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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经济伦理在中国:四个上海女华商的故事
发布时间: 2008/12/11日    【字体:
作者:Joy Tong Kooi Chin
关键词:  宗教 法治  
 
 
                     
                            Joy Tong Kooi Chin
 
                          
                     
    这篇文章是一个关于基督教商业伦理在中国(主要是上海)的调查研究的一部分成果。不同于对新教伦理在中国的大部分讨论,本文没有把焦点放在新教伦理/儒家伦理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替代性功能的讨论。本文主要探讨基督教商业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实践模式,并透过对这个现象的研究了解新教伦理对建构中国市场经济及和谐社会的可能作用。本文以华侨商人在中国的基督徒企业为中心,特别考察新教伦理如何透过这批基督徒商人及高级主管,藉着全球化的力量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机会,进入中国。透过对居住在上海的四个女基督徒华商的个案研究,我希望从她们思想的建构流转,日常生活的伦理塑造,与当代中国社会的互动中观察一个基督徒群体及其价值观对商业活动的影响及社会后果。
 
    
    
一、新教伦理在中国
 
    宗教和经济,或狭义的经济行为,一直是宗教社会学的重点关注之一。一提到商人精神及宗教伦理我们最快联想到的就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2002)。韦伯认为加尔文派“选民预定论”的神学使基督徒资本家努力赚钱,但他们赚钱并不是为了个人或物质享受。这些资本家的宗教动机是要用经营成功来证明自己在尽“天职”方面已“才德兼备”(virtue and proficiency in a calling)。事业的成功将是上帝拣选,恩典及祝福的最好确据,虽然也不排除有世俗的动机,如随之而来的“权力”和“声誉”,以及因能使无数人就业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等。韦伯认为正是这种伦理推动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而这正是推崇儒家的东亚国家所缺乏的。但是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地区(包括日本,台湾,香港,南韩,新加坡)经济成长的经验已让不少学者关注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发展的积极功用。他们觉得韦伯对于儒家思想所持的否定看法需要被修正。

    但就像李向平老师在其“新教伦理及其中国实践模式”中所说的,这种儒教资本主义对新教伦理的替代性功能的讨论实际上是“悬空了韦伯的新教伦理的行为规范和实践的意义,忽略了新教伦理的制度实践特征”。这样的忽略是可惜的,因为从基督教的组织或其宗派的伦理行为及社会后果这样的切入点来讨论韦伯议题是对中国当前的社会处境很具相关性的。因为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及全球化已经使得中国的宗教局势有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基督新教的奇迹式增长。学术界对基督教现状的研究表明,这样的增长不是发生在农村,而是在城市及中产阶级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董事、经理、和员工归信了基督教。不但国内的基督徒不断增长,就是海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其中不乏华人,进入中国从商或任职高级经理。在这篇文章中我要问得是:韦伯的新教伦理在这群华人基督徒商人的身上是否存在?若是,如何体现出来?这样的倫理对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有什么影响?

    我主要是从个人行为出发—采用韦伯的新教徒品格及生活规范 (protestant personalities and life orders)为视角来观察这个基督徒群体的理性化禁欲精神和经济伦理。根据韦伯,新教透过改变信徒的生活和思维模式在他们身上形成了某一(或多) 种的品格,德行或敬虔。信徒因为这样而在宗教上和道德上更卓越。因此,韦伯的新教伦理可以被视为一个信徒自我控制的机制; 这个机制透过提供新的理性行为的准则来挑战传统的行为习惯并带来规范和行为的现代化(Turner, 2008)。另外P. Bourdieu (1972) 的“habitus” 及Michel Foucault (1997) 的“technology of the self” 也可以丰富我们对基督徒商人德行及敬虔素质的习惯的养成的讨论。我希望透过他们的框架来解释这群基督徒“现代化”的商业行为和经济伦理的日常塑造;看他们如何因着信仰和中国的环境而形成新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如何有创意的诠释“成功的基督徒商人”的意义。

    本文以一群住在上海的女性基督徒华商为个案。她们或本来就是基督徒,带着“天职”使命感来到中国从商,希望能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或在中国因种种原因使原本冷淡的信仰得以复兴或在中国改信了基督教。但是在面对贪污混乱的市场规则及高度竞争的工作环境时,她们的信仰和伦理是否能,及如何产生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如果按韋伯所說,基督教倫理有益於市場经济制度的建立,那么这群华人基督徒的倫理在一个以无神论立国的社會主義市場经济體制中会是一個什麽樣的狀況?他们怎样在中国处境中运用最有效的方法来达到个人和企业,今生和来生的目的(韦伯所谓的“理性化过程”)?两者是否能兼顾或双赢,也就是说如何“才德兼备”?他们的伦理观念及实践对建构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管理是否可能发生正面的作用,不论那作用是大或小?
 
    
    二、基督徒华商及企业在中国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外资的引进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像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甚至将外国的直接投资视为中国经济成功背后的主要动力。国际评级机构也使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来作为评价中国信誉度的一个重要宏观指标。外资企业的确在中国遍地开花。其中虽然不乏大型企业,但主要还是运行简单,以弹性及效率著称的中小企业。它们主要来自中国的邻近地区,也就是所谓的华人经济体(ethnically Chinese economies)如香港,澳门,和台湾。事实上他们与其他海外华商的投资占了中国FDI总额的近70%。他们不但占有中国一些产业资本的巨大地位,而且,与它们在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它们在中国的出口营销渠道上也拥有更具实质性的控制权。

    其实我们对海外华商这个在中国算是新的社会群体并不陌生。我们对早期中国移民成为海外华人企业家的过程,如何由身无分文蜕变成著名企业家的事迹很熟悉。我们津津乐道他们如何因着勤俭和聪明在异地求存,并为当地社会带来经济发展。但现在的局势却是风水轮流转;从他们回来中国投资的资本额便可知道。但跟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是因环境所迫而飘洋过海;恰恰相反,这群“现代成吉思汗”是带着庞大的资本(经济,社会或文化资本),坚实的经历和功夫,及超强的意志力回来征战中国市场。但显然他们并不只是一群“孳孳为利”或只会“为子孙后代计”的商人。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华商投资企业的确引进了营销知识和带来技术转移。特别是它们融入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手段并经受了急剧的现代化进程的洗礼的经历,能够提供正面临从传统转向现代,从混乱转向次序的伦理困境的中国企业一个良性转变的借鉴。或许我们可以说,商业利益肯定是华商最重要的关注,但就我的研究而言,更有趣也更值得重视的倒是他们当中一些人在中国商业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很高标准的伦理行为及背后的超越性动机。很多人告诉我如果只是要赚钱那里都可以去,不一定要来中国。事实上在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要赚钱并不像想象中的容易。加上家庭的适应,孩子的教育等问题,他们很多是带着很大的工作及家庭的压力选择留在中国。对这些基督徒企业家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社会作用者(social agents)的作用;了解理性的个人如何因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对社会或群体带来影响。我无意证明只有基督徒才有超越性动机或伦理,更不是想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有一样的伦理表现。事实比我能观察的复杂很多,因此我的目的只是以一些基督徒为例子阐明新教伦理如何在一些人的身上被培养,被表现,及所带来的可能社会后果。

 
    三、女基督徒企业主及主管
 
    以女性为关注除了想为新教伦理的讨论提供多一个现代的维度(在韦伯写书时这还不是一个问题),同时也是因为在我的访谈中女性凸现了她们的一些特征。女性诚然占了中国基督徒的主要部分,就是在男信徒有不断增加的现代都市中,女性仍然是维持很多信仰团体的日常运作及传承的灵魂人物。就是在应该是最以男性为主的华商群体中也不例外。华商团契在形式上以男性为领导,但实际上女性才是真正发挥影响力的人。很多男女受访者都说,圣经虽说男人是头,但事实上女人是脖子,决定了头转动的方向。同时,我会在田野中碰到很多女老板其实也不奇怪,因为研究已指出越来越多的香港,台湾和中国的女性成为了企业主。甚至有人估计中国目前一半的小型企业主是女性(McEwen 1994:340)。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在这篇文章中我以女性为个案研究是因为我假设了(一)女性企业主或经理会在工作中更关注伦理及价值的养成和实践。这主要是因为男女在工作态度上的基本差异。研究指出男性在工作上比较关注收入,不被上司管理的自由,升迁机会及工作的社会地位。而女性比较倾向于能够帮助别人,可以发挥创意,能够稳定成长,及面对人而非事的工作 (Lyson, 1984)。同时,比起男性,女性也更倾向于在工作中寻求个人的意义如满足感,价值感,成就感,及个人的挑战等(Bridges, 1989);(二)比起男性,女性老板因为比较缺乏随着社交应酬而来的机会和关系,也同时因为要平衡家庭工作和信仰的多种职责,她们基本上更倾向于有次序的生活模式及有创意的自我控制 (Weller,1998)。也就是说我假设她们会更倾向于理性化禁欲伦理。的确,所有受访的女性企业家都说她们很少参与男性的交际应酬。就算她们不介意也不见得受男性(不论是自己的丈夫或同事)的欢迎或认可,甚至会使别人因此怀疑她们的人格。同时家庭的考量也使她们无暇在工作之余有别的活动。就是很多单身的女性也有其她跟她们同住需要照顾的家人如父母在身边。她们因此只好在职场上表现得更为勤奋,专业及运用创意,也就是表现出韦伯所说的理性的商业行为,为要拉到生意或留住客人。就像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说台湾女性的问题需要寻求儒家以外的,更“理性化”及道德的选择才能解决( Weller, 1998)。因此我假设新教伦理在这些女性企业主及高级主管的身上会更明显。
 
    
    四、研究资料来源
 
    这篇文章是以上海地区的女基督徒华商为个案。选择上海主要是因为这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众多华商聚居之地。自2007年12开始我在上海进行田野调查。至2008年7月为止共访谈了63位基督徒华商,其中25位为女性。他们主要来自台湾,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和美国。他们都是企业主或高级经理如总裁或总监,也就是所谓公司的“一把手”。我主要是以滚雪球的方式接触受访者。主要的方法是深度访谈,不但是针对上述的基督徒老板和高级主管,也尽量争取和他们公司的中高层经理和下级员工,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进行访问。我有机会和其中9家公司/工厂的员工及经理进行了访问。我也尽量把采访安排在他们的公司或家里,以方便我对于他们的生意和家庭场所进行观察。我甚至也常有机会被邀请到他们的家留宿,为期一周到一个月不等,这让我有很多丰富的机会和他们谈话并观察他们的生活。另外,我也参与了他们教会和团契的大部分活动,从公开聚会到内部会议,从大型的到非常小型的聚会等。

    这篇文章只谈女性,因此只是整个田野调查的一部分。其他的还需要更多时间来整理。下文将对四个女性企业领导有比较细致的描述,所谓细微处见精神,希望列举细节能使读者了解她们。
 

    
五、女基督徒企业家和高级主管的个案研究
 

    Linda
 
    Linda 从新加坡来中国开设计公司已有8年的时间。目前有30几位员工,在北京,上海和成都都有办公室。在整个访谈中,Linda不断以2004年为一个分水岭来描述她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因为在那一年她成为了基督徒。在一趟回新加坡的旅程中,因为觉得一个朋友有需要而陪他到教会,Linda自己反而对曾在大学接触过的信仰开始有了兴趣,买了圣经,每个晚上读,并自己报名受洗。回到上海后她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有了很多的改变。

    谈起信住前后思想和行为的改变,Linda这么描述,“我2000年过来的时候不是基督徒,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商人”。很多商人,不论是不是基督徒,都表示在中国作生意想要赚钱不能谈伦理道德,也就表示作商人和作基督徒好像是两件不能相容的事,这就像一个基督徒跟我形容她的朋友时说,“he came in as a Mr. Christian but ended up as Mr. Chinese”。但是其实Linda在信住前就是一个,用她的话来说,守规矩的商人。“可能我身为一个新加坡人,就算我不是一个教徒,我也有一种道德上的一种信仰,就是说我不至于用很多钱去买我要的工。”但是在竞争非常激烈,对手很愿意花钱搞关系走后门的情况下,Linda认为,“如果有人跟我开口我不会拒绝,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国情。假如有人问我这个工程要不要,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时候我不会说不的。”

    但是有了信仰后她在面对伦理上的抉择时就更加坚持原则。过去的习惯或思维可能给了她一些规范力量,但指向一个超越的上帝的信仰却给了她更强的动力和毅力来面对坚持原则的后果。刚好那时她的总经理辞职,她便借此机会把公司重组,让分工更细密及更制度化。接着她培训刚上任的4个经理,“最重要的就是把我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我就跟他们说,一,我不做这个;二,我不做那个。我不贿赂我的客户in order to get a job ,我不从我的supplier拿回扣。他们4个人,第一句话就是,madam,这样怎么可以呢?这是你个人的信仰,但是你要替公司的前途着想,你这样做的话我们活不了的!”果然她的信念很快便面对连连考验。公司好几宗大工程都被赊账而收不回钱。经理来游说她,“你不去给这些人一些甜头,你们不付些劳务费给这些人,这些人没有利益嘛,他们根本没有incentive来帮你追那个钱,所以那个钱收不回来!”也有人鼓励她用武力、其他方式来追。她当时这样反驳她的经理,“我跟他们说了一个比喻,去年闹了几件大事情,比如那些人卖假的奶粉,卖假的食品啊,人吃了有的是害命啊。那些人会做那些东西就跟你们现在的想法一样,没办法的,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活不了,我不这样骗的话我不能生存。每个人就不骗白不骗,就一定要骗。”她知道底下的人当时并不信服她的这一套,但因为她是老板,还必须得按着她的原则做事。后来这件事有很好的结局,就在那年的12月30号之前,除了一两笔私人企业的账始终没有解决外,几个主要的客户都跟公司结账。她并没有做什么除了比较紧密的透过正常管道催钱。这看来有点神奇,别人都以种种理由解释那几个大企业的行为,但她认定那是上帝的工作,并因此更坚定了自己的原则。
显然这样意外的好结果并不是特例。另外一个例子或许更能说明她的信仰原则在中国碰到的考验。2007年北京有3个她很想要的大工程。在出价的时候她也给了对方很好的折扣。但后来她的经理告诉她说,对方的负责人是要拿回扣的。当时她虽然已是基督徒,但因为很想要这份工程来帮助公司度过一个难关便答应了。但过后她的良心很不安。挣扎了几天后决定,“哎呀,算了吧,拿到就拿到,没拿就算了吧!上帝不要给我就算了吧”。后来这份工程果然就没有了。但是到了10月的时候,对方却主动找上门来。原来听说用钱买去了工程的承包商出现很多问题,几乎闹上了法院,对方害怕了便来找她这家专业但不愿意给回扣的公司。她很庆幸自己当时的坚持,“我那个时候一offer给回扣的话呢,有一些大工程我还是可以拿到,但是我就要一直这样犯罪下去,我不能收回了。我一给了他,就一直要给。那我永远都要有这个routine了。”对她来说贿赂不是商场文化,也不单只是违反商业道德或法律,那是“犯罪”-基督教的罪感文化的确使基督徒相对来说比较愿意付很高的代价来保持好的道德。

    但对于缴税的事Linda就比较没有把握了。她觉得税收的制定不合理又不透明,如果按照政府的要求缴的话,公司基本上无法赚钱。所以当有人告诉她可以到税务局商量时,她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还是去了,并把18%的税谈到15%。但这3%的处理却让她头痛。有人告诉她把省下的钱的一部分拿出来跟有关人员平分。也有人叫她请对方吃个饭,送一个礼以表感激。她感到无所适从,觉得好像自己在欺骗国家,只能要求自己的会计说,“那些违规的,那些不该做的,那些骗的,你不要做进去。那些所谓的合理避税的,解释得过的你就做,要不然你不要胡乱地把数目放进去。你有没有这样?你经得起他们查吗?”员工对她的小心翼翼感到麻烦,她却不得不在这些看来琐碎的事上坚持,希望在没有送礼没有给钱的情况下如果有人来公司找麻烦她不至于被捉到大把柄。这些日常面对的抉择时时刻刻考验她的原则,“确实在金钱上的事,我必须对我的收入、对我的钱看得很开,就是我能赚这么多就这么多嘛,没赚就算了。我假如一直在计算我今年能够赚多少,那我很容易就算了吧,我就做这一次。但是我只要做过一次,我接下来就比较容易做第二次。我假如有这样的一个起点,我就会越来越难。因为这是一个陷阱,老实说,我可以坦白,我现在还有一些工是这样子,在这之前我的总经理已经是这个惯例的,这些客户有的现在继续给我工,我没办法跳出来。”

    当被问及坚持原则的动机是什么时,她没有提及法律或其他,只以信仰为考量,“当我了解圣经越多时,我越想要遵循上帝的话。特别有一些话他说的很明白的,就是说你若没有遵循时候,到你在我面前的时候,你要接受我的审判。所以我觉得不值得,我现在做这些东西我得到的利益比起以后要面对的审判,我觉得不值得。我以前也是做了很多事情,那么起码我现在能少一件就少一件。以前我也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就试试看,我不做看看上帝会怎样帮助我。。。以前就是不应该地会有这样的一种试探上帝的念头。但是去年一年我就发现上帝真的帮我很多东西,这样我更加应该抓紧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不这样做他还不是一样祝福你,那你为什么还需要靠人的这种方式呢?”Linda的利益衡量与一般商人不同;她不愿意为了短期利益而冒永恒救赎的险。她努力工作,但显然公司的盈亏不是她最重要的关注,反倒是上帝对她的评价和赏罚对她有更大的作用力。
 
    Elsa
 
    很多商人不约而同的表示中国中小企业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外乎两方面;对外,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生存并赚钱,对内,如何管理好员工。劳资关系是很多企业的致命伤;也是很多商人道德的真实考验。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Elsa 在2002年被美国一家大企业调来上海成为该公司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的大中华人事部总监。这家家庭清洁用品公司目前大约有600人左右。20年海外的人事经验来到中国她还是战战兢兢。她来的第一年刚好公司经历了一个大重整,人人惶恐不安,特别是从国企转来合企的工人。再加上之前的人事总监都是不会说中文的外国人,因此当Elsa一来,工人就打电话让她到工厂谈判。她一个人去了。结果一到工厂就被焦虑愤怒的员工团团包围,幸好有人解围才得以和大家对谈。后来他们告诉她,从来没有一个总监自己来过工厂,也从来没有一个总监认真地听他们说话。公司知道她单独去了工厂非常惊讶,以为那会是一场很大的冲突,但她却觉得这是最自然的方法来理解员工的困难和压迫。那次之后工人基本上化解了对她的职位所带来的敌意,把她视为朋友。但是后来有几次他们还是来公司拍她桌子叫骂,或有人拿棉被住到办公室门口几天几夜跟公司拼命。面对这种张力,她总是耐心听他们讲完然后说,“你看我花了一个小时听你骂,如果我加你100块就能够解决的我为什么不加?我有困难,我只好被你骂。每次讲到这个他们就会说不好意思,对啊,没人听我讲只好找你出出气。”虽然总公司对她对员工的耐心不满意,认为她花太久来解决问题,但她认为身为领导人,就要从员工的角度考量,跟他们坐下来面对面解决。

    她说自己不在工作上刻意谈到信仰。但她认为自己的信仰很生活化。比如说她养成一个常常自我省察的习惯,就是在作决定时反问自己“我的工作耶稣会怎么做?碰到这样的状况耶稣会怎么做?”她坦言圣经的话对她的工作执行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人事政策基本上就是在正义和爱之间做判断。而她认为这正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在。比如说是不是应该怜悯一个表现欠佳的员工还是把她开除?对这个人的怜悯会不会是对另外一个兢兢业业的人的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之下,她基本上希望对每个员工公平,再在执行上给与最大的照顾。比如考虑一个被解雇的人的家庭需要而设立的爱心基金,就是尽量在制度外给与被解雇员工更多的帮助。

    因为职位的关系,Elsa有更多机会把她的伦理原则有系统的应用在公司的政策制定上。比如说在公司推动的诚信文化。员工不但要上课,还要在各层面上落实。刚开始的时候 大部分的员工会说你脑筋有没有问题,在中国这个环境推这个。但是她跟公司评估过,觉得值得负上比较大的代价,让人家知道这是一个不同的企业,就是愿意牺牲短期的利益也要追求长期的信誉。但是她承认在开始做时很痛苦,感觉这样的企业文化和环境格格不入。特别是公司的销售人员都把Elsa看成是外星人。但推行了一段时间之后Elsa说“感觉比较有希望的样子”。另外,她也想透过帮助员工的家人来跟员工建立长远的关系。比如最近公司就制定一个暑假开放员工子女来实习的政策。不管父母什么职位,不管孩子什么学校,只要是大专生,公司都提供一个机会来帮助他们。员工子女来实习,不但有实习费,美资企业的名字可以帮助他们将来好找工作。在员工家属及社区当中公司也可以建立很好的声誉,因为很少有公司会这么做。对公司也很有好处因为它以不高的成本取得好的人力资源。这种双赢是Elsa最想达至的政策效果。

    又比如说Elsa 制定flexible hour policy。她以女性的敏锐觉得flexible hour可以提供女性员工更多的方便,特别是接送孩子上下学。不但如此,公司也不采取打卡制。就是采取信任并让员工能够学习自我的纪律。她认为信任会带来更大的参与,也让员工可以在照顾好家庭之下有更好的工作表现。她强调工作和家庭平衡,最近甚至向公司提议work at home的制度,就是每个礼拜可以有一天让员工在家工作,这样不但可以省去来回两个小时的路程,也可以有更高的工作效率。很多人担心这样会让有机可乘者滥用。她却觉得不需要过度防卫,认为一个政策如果能让80%的人受惠就真正发挥了功能。
 
    在被问及工作的动机时,Elsa说第一当然是养家糊口。第二就是觉得工作很有意义,因为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而且可以帮助很多人。她认为成功就是人生想要追求的东西都没有遗憾,而她要追求的是一种平衡,在家庭,生活,工作,信仰中无憾,“我可能不是公司里面最杰出的,那没有问题,但我是在这里面能够顾好所有的角色的其中一个吧。”或许她的平衡观发挥了作用,Elsa 是非常少数在我的女受访者中有完整家庭的。也因为必须兼顾家庭和工作,她很有次序的安排自己的生活—从小孩子们一周三餐的菜单,到营养品的补给,到做家务买东西运动家庭旅游的时间方式都已经固定并安排好。像上了发条一样紧紧有序,按部就班,而且高度有效。她的儿子是律师女儿是银行高级经理,至今连照顾他们的孩子也采用母亲有效的养育方式。
 
    Sun
 
    Sun 从马来西亚来中国已三年,是一家建筑公司的总监。刚开始她认为自己不应酬不拿回扣是专业的表现,也应该是公司的要求。当别人来说服她说公司里其他人有拿时她还极力辩解,直到她亲眼看见他们在她面前毫无遮掩的拿回扣时她傻眼了。她开始很认真地问自己为什么不拿?她最后还是没有拿,因为这不单关系她个人的信誉和对产品品质的要求,“别人一旦知道你是可以用钱买的,将来在很多事上你就要妥协,”同时也是因为信仰坚定了她的立场。她认为身为女性及身为基督徒自己必须要会以道德保护自己-应该说不的时候要说不;说不的时候就是真正的不。

    身为女性主管,她认为必须兼有女性和男性的优点,却要避免女性的缺点。她愿意花3到6个月的时间个别带领一些下属并关心他们的个人发展,希望可以得到长期的忠诚。她认为这是很多男性主管没耐心做的。她也以撒娇的方式化解了很多可能的冲突,但同时她对自己的要求是“专业及理性”,不能感情用事。她也比别人更用心勤奋,为的是“不管是女人还是基督徒,你都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办事不行”。不但是在面对某些拿回扣的同事的质疑时她需要证明自己,就是在面对男性,白人,资深的同事时,她也常常需要花额外的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判断,“他们彼此欣赏,当你是透明的,自成自己的white boy club,you as a Asian girl, 即使你做了15年他们永远觉得你不够格”。这些挑战加上女性特有的在细节上的高要求,她的勤奋的确是毋庸置疑的。但她强调努力工作的动机并不只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成为基督徒之前或许那是她很重要的动机,但现在她的动机多了别的成分;她认为既然赚钱的能力及机会是上帝给的,“do you think you can earn money if god doesn’t allow?” 她就该尽全力,做到最好。但这也表示神给的钱越多,责任就越大,因此最重要的是做“忠心又良善”的管家。

    戴着大型耳环,穿着中国色彩的衣服,说话生动又幽默的她看来很有女人的魅力。虽然如此,却没有几个男人敢向她展开追求,因为她的职位,收入,加上年龄。另外也因为信仰的缘故使她对婚前性行为及婚姻有更多的要求。开明的她不怕说出自己因为深切体验自己的道德责任而努力控制性冲动,却也表达在城市中孤单生活的诱惑和威胁。自我控制的禁欲生活是她个人的宗教理想和约束, 但其中的压力并不小。因此固定的读经祷告及参加周日的聚会是她维持原则的持续支持。她说她早已决定周末不出差不听电话不谈公事,为的是能专心聚会,“至少这道防线是我要坚持的”。
 
    Jenny
 
    Jenny 大约8年前从台湾跟着先生到上海设帐篷厂。后来公司垮了,先生跟着女秘书走了。她走投无路,去香港找公司以前的一个主要客户,请求对方把一笔300多万人民币的订单给她。她说我什么也不会但我会认真做。对方把订单的50万让她做,因此,带着5个女儿的她选择继续留在上海。当时她就带着工厂剩下的200多针车手日夜做,2个半月把货赶出来。就这样公司维持了下来。在这过程中Jenny在香港客户的带领下从日莲正宗改信了基督教。她认为对方如果不是因为受上帝的感动绝不敢把订单给一个不会的人,因此这个工作的经历也变成了一个信仰的经历。

    她接手公司后便为主管们开企业领导课程,也为员工开办培养品格的课程,希望建立不同的企业文化。接着她又请专人设计帐篷,努力与当地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希望让公司更上轨道。她也慢慢在公司设立制度和系统,让职权和权力分配比较明确透明。她特别花时间培训中层主管,因为她认为他们才是真正工厂内的执法人员。

    我和Jenny谈了三次,刚好看到了她的工厂的一连串危机和她的应对。第一次见她是2008农历年初八早上。开始采访不久她突然起身向外走并告诉我她必须到工厂去巡视看过完年有多少员工还回来工厂。20分钟后她兴冲冲的跑进来说,“还好,只走了三分一!”员工的流动率及派系斗争;原料的涨价及优惠地位的改变让很多台商纷纷转移阵地到越南。Jenny也正在挣扎是否该放下这里到越南发展,但她又觉得应该考虑员工的处境不敢贸然行动。二个月后再见她时她告诉我公司出现了很大的危机。但是因为房东的帮忙她可以向银行贷款。但这过程牵涉繁琐的程序及费用,她因此拖欠了工人的薪金,不满的工人包围工厂将她困在里面。她跟员工谈判到深夜,大部分人选择离开公司,一部分选择留下和她一起奋斗。第三次见到她是在七月。当时她的工厂因为四川地震的关系,接到了很多的帐篷订单。公司一夜之间有很大的起色。她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休闲帐篷作很大的改良成为赈灾帐篷。因为她的创意,效率和严谨,上海品质标准局及民政局推荐许多单位向她订了帐篷。开发公司也主动愿意融资给他们。再一次,她和工人们通宵达旦,不断改良实验,一直修正到帐篷的品质大家都满意了为止。她很庆幸自己还留守在帐篷的岗位上,“我不投机房地产,不投机股票,我就兢兢业业,一直跟工人在一起”。庆幸自己守住了上帝托付她在上海设厂的使命,也很庆幸因为自己还坚持,能在这次的赈灾工作上对中国社会有所帮助。因此她非常在意帐篷的品质。有顾客不断催货,只要帐篷可以出去,可以向上级单位或公众报告就行而不愿配合品管要求,她跟对方取消订单。她认为不良的帐篷只会让灾民雪上加霜,“为什么只顾你的面子,一点都没有想到他们住在哪里会有危险?”后来果然在一次余震中数百顶充作考场的帐篷都倒塌,她们工厂的是少数几顶没倒的。
 
    
    六、结论
 
    这些基督徒华商和经理所体现出的勤劳,纪律,节制,及理性让我们看到早期清教徒的样子。就像现代资本主义所推崇的,她们很努力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赚钱,但却因为宗教的缘故,她们表现出了一种特殊的人格及习惯模式--坚持按照原则行动,甚至有时到不惜成本,的一种毅力。另外,她们想在职业上实践信仰伦理的动机也使她们有一些好的行为如关注企业文化的建设及对员工的关心。这种职业习惯会有好的社会及经济效应,至少可以让人不只是看重个人眼前的盈亏而放眼于长远的企业利益,甚至包括员工及社会的利益。这对正需要提升自己的软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是很相关也很需要的。我想这个对基督徒华商研究的初步的结论与杨凤岗老师等人针对中国商人的基督教伦理的研究结果是相符的。
 
 
      (本文是作者在2008年北大宗教高峰论坛上的发言,感谢作者和会议主办者授权本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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