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中国生活了47年的外国人，历经明、清两朝，还被清朝顺治皇帝尊称为“玛法”，也就是满语的“祖父”，这个人是谁？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得到帝王如此尊崇呢？他就是明末清初杰出的耶稣会士，中国天主教柱石——汤若望神父。

在明清鼎革之际，汤若望曾侍奉崇祯、顺治和康熙三位皇帝，成为横跨明清两大帝国的三朝元老。他又是中国天主教早期传教史上三大奠基人之一。

首次看到汤若望墓碑的人一定很奇怪，为什么会将碑铭——“耶稣会士汤公之墓”几个大字刻在碑后？经考证发现，原来碑的正面是康熙皇帝的祭文，可能当时处于对康熙的尊重，将康熙的祭文放在了阳面，而将碑铭几个大字置于碑的背面。从这块皇权与宗教合二为一的墓碑中，可瞥见汤若望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

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 1592年5月1日出生，1619年到达澳门，1628年7月31日发愿，1666年8月15日卒于北京。在中国47年，在耶稣会57年。他把自己名字的Adam音译为“汤”，Johann汉译为若望。从此，汤若望这个名字与中国近现代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1592年5月1日，汤若望诞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科隆城。科隆城被誉为“北方罗马”，保留了古老的天主教会的传统，在浓厚的信仰氛围中孕育出了杰出的闻名于世的传教士。当时的科隆城作为耶稣会抵制德国新教改革的主要阵营，耶稣会在这里拥有一所“三王冕”贵族子弟中学。

1603年，作为家里最聪明的孩子汤若望被父母送到了这所著名的中学读书，父母希望小若望日后成为一名当地的枢机主教。然而，汤若望并没有按照父母为他设定的人生轨迹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而是在听了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事迹后，渴望远赴遥远的中国去传教。

1608年，从三王冕学校毕业，他表现出特殊的天赋，总会长阿奎维瓦（Claudio Acquaviva, S.J.）特批准他进入罗马耶稣会德意志学院学习。

1611年10月21日，汤若望进入耶稣会，并进入罗马学院学习数学与哲学。汤若望在罗马学院学习期间，利玛窦的同学伽利略（Callieo Galilei, 1564-1642）、科普勒（Johanns Kepler, 1571-1630），以及利玛窦的老师——圣博敏枢机主教（Robert Bellarmine, S.J., 1542-1621）等著名学者都还在学院任教。在1616年耶稣会档案中，在汤若望名下记载有：“将到中国去”。1617年，汤若望晋圣司铎，同年被派往中国传教。

1618年4月16日，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汤若望与22名会士踏上了远赴中国的“耶稣号”甲板。为了鼓励这些到远方的传教士，送别的人们给他们一一行吻足礼，凡是去远东的会士们都发誓再不回欧洲。这次乘“耶稣号”（Il buono Gesu）领队的是金尼阁。他是自方济·沙勿略到远东传教以来，第一个奉命返回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

1613年至1615年，金尼阁在返回欧洲的漫长的旅途中，将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耶稣会与天主教传入中国史》译为拉丁文，并做了文学加工，使之更具有可读性。该书在欧洲一版再版，在欧洲掀起了一场中国热，引起了诸如莱布尼兹等学者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金尼阁走遍欧洲拜访王公贵族，为中国教会募集了20多位传教士、传教经费、礼物和丰富的图书。金尼阁与汤若望携带到中国的“西书七千部”是由教宗保禄五世所赠送的。

1619年7月15日，汤若望一行抵达澳门。其时，正值天主教因南京教难遭逼迫时期，被遣返到澳门的高一志负责教授汤若望与其他新来的会士们学习中文。1620年，徐光启上奏朝廷请澳门当局带西洋火炮驰援危急中的晚明。1622年秋天，汤若望离澳门，长途跋涉直奔京城。

崇祯帝登基后，对天文、历法十分重视，希望借修订与颁布《崇祯历书》以巩固江山社稷。1630年，徐光启以新任礼部尚书的身份上疏《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各疏》。

在徐光启的大力推荐下，汤若望与罗雅各以修历的身份进入宫廷。1634年2月2日，汤若望、罗雅各向崇祯帝进呈从欧洲带来的望远镜。1638年汤若望自制了天体仪与赤道圜仪以及西式日晷，又制造了一台天文仪器送给皇帝。

汤若望利用进入宫廷之便利，在宫廷内传教，经汤神父宣教皈依受洗的人数相当可观：“汤若望在一位华人修士邱永的帮助下，利用和太监接近的机会，令宫内的庞天寿、溥乐德受洗奉教，太监信徒人数很快达40人之多。由太监而宫女，紫禁城内教徒人数渐渐达至540人。为此，宫内开设了二所小教堂，太监一所，宫女一所。汤若望经常去这两个教堂主持弥撒。”汤若望秉承利玛窦知识传教的方法，虽然，他未能成功劝化顺治帝皈依天主教，但他借着“争取隆宠，希望能籍官方对其个人的具体褒扬，以赠强布教的说服力或减少传教的阻力。

1657年，顺治为汤若望主持的宣武门教堂御书《天主堂碑记》，在其中顺治勉励传教士要“事神尽虔，事君尽职”。汤若望将这个碑记刻印成小册子分发给朋友们，藉以弘扬天主教。

顺治八年（1651），皇帝亲政后对汤若望三次加封，让他的洋“玛法”连跃三级，官至正三品。顺治十年（1653），又赐予“通玄教师”称号，顺治十五年（1658）授予“光禄大夫”封号。汤若望成为清王朝一品大员。

汤若望神父利用自己在官僚体系中的崇高身份，多方护守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清初天主教之所以能够获得蓬勃的发展，与汤若望弹精竭虑地护教与扬教的行动是密不可分的。

自1644年底，清朝正式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的鉴正，官阶五品。顺治帝深受汤若望的影响，称他为玛法，亦即祖父，将汤若望作为他的精神导师。当年利玛窦梦想进入北京，面见皇帝，期望皇帝能够颁布宗教传播的自由法令。据汤若望回忆，在1656年和1657年两年时间里，顺治皇帝曾经24次出宫到宣武门天主堂拜访汤若望。顺治几乎每个月要去拜访汤若望一次，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为什么顺治帝会如此频繁地拜访汤若望神父呢？青年顺治充满求知的渴望，而汤若望学识渊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不仅是一位爱惜学生的良师，更是一位慈祥的爷爷。顺治帝与汤若望密切交往了七年之久，始终保持了真诚的师生友谊。

除了人文与天文科技外，汤若望不厌其烦的向顺治讲述耶稣生平、受难、死亡、复活，以及宗徒事迹，教会历史等，顺治也热心学习，但出于国家、政治、宗教等原因，最终却未能受洗奉教。汤若望虽然没有使顺治皈依天主教，却成功影响了顺治与皇太后孝庄在紫禁城里建造了一个类似教堂祈祷所的“上帝坛”。

作为顺治帝的精神导师，汤若望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帮助顺治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譬如董鄂妃事件，定立玄烨为继承人等。

汤若望对顺治的影响超过了朝廷所有的大臣加在一起的影响力。他在清代顺治朝的作用，是实际上的“摄政王”，说明了汤若望对顺治朝的影响是巨大的。

鉴于汤若望在主持修历等事务中的杰出贡献，清朝授予他“通玄教师”，“通政使司通政使”“光禄大夫”晋秩正一品。

康熙五年(1666年)汤若望在北京病逝，如今北京市委党校院内的汤若望墓碑上留下了康熙皇帝为他亲自撰写的祭文，“鞠躬尽瘁 臣子之芳踪”，这位深受中国皇帝尊崇的德国科学家，一生充满了创新和突破，成为了中西交流史上一位不朽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