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

 

    提要之一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祭司的历史回位，由服从世俗权力转向服从超越性的 “神与道”，维护自己精神的独立和人格的尊严，只对天道和生命负责，通过坚守自己的“神与道”立场，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品质与生命尊严。


 
    主持人：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杨鹏老师。杨鹏老师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 哲学和公共政策。杨鹏老师发表过重要的道家研究著作《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同时杨鹏老师发表过许多有影响的公共政策评论文章。2005年11月杨鹏老师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什么”一文被《南方周末》评为中国2005年度致敬时评。我们对外通知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源头》，今天杨鹏老师以这个内容为基础，换了一个题目，“祭司、君王与知识分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鹏老师开始今天的演讲。

    杨鹏：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交流思想。“中国民间信仰的源头”，我2008年11月在广东的“时代沙龙”讲过，这份演讲稿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我觉得做研究的，要永远追求新的理解和认识，不要去重复别人的东西，也尽可能不要去重复自己已经讲过的东西。所以我改了题目，虽然与民间信仰仍然有关系，但是视角不一样了，内容也不大相同。这个题目，叫做“祭司、君王与知识分子”。一提到“祭司”这个概念，大家也许会觉得很遥远。“君王”，同样是历史上的角色。清王朝终结后，中国就不再有名义上的君王了。祭司和君王们都已消失进历史，但并不意味着祭司和君王们在历史上承担的社会功能已经消失了。今天的讲座，我们先一起来探讨祭司和君王之间的关系的演变，这种演变在一个层面决定了东西方文化演进的差异，这种演变跟中国今天的现实问题有密切联系。

    在开始讲解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讨论中来，我的问题是：你所理解的祭司是干什么的？祭司这个概念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回答一：我理解是古代做祭典仪式的主持人，比如说祖先的丧事，《祥林嫂》里面写过。

 

    回答二：在我的印象中，祭司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代表，任务主要是传达神的启示，是一种权威。

    回答三：祭司是神与人之间的连接中介。

 

    杨鹏：刚才三位朋友做了解答，看来大家对祭司这个概念有基本的认识。祭司肯定是跟神有点关系的。实际上今天各种有神宗教的宗教领袖们及其助手们，就是远古的祭司的延续。祭司是神与人的中介，主持各种祭祀仪式，宰杀燔祭牺牲，代表众人向神祷告，向众人传达神的旨意，传达神的道，在远古社会中，这个职业是权威的，在今天也一样充满影响力。从理论上说，祭司集团的力量不是来源于世俗权力，而是来源于“神”，他的力量是从神的“道”那儿来的。祭司的权力来源是宗教化的，是与神的信仰有关的。君王的权力来源于什么呢？暴力优势。君王是世俗的军事和政治力量的控制者。我们今天的讨论，主要想讲清楚祭司与君王的三种关系模式，一是以祭司为主的祭司君王的教政合一模式，二是以君王为主的君王祭司政教合一模式，三是祭司、君王的政教分离模式。理解这三种不同的关系模式，对理解世界各国不同的社会结构，对理解我们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会很有帮助。

    第一种关系是教政合一下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祭司和君王的关系。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1890年就发表的《金枝》（GOLDEN BOUGH），这部书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这本书在两个方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书中揭示的人类精神变化的三个阶段，从巫术到宗教，从宗教到科学。作者认为，科学与巫术有相通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巫术与宗教不同，巫术中巫师是靠自己的法术的力量来改变自然，宗教徒是靠对神的信仰和祈祷来改变世界。或者说，巫术的主体是巫师自己，宗教的主体是神。诸葛亮借东风，没有向神祈祷就把风借来了，这是巫术。在这个意义上，巫术与宗教是对立的，所以西方中世纪的基督徒就大规模镇压巫术，烧死女巫。写《哈利•波特》的英国女作家J.K.罗琳（Joanne Kathleen Rowling）如果生活在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一定会被当成女巫烧死。在这个意义上，《哈利•波特》系列书是西方巫文化传统的复兴。这种巫文化的兴起表现在许多方面，当我一看见有些女孩穿着尖尖长长翘翘的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女巫啊，巫女打扮（听众笑）。弗雷泽认为科学是从巫术中长出来的。科学家一般不会搞祈祷活动，不会说上帝请您把您的秘密告诉我吧，科学家是自己去研究自然规律，然后搞出汽车、飞机、原子弹这些很古怪的东西。科学要放在西方远古文化史上，思维逻辑属于巫术。我1995年出版过一本书，叫做《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西经济发展论》，认为东亚文化的根子是巫文化。从巫术到宗教，从宗教到科学，这是弗雷泽对西方精神史的概括，给人启发，这是《金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但是如果是我来总结，我觉得就应增加一个环节，即祭司这个环节，变成祭祀、巫术、宗教、科学四个环节，宗教从祭司文化中来，科学从巫术文化中来。

   《金枝》给我留下的第二个印象，就是弗雷泽概括的祭司-君王一体化现象。弗雷泽发现，任何一个文明民族都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叫做祭司、君王一体化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教政一体化”，社会权力以祭司为核心，祭司必然就是君王，祭司掌握着精神和世俗两个方面的最高权力，这个社会的统治者是祭司集团。各祭司祭拜的神可能不一样，但他们都拥有对信众的至高权力。教政一体化的这种状态，即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例如在阿拉伯世界，“替圣传道”的阿訇们的社会地位很高，他们领导穆斯林从事宗教活动，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是能够影响甚至支配世俗政权的。比如说今天的伊朗，虽然是半民主的社会，但要选上总统，没有阿訇们的认同与支持是不可能的。在过去，我国西藏地区的社会是喇嘛们为主导的，解放前的西藏绝对是喇嘛集团说了算，西藏地区的NO.1一定是喇嘛教的领袖，世俗官员们只是喇嘛集团的“打工仔”。即便是拥有教政分离传统的西方，在中世纪的时候，政教冲突很厉害，但教会的权力也是很大的，教权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君权的。君王继位，要由大主教来办仪式，皇冠由主教来给君王带上。这种模式是，宗教人士超越世俗君王，宗教权力超过政治权力，以“教”为基础的教政合一。

    第二种关系是教政分离大家如果仔细研究《圣经》，会发现旧约里面的祭司也是超越世俗君王的。《旧约》中，先知、祭司与君王充满了矛盾，君王也常杀害先知和祭司，但先知和祭司在民众心中的地位高于君王，杀害先知、祭司的君王的权位是不稳的。大家知道犹太的大卫王，就是那位用弹弓打倒哥利亚的少年英雄，他能当王，是由先知选定的。《圣经》旧约的撒母耳记中写道，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撒母耳见到了耶西的几个孩子，但都不是耶和华要选的人，撒母耳问耶系：“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回答：“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这孩子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角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你们注意看，大卫能当王的前提，是先知撒母耳按神的旨意，膏了大卫。王是由先知来选定的。旧约里有一条是十分重要的，虽然祭司对君王的选择具有决定性，但是在日常国家治理上，祭司与君王是分开的。祭司和先知可以指责王甚至可以更换王，但祭司并不直接掌握世俗权力。这种祭司与君王的分离，到《新约》以后就更明显了。有人问耶稣该不该纳税给凯撒，耶稣的回答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被视为西方祭司与君王的分离、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分离的重要思想来源。政教分离，各管各的空间，这很重要。当然，耶稣生活的年代，罗马皇帝控制着耶路撒冷犹太世界，就算祭司们不想把治理世俗社会的权力分离出来他们也做不到。耶稣教政分离的说法，是对当时现实的承认，政治军事行政的统治权归罗马，宗教、信仰的事务仍由犹太人自治，犹太祭司是犹太人的精神领袖。

    耶稣开创的政教分离的精神传统，后来在美国结出了政教分离的果子，现在成为西方世界普遍的取向。既不是君王把祭司统治了，也不是祭司把君王统治了，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是相互博弈的，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是相互约束的，形成了另外一种社会精神生态。美国总统是世俗领袖，不是美国大主教，不是美国大祭司，不是美国精神领袖，他不能对宗教问题、大学教育问题随便指手划脚的，他的权力延伸不到那儿。有一个资料是很重要的，这是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的内容，里面规定：议会不得制订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某种宗教的法律，不得制订限制言论、出版及和平请愿的权利。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or of the press,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这里将世俗政治权力从宗教和思想上排除了（言论和出版本质上是思想问题），教政分离有了制度上的保障。这个条款禁止世俗权力对宗教进行干预，这可能与美国的历史有关系。一群新教徒在欧洲受到了镇压和迫害逃到新大陆，他们深深感受到了世俗权力对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多大的伤害，所以他们要求立法者必须给宗教自由。这里面没有说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因为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宗教对政治的干预，相反是世俗的权力对宗教的伤害，所以就强调了对世俗权力的控制。

    第三种关系是政教合一。中国历史上，有独立于政权的祭司队伍吗？好像没有。中国传统上有两个系统相对独立一点，一个是佛寺，一个是道观。大家看《少林寺》，当将军试图带军进入寺庙的时候，寺庙的和尚们出来阻拦，说此乃佛门圣地，你怎能闯入？佛寺围墙里，归和尚自治。道观也一样，内部独立自治。鲁智深打死镇关西，逃到五台山避难，为什么佛寺能让他避难？入了佛门乃法外之人，官府也就不追究了。武松逃难的时候扮演成“头陀”，一个道士，也是法外之人，世俗权力就会放他一马。所以说，中国古代的佛寺道观，有一定的自主空间。皇帝能随便到寺庙里把自己不喜欢的道士或和尚砍了吗？不是不可以，而是只有极少数君王会这样做，这里有一股文化或舆论的内在约束。这是精神或灵魂空间的相对自由。虽然有一些自由空间，但总的来说，中国的精神领袖们是被边缘化在社会正常的政治权力生活之外的。

    儒生能算是祭司吗？不是。读书做官，是冲着当官去的，他不独立于官场，他是为官场培养后备干部的。儒家有点像一个准宗教，这个准宗教的神就是“天”，或者是用的“上帝”、“昊天上帝”、“天帝”这些概念。不要奇怪我用了“上帝”这个词，这个词是中国古典词汇，在甲骨文里就有了，二十四史里，历代君王每年都要举行“上帝”祭典的。（PPT操作，电脑打开数字版二十四史），随便找一部，《旧唐史》，输入“上帝”一词，你们看，在《旧唐史》中就出现上帝祭祀一百八十多次。从“帝”到“上帝”，从“上帝”到“天帝”，从“天帝”到“天”，中国的最高人格神的称呼不完全统一，但先秦时称“上帝”是比较普遍的，今天则变在了“天”，天哪！意思就是“My God!”。《易经》上说：“圣人以神道设教。”在中国精神史上，有两个概念是很重要的，一是“天”（或者说上帝），一个是“道”，理解这两个概念，就理解了中国精神之源。

    “天”在人间的代表是谁呢？儒生告诉我们，这就是“天子”，上天的亲儿子，唯一的儿子，所以君王就是神的代表，或者君王本身就是神。儒生就是君王的祭司。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是把朝廷当成了教堂，把君王当成了神的儿子、大祭司、大主教，这个意思，孟子讲得很清楚。《孟子》写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这是说，上天降生了下面的万民，要当万民的君主，要当万民的导师，这是说要帮助上帝来宠爱万民。君师一体化，政教一体化。中国的每个君王都是天子，天子只有一个，所有的读书人都叫做天子门生。中国代表着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君王超越祭司，以君王为核心，政教合一。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为主流的，那就是说明中国是以天子崇拜为中心、以儒生为服务员的政教合一。中国有一个准宗教，这是以皇帝为崇拜对象、以官员为仆从的官场宗教。在这种情况下，君王不仅是世俗世界的主宰，也是精神世界的主宰。知识人物，如果不被纳入官场系统当一个官吏，就被边缘化到道观、佛寺中去，当然，道观佛寺也有一定空间，但与社会公共生活算是隔离了。

   

    弗雷泽的《金枝》没有研究中国，但他揭示出来的“祭司君王一体化”的情况，在远古中国一样存在，但后来，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祭司被边缘化的历史拐点，一次是在夏朝，一次是在周朝，这两次历史的拐点影响深远。祭司的被边缘化，是中国文化与其它文化在发展取向上的重大差异之一。

    我到过辽宁的牛河梁遗址，这是红山文化的一部分，遗址的时代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那儿发现了女神庙、女神泥像和大量的玉器。玉器中有玉猪龙，还有很大的龙、凤玉雕，这是中国龙凤文明的早期表现。牛河梁遗址中发现了一位祭司的墓，在一个高台上，高台下面是其他贵族的墓。祭司骨骸上放有许多极其精美的玉制品，绝对的地位高贵与众不同。这是祭司主导的社会，是祭司君王一体化的时代。

   
    三星堆遗址的时间跨度很长，大约从公元前5000年~3000年，三星堆是很典型的祭司主导的社会。大家看这些三星堆的照片。这个铜人的脸上有一个金面具。金面具是什么意思呢？李岚写有一本书叫《信仰的再造》，写的是贵州的傩文化。傩法师戴上面具，嘴里念道：“戴上面具我是神哪，摘下面具我是人哪。说我是神哪我是人哪，说我是人哪我是神哪。该我是神我就是神哪，该我是人我就是人哪。”祭司是凡人，但当祭司把面具往脸上一戴的时候，他的神态大变，他的言行就变成了神的言行。祭司这种心理变化，会被信仰他的人所感知，心灵相通，大家就跟着祭司进入了神秘感悟之中。可以想见，昏暗的火光下，祭司戴着金面具庄严地出场，宣称自己是代表神在讲话，大家都跪下，你很难不充满敬畏。

    中国的商朝是一个宗教社会，商朝留下的甲骨文，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关于祭神和问卜的记录。我注意分析了甲骨文中的主祭者，君王已开始成为主祭者了，但也还有祭司（贞人、卜人）在担任主祭者，显然祭司在商朝的地位很高。大家如果有时间，建议大家去河南北部的安阳殷墟，精美巨大的青铜器令人震撼，那种审美的力度之强，后无来者。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艺术力量，因为这是宗教作品，里面蕴含着对神的恐惧与敬畏的情感力度。

   
    大家都知道远古时期黄帝和蚩尤的那场有名的战争，河北涿鹿有一个这几年前才盖好的中华三祖庙，大堂上高坐着黄帝、炎帝和蚩尤，黄帝坐在中间，炎帝和蚩尤在两边，当地有许多蚩尤的传说，如蚩尤死而复活等。蚩尤在中国历史上的形象被描写得很丑陋，被定义为恶神。但有不少史料记载蚩尤就是古代的大祭司，是宗教领袖。《管子•五行》里面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明天道，故使为当时。”所谓“当时”，就是负责时令，负责历法和颁布时令。蚩尤不是被杀死了吗？这里的蚩尤指的是蚩尤氏族，这是一个祭司世家。黄帝是北方来的游牧民族，炎帝部落已进入农耕，黄帝战胜了炎帝部落，蚩尤氏族是炎帝部落的祭司氏族（明天道），所以黄帝仍然用蚩尤氏族的人来担任祭司，负责敬授时令。明天道，就是了解节令气候，负责立法和预告时令。在三星堆有一棵四米高的大铜树，九个枝条上各站着一只鸟。当地的专家说这是通天树，看来专家不太了解祭司的历史。我一看就明白了，这其实就是历法树。祭司观察太阳影子的变化，造了这棵神奇的大树，上面的枝条和鸟儿会随着日影变化在地下投下影子。而且，站在树后固定的角度看太阳，不同季节的太阳会运行在枝条和鸟儿的不同位置。祭司可以根据这个历法时令树来判断气候和节令的变化。我跟一些考古专家提到这个观点，并建议他们仿一个，用以观察太阳光影变化。祭司的工作是一个十分专业的科学工作，所以黄帝虽然战胜了蚩尤，却不得不继续使用蚩尤氏族的祭司来负责说明“天道”。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政教之争有好几次，蚩尤和黄帝之战算是其中的一次。由于夏启以后开始了世袭制，中国人逐渐习惯以君王为中心来构建社会，所以天子门生们儒生们对远古时期的祭司阶层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几千年的诋毁。

   
    祭司在中国被边缘化，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拐点，一个拐点是在公元前夏启世袭制家天下开始，一个拐点是周朝。大家从传说中知道，在君王世袭制出现之前是选贤让能的禅让制。尧将王位传给了舜，舜前王位传给了禹，但到大禹就麻烦了。约在公元前2070年，大禹的儿子启继承了大禹的王位，从此开始了禅让制向世袭制的转变过程。从《尚书》中可看出，在禅让制情况下，一个新王的产生，许多人要参与讨论，祭司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世袭制以来，祭司选择新王的这一职能被剥夺了，可以想见会有多大的冲突。尧、舜、禹时代是政教开始发生严重冲突的时代，那是一个世俗君王的势力开始抬头的时代。祝融就是祭司，“祝”就是祭司的名称，祝融是三苗祭司氏族的代表。祝融杀了大禹的父亲鲧，这是后来大禹不断开启与三苗战争的重要原因。夏启当政后战争不断，包括与三苗后裔羲和祭司氏族的战争。祝融三苗氏族战败后退住南方，逐渐在汉水、长江及淮河游域建立起了一个祭司文化氛围浓厚的楚国。尧舜禹启时代与三苗氏族、与羲和氏族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世俗君王与祭司力量的冲突。在这个冲突过程中，祭司氏族逐渐南移，退往湖北、湖南、江西的汉水、长江流域，包括退入四川。也许三星堆遗址就是退入四川的祭司氏族留下的，它与江渐的河姆渡文化及湖北、湖南、江西的楚文化有太多的相同点。这是中国祭司被边缘化的第一次历史拐点。

   
    祭司集团在中国的第二次边缘化，发生在周朝，周朝基本上确立了中国今后几千年历史上君王与祭司的关系。夏启建立王朝，夏人的统治并不顺利，受到过去的陶唐氏族（尧）、东夷有虞氏族（舜）、羲和氏族（祝融）等所有不喜欢世袭制的人们的反对。夏启死后，夏启的儿子继承王位，被东夷族的后羿赶走。屈原《离骚》中写道：“帝降夷羿，革孽夏民。”上帝降下东夷的羿，杀戮伤害夏人。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夏以前的历史传统得到一定程度恢复，但世袭制的总趋势仍然在发展。正如刘邦等人灭秦，并没有终结秦的制度一样，从夏开始的新的世袭制逐渐成熟。祭司在商朝的地位很高，从这个意义上说，祭司氏族在尧、舜、禹时代受到打压后，在商朝重新回到社会高位，但这个社会地位，也达不到尧、舜、禹之前的高位了。世俗君王的势能上升趋势已基本确定。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打败商人建立周朝。周朝造了商朝的反而起家，商朝失败的教训对周朝来说是必须吸取的，或者说前朝的教训总是有力地塑造后来的朝代。这个教训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度宗教化，而且这个宗教太血腥。我参观殷墟时注意到两个重要的情况：一个情况是大量的人殉，有许多殉人坑。杀人祭神，这种传统世界各国都有，即便在《圣经》中也留有残迹，上帝不就要亚伯拉罕把自己唯一的儿子献祭吗？殷墟的人殉规模很大，非常残暴。第二个情况是，周人对商人的宗教器物进行了系统的毁坏。商人以宗教为名的残暴最后搞得天怨人怒，周朝吸取教训，在统治权力上淡化了宗教色彩，虽然也强调敬天保民，但敬天被虚化了，保民被认真实施了，十分重视人事本身。周公把过去以祭神为核心的宗教仪式，转化成了以敬王和贵族为核心的礼制。周公制礼，就是把以神为中心的宗教仪式转化成了以王为中心的朝廷仪式和以族长、家长为中心的社会礼教仪式。也就是说，把礼制中神的内容抽空了，把王、族长、男家长填了进去，以世俗男权为中心重新构建社会等级系统。儒家的理论和礼教渊源就在周公制礼。

   
    中国有一部最早的史书，叫《尚书》，里面记载的是尧、舜、禹、夏、商、周的君王们的言行。专家们认为《尚书》里的素材来源很早，但编辑整理完成大体是在周朝，所以其理念是以周朝理念为基础的。《尚书》很古老的，里面很多内容，除了专家，普遍百姓已很难以理解，例如，我们来看看，《尚书》开篇这样写道： “（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句话是说，尧就命令羲和，礼敬上天，将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做成历法，给人民颁布节令气候预报。这句话极端重要，它说明了祭司与君王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羲与和是祭司世家，祭司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礼敬天帝，观测天象，了解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确立历法和预测气候变化。尧命令羲和去从事宗教事务，就是君王命令祭司并控制了祭司领地。在教政分离的美国，你不能说总统命令大主教去做什么。在阿拉伯教政统一的国家，你更不能说总统命令大阿訇去干什么。中国《尚书》以君王命令祭司的描写开始，是强调君王是主人，祭司阶层是君王的手下。所以直在今天，政治领导人和官吏在心态上是可以指挥知识分子的。毛泽东蔑视知识分子，他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君王是皮，祭司是毛，政治领袖是皮，知识分子是毛。毛泽东这种心态，可直接上溯到《尚书》。作协开会，来一个政府官员讲话，政府官员勉励作家们，要深入生活，写出这个时代的精神。作家们拿着小本本在记。这场景不是很可笑吗！这个政府官员也许从来没有写过任何文学作品，但他还有心教作家们怎么写，为什么，因为政府领导觉得他们比作家高，几千年来都如此。祭司被边缘化了，没有了独立的宗教力量，精神人物都要找朝廷和政府领饭票，精神上就矮了一截。法国作家萨特拒绝了诺贝尔奖，宣称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这样的行为产生在一个教政分离的文化传统中是不奇怪的，但在中国就比较罕见。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取得官方的最高荣誉为荣，有的还把被某领导接见的合影照片打印在名片上。中国的很多事，源于久远的历史传统，只是大家日用而不自知罢了。

     
    我将屈原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后一位祭司。文学史教材上说，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祖师爷。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来解释屈原诗歌，那是瞎扯。屈原典型的祭司思维和心理，从祭司的角度看他的诗歌，才能真正理解他的是个和思想。《离骚》开篇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帝高阳之苗裔兮”中的高阳，是颛顼，颛顼是绝地天通的远古大祭司，楚人的祖先之一，屈原是颛顼的后人。所谓“绝地天通”，是说过去天和地是相通的，神与人是相往来的，是“神人杂处”的，后来上帝命颛顼将天地交通的道路阻隔了，只有祭司才能往来天地，普通人失去了与神直接交通的关系。“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是说明屈原诞生的时间，研究古代天文的专家认为，这个时间是特殊的，天上星辰排列成十字，据说这是天帝来临，大祭司降生的时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中的“灵均”这个字，是有讲究的，“灵”就是神，“灵均”就是祭司“均”的意思。屈原诗歌拥有一种在中国诗歌中后无来者的祭司气质，它追问终极问题，精神包裹上天下地神灵凡间。“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你们读这几句，多有气势！从这几句诗歌中我们可以分析祭司与君王的关系。祭司的思绪是从天地日月春秋的演化开始的，由此考虑到人世的短暂。随之是责怪君王，要求君王改正错误。最后是要给君王领路，让君王跟祭司走，这种心态是超越君王的，“来吾导夫先路”！屈原的这种气质你在孔夫子身上能找到吗？孔夫子一不关心天地演化，二不敢公开以导师角色面对君王，孔夫子在君王面前是哆哆嗦嗦的。屈原的诗歌上天入地，与众神灵交往，这是祭司进入幻觉时才有的东西，不能说这是浪漫主义，这是祭司的入神状态，这是祭司进入另一世界后的特殊感受。不然，你浪漫一次看看，你能浪漫到鞭打太阳走？你浪漫不出这种感觉的。屈原选择投江而死，这是为信仰和精神而死，超越了肉体的生死。屈原的自杀，今天被当成爱国主义来宣传，爱楚国主义，这样理解，恐怕有些狭隘。就像近现代中国被西方打败殖民，因失败，知识分子开始怀疑中国文化，要否定中国文化。屈原也一样痛苦，他热爱楚国，热爱楚国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是从远古三苗祭司文化而来，是中原祭司氏族流散到湘楚大地后的再兴起的。这种文化重视宗教神灵，祭祀上帝，有着对世俗的蔑视和对精神世界的渴求。这种文化中祭司地位很高，祭司群体对君王权力有很大制约性。这个文化传统与中原以君王官吏为中心的文化有很大差别。这个文化传统具有精神的高迈性和超越性，与中国功利算计的世俗文化相比而表现出高贵的一面。但是，楚国失败了，这个文化的依托消失了，这个文化受到了深刻的怀疑。屈原作为楚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绝望中有对国家毁灭的绝望，更有对祭司文化传统终结的绝望。

   

    楚文化是独特的。《新论‧言体》（东汉桓谭）上说：“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臣，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甚可伤。”这段话说吴人来进攻楚国，但楚灵王正在祭祀上帝，不愿出去组织军队应战，结果被吴兵俘虏。这一方面说明楚灵王因沉迷于宗教而忘了国家大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楚国浓厚的宗教氛围。另有一个故事说明楚文化的特别之处。《吕氏春秋》：“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矢，以畋于云梦，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为葆吉。今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矢，以畋于云梦，三月不返。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王曰：不穀免衣襁褓而不齿于诸侯，愿请变更而无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废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令也。臣宁抵罪于王，勿抵罪于先王。王曰：敬诺。引席王伏。”楚文王因沉缅于游猎和女色，被葆申打屁股，楚国之中有超越君王权威的神权和法治传统在。

    楚文化中的这些故事，在中原文化环境中难以产生。你很难想象孔夫子敢把君王的裤子扒了打他一顿屁股。楚国的宗教与祭司的传统，对君王形成了外在的约束和影响。由于有宗教的背景，当一个人心中有神的时候，他对世俗可能是比较轻视的，也可能是超越的。如果当年的战争是楚人赢了，是楚文化统一中国，恐怕今天的中国就不是这样了。这里留下的一个是先王的法令，一个是先王的法令是怎么来的。一个是对祖先的尊重，一个是对神灵的尊重。楚国有葆吉和屈原这样的人存在，你会发现在楚文化中，祭司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在这个意义上，屈原投江另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这就是最后一位祭司的消失，中国祭司传统的终结，知识分子独立超越的精神的衰竭。没有了对神的崇拜与祭司集团的组织性，就不再有超越世俗权力的力量，知识分子就成了权力的附属物。读海子的诗歌，我有一个特殊的感受，这就是海子是一个天生的祭司，他来到世界，但却在这个世界找不到神。你们知道这种感觉吗？找不到神的祭司，是什么感觉？“目击众神死亡的原野上野花一片——我的琴声呜咽我的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海子也有楚文化情结。

    学界有一个说法，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是因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信神，这种说法把大家都洗了脑，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孔子是信神的，他信的神叫“天”，这是宇宙中最高的神。孔子自己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敬畏的对象，首先是天帝的命令，其实是君王，再就是圣人的言论。孔子是敬畏天命的，天命，意思就是天帝的旨意。孔子还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获罪天帝，祈祷是没用了。”能说孔子不信天吗？我说孔子是信神的，可能大家已经觉得有些奇怪了，如果我再说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记载了大量关于上帝祭祀的信息，可能大家就更加觉得奇怪了。
中国自古以来，祭祀上帝是历朝历代君王的一项宗教义务，历代史书都有记录。我这儿有些史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这句话出于《周易》。“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上帝降临你，不要有贰心，这话出自《诗经》。“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这话出自《尚书》，讲的是商汤起兵伐夏时的动员令。大家注意，这句话中，有两个概念出现，一是“天”，“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族有罪，上天命令（天命）灭之。另一个概念是“上帝”，“夏氏有罪，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去征付夏氏”，在这儿，“天”=“上帝”。 再来看一句，“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这是《尚书》记载的商汤的祷辞，这句话很气派，这是说你们如果有善行，我不敢隐蔽，如果是我有罪，我不敢自己赦免，一切由上帝来定。天下人有罪，我一人承担。我一人有罪，不要惩罚天下人。大家再来看一下数字版的二十四史，我先打开《史记》，输入“上帝”，凡出现“上帝”字样时，在显示屏上就会有黄色的标识。从《史记》到《清史》，每代君王都要定期举行上帝祭祀仪式，这是君王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这是《礼记》上写的天子的任务。“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这是《史记》记的汉武帝的活动。今天我们不用把每个朝代史关于“上帝”的地方都清出来，我只是告诉大家，历朝历代，直到清朝结束，都进行上帝祭祀。二十四史中，《旧唐史》中出现次数最多，有180多次，清史出现最少，有50多次。讲到这儿，大家只要记住，上帝崇拜是被中国皇权垄断的传统，几千年来没有中断过。

    有上帝崇拜，就有主祭者，主祭者就有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远古时期是祭司，后来逐渐变成君王。而且如西汉的刘向在《说苑》一书中所说的，“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君王独自垄断了上帝祭祀，公侯可以祭祀其他小神，如山神、河神等。公卿以下只能祭自己本族祖先。现在到清明节，老百姓还是要祭祖的，但今天的“天子”已不敢公开祭上天了，只能偷偷做，如北京修的世纪坛，其实就是一个祭坛。这是因为君王垄断上帝祭祀，上帝祭祀是皇家特权，百姓不了解，所以许多人误以为中国人不信上帝。主祭是谁很重要，这涉及到人间的权力分配。周朝留下的《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文王上升和下降，都在上帝的左右。你看，周文王是大祭司，他是上下于上帝身边的。《诗经》之中，上帝是直接对周文王讲话的，“帝谓文王，不知不识，顺帝之则”，文王一切听从上帝，顺从上帝的规则。君王完全扮演了大祭司的角色。《史记》记载秦襄公“乃用委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用马、牛、羊祭上帝，秦襄公是主祭者。北京有天坛，这是祭天的地方，祭天是由谁来祭呢？大家如有时间去天坛看看历史记录，从来都是君王。是君王天子在祭祀上天，祈求天帝保佑风调顺雨天下稳定。近年来各地为发展旅游业，开发本地的历史文化，开始搞一些祭祀活动了，如陕西公祭黄帝、炎帝，如甘肃天水公祭伏羲、女娲，如山东公祭孔子，如湖南随州公祭神农等等，大家注意看，主祭者是谁？我清了一下，多是当地政府行政首脑。书记们似乎都没有出来当主祭，不是心里不想，而是共产党的历史传统是反封建文化的，所以书记们不便出来。君王扮演大祭司的角色几千年，形成了中国人对君王的特殊期待，这种期待就是，中国的头号人物，一定得有点祭司气质，得像个思想家才行。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出书，而且如果能写诗，就更像祭司。孙中山有《建国大纲》，蒋介石有《中国之命运》，毛泽东更不用说了，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和诗歌。重庆谈判，毛泽东到重庆之前，就把《沁园春•雪》在重庆的报纸上发表了出来，这让蒋介石很郁闷。蒋介石把国民党中会写诗的人找来，想写出几首超过毛的，结果不行，功力不够，这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大失败，精神上的失败。知识分子都跟着毛跑了，他们发现毛才是真正的大祭司。中国的政治家有一种充任大祭司的诉求，所以，每位政治人物上台，一定得搞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政治人物非常重视提出自己特殊的思想，表达自己独特的理论特质，他们一定要弄出点祭司色彩出来，这样也符合普通人的需求。而且，道德教化是祭司的天然职能，所以凡政治领袖，总喜欢在道德教化上有所表现。毛有浓厚的祭司气质，所以虽然他治下百姓很苦，但许多人还是饿着肚皮听他的，而且内心敬重他。

    为什么生活在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有些郁闷，因为从传承来说，知识分子应当是祭司的角色，以“神”和“道”为依托，对现实进行批判和指导，如屈原的“来吾导夫先路”。但是，政治家和官僚们不让知识分子扮演这个角色。毛泽东要知识分子内心改造，改造到心服口服把毛当成唯一大祭司。今天的知识分子，对当前官僚们的祭司能力实在不佩服，但官僚们又不让知识分子来扮演祭司角色，冲突与麻烦就来了。

    我现在把今天讲座的要点再归纳一下，祭司与君王之间，有三种关系，一种关系是以祭司为主的教政一体化，过去被称为神权政治，以阿拉伯世界和我国解放前的西藏地区为代表。一种是以君王为主的政教一体化，被称为君权政治，以中国为代表。一种是祭司与君王平等分离，各司其职，相互约束制衡，被称为政教分离的政治，或者说宗教与政治共和的政治，以美国、欧洲社会为代表。这三种模式的优劣何在？神权政治、君主政治与共和政治。由于视角不同，这种比较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个人认为，神权政治不好，这完全是祭司控制的社会，由祭司的意愿来构建社会关系，这里面的特权人物是祭司，承担人与神中介的祭司是统治者，是代神说话的人。神权政治，祭司控制的世界，是一个对人的灵魂和欲望进行严密控制的世界，是通过影响灵魂来影响世界的政治。祭司精神的魅力，在于超越性，它是按照那个超验世界的规则来对现实世界进行审判和治理的，对人的欲望进行过于严酷的控制。例如毛泽东“为了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说真的，这不是常人社会的常人态度。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我大胆地说一句结论，中国近现代史，就是祭司造反史。可能大家会不理解，我要来解释一下。洪秀全太平天国造反，算不算祭司造反呢？我认为算，太平天国的精神依托是宗教，是要建立一个上帝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有一个特别的看法，他在《太平诏书》认为，《圣经》中的上帝，就是中国古籍中的上帝，他认为中国先秦是崇拜上帝的，但后来君王窃取了上帝在人间的权力，所以历朝历代君王乃魔鬼化身，太平天国就是恢复中华上帝之道。我们不能说洪秀全的宗教冲动完全是假的，看洪留下的文字，我认为他的宗教思考是真诚的。有人研究中国商朝的上帝与以色列的上帝的异同点，发现相同点很多，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也说：“殷人的至上神……与以色列民族的神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谈不上，但大部分性质是相同的。洪秀全之后就是孙中山，孙中山最早进入革命，很大程度上也是宗教性的。1883年夏，孙中山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就是进入家乡的白帝庙，打断了白帝塑像的一只手，并毁掉偶像三具，这是基督徒对偶像崇拜的打击。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孙中山还说：“要用基督教作为一个基础，建筑一个新的文化。”虽然孙中山是一位共和主义者，他也许不会建立一个神权政治，但如果孙中山真的在政治上成功了，他会不会着力在中国推基督教呢？难说。孙中山以后，就到毛泽东了。

    以祭司为中心的神权政治不好，那么以君主为中心的君主政治呢？我个人也不喜欢。原因是这个社会是按照君主的需要来进行管制的，君主是统治者，官僚是君主的仆从，帮助君主统治世界。君主统治下，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类的超越性的精神探索难以开展，因为君主按自己的需要在规制着人的思想。君主要稳定自己的统治，他最希望的就是把臣民变成哈巴狗，成天跟着主子转，忠实忠诚、有点甜头就很高兴。所以，在君主制下，作为人，你最好像狗一样，你愈是庸俗功利，就越能得到君主喜欢。独立、自主、自由、自主的气质被压制。君主制下的统治文化，儒家文化，就是训练你对君主之忠。儒家认为，家中对父亲之孝，用到社会上，就是对君主之忠，所以两千年来皆以忠孝治国。中国秦以后是以君主政治为本的，在官僚的控制之下，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因此不再有根本的突破和超越。唐诗宋词好吗？比起屈原的诗歌差远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全都是小感觉小文字。没有了对终极问题的追问，没有了宏大的史诗精神，没有了对政治权力的根本性的超越和审判。至今为止，中国精神没有突破先秦的诸子百家。秦以来的精神世界，总的说来是一个中华精神逐渐庸俗功利化的过程。这过程中不是没有少量伟大的精神表现，如唐僧西行，但总的来说是天人之际的探索终止了，人们关注是谋略算计与利害得失，很少再有善恶是非的追问，很少再有对终极问题的思考。

   《易经》上说，“圣人以神道设教”，一个民族如果不在“神”与“道”上站立起来，一个民族的精神领袖们如果不将自己的精神基础建立在“神”与“道”基础上，而只是可怜地围着君王的感觉在打转转，那么这个民族的精神将是卑琐的甚至可能是卑鄙的。当下不少知识分子将政府官员对他的文章的批示向别人展示，以此颇感荣耀，足见其其精神之猥琐。一个精神猥琐的民族，很难成长为人类的明灯。

    我个人认为，耶稣说的那句话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让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将其改为，“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我个人是认同共和政治的，所谓共和就是多元共和，共和世界是一个平行的网络世界，而不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世界。具体到现实中来，我认为有几个领域应当是属于祭司的，第一个领域是宗教，宗教应当有真正的自由空间。没有宗教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其他领域的精神独立与自由。但同时要政教分离，不能出现神权政治。今天的宗教人士都在争取宗教的自主，这是祭司们不想世俗权力来干预宗教事务；第二个领域是教育，教师应当有独立自主的权力，教育权归教育家。教育绝不能由君王官僚来负责。君王官僚为了维持权力，习惯性的心理倾向是希望被自己管的人比自己差，而老师的希望是被自己管的学生要比自己强，心理习惯是相反的。今天说的教授治校，可以理解为祭司们要有自己独立的权力；第三个领域是司法，法官应当只对法律和内心的公正律令负责而不是对“君王”负责，法官要自己独立尊严的“法律祭司”传统。从源头上看，法律源于宗教和祭司，裁决纠纷本来就是祭司的事。西方法哲学史说明，法律的源头有两个，一是神法，二是自然法。相当于法律源于“神与道”，所以法官只能对“神与道”负责。第四个领域是新闻，新闻记者只应当对客观公正负责，这就相当于对个人利害的“神与道”负责。政治家，“君王”负责什么呢？负责外交、军队、警察和社会救济。这就是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

    以祭司为中心的教政一体化不好，以君王为中心的政教一体化也不好，祭司和君王两元平衡互动的体制比较好，它给社会其它的力量生长留下了空间。对政治权力集团说点什么呢？政治权力的世俗化是一个进步，是一个历史必然。不要为当不了精神领袖而郁闷，当不了才对，继续当精神领袖，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犯罪。官僚从来是对上负责的，他们不是祭司，也不可能扮演祭司的角色，想管住祭司的发展也做不到。现在官场的特点是，物质力量高度强大，但精神力量日趋衰败。要承认这种衰败，换一个角度，这是一个正常过程，官场占有了本不该它占有的空间，它守不住的，你就坚守住世俗的权力就行了，别忘了让祭司的归祭司。

    对政治权力集团这么说，对一切可能兴起的新“祭司力量“说点什么呢？不要妄想重建任何形式的神权政治，不管它是什么神的神权政治，对中国都将是一大伤害。希望新祭司们只坚守在自己独立的精神空间中，排开世俗权力可能对精神空间的入侵。当然，针对中国的历史传统来说，最难的是使政府权力从宗教、教育、媒体、司法中走开，最难的是以“神和道”为基础的祭司群体的历史回位，回到与“君王”并行的地位中来。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祭司的历史回位，由服从世俗权力转向服从超越性的 “神与道”，维护自己精神的独立和人格的尊严，只对天道和生命负责，通过坚守自己的“神与道”立场，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品质与生命尊严。我以最后一句话结束今天的讲座：让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

    主持人：谢谢杨老师精彩的演讲，下面是提问阶段。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刚才您提到关于祭司边缘化，包括精神权力依附于世俗权力的问题。提到包括文化传统的原因，知识分子沉落的原因，还有一个关于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上全民结构的因素在里面。如果世俗权力占有的社会资源过大，他自然而然会对精神权力有侵犯。这些都可能是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但是，像前苏联，其实他们有很强的宗教传统，但是也出现斯大林像大祭司一样这样的情况。如果世俗权力过大是不是更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杨鹏：世俗政治权力过大就会压迫精神成长的空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为什么世俗政治权力会过大？为什么在有些国家世俗政治权力就大不起来，其实这就是不同社会力量的博弈。也就是说，跟世俗政治权力对应的力量是不是能够支撑得住自己的空间。

    说到苏联，苏联时期东正教的力量被摧残得很厉害。苏联解体的时候，有一位美国记者在红场记录下了感人一幕。黄昏时分，人们茫然地走在红场，突然教堂钟声响起了。教堂的钟声和做弥撒的歌声，已经在苏联绝迹几十年了。这位记者发现，蓦然听到教堂的钟声和歌声，路上的行人全都很吃惊的停下了脚步，很多人站在那里，刹那间泪流满面，还有人失声痛哭。这位记者看到这一场景，他断言，苏联不可能再回来了。一个世俗的政治权力的膨胀，把具有漫长历史的宗教传统阉割、压缩，但没有能彻底把它洗干净，人心中还有这个温暖的记忆、有这个宗教传统。这个传统被打得七零八落，但它没有死掉。其实宗教不仅仅指教堂里面的那些宗教人士，它的存在是一个独立于世俗力量的精神空间的存在。西方知识分子之所以比较能独立于世俗政权，主要就是因为西方有独立的宗教传统，有一个不完全受世俗政治权力干预的精神组织的存在。早期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从宗教里面走出来的，原因之一是除了世俗政权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依靠。如果政治权力以外的依靠没有了，思想者是很难独立的。如果没有独立于政府以外的经济收入空间，谁都不可能自由，因为所有的饭票得由官员来分配，人人都成了官的奴隶，精神人物也不例外。看看知识分子在文革的一些回忆录，真悲哀。一切物质生存材料归官员控制，被官人管住了肚子也管住了灵魂。在中国历史上，和尚们相对独立，因为信众会捐款，和尚用的不是国家的税收。道士也相对独立，有道观收取捐献，而且十道九医，他们能够帮助人们看病收钱，是能够自己生存的。中国过去的皇权之下，给了宗教相当的自由空间，没有把佛寺道观纳入行政化管理，没有给和尚、道士任命为处级或科级。以前的君王对精神空间的占有没有几十年来这么大，所以，君王们也没有这么累。我感到最重要的是，各安其职，各行其道，祭司的归祭司，君王的归君王，这样才能减少冲突，和谐共存，同时，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世俗的双重力量都能得以成长和发展。

    主持人：谢谢杨老师，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燕山大讲堂》，我们的理念是“培育理性精神，推进公民社会”，谢谢大家！                

 

 

 

                                   （本文转载自：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