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王权及其结构和性质，只是就封建制内部来说的，其实英格兰王权建立之初，还有一个封建制外部的问题，那就是基督教神权问题，以罗马教廷为代表的天主教神权（本书也称之为基督教神权，两者在此还没有分化，是同一个意思），它与封建制下的英格兰王权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形成非常复杂和纠结的二元权力的对峙关系。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在欧洲中世纪漫长的历史中，关于基督教会权力与世俗君主权力这两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斗争乃至相互妥协、相互扶持，由来已久，贯穿于中世纪欧洲各封建王朝的始终。它们此消彼长，互不相让，最终达成某种暂时的和平，所谓“耶稣的归耶稣，凯撒的归凯撒”，便是这种和平与妥协的产物。英格兰王国是欧洲封建制较为边缘的地域，在罗马帝国全面信奉耶稣基督之后，天主教的传教势力在公元4世纪就开始侵入英格兰岛屿，随着罗马帝国的撤离，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入英格兰，虽然他们有自己的神灵崇拜，但在与基督教信仰的竞争中难以保持持久影响力。公元597年，受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的派遣，时年五十岁的圣徒奥古斯丁带着一支传教团前往英格兰。经过一番艰难的跋涉和努力，奥古斯丁先是在英格兰北部传播基督教，建立坎特伯雷主教区，并被教皇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此后又逐渐向东传教，把基督教传播到广阔的英格兰地区，先后使得肯特、埃塞克斯、东盎格鲁亚的国王信奉了基督教，基督教遂成为英格兰的主流宗教。

威廉诺曼征服，创建英格兰诺曼王朝之后，基督教在英格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本来诺曼公国就是天主教的辖区，威廉率众入侵英格兰受到基督教势力的大力支持，建立封建王国之后，威廉一世开始对英格兰教区进行一番改革，他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区和温切斯特主教区，更换了大主教和主教，由诺曼人担任。此外，在强化其王权统治的同时，进一步修好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关系，使得英国教会和修道院的势力与王国世俗治理的力量有所结合。威廉一世在位期间，多次主持宗教会议，由罗马教廷任命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接受国王授予的指环和权杖，向国王宣誓效忠。通过法令和仪式，威廉一世牢牢地掌握着英格兰教会的教职任命和授职权。总的来说，从诺曼王朝开始，基督教神权就作为一种重要的权力，与封建王权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谈英格兰的王权，不能不谈基督教会的权力，作为封建制体系内部的王权必然要与基督教的神权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甚至是相互辅助又相互对立的关系。

依据基督教神学的说法，基督教关涉人的信仰，只与人的灵魂和思想有关，并不直接干涉世俗的政治与经济等事务，所以它们是一种主观精神方面的宗教信仰，构成一个完整的心灵世界的秩序。但是，信仰者毕竟是活生生的人或者说信众，他们除了过信仰世界的精神生活，还要过世俗的物质生活，要服从政治秩序中的君主权力的统治。此外，信仰者还要有自己的社团，即基督教会，而最大的基督教会就是罗马天主教廷。基督教会由彼得创建，经过数世纪的努力，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国家教会。基督教会没有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覆灭而消亡，反而在欧洲逐渐壮大，最后征服了南下的蛮族各个部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教会。虽然威廉一世在位期间强化了英格兰的封建王权，但并没有彻底使罗马天主教会从属于英格兰的世俗政权，此后天主教的势力在英格兰各个王朝，也或隐或显地得到逐渐增强。

基督教在罗马建立了至高无上的天主教廷，实施教皇以及教士位阶制，从而统一管理世界各个地域的宗教事务，俨然一个独立王国或国中之国。菲吉斯分析道：“神圣罗马帝国，无论其权力多么虚幻，只要人们还将其作为一项目标孜孜以求，那么它就是一项证据，表明在十七世纪结束之前存在一项最重要也是最有特色的政治思想，即相信政治与宗教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以基督为国王，基督的两位副手作为尘世统治者的帝国观念是一种神权政治观念。……在这个国家中，世俗权威和教会权威彼此共存，并且各自都主张拥有‘强制性的’权力。……随着这个过程的进行，首先是教皇，之后是皇帝开始主张自己是通过世界最高统治者的神圣权利而成为基督教世界名副其实的至高首领。……卜尼法斯八世认为，否认教皇享有最高政治权威的人就是异端，而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则认为，所有那些承认教皇享有至高政治权威的人才是异端。”

这样一来，基督教神权就不仅仅只是关乎人的主观心灵的信仰之权了，天主教会尤其是其最高组织罗马教廷和最高首脑罗马教皇，作为神权的代表，就与世俗王权及其最高权力的所有者君主，产生了直接的关联。由于教会管辖信众即平信徒的婚姻、财产、遗嘱以及所谓婚丧嫁娶等一切事务的主观决意，教廷以及世界上的各级教会、修道院等还拥有大量的教会财产，教士又几乎垄断了社会的知识生产以及社区的管理事务，所以，在世俗王权看来，教会权力直接进入现实社会的各个层面，触及甚至侵犯了王权管辖的范围，限制和剥夺了封建君主的王权以及各级封建主贵族的世俗权力。在司法领域，教会还有自己的教会法以及教会法院，管辖平信徒的有关信仰等方面的纠纷，而这些纠纷很多又与财产、婚丧嫁娶等有关，致使教会法院与普通法院以及贵族的庄园法院裁决形成了冲突，侵犯了封建法的司法管辖权，侵犯了王权和贵族的司法权。因此，罗马天主教会与各个王国的世俗政权就形成了持久不息的冲突和纷争，两种权力的斗争贯穿着欧洲整个漫长的中世纪，即便是相对边缘的英格兰在自金雀花王朝到都铎王朝的数百年间，也难以幸免，罗马教会与英格兰封建王权的斗争与妥协也同样贯穿着英格兰的封建史。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看到，在英格兰王国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基督教会的权力都处于优势的地位。虽然封建王朝具有完整的基于王权的封建权力，对社会各等级施以君主专制性的统治和管理，但其力量还是相当薄弱的，因为在王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督教神权存在。那么如何处理与神权的关系，具体一些说，如何处理君主与罗马天主教会尤其是其下辖的英格兰大主教区和众多修道院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王权统治的一个重要问题。考察一下英格兰封建王朝的漫长历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格兰王朝变迁的一个强化王权的重要特征，就是国王就职时接受罗马天主教的加冕，对基督教神权采取恭敬信奉的虔诚态度，使神权为王权背书，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证成王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乃至神圣性，这就是君权神授。

说起来，君权神授在西方古代的政治观念中一度是主流的思想意识，西方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有相关的理念，尤其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思想家奥古斯丁在著名的《上帝之城》一书中就提出了一套罗马皇帝及其帝国统治来自上帝授权的思想理论，可以说奥古斯丁是基督教世界君权神授的始作俑者。威廉登陆创建诺曼王朝之后，虽然他和历代君主都试图强化国王的权力，但仍然摆脱不了基督教神权政治的束缚，甚至还寄希望于基督教的神权加持以保佑其世俗的王权。所以，我们看到，从国王理查二世开始，直到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这段长达数百年的英格兰王朝史的变迁中，君权神授一直作为一种主导的王权理论占据着王朝政治的中心地位，这样一来，君权神授就为封建王权的确立奠定了基督教神学起源的基础。

前面谈到王权起源时，曾经指出封建王权的建立起初来自国王的军事武功，即依靠武力征服创建一个王国，但是，对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王国，这种王权论的论证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要赢得民众的信服乃至使之接受王权的统治，精神的征服以及心灵的服从乃是十分必要的。于是，基督教的神权就自然获得王权的青睐，而且神权要征服民众，也需要王权的维护。随着君主信奉基督教，所有臣民皆成为基督徒，这样一来，王权的起源就具有了神性的内涵，王权发端于神的加持，君权神授，君主的权力是神或上帝授予的，就使得王权的至高无上地位具有了神的祝福和佐证。罗马天主教廷代表神的旨意对君主即位予以加冕，由此变得顺理成章，作为一种神圣的仪式，在历代君主就职典礼上代表上帝和教会牧首予以加冕，逐渐形成了一套仪式和惯例。随着丕平献土、查理加冕，罗马教廷与世俗政权建立了稳固的同盟关系，“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晚期和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逐渐皈依了基督教，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加洛林王朝的崛起标志着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基督教从未绝对清除日耳曼王权观念中的异教因素，但它仍然成功地占据了中世纪王权合法性观念结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这样一来，王权就具有了神授的起源，君主的权力不再是君王们依靠武力打下的，而是至高无上的神授予的，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奉天承运”，不过这里的“天”不是自然天道，而是人格神，是上帝以及耶稣基督，并由掌握地上神圣权力的罗马教廷加冕，这就意味着神的授权以及赐福。通过君权神授的世俗王权，获得了新的神圣化论证，同时也难免受到一定的约束，也就是说，君主必须信奉基督，依照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法则，并接受罗马教会的神权管辖，由此统治世俗的王国及其臣民。这些臣民也是平信徒，他们作为神的子民也同时接受教会的牧养。

在世俗君主看来，王权神授或君权神授，这一理论恰好投合了他们的迫切需要，君主个人作为基督徒，其权力从属于天主，忠诚于神或上帝，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最为关键的还是王国的权力来源以及统治的正当性，如何能够正当而公义地统治王国的万民百姓，使他们忠诚于国王的统治？仅仅依靠武力是完全不可能的，需要更高的精神性的寄托，那就是不可抗拒的神的旨意。既然神赋予了其统治王国的权力，那么这种权力就具有了神圣的性质，就比武力的统治更能征服人心，使人们服从王权的统治。所以，我们看到，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历代君主，不论是欧洲大陆还是英格兰岛国，都毫无例外地接受君权神授的观点，把自己的王权交付给神来加持，这样一来，他们在登位称王时，罗马天主教的加冕就非常必要，因为能使得他们的王冠和剑柄具有神圣的意义。在莎士比亚的英国历史剧中，众多国王也都遵循着这一政治传统，信奉基督教，努力维系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其中尤其是悲惨的理查二世，他曾经这样说道：

汹涌的怒海中所有的水，都洗不掉涂在一个受命于天的君王顶上的圣油；世人的呼吸决不能吹倒上帝所拣选的代表。每一个在波林勃洛克的威压之下，向我的黄金的宝冠举起利刃来的兵士，上帝为了他的理查的缘故，会派遣一个光荣的天使把他击退；当天使们参加作战的时候，弱小的凡人必归于失败，因为上天是永远保卫正义的。（卷二，页373）

还有兰开斯特的亨利六世，也是非常虔诚地接受神的旨意，把他的王权与神的授予联系在一起，并且出于善良的本性，在著名的套顿战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上帝呵！我宁愿当一个庄稼汉，反倒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就像我现在这样，坐在山坡上，雕制一个精致的日晷，看着时光一分一秒地消逝。分秒积累为时，时积累为日，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一个人就过了一辈子。若是知道一个人的寿命有多长，就该把一生的岁月好好安排一下；多少时间用于畜牧，多少时间用于休息，多少时间用于沉思，多少时间用于嬉乐。还可以计算一下，母羊怀胎有多少日子，再过多少星期生下小羊，再过几年可以剪下羊毛。这样，一分、一时、一日、一月、一年地安安静静度过去，一直活到白发苍苍，然后悄悄地钻进坟墓。呀，这样的生活是多么令人神往呵！多么甜蜜！多么美妙！牧羊人坐在山楂树下，心旷神怡地看守着驯良的羊群，不比坐在绣花伞盖之下终日害怕人民起来造反的国王，更舒服得多吗？哦，真的，的确是舒服得多，要舒服一千倍。总而言之，我宁愿做一个牧羊人，吃着家常的乳酪，喝着葫芦里的淡酒，睡在树荫底下，清清闲闲，无忧无虑，也不愿当那国王，他虽然吃的是山珍海味，喝的是玉液琼浆，盖的是锦衾绣被，可是担惊受怕，片刻不得安宁。（卷三，页338—339）

莎士比亚笔下亨利六世的上述感慨可谓千古名篇，把神权加冕的一代国王的某种心曲表述得淋漓尽致。当然，谁都知道，亨利六世的这番感慨只是暂时的，稍纵即逝，王朝历史的常态更多的则是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和王霸征战。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王国，虽然君权神授的思想早在诺曼征服之后就被广泛接受，但是欧洲大陆围绕着叙任权之争展开的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的二元对立，在英格兰诸王朝也都有所表现。菲吉斯写道：“在中世纪，思想与学问都是国际性的。因此，如果中世纪早期在欧洲大陆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争论并不存在于英格兰，这就是一件怪事了。此外，奥卡姆的威廉本身就是英格兰出身的牛津学者。英格兰很久以来就宣称自己是一个帝国；自诺曼征服和亨利二世时期，不受教皇干涉或多或少就已经成为英格兰政治家们的心愿。即便在完全臣服于教皇的时期，英格兰的贵族们也能够用一条有力的否定性短语——盎格鲁的法律永世不得改变——抵抗试图用教会法规则取代英格兰继承法的努力。爱德华一世非但没有屈服于教谕《教士不纳俗税》，相反，他宣布教士不受法律保护；从那个时期起，英格兰就通过了一系列的立法限制教皇的主张。”

由此可见，任何事物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罗马教会提出君权神授，主要是为了天主教在英格兰的发展以及信众的利益，使得他们能够接受罗马教会的管辖；但另一方面，世俗权力接受君权神授也不是完全为了罗马教会，而是为了有益于自己的统治，使得国王的统治具有更高层面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总的来说，毕竟王权具有世俗的统治权力，国王和各级贵族占据王国的中心，控制了王国的资源和财富，并且依据法律管理社会。所以，君权神授的理论实际上是基于世俗国家的权力需要，为王权提供一种神权的加持，从而使得教会阶层参与到英格兰王国的社会管理之中，控制王国的知识传授，掌握王国的精神资源。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考虑，在欧洲大陆以及英格兰，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在君权神授的思想观念内部，就产生了一种神圣王权论的理论，这个理论越来越为君主们所喜爱和接受，并且逐渐发育出一种不同于基督教神权主权论的世俗君主主权论。

本文选编自《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

勿食我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