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琳

 

 

 

 

    西方宗教不是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产生的根本,但是,宗教却与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所述： 宗教之于西方,“乃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是一切善和一切慰藉的源泉”；以英国为例来说,教会“是英国整个宪法的基础,借助于宪法和宪法的每一个部分,它支撑着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在英国人心目中,教会和国家都是不可分割的概念,很少只是提到其中一个而不同时提到另一个的。”

 

    顺着宗教这条线索,如原罪说对于法律至上观念形成、禁欲理念对于理性职业观形成等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西方社会的许多矛盾之处：在崇尚自由开放、个性解放的资本主义社会,又普遍地严守规矩、法律至上；许多亿万富翁一方面在勤俭节约、努力追求“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又把绝大部分财富捐献给社会；在富于反传统和创新精神的同时,西方人人生中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重大或困难的事件都离不开最传统的教堂。

探讨资产阶级利用改革后的宗教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经验,无疑也会有助于我们对建设和谐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和实践。

 

 

    基督教,特别是经路德、加尔文改革后的基督教对西方近代道德的形成、对资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产生都曾有过巨大影响,其中,基督教“原罪”说带来的罪感文化,可以说是西方法律、思想和文化的根源。基督教“原罪”说认为,“个人在本质上是恶的,是要被打入地狱的,而上帝是善的,是会以恩赐的形式来拯救有罪的人的。”【1】人类社会是上帝创造的,但上帝创造的是无知无欲、无羞耻感的自然人,他们原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天国乐园里,同时必须遵守上帝对他们规定的戒约,如果违反上帝的戒约,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被逐出天国。亚当和夏娃控制不住欲望、偷吃禁果,没有遵守诺言,结果使得上帝恼怒,惩罚他们失去乐园, 赶出天国,来到人间赎罪,还规定在人世男人要遭受奔波辛劳之苦,女人要承受怀孕生育之苦,并且不得永生。人们只有悔罪认过,勤劳工作,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重回天国；否则,就会不得好死,下地狱。

 

    这个神话故事,在西方人观念中,暗含了许多逻辑上的理念。首先,上帝创造了人,上帝是人的主宰,在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在代表上帝的法律面前也必须人人平等。因为人是有原罪的,人类的开始是从亚当、夏娃违反上帝的命令起始,被上帝惩罚到人间赎罪。所以,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这种罪是不可改变的,是开始就有的原罪。因为如此,人就必须按受某些规则的约束,其中最高的约束是上帝的意志,这种意志在人间表现为自然法,自然法又具体化为宪法和法规。这样,人类服从法律和宪法,就是自觉接受上帝的监督、支配和管理。

 

    其次,原罪说也进一步引导了人们对法律的服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犯忌的象征意义在于,人在本性上是非理性的,充满物欲的,无法自我约束,所以,人类活动必须在上帝监督下,在法律统治下,才会使人类在理性指导下得到所向往的理想生活,离开法律的统治,物欲横流、各自为政的社会将没有幸福可言。

 

    而且,上帝创造了人、在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在代表上帝的法律面前人人必须遵守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在人间不可能存在有比上帝更了不起的“圣人”或者“能人”,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即使推选出的领导人，他们也注定有俗人所有的欲望,不受限制的欲望就会导致犯罪,所以,对授予权力的人要用法律对他们的权力进行多重限制。法律不仅是对一般人的,更是对掌握权力的人和组织的；法律不仅要限制大众的非理性欲望,更要防止掌握权力的人在公共名义下造成对个体或少数人的不自由。就像加尔文告诫的那样：人们“应当心存感恩地从上帝手里接受国家与政权,这是今天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十分警惕,因为政府的权力里潜伏着对我们个人自由的威胁。”【2】

 

    总之,守法是绝对的,法律是上帝的声音和命令,尽管法律有缺陷,但人性恶的本质,决定了人必须受法律的约束才能过理性的生活。这种罪感文化是一种充满忧患意识的文化。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文化理念中,对现实世界和未来的认识以怀疑为支点,认为人总是有问题的,不是全知全能的,对天国和现实界限区分得很清楚,毫无疑问地认为天国是完美的,人间是充满缺陷的。

 

    资产阶级是在与封建统治的斗争中、通过不断较量以达到宗教为资产阶级发展服务的目的的。在中世纪长达上千年的神权专制的年代里,教皇、教会被认为是上帝和自然法的代表,服从他们就是服从上帝,教皇、教会的规定就是人间不能改变的法律。在近代资产阶级的发展中,资产阶级为了破除封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打破封建教会的垄断统治,必须解除宗教对人性的桎梏,资产阶级的改革是把自然法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使神权与政权分离、分治,确立国家的统治和权威, 资产阶级通过建立新的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主导资产阶级变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没有全盘否定而是积极利用了宗教。在对宗教的改革中,资产阶级接受和宣扬路德、加尔文“因信得救、不靠功行”、“因信称义”、预定论等改革思想——即使不服从教会规定的各种宗教仪式,人们有权凭借自己的良心和理智解释《圣经》,源于人类理性使人们知道如何更好地取得上帝信任,“任何人,无论是王公贵族, 还是教皇、主教都无权把自己对《圣经》的解释强加给别人。”【3】虽然一切都是上帝预定的, 但教徒在现世应该积极地工作,成事在天,谋事在人……。这些思想不仅否定了教皇、教会的绝对权威、特权和统治,而且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论证。但另一方面, 从对“法律至上”观念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资产阶级把宗教教义中对人行为规范的约束、对法律的遵守等思想加以保留并转化为资产阶级国家中宪法和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这样, 在一个似乎是经济目的至上的社会里, 上帝的位置有了新的解释和意义。

 

 

    资产阶级以追求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为宗旨发起的资产阶级革命, 其政治方式是废除神权和封建等级特权,建立法律至上的国家,在经济上则是鼓励个人追求和创造物质财富。但同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被溶入了宗教信仰作后盾。即人的理性是不完善的,人是有罪而受罚到人间, 必须受到约束； 人同为上帝的产物,人人平等等观念,在政治和经济系统中无处不在；在政治及权力系统,崇尚法律统治,分权制衡,民主、选举、投票、监督；在经济系统,崇尚市场决定机制,靠市场自由调节为主,这样才可避免人性的不理智、政府与公民的信息不对称、有权者权力滥用等恶果。

 

    就微观而言,对上帝的信仰也对每个人的信念和行为刻上了被资产阶级改革后的宗教烙印。人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这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但是在赚钱的动机和方式上,资产阶级利用宗教力量对此作出了与传统社会不同的解释：赚钱的欲望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只不过,在传统社会,赚钱具有以享受特权、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方法投机来追求经济成功的特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赚钱必须合法,“只要挣得合法, 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4】

 

    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赚钱是与宗教的目的紧密结合在一起。所谓精于天职,灌输的是用勤奋工作来信仰上帝的一种理念,即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那就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上帝是绝对自由的最高领导者,但对上帝的信仰,不仅要通过读圣经、做礼拜等信仰仪式化地活动,还要通过世俗化的活动来证明,这就是勤奋努力地工作,勤奋努力地工作才能在上帝面前有成就感。即勤奋工作、努力赚钱就是信上帝,人死后就能够重回天国,成为上帝的选民。这种“天职”观,“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 ……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5】

 

    而且,资产阶级在张扬理性,鼓励个人合理获取财产同时,积极肯定、美化基督教中对行为的规范化、律化以及禁欲主义行为。认为理性不仅仅是赚钱和赚钱的动机要合法,还有对待金钱物欲占有的态度要有控制,上帝的宗旨是赞成个人对财产的理性和功利主义的使用,但反对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他人提供的一切。主谕十诫以及整部圣经对人类社会的基本规范已经有了规定,如对上帝的遵从、勤奋工作、尊敬父母、节制贪欲、不杀人、不通奸、不偷盗、不作假证等等,这些是个人束身自好,严肃庄重的信条。

 

    这样,经过资产阶级改革的宗教，对人的行为规范引导朝向更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宗教信仰的目的与经济目的混合在一起,赚钱背后有超乎于金钱之上的终极关怀意义和目的。信仰上帝就必须勤奋劳动和工作,赚钱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赚钱是在上帝面前赎罪；信仰上帝还必须理性地对待金钱、物欲,严守各种社会规范,这样,最终才能重回天国,成为上帝的子民。

 

 

    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影响远不止于本文的分析所致,笔者只是想寻找几个能引起思考的切入点。早在公元四世纪,由于罗马帝国君主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因此《圣经》里的宗教传说和说教也从那时在欧洲传播至今。以至于无论是“罪与罚”说教还是摩西十诫那些着重于行为规范的训导,都通过深入浅出、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而家喻户晓,这使得西方人无论是否基督徒其思维观念都会受到其无形的暗示。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转变中, 资产阶级对宗教的态度。资产阶级推翻的是教权专制、破坏的是教权专制对人性的过度压抑,保留的是宗教对人心灵安慰和支撑的理念地位,并利用改革后的宗教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使许多看起来相互抵触的关系并列存在：提倡个性自由、解放、鼓励个人追求和创造,但同时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赚钱是根本目的, 但怎么赚,怎么花钱要有理性；给公民权利的同时,义务要担待清楚,授人权力的时候,制约权力的条例也同时交待清楚；与血腥报复并存的,又有珍视生命、宽容的理念存在。这种种矛盾,如果是水上的浮萍,宗教则是水下固定浮萍的庞大根系。

 

    剖析西方宗教,在透视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对资产阶级发展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使我们看到了信仰在一个转型社会对新秩序形成的巨大影响。通常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和诚信经济,但在任何法律和诚信的背后有信仰、文化、道德的支撑才可以为继。否则,一个法律和规范也许很容易一夜成立,但可能成为纸上谈兵的摆设；一个法律和规范也许在一个地方具有权威,但在另一个地方则被视为犯罪或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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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浦兴祖,洪涛.西方政治学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06.

【2】茜亚·凡赫尔斯玛·加尔文传[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270- 271.

【3】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132.

【4】【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6.

 

 

                       （本文转载自：《武汉学刊》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