说，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家的作品大多完成于公元前1世纪之后，此时意大利通过获得不同程度的罗马公民权已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关于谁是“罗马人”，古代作家关于罗马人一开始就是公民身份的看法很容易被现代读者看做“自然的”身份认同④。显然，公民权作为“罗马人”身份标志出现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特别是同盟战争时期，其目的在于回应当时最受关注的关于公民权的争论问题。把公民权与罗马建城直接联系起来，是古代历史学家从对当时情形的认知出发，对罗马早期历史进行的重构。在关于罗马建城的书写中，半人半神的英雄罗慕路斯成为重构的中心，围绕他的出生和功绩构建起罗马国家的形象，构建作为“罗马人”具有的特征。这些构建带有为罗马国家和民族辩护的色彩，同时培育了以意大利人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情感。

　　罗马早期历史因为缺乏文字材料处在迷雾之中，但是公元前1世纪的古代作家却都完整地叙述了建城历史。他们一致认为，罗马城市第一个建立者是罗慕路斯，他和孪生兄弟勒莫斯(Remus)是战神马尔斯和维斯塔贞女西尔维娅(Rhea Silvia)的儿子。双生子一出生就被扔到台伯河，被来此地喝水的母狼哺育，后被牧人抚养。之所以被丢弃，是因为他们的外祖父努米托尔(Numitor)的王位被兄弟阿米利乌斯(Amulius)阴谋篡夺后，为了清除努米托尔的后人对王位的威胁，阿米利乌斯迫使努米托尔的女儿西尔维娅成为维斯塔贞女。努米托尔属于阿尔巴(Alba)王统，埃涅阿斯的儿子，尤路斯(Iulus)是阿尔巴城市的创建者。阿尔巴是拉提乌姆(Latium)地区最主要的城市。从埃涅阿斯和尤路斯之后的第七代是阿米利乌斯。罗慕路斯长大后推翻阿米利乌斯统治，复归王位于外祖父努米托尔，并在他和勒莫斯被丢弃的台伯河附近建造一座新城。由于都希望获得神兆，罗慕路斯在帕拉丁山，勒莫斯在阿芬丁通过鸟兆观察神意。勒慕斯先看见6只鸟，但是罗慕路斯强调说，尽管他的鸟兆后出现，但是他看见12只鸟，这样，罗慕路斯获得建立新城的资格。罗慕路斯希望他所建立的新城将被证明是好战的，因为鸟习惯于血和捕食。罗慕路斯在建城时，当时的人们认为，一座防御土墙就能够保卫城市，因此开始建造城墙。勒莫斯从罗慕路斯建造的城墙上跳过并因此被杀，他成为第一个用鲜血为新城献祭的牺牲。因为城里缺乏居民，罗慕路斯建立的新城实际上是空的。于是，他在附近一带的树林里建了避难所(Asylum)，很快就有很多已经聚在那里的人们涌进城里，这些人包括拉丁人和托斯卡纳(Tuscan)牧人，甚至还有跨海来到这里的人，如弗里吉亚人(Phrygian)，他们是在埃涅阿斯的带领下来到这里的，而阿卡迪亚人(Arcadian)是和埃万德尔(Evander)一道来到这里的。罗慕路斯聚集他们，形成了由各种人群组成的共同体。但是，如果只有男人，罗马只能持续一代，罗马人便向邻邦人寻求妻子，但是遭到拒绝，因此便使用武力抢夺妇女，这一行为带来了战争。罗慕路斯用计谋劫掠萨宾妇女为妻子，最后，罗慕路斯和塔提乌斯(Tatius，萨宾国王)订立和平条约，萨宾人离开家乡移居到罗马，萨宾人与他们的女婿(罗马人)分享财富。他们的力量迅速增长，王(罗慕路斯)为国家做了这样的安排：年轻人(20-40岁)按照部落分组，负责参加步兵和骑兵抵御来犯者，但是国家政策的制定权在老人们的手上，他们被称为“父辈”，在国家中具有权威，并且因为年长而成为“元老院”成员⑤。

　　罗马建城是关于背叛和复仇的故事，现代学者往往把建城故事看做公元前4世纪后期大希腊地区的反罗马宣传，是仇视罗马的反映。但是，从李维和普鲁塔克都把萨宾妇女被劫事件与罗马婚姻的起源联系起来看，这一观点未必正确。李维叙述：“据传，有个姿色和美貌远超出其他人的少女，被某个叫塔拉西乌斯的手下的一伙人抢走；当许多人询问他们把她劫持给谁时，为使谁也不能侵害她，他们反复喊道，是劫持给塔拉西乌斯的；这种喊叫由此成了婚礼上的喊叫。”⑥普鲁塔克也叙述道：“这样一来，从古到今罗马人在举行婚礼时一直保持着呼喊塔拉西乌斯这一风习，就像希腊人呼喊许墨奈乌斯一样；因为据说塔拉西乌斯得到这样一位娇妻是幸运的。”不过，普鲁塔克同时记载了另一种说法，他的朋友、一位学识高深的迦太基人告诉他，塔拉西乌斯是罗慕路斯给那次抢劫中定下的一句口号：所有抢到了少女的都呼喊“塔拉西乌斯!”⑦

　　尽管有许多不确定，但是关于罗马建城的传统叙述中包含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于罗马人身份认同的理解有着明确意义。第一，城市的神圣性质。罗马城市创始者有着神圣血缘，他属于半人半神的精灵。“有城墙环绕的城市”的最原初“边界”是绕城一圈神圣不可触犯的地带，即受神明庇护的地带⑧。第二，母狼与罗马人的民族特性。他们是母狼和战神马尔斯的种族和后裔，好战、嗜血。第三，罗马人的组成。罗马人是意大利人混合而成的整体，罗马是一个开放和多元社会。罗慕路斯建避难所和对萨宾妇女的劫掠以及之后与萨宾人的融合，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公民社会。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既有真实历史留下来的痕迹，又有罗马人在不同时期对自我认同的构建。

　　关于双生子成为群体领袖、被母狼哺育以及建造带有围墙的城市(Urbs)，这些故事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成分，很可能是印欧人的生活方式在拉提乌姆地区留下的印记，之后升华为地方神话。现代学者研究发现，印欧人群中的未成年男性往往会在居住中心的边缘地带集聚成群，新的聚居地会吸引周边逃亡奴隶、罪犯和逃亡者的到来。这些聚到一处的年轻人可能成为贵族或者国王的侍从。罗慕路斯和勒莫斯率领的年轻人和逃犯可能就是这样的群体，他们的建城故事也可能源于印欧人的传统故事⑨。同类故事在印欧人群的其他地方也有流传，如波斯大王居鲁士、阿卡德王国的建立者萨尔贡，他们与罗慕路斯的出生和经历大致相同⑩。可以想象，这些相同的故事情节是对原初生活方式的记忆，被古代作家构建而成为起源神话。在李维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这些记忆的踪迹，他记载了法比乌斯家族(Fabii)抵抗维伊(Veii)的故事：法比乌斯家族306名士兵出发了，“他们全部都为贵族”，率领跟随他们的一群人，“这群人中有部分是个人，属于他们的亲属和亲密的朋友”(11)。跟随他们的一群人可能来自于依附于贵族的聚居在边缘地区的年轻人。在叙述塔克文即将发动战争时，李维写道：“在罗马的青年人中有一些年轻人，还有那些并非贫穷阶层的后裔，他们的欢乐在君主制下更加宽松，这些塔克文族年轻人的同龄人和密友已经习惯于以国王的生活方式生活了。”(12)这些说明，公元前5世纪，私人和以贵族为中心的群体战争同时存在，像罗慕路斯率领的一群年轻人在其他地区建立起居民点，并成为一支独立的群体，在远古时期是建立新的居住地的重要方式，宗族传统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起来。尽管李维并没有记载法比乌斯家族私人战争的后半部分，但是，私人战争传统无疑根植于意大利中部的宗族(gentes)传统(13)。

　　远离居住中心在其他地方聚在一起的年轻人通常被称为狼，从一些部落和个人的名字中都包含“狼”的含义便可以获得一些证实，如吕西亚人(Lycii)、来库古(Lycurgus)。母狼哺育罗慕路斯和勒莫斯，把狼的本性赋予他们正是这一传统的映照(14)。战神马尔斯往往被视做远离居住中心的年轻人的保护神。马尔斯是三月之神，三月是旧历一年中开始的月份(15)。当一个共同体在新的指挥官之下建立起来时，马尔斯便成为这群好战的战士的保护神，军队向马尔斯祈求保护和胜利。在最早的拉丁文本carmen arvale(耕地哥)中，呼喊神的名字为fere Mars(啊，野地的马尔斯)，祈求他跳上门槛。战争开始前，马尔斯要被警醒：马尔斯，保持警惕!虽然不能证明马尔斯是最古老的神，但是马尔斯与狼、年轻人、新的开始与孪生子联系，都说明印欧人原初生活方式在罗马建城传说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另外，在意大利，马尔斯还与一种仪式有关，这一仪式中，青年人就要被送去在别的地方建立新团体。马尔斯代表新的开始以及是年轻人的保护者和引导者，二者的结合对于双生子和他们的跟随者来说，是最合适的保护神(16)。马尔斯被看做双生子的父亲既是对原初人群起源的解释，同时也具有罗马人好战、勇猛、嗜血的抽象意义。

　　考古学家安德烈·卡兰迪尼(Andrea Carandini)是极少数接受罗慕路斯和勒莫斯为真实历史人物的现代学者之一。诚然，这一传说仍然处在迷雾之中。坎佩尼亚的涅维尤斯(Naevius，270-201 BC)是最早记载罗慕路斯事迹的人。他在公元前235年写作的一部戏剧中以罗慕路斯和勒莫斯的童年为主题。涅维尤斯参加过第一次布匿战争，并写作了《布匿战争》(Belllrrm Punicum)。史诗以罗马的视角叙述和赞颂罗马国家的成就，记载罗马的起源传统。“就在这一年(公元前235年)，诗人涅维尤斯在人民面前上演了他的剧本，马尔库斯·瓦罗(Marcus Varro)在他的第一本著作《论诗人》中，说涅维尤斯参加了第一次布匿战争，还说，诗人自己也叙述了这次战争。但是，李锡尼(Porcius Licinius)在接下来的诗中说道，罗马是后来才有诗歌艺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中，缪斯才来到罗慕路斯的勇士的国家”(17)。李维记载，公元前296年，营造官森尼乌斯(Cnaeus)和昆图斯·阿古利乌斯(Quintus Ogulnius)建造了罗慕路斯和勒慕斯在无花果树边上的铜像，表现了婴儿时期的建城者被母狼哺育的画面(18)。公元前266年，母狼哺育孪生子的画面又出现在银币上(19)。死于公元前289年的叙拉古僭主阿加托克利斯(Agathocles，生于361 BC，304-289 BC在位)的宫廷历史学家卡利亚斯(Callias)也提及孪生兄弟的故事。双生子和母狼的传说在海外也已经流行，如开俄斯的一位罗马友人立起了一块碑，以展示罗慕路斯和勒莫斯的族谱(20)。

　　从这些材料来看，公元前3世纪之后，双生子与母狼的关系在罗马建城的历史写作中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考察4世纪之后罗马与拉丁人城市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传统中“狼”的后裔的范围在扩大，不仅仅指罗马人，还包括拉丁人。拉丁人是居住于古代意大利中部拉提乌姆地区的部落，位于今天的拉齐奥(Lazio)。公元前1000年前后，维拉诺瓦人占领翁布里亚人和埃特鲁利亚。拉丁人就是他们之中的一支，他们使用的是拉丁语，生活在台伯河河谷(21)。拉丁人不仅有共同语言(拉丁语)，还有共同宗教信仰和共同血缘。在神话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是拉提努斯(Latinus)，在阿尔巴山(Monte Albano)有他的崇拜地，崇拜者除了拉丁人之外，还有罗马人。罗马人之前可能受制于阿尔巴的拉丁人，罗慕路斯对阿尔巴·隆加王统的干扰与前述居鲁士等人推翻米底的情节非常相似，居鲁士的母亲是米底公主(22)，罗慕路斯的母亲则是阿尔巴王努米托尔的女儿。可能到了王政时代后期罗马才成为拉丁地区的主宰，李维记载王政时期第三个国王图鲁斯·豪斯提利乌斯(Tullus Hostilius，前673-前642在位)消灭了阿尔巴城，“罗马因阿尔巴的毁灭而发展。公民人数翻一番……他遴选阿尔巴的首领为元老……为使这一新民族的某些增加到所有等级的势力中，他从阿尔巴人中选出十个骑兵支队，从同一补充中补足了旧军团，登记了新军团”(23)。消灭阿尔巴之后，罗马在拉提乌姆地区的势力大为增长，从波里比阿记载的公元前509/508年与迦太基的条约中可以知道罗马已经取得了对拉提乌姆地区的霸权以及对拉丁邻居的话语权。条约规定，迦太基人不能伤害阿尔代亚(Ardea，原始港口)，安提乌(Antium)，劳伦特(Laurentes)，塞色伊(Circeii)，特拉齐纳(Tarracina)以及其他已经归服罗马的拉丁人。对于那些还没有归服的拉丁人，迦太基也不能干扰这些城市。迦太基人不能在拉丁人的土地上建立堡垒。即使他们进入了这些地区，也不能在此过夜(24)。

　　公元前5世纪早期，罗马与拉丁人争夺土地的战争非常激烈。然而，公元前5-前4世纪，与拉丁人和睦相处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都面临来自亚平宁山上意大利语族人(Italic)的威胁，在不伤害感情的情况下，维护与拉丁人的友好关系共同抵御意大利语族人对拉提乌姆的侵犯也十分必要。因此罗马与拉丁人城市之间是战争与和平共存。公元前415年，罗马人受托在阿尔巴山上举办拉丁节，标志着罗马势力开始上升。此后，罗马对拉丁城市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当几个拉丁城市发生争端时，罗马采取的措施是同他们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单独签订条约，这些城市中最有名的就是拉维尼乌姆。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与罗马签订条约的拉丁城市可以与罗马平起平坐；相反，意味着罗马公然蔑视拉丁同盟，因为只要对罗马有利，它便与拉丁同盟中的愿意合作的任何成员结盟(25)。如公元前381年，拉丁城市图斯库伦(Tusculum)获准加入罗马国家，罗马人正式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一个拉丁城市获得了罗马授予的特权，并从拉丁公社变成罗马公社，保留自己的城市组织和自治政府，成为罗马人最原始的组成部分。公元前338年，大拉丁战争结束之后，罗马与各拉丁城市分别订立条约，拉丁城市成为罗马的附庸，同时罗马人给各城市罗马公民权或者半公民权，拉丁城市正式成为罗马的一员(26)。除了作为罗马国家的成员之外，拉丁人的时代一去不回。从此，拉提乌姆和罗马形成了如此紧密和不可分割的整体，后来维吉尔才能够这样描写拉丁人：除罗马人外，他们也是世界的统治者。可以推测，随着公元前4世纪拉丁人接受罗马的统治，拉丁人也成为罗马起源神话中的不可缺的组成部分。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罗马开始历史写作时，双生子与母狼的故事中就包含进来拉丁人，这一传说上升为带有地域色彩的起源故事，成为对过去的集体记忆符号(27)，也是“罗马人”的文化认同的标记。

　　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人成为拥有完全公民权的罗马人，李维拥有更加宽泛的“罗马人”概念。在谈到罗马内部等级斗争导致埃魁人(Aequi)和伏尔西人(Volsci)入侵时说道：“不受法律制约正在毁掉罗马人的尚武传统，罗马也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前他们针对其他国家的敌意和争吵现在转向了自己；‘狼们’因为彼此间的盛怒而瞎了眼睛，现在是(埃魁人和伏尔西人)毁灭他们的时候了。”(28)埃魁人和伏尔西人是属于意大利语族的山民，他们有着亲缘关系(29)，与包括拉丁人在内的罗马人形成对比。同样，李维在叙述与高卢人之间战争时，也是把拉丁人包括在“罗马人”概念之内。李维说道，罗马军队包括拉丁人和同盟者的军队，他们的数量超过罗马人，“第三天，对面的敌人全体出动下到场地中间。当他们列队准备战斗时，一只被狼从山上追赶下来的雌鹿穿过平地，在两列军队之间穿梭。接着，它们又反方向跑，雌鹿跑向高卢人，狼则跑向罗马人。在两个队列之间一条通道为狼打开，然而，雌鹿却被高卢人所杀……而在这边，狼没有被伤害，看起来很好，马尔斯的狼使我们想起马尔斯种族和建城者”(30)。“狼”的民族不仅包括罗马人，还有拉丁人和同盟者。这些表明，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罗马建城中的母狼和双生子的传说随着罗马在拉丁战争中获胜而成为包括拉丁人在内的罗马人的身份认同标识。

　　双生子与母狼传说内化为“罗马人”的标记，成为连接罗马与拉丁城市之间关系的纽带。关于萨宾妇女的历史书写则是从拉丁人群体外部即婚姻构建起与罗马人的联系，以说明罗马人是怎样形成的。

　　传统认为第一批罗马人是来到避难所的逃亡者、奴隶等。罗马建城之后，“因为城是为所预测的未来的民众，而不是只为已有的人设防”，随着一块块地方纳入城墙，城扩大了，为了使城的伟大不流于虚名，为了增加民众，罗慕路斯在“现在被围起来的地方，为那些来到两片林中的人在左边开辟了一个庇护所”。来自相邻民族的所有人众，不分自由人还是奴隶，都逃到庇护所，这些人“对于业已开创的伟大事业，这成了第一批中坚”(31)。这批聚集到新的城市的人是怎样得以延续呢？普鲁塔克认为，罗慕路斯的“众多的追随者”抢劫了萨宾妇女，使她们成为第一批罗马人的妻子(32)。狄奥尼修斯认为罗马是希腊人的居民点，否认罗马是野蛮人、逃亡和流浪者的避难所(33)。这些似乎表明，最初的罗马人并不是土居，而是移民自由联合组成的共同体。古代作家把萨宾妇女故事与罗马早期的人口组成特征以及罗慕路斯设法吸收外来者进入新城的叙述放在一起，可能是罗马人早期通过吸收邻人对邻居进行控制政策的集体记忆，即通过授予外来人群和臣服的人群以公民权的方法留下的记忆。但无论如何，庇护所或者是避难所对于罗马人的民族特性有重要的暗示意义，是罗马社会的流动性和罗马民族融合的最基本神话，其形成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2世纪之后罗马社会矛盾尖锐之时，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重构。到公元1世纪末期，弗洛鲁斯认为罗马人是意大利人联合体，他们有共同起源，同盟战争因而也是对自己的“母亲和父亲”的战争，“自从罗马人把自已与埃特鲁利亚人、拉丁人和萨宾人联合起来以后，罗马人民就能追溯共同起源，它也是由不同族群构成的整体，是由这些人构成的单一人群。因此，在意大利范围内发动起义的同盟者就是犯了一个城市里公民集体造反的大罪”(34)。

　　罗马融合意大利中部的民族之前，亚平宁半岛族群分布很复杂，有拉提乌姆的拉丁人，北部的埃特鲁利亚人和翁布里人，还有意大利中部山地的萨宾人和意大利语族人。希腊人从公元前8世纪后，开始在那不勒斯海湾伊斯基亚(Ischia)岛上的皮德库塞(Pithekoussai)建立居民点，这是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建立的第一个居民点。在这里发现了尤卑亚(Euboea)陶器。尤卑亚人(Euboeans)西行到了亚得里亚海，然后向西南进入西西里和麦西拿海峡，向西北进入意大利靴形地带的根部。这两条线路后来被希腊作家想象为奥德修斯的世界，埃涅阿斯是奥德修斯向西巡游的同伴。在埃特鲁利亚的维伊一处名为Quattro Fontanili的墓地，也发现了大量的尤卑亚一基克拉迪中期几何陶双耳大饮杯，这些双耳杯与前希腊时代的库麦(Cumae)不同。从发现的双耳杯的数量可以推测，此时不仅进口尤卑亚陶器，还有陶工，他们教会别人用当地的陶土制作陶器，数量才能上升。怀斯曼(Wiseman)认为，安德烈·卡兰迪尼在帕拉丁山的北坡发现的防御工事，修建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730年，可能是定居在伊斯基亚岛上的尤卑亚人的下一代人所建。这批从事经商活动的冒险者把古代近东文明中的造城技术带到地中海中部，特别是意大利西部。他们与当地人通婚，把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意大利，希腊风格的神庙、圣所崇拜地建立起来。卡利亚(Caere)是埃特鲁利亚主要的港口，也是政治经济中心，皮尔吉(Pyrgi，即今天的自治镇Santa Severa)距离卡利亚8英里，同样是重要港口。1957年，在此处考古发现大量神庙，古老且巨大的圣所，Pyrgi这一名字来自希腊人，意思是“塔或者高楼”，可以追溯到迈锡尼时代(35)。公元前9世纪中期到7世纪中期城镇的原型是崇拜地。帕拉丁在维伊南12英里处，尤卑亚人来到帕拉丁并在这里建造城市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罗马的中心区域弗鲁姆(Forum)原是墓地，紧邻帕拉丁、卡匹托尔等山丘，后来变成罗马最重要的公共空间(36)。怀斯曼推测，罗马就是在崇拜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镇联合体。公元前7世纪时，帕拉丁上有七个居民点：Oppius、Palatium、Velia、Fagutal、Cermalus、Caelius和Cispius，这七个居民点结成共同体，“七旬节”(Septimontium)就是它们共同的节日。“七旬节”在9月庆祝，根据后来的历法则是在12月11日(37)。最初为市民建有市场(agora)，再后来奎里纳尔(Quirinal)和维米纳尔(Viminal)也加进“七旬节”共同体中。“罗马”意为“力量”，这一名字是赋予城邦(polis)的。赫西俄德编撰《神谱》时，拉丁人共同体已经形成(38)。

　　希腊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意大利根植下来，公元前8到前7世纪，饮宴被意大利中部地方贵族接受成为地方风俗。西塞罗认为罗马有会饮的风俗，他在加图的《起源》中读到关于在宴会上吟唱诗歌的风俗。“加图是一个最具权威的人，他在《起源》中阐述说，有这样的风俗：在招待客人的宴会上要依次吟唱名人的功绩和美德，并伴以长笛”(39)。喜剧同样存在于罗马，李维介绍了喜剧的起源，“瘟疫继续在这一年和下一年流行……这时，除了举行‘神宴’(lectisternium)以祈求神的帮助外，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发生。这是建城以来第三次举行这样的活动……在这些仪式中，他们祈求抚平神的愤怒。据说，他们介绍进来了戏剧性的娱乐，有一些对于喜欢战争的人们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它们以前只在马戏中表演。这些活动一开始就像其他的活动一样，是从国外传到罗马的，最开始并不太流行。演员来自埃特鲁里亚。按照埃特鲁里亚的方式，演员们随着管乐的曲调优雅地起舞，并不用随着乐曲歌唱。于是，罗马的年轻人就模仿他们，同时用一种即席演奏的方式互相开着玩笑，并且手舞足蹈。所以，这个娱乐活动被罗马人接受并由于不断地重复而成为风俗。罗马人自己的演员被称为histriones，因为‘演员’一词用埃特鲁里亚字表达是ister；他们停止了粗俗的即兴表演，就像Fescennine verses一样，开始上演saturae，并在表演中加进了音乐，同时唱歌也可能加了进来，同时伴随着管乐歌唱和起舞”(40)。戏剧表演的题材很可能来源于有名的战争，或者是重要的影响很大的战争事件。李维的历史叙述保留了通过吟唱传统保留下来的个人的事迹。他在早期战争的叙述中提到个人的功绩。早期罗马人与周边山地居民伏尔西人和与埃奎人的战争贯穿了5世纪。公元前431年在阿尔盖乌斯(Algidus)与伏尔西人和埃奎人的战斗场面就来自于叙述诗(41)。与萨宾人的战争以及萨宾人移居罗马应该是戏剧或者口述传统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内容。

　　罗马第一个历史学家法比乌斯·匹克托(Fabius Pictor，270-200 BC)、以及稍后的恩尼乌斯(Ennius，239-169 BC)和老加图(Cato the Older，234-149 BC)可能都记载了萨宾妇女故事，它应该是建城神话中最古老的部分。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如果没有家庭和孩子，罗马不可能成长。然而，妇女并不一定是萨宾人，她们有可能是拉丁人、埃魁人和伏尔西人。匹克托之前，罗马上演的戏剧中，萨宾妇女可能是很好的题材而被搬上舞台。意大利南部希腊城市塔兰同(Tarentine)的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284-205 BC)是罗马第一个戏剧诗人，传统认为，希腊风格的戏剧于公元前240年前后在罗马人的赛会(Ludi Romani)上演(42)。恩尼乌斯的戏剧Sabinae是唯一幸存下来的残篇，“既然你们把我们从我们的新郎旁边拉走成为战利品，那么你们将给我们什么？”(43)无疑，恩尼乌斯写作时，萨宾妇女的传说已经成型。

　　萨宾人生活于亚平宁山脉中部，与拉提乌姆以北毗邻，属于古代意大利部落。狄奥尼修斯记载，泽诺多托斯(Zenodotus of Troezen)宣称，萨宾人是翁布里亚人(Umbrians)，被皮拉斯基人(Pelasgians)赶出来后就改名为萨宾人。但是老加图认为，萨宾人这一名字源于Sabus，他是当地神祇Sancus的儿子，Sabus被有些人称作Jupiter Fidius。还有一种说法，一群斯巴达人因为莱库古严苛立法逃离了斯巴达来到意大利，并在意大利建立了殖民地佛科尼亚(Foronia)，有一部分人定居在萨宾人中间。按照这一记载，萨宾人的好战和节俭源于斯巴达人(44)。普鲁塔克沿袭了希腊作家的观点，在叙述奴马的生活时说道：“不管怎么说，奴马终究是萨宾人的后裔，而萨宾人坚持说他们是从斯巴达来的移民。”(45)罗马建城以后，萨宾人分成两部分。靠近罗马地区的萨宾人被融入罗马，奎利那雷山(Quirinal Hill)是萨宾人居住区；另一部分是居住在山地的部落，与罗马不断发生战争，到公元前290年被罗马打败，获得无投票资格的公民权(civitas sine suffragio)而进入罗马国家，到公元前268年接受了完全公民权，萨宾贵族旋即取得了选举方面的权利。几乎在同时，拉提乌姆地区和后来被称作“拉丁化”(Latium adiectum)的人群，即赫尔尼希人(Hernici)、伏尔西人(Volsci)、奥隆奇人(Aurunci)也开始成为罗马公民(civitas Romana)并在卡匹托尔参与政治活动(46)。

　　传统把萨宾人与罗马人的联合放在罗马建城之时。罗马国家强大以后，由于缺少妇女担心，国家的伟大只能持续一代。依照元老院的意见，罗慕路斯派使节周游邻族，“当时罗慕路斯依照元老们的意见，派使节周游邻族，为这一新民族寻求结盟和通婚；他们称，城，如同其他事情一样，是由很低微的状态兴起的；然后，自身的美德与神相助的这些城会为自己创立伟大的权力和伟大的名字；他们十分清楚，不仅神有助于罗马的起源，而且美德也不会缺少；所以，作为人，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血族和种族与人融合在一起”(47)，但是，罗马人的要求被藐视，罗慕路斯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当萨宾人的妻子孩子被骗到罗马城内之后，“罗马青年冲向四处抢夺少女”。对于被劫的妇女，罗慕路斯承诺“她们将合法成婚，分享所有财富和公民权”，还有孩子。萨宾人和罗马人开战，但是，既是萨宾人女儿也是罗马人妻子和母亲的被抢到罗马的萨宾女人使双方和解，“他们不仅达成了和平，而且使国家合二为一。他们共享王权，把统治权全部移至罗马”。为了纪念萨宾妇女的行为，罗慕路斯把罗马人民分成三十个库利亚时，以她们的名字命名库利亚。“从此，两王不仅共同地而且和睦地掌有王权”(48)。

　　罗马人相信，从很早开始，萨宾人的数量就很大。从历史来看，对萨宾人的征服是在拉丁人已经被吸收进罗马且成为罗马人之后。与萨宾人战争结束后，罗马人建立起两座神庙，一座献给奎利纳斯(Quirinus，即战神、公民集体之神)，它位于奎利那雷山(Quirinal Hill)山上，这里也是城市边界所在地，是萨宾人的居住区。另一座神庙在帕拉丁山上，是献给胜利女神(Victoria，294 BC)的。这座神庙可以俯瞰赫拉克勒斯神龛，并且取代了希腊移民埃万德尔献给胜利女神的神庙(49)。奎利纳斯被看做与朱庇特、马尔斯具有同等地位与功能，为罗马第三大神祇(50)，公元前3世纪之后，他被同化为罗慕路斯。拉丁和萨宾人家族构成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贵族，克劳迪乌斯家族就是著名的例子。但是，传统把萨宾妇女被移民到罗马的时间提前到公元前6世纪罗马建城之时，显然有其他方面的意义。尽管有可能是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Appius Claudius)和他众多跟随者的到来，才是导致把萨宾人包括进罗马建城神话的原因(51)，但是萨宾妇女的故事则纯粹属于虚构。

　　希腊人把住在城市的居民称为“公民”，而拉丁语civis则有印欧人的印记，含有家庭，允许进入家庭的外来者，客人或者朋友。Civis是一个组合词，最贴切的意义并不是“公民”，而是“同胞”。城市是通过两个不同种族人的婚姻联合建立起来的，当不同人群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时，具有政治意义的公民权与血缘关系相伴随。罗马以萨宾妇女的名字命名库里亚(curiae)说明城市形成过程中的血缘婚姻方面的联系。从词源来说，curiae的意思为：为了战争与和平“而集聚在一起的男人们”。从历史上看，库里亚是宗教崇拜地，是决定内部和军事事务的地方，同时也是表现血缘和婚姻的纽带的地方。因此，罗马的公民权有双重特点，即神圣的和以公民权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有着强烈的家庭联系(52)。萨宾人获得完全公民权的时间很晚，能够参加公民大会投票并在罗马担任官职的时间应该更晚，而且非罗马人拥有投票和担任官职特权的大多是与罗马有通婚权利(conubium)的家族。通婚权利给予婚姻产生的孩子合法权利，受罗马法律保护，特别是在继承方面的法律权利。把婚姻与公民合法权利连接起来强调公民身份的血统，与罗马贵族把持政治权利以及为自己的权利辩护的目的息息相关。罗马人与萨宾人因为婚姻关系联合成一个独立的城市，萨宾人和罗马人统称为“奎里斯”(Quirites)——罗马公民，即享有公民权利的罗马人(53)。罗马公民集体(civitas)的产生除了政治权力之外，还伴随着婚姻血缘关系，“罗马全体公民”就是Populus Romanus Quiritium，一开始就包括两种元素，罗马和萨宾的(54)。以婚姻血缘关系把萨宾人纳入到罗马公民群体之中，表明罗马历史上与萨宾人的战争非常激烈，因此对萨宾人的征服在罗马征服史中的意义非常重大。

　　当萨宾人被征服并融入罗马一百年之后，神话中的强暴也可能提供思考罗马国家的多元特征的途径。罗马人自己把对萨宾妇女的强暴和婚礼仪式的抢夺画面连在一起，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文化中被赋予重要意义，这一把强暴变成婚姻的意义在于把公元前2世纪之后的内战看做有亲缘关系的人之间的战争。迈尔斯(Miles)把这一故事看做罗马婚姻实践和意识形态的缩影。从政治视角来看，萨宾妇女的故事表明，罗马和周边其他人群的婚姻在形成同盟和联合以及罗马人在意大利扩展的模式方面有重要作用(55)。盖博(Gabba)对于传奇之中蕴含的某种历史真实性有一段精到的论述：“很明显，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而意义不明的纪念物、雕像和地名，首先被冠以各种想象的意义，而且总是与传奇的插曲或者是关于早期罗马历史的插曲相关。这些想象往往发生在古物学家的身上和目的在于解释和说明相关纪念物的关于传统的一些手册中。这些纪念物从完全相反的方面成为一种确认逐渐发展起来的传奇和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文献。”(56)罗马历史学家想象“罗马人”一开始就是cives(公民集体)，是作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公民集体(civitas)的存在，显然存在年代错置，但是这一观点本身具有意义。罗马历史书写把cives放在罗慕路斯与萨宾人联合统治的背景之下，那么，这一涉及权利与婚姻关系的事件说明意大利人已经成为“罗马人”整体的历史真实。

　　公元前3世纪罗马史学兴起。那么，关于建城的传说怎样进入历史书写呢？在希腊作家看来，罗马就是一座希腊城市。从赫西俄德《神谱》中可以知道，希腊人很早就知道拉提乌姆，但是他没有提到罗马人或者特洛伊人(57)。修昔底德记载，特洛伊陷落之后，特洛伊流亡者到了西西里，在那里定居下来，并建立了两座城市伊利克斯(Eryx)和塞吉斯塔(Segesta)(58)。公元前4世纪末，西西里历史学家阿尔西米乌斯(Alcimus)把埃涅阿斯与罗马联系起来，罗慕路斯成为埃涅阿斯和第勒尼安(Tyrrhenia)的儿子，罗穆斯(Rhomus)是第勒尼安的另一个儿子，他们不是孪生兄弟，后来，罗慕路斯建立了阿尔巴·隆加，罗穆斯也建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希腊作家把埃特鲁利亚人称作第勒尼安人(Tyrrhenians)，他们是皮拉斯基人(Pelasgians)或者吕底亚人(lydians)殖民者的后裔(59)。这样，罗马建城和希腊联系了起来。

　　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把《奥德赛》翻译成拉丁文，是因为奥德修斯向地中海西部巡游能把罗马与希腊世界连接起来。作为亚得里亚海沿岸城市的王子，奥德修斯的西行延展了希腊人向西殖民的方向(60)。希腊作家关于罗马起源的传奇把奥德修斯看做埃涅阿斯的同伴，或者把奥德修斯和喀耳刻(Circe)的儿子们看做包括罗马在内的意大利城市的奠基者(61)。接受埃涅阿斯为城市起源神话中的人物，意味着接受希腊人的神话体系。虽然不能把对《奥德赛》的翻译看做宣传罗马的开端，但是对它的选择却预示，希腊文化给予了罗马以及意大利人与奥德修斯的联系；同时，希腊文化的滋养促进了罗马民族的自觉(62)。罗马作家如涅维尤斯和恩尼乌斯在写作关于罗马起源时，非常赞赏希腊人把埃涅阿斯看做罗马人的祖先这一观点。涅维尤斯把罗慕路斯看做埃涅阿斯的孙子。特洛伊陷落后，埃涅阿斯和安琪塞斯(Anchises)带领一帮流浪者离开特洛伊，在维纳斯的帮助下，他们经过迦太基到达意大利：埃涅阿斯的一个孙子罗慕路斯建立了罗马。这样，涅维尤斯知道一个阿尔巴国王的名字即埃涅阿斯。

　　匹克托的历史从埃涅阿斯来到拉提乌姆开始，一直写到他自己生活的时代。他认为，阿尔巴国王死后，两个儿子分得王位和财产，阿米利乌斯选择了金子，但是后来又抢夺了兄长努米托尔的王位。由于害怕努米托尔的女儿伊利亚(Ilia)可能生下男性，他使伊利亚变成维斯塔贞女(63)。伊利亚后被战神马尔斯强暴生下双生子。“伊利亚”这一名字显示，匹克托的历史受到希腊作家的影响，属于公元前3世纪早期的版本。但是，努米托尔和阿米利乌斯的名字可能起源于埃特鲁利亚人，属于最古老的口述传统。那么，即使母亲的名字相对较晚，努米托尔、阿米利乌斯和马尔斯看起来似乎是最早的故事中的一部分(64)。

　　但是，尤卑亚人西行的西北路线还有一个不属于荷马传统的奥德修斯故事。奥德修斯离开妻子佩内洛普(Penelope)和伊塔卡(Ithaka)，穿越亚得里亚海进入意大利的内陆。意大利语族从北部的翁布里亚人延伸到南部的布鲁蒂亚人，占领着意大利的内陆，但是皮克努姆和阿普利亚(Apulia)两地的居民与这些意大利语族鲜有共同点。皮克努姆和阿普利亚与希腊世界保持联系，皮克努姆通过过往的商人，阿普利亚则是通过希腊城市塔伦图姆与希腊世界融为一体，“阿普利亚尽管出现了一些本地城市，但在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之间，整个阿普利亚地区似乎处于南方希腊城市的文化与政治潮流之外”(65)。这里有另一个特洛伊英雄戴奥米底斯(Diomedes)的故事。在《伊利亚特》第五卷，他和埃涅阿斯交战，戴奥米底斯是唯一没有被杀的人。战争之后，他被驱赶出自己的家乡阿哥斯(Argos)，来到意大利东部的多尼亚(Daunia)。这一故事是围绕意大利东部亚得里亚海沿线展开的，包括阿普利亚和意大利的东南部，甚至拉提乌姆。因为拉丁人城市阿尔代亚(Ardea)的卢杜里人(Rutuli)就是多尼亚人，他们的国王图尔努斯(Turnus)就是多努斯(Daunus)的儿子。阿尔代亚意味着苍鹭“heron”，戴奥米底斯的同伴就是苍鹭(66)。西北线传统中，阿尔巴是中心城市，它不是埃涅阿斯所建。对此，法比乌斯·匹克托在追溯罗马早期历史时，把两种传统合二为一。为了把拉维尼乌姆(Lavinium)和阿尔巴·隆加联系起来，匹克托编撰了埃涅阿斯在怀孕母猪的引导下，来到阿尔巴，母猪把小崽产在了阿尔巴。但是，吕科弗隆(Lycophron)并不赞同匹克托所讲的故事，他认为母猪产崽的地方还是在拉维尼乌姆。为了解决这里面的矛盾，后来的作家便编造了折中说法，认为特洛伊人的家神佩那特斯(Penates)最早放置的地方是拉维尼乌姆，后来才由埃涅阿斯带到阿尔巴，后又莫名地在阿尔巴消失，最后才出现在拉维尼乌姆(67)。这里强调的是，拉维尼乌姆是特洛伊人最早的定居点，建立者是埃涅阿斯。为了把埃涅阿斯与罗马建城联系起来，中间就加入了他的儿子阿斯卡尼乌斯(尤路斯)在埃涅阿斯建城30年后建立阿尔巴·隆加。传统中的阿尔巴·隆加王系正是罗马建城者双生子的母系祖先，阿尔巴王系也就成为罗马王统谱系的起点。

　　老加图把罗马起源归于埃涅阿斯。像涅维尤斯一样，他也认为埃涅阿斯和安琪塞斯来到意大利，在特洛亚(Troia)登陆，当地国王拉提努斯给了他土地和妻子。但当特洛伊人开始抢劫时，战争发生了，拉提努斯被杀，埃涅阿斯与图尔努斯(Turnus)和墨赞提乌斯(Mezentius，埃特鲁利亚暴君，被放逐，和图尔努斯结盟对埃涅阿斯作战)进行了战斗。在加图的叙述中，首次出现了拉维尼亚(Lavinia)的名字，她在传统中是拉提努斯的女儿，也是埃涅阿斯的妻子，还有拉提努斯王王后的名字阿玛塔(Amata)，图尔努斯和墨曾提乌斯，这些人物后来被维吉尔写入《埃涅阿斯纪》之中。狄奥尼修斯的著作也详细记载了这些人物和他们的事迹(68)。

　　共和国后期，拉维尼乌姆和阿尔巴·隆加都被接受进了罗马起源神话的传统版本之中。瓦罗认为，每年在拉维尼乌姆举行的向埃涅阿斯献祭活动，说明特洛伊人最早的居住点在拉维尼乌姆，特洛伊人的家神佩那特斯最初也是被放置在拉维尼乌姆。对于阿尔巴来说，它在共和国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许多贵族家族都起源于阿尔巴，如尤利伊、塞尔维利伊、坤克提伊等家族都来自阿尔巴，把阿尔巴作为建城神话中的重要角色就可以理解了(69)。由上可以看出，确立于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起源神话的传统版本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磨合形成的，它由希腊作家构建的特洛伊流亡者的故事和罗马作家对希腊作家构建的接受和整合组成。

　　对于罗马历史学家来说，公元前4世纪的局势特别需要把拉丁城市与罗马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埃涅阿斯传说无疑提供了这一契机。此时，罗马与拉丁同盟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罗马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并没有使曾经是同盟关系的拉丁各城市从心理上承认它的统治地位，因此，在心理上也使拉丁城市承认处在服从地位是罗马人当时思考的问题。埃涅阿斯传说解决了罗马人的这一困境，埃涅阿斯既是拉维尼乌姆的建城者，他的儿子阿斯卡尼乌斯又是阿尔巴·隆加的建城者，同时又是罗马的母邦，这一安排使拉丁人在罗马建城之中发挥了作用。借助于埃涅阿斯和特洛伊传说，罗马人建立起与其他拉丁城市之间的关系；同时，埃涅阿斯起源神话也与希腊建立起关系。

　　公元前1世纪末，罗慕路斯已经被历史书写构建为国家的建立者和政治制度的制定者。西塞罗说道：“罗慕路斯是马尔斯之子，让我们接受这一众所周知的传说，并且它不仅古老，我们的先辈还把它叙述得非常智慧，视那些为公益建立丰功伟绩的人不仅具有神样的智慧，而且认为他出自神明”，他“举行占卜，奠定城市，建立国家”。西塞罗虽然承认罗马的地形有抵御外侵的作用，但是仍把罗慕路斯为罗马选址看做神的选择，“好像罗慕路斯当时便预见到，我们的城市总有一天会成为最高权力的基础和中心。要知道，分布在意大利其他地区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很难保持这种强大”(70)。狄奥尼修斯把罗马看做希腊人的殖民地，罗马公民们接受了阿尔巴·隆加式的君主制，王(罗慕路斯)划分了部落和库里亚，他们选出元老院限制王的权力，与元老院并立的还有人民大会(71)。李维笔下的罗慕路斯是位英雄，他理性看待关于罗慕路斯的神性传说(72)。同样，罗慕路斯因为功绩被封为神，而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后裔。罗慕路斯自己任命元老院，征服邻国，为朱庇特·费雷特利乌斯(Jupiter Feretrius)献上敌方将领的盔甲(Spolia opima)。他强行从埃特鲁利亚人手中夺过了权杖，创建了罗马制度，包括元老院和鸟占，后者尤其决定了最高权力的归属。从右向左划过天际的闪电照亮罗慕路斯，从而确立了天授君权。因此，当罗慕路斯去世后，“所有人都欢呼罗慕路斯为神，神之子，罗马城之王之父；他们祈祷求和平，以便他永远心甘情愿并仁慈地拯救他的子孙后代”(73)。迈尔斯把李维强调的罗慕路斯看做对奥古斯都时代意识形态的回应，奥古斯都宣称他的家族的神圣起源，李维强调的是使罗马国家变得强大的英雄们，因此罗慕路斯成为建城的英雄。在李维叙述的罗慕路斯建城之中，罗慕路斯的功绩并不是像在希腊建城传统中认为那样是神或者半神的功劳，而是纯粹的人的努力的结果(74)。

　　公元前3世纪罗马史学萌生时，首先关注的是罗马城市的起源。第一次迦太基战争胜利后，罗马成为地中海西部的重要力量，需要对罗马城市的性质和古迹进行宣传。当罗马历史学家开始写作城市起源的历史时，既有关于双生子和母狼传说的口述传统，又有希腊人对罗马城市起源进行的构建。在为自己权力辩护和宣传城市的目的之下，历史学家对罗马建城的传说进行了整合，并在公元前1世纪形成罗马建城的传统观点。

　　曾经作为拉提乌姆地方传说的母狼哺育双生子的故事被融于公元前3世纪的戏剧和早期历史写作之中，并随之升华内化为“罗马人”的文化标记，不仅为罗马人在希腊文化圈中保持了作为统治者的民族秉性，也为罗马城市的神圣性质和神圣边界找到了依据。罗慕路斯和母狼的雕像在罗马海外行省成为罗马的标志，供奉母狼哺育双生子的城市意在表示与罗马的关系。罗马殖民地金币上大多会以双生子和母狼为图案，甚至在有些城市，双生子和母狼是建构公民身份的重要部分(75)。因为城市的神圣性质，罗马人是受庇护的人群，也因此才能成为世界的统治者。罗马人相信，他们的成功得到了神的眷顾，是“第二个太阳”，“我们的虔敬从神对我们的恩典中就可以证明”(76)。

　　罗马建城神话的构建与希腊人对城市建立的构建模式不同。地中海范围内城市起源神话一般强调新的居民点的建立，表述的是“殖民地”与母帮之间的联系。罗马建城神话涉及与邻居之间的起源话题，其实质在于强调城市起源中交织的血缘联系。随着罗马在意大利扩张的成功，罗马的邻居不断成为罗马人，罗马历史学家把征服带来的臣服美化为罗马的邻居通过血缘和族群的混合而被吸收进罗马成为罗马人，并且，在追溯罗马城市起源的过程中，把兼具血缘、族群和公民身份的“罗马人”的形成时间追溯到半传奇的罗慕路斯时代，把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公民身份、开放多元社会特征看做国家开创时便已经存在，无疑是构建一种以意大利人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情感。

　　关于罗马建城的历史书写从恺撒时期之后开始转向，埃涅阿斯起源神话逐渐取代罗慕路斯建城传说，因为恺撒把其家族起源追溯到尤路斯(Iulus)，奥古斯都及其之后，埃涅阿斯传奇成为帝国神话。安德鲁·厄斯金(Andrew Erskine)认为，特洛伊只是在希腊罗马关系中担当中介的作用，通过血缘或者英雄时代共同经历为希腊罗马提供共同的过去(77)。而罗慕路斯建城则不同，如果说罗马人创造了意大利，关于罗慕路斯建城的历史书写则创造了包括意大利人的“罗马人”身份的文化标记。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历史与秩序

注释：

　　①③Hall,J.Hellenicity:Between Ethnicity and Cultu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9,22-23.

　　②Finley,M.I.The Ancient Econom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47.

　　④(27)Dench,Emma.Romulus' Asylum Roman Identities from the Age of Alexander to the Age of Hadri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119-120,13-14.

　　⑤(34)Florus.Epitome of Roman Hist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3-13,233.

　　⑥(23)(31)(47)(48)(69)(72)(73)李维：《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穆启乐、张强、付永乐、王丽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页，第87页，第41页，第41-43页，第43-53页，第87页，第21页，第57页。

　　⑦(32)(45)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6页，第55页，第127-128页。

　　⑧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5-66页；李维：《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第31-39页；雷蒙·布洛克：《罗马的起源》，张泽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12页。

　　⑨(14)(16)(64)(68)Bremmer,Jan,and Nicholas Horsfall.Roman Myth and Mythography.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1987,41,43,27-28,28,22.

　　⑩Cornell,T.J.The Beginnings of Rom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60-61.

　　(11)(12)(51)Livy.History of Rome(Books I-II).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385,227,269-271.

　　(13)Raaflaub,Kurt A."Born to Be Wolves? Origins of Roman Imperialism." in Transitions to Empire:Eassys in Greco-Roman History,360-146 B.C.Norma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283.

　　(15)李维：《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第63页。根据李维记载，罗马王政时期的第二个王奴马的立法改革，在原来的三月之前加上了一月和二月，这样一年才分为十二个月。

　　(17)Gellius.Attic Nights(Books XIV-XX).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287.

　　(18)(26)(30)(50)Livy.History of Rome(Books Ⅷ-X).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445-447,47-57,463,37.

　　(19)Scullard,H.H.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753-146 BC.New York:Routledge,2000,61.

　　(20)(29)(36)(65)约翰·博德曼、贾斯珀·格里芬、奥斯温·穆瑞编：《牛津古罗马史》，郭小凌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8页，第16-17页，第20页，第19页。

　　(21)(53)雷蒙·布洛克：《罗马的起源》，张泽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5 36页，第12-13页。

　　(22)(59)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5-65页，第50页。

　　(24)Polybius.The Histories Volume II.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53-55.

　　(25)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王乃新 郝际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6页。

　　(28)Livy.History of Rome(Books III-IV).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223.

　　(33)(44)(61)(71)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The Roman Antiquities(Books I-II).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307,451,237-239,397-449.

　　(35)Grant,Michael.The Visible Past:Greek and Roman History from Archaeology(1960-1990).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0,78-79.

　　(37)Wiseman,T.P.Historiography and Imagination.Exeter: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1994,6-7.

　　(38)(39)(66)Wiseman,T.P.The Myths of Rome.Exeter: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2004,16,119,17-18.

　　(39)Cicero.Tusculan Disput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331.

　　(40)Livy.History of Rome(Books V-VII).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361-363.

　　(41)Cornell,T.J.The Beginnings of Rome.New York:Routledge,1997,11-12.

　　(42)Cicero.Brutu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69.

　　(43)Ennius."Sabinae." in Remains of Old Latin I.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361.

　　(46)Farney,Gary D.Ethnic Identity and Aristocratic Competition in Republic Rom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1-4.

　　(52)Nicolet,Claude.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21-23.

　　(54)利奥波德·冯·兰克：《世界史》(第二卷)，陈笑天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334-338页。

　　(55)(74)Miles,G.B.Livy:Reconstructing Early Rom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179-219,138-139.

　　(56)Oakley,S.P.A Comment on Livy Books Ⅵ-Ⅹ.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36.

　　(57)(67)Gruen,Eric S."The Making of the Trojan Legend." in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epublican Rome.London:Duckworth,1993,26,27.

　　(5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76-477页。

　　(60)(62)Gruen,Erich S."Poetry and Politics:The Beginnings of Latin Literature." in Studies in Greek Cultural and Roman Policy.Berkeley: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90,84-85,85.

　　(63)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The Roman Antiquities(Books I-II).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253-255.狄奥尼修斯：阿米利乌斯“指派努米托尔的女儿Ilia，或者如一些人所说的是Rhea，别名为Silvia为维斯塔贞女”。

　　(70)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5-69页。

　　(75)Belayche,Nicole."Foundation Myths in Roman Palestine,Traditions and Reworkings." in Ethnic Constructs in Antiquity,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9,171-174.

　　(76)Pliny.Natural History Books 36-37.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93; Natural History Books XXIV-XXVII,389-391.

　　(77)Erskine,A.Troybetween Greece and Rome:Local Tradition and Imperial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