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霞

 

 

   “认同”一词，原本属于哲学范畴，后来在心理学中被频繁应用，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概念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包括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等，它们分别指个人认为自己与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地位、文化传统或民族群体的统一【1】(348)。群体认同是如何产生的？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8O年代就此问题出现两个理论流派，一为根基论(Primordialists，又译为原生论)，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天赋或根基性的情感联系；一为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s)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ts)，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随情境(工具利益)变化的特征。近年来，一些权威学者把两派理论综合起来，认为只有在可行的根基认同与可见的工具利益汇合时，族群认同才会产生【2】(29)。许多学者认为认同是构建而成的，即“所有的族群认同在某些程度上都是运用权力的结果，并且是从多样化的文化资源中创造出来的”【3】(137)。甚至民族也被认为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个人身份的多样性决定了认同的多样性，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国家认同、区域认同等都是群体认同的一种类型。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4】，其内容“是多要素的，即往往同时包括民族归属感、语言同一、宗教信仰一致和习俗相同等”【5】。民族认同与其他认同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它强调共同的继嗣和血缘，因为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容易形成凝聚力强的群体。由于民族认同的原初性、不可替代性，民族认同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国家认同感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的知悉和接受。在单一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同一的、重叠的，是随着国家的诞生和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国家民族。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民族的多层次，形成的民族认同也是多层次的，即国家民族层次上的中华民族认同与56个民族层次上的民族认同。后者一般都具有民族认同的原生性，同一民族成员在语言、宗教信仰和习俗上基本相同，具有某种天然的民族归属感。本文所谈的民族认同也是这个层次上的认同。

    宗教的同一性被认为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性要素，而且“是文化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础，它同本族的民族意识紧密结合为一”【6】。但多数宗教，尤其是几大世界性宗教，宗教认同都跨越了国家界线和民族界线，有时甚至是对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消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说：“对一位伊斯兰教徒而言，最基本的根基不是故乡，而是信徒团体，所有的人都因为对阿拉的顺服而平等，民族国家被视为是信徒之间分裂的根源。”【7】(14)对于一些民族，宗教往往成为认同意识的核心。如在回族、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之间，真正的群体边界是宗教和教派，民族并没有发挥群体区分功能，人们对共同信仰的认同超越了对本民族的认同【8】。

    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有时表现为由高至低的隶属关系，有时是相互重叠的，有时则是相互隶属的。由于认同是排他的，低层次群体认同可能会对高层次的群体认同造成威胁，或者为了实现更高层次认同而抑制低层次认同。不同群体的交叉性造成了认同的交叉性，多种认同的重叠会使群体变得更为稳定，更有凝聚力。当不同群体出现矛盾时，选择哪一种群体认同，或以哪一种认同为主，有时至关重要。如跨境民族的认同会受两国关系的影响，生活在不同国家中的同一信仰群体的认同强化会影响国家的凝聚力，等等。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社会认同一方面令个体内化社群的规范，并在社群的声誉和安全受损时挺身而出，捍卫社群的利益。另一方面，社会认同又会令人们偏袒自己所属社群的成员，歧视甚至鄙视其他社群，破坏社会公正与和谐。“社群间的冲突会增强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又会制造社群冲突，令社群间的紧张关系逐步升级。”【9】因此，研究认同问题对于保持社会稳定，增强国家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维吾尔族是中国西北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自称“Uyghur”，“Uyghur”意为“团结”、“联合”。汉文史籍中自北魏时期至明代，先后有“袁纥”“韦纥”“回纥”“回鹘”“畏兀儿”等音译，清代一般称之为“缠回”。1934年，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提议使用“维吾尔”这一汉译名称，后被民国新疆省政府采用。2007年，新疆维吾尔族人口为965.1万，主要聚居于天山以南的各个绿洲，以喀什、阿克苏、和田三地区最多，占全区维吾尔族人口的70%以上。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有三种方言：中心方言、和田方言和罗布方言。维吾尔文字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

    维吾尔族先民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于漠北的丁零，但作为现在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基本是在新疆地区形成的。在维吾尔族形成的过程中，吸收了众多其他部落、民族的成分。公元4世纪，一个被称为“袁纥”的部落逐渐发展起来，7世纪初，与其他部落联合组成部落联盟回纥，与突厥对抗，并于744年统一了蒙古高原，建立回纥汗国。8世纪末，回纥可汗奏请唐朝改回纥为“回鹘”。840年，回鹘汗国为黠戛斯人攻灭，部众南迁或西迁。西迁者一支迁入新疆境内吐鲁番一带，史称西州回鹘，建高昌回鹘王国；一支迁到葱岭以西地区，后联合葛逻禄等部建立喀喇汗王朝。两国开始从东西两端向塔里木盆地的中心发展。11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只剩下这两个王国东西对峙，原来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于阗、疏勒、龟兹等古国的土著居民和两汉以来移居西域的汉人，以及以后陆续迁来的吐蕃人、契丹人等，都逐渐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字而讲突厥语、用回鹘文，这标志着回鹘人在塔里木盆地统治地位的确立。同时回鹘人逐渐接受了当地的农耕文化。但两个王国的回鹘人因为宗教不同(高昌回鹘信佛教和摩尼教，喀喇汗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而互相敌视。麻赫穆提· 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称，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高昌回鹘人是“最凶恶的敌人”。文字也有区别，前者仍使用回鹘文，后者改用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卡尼亚文。东西两部分居民并没有同一民族心理意识，人们只忠于自己的区域和宗教而不忠于民族【10】(49-50)。

    1514年，察合台的后裔赛义德汗统一了塔里木盆地，建立叶尔羌汗国，疆域东达哈密。与此同时，从l0世纪传人新疆的伊斯兰教经过约600年的时间最终获得了统治地位。到16世纪末，天山南路长期分治于不同政权、信仰不同宗教的局面结束，共同的地域促进了维吾尔族共同语言和共同生活习俗的形成。过去那种狭隘的宗教和地方意识，逐渐转变为包括塔里木盆地所有居民在内的民族意识。回鹘人与土著居民以及后来的蒙古人，在文化、风俗和血缘上的融合也已完成【11】(49-50)，维吾尔族至此成为一个近代民族。

    事实上，直至2O世纪初，维吾尔人的民族意识还十分淡薄。维吾尔学者毛拉木萨1908年撰写的《伊米德史》中还没有维吾尔人这个词，说到塔里木盆地的维吾尔人时，要么说“七城庶民”、“蒙兀儿斯坦庶民”，要么具体地说喀什噶尔人、阿克苏人、和阗人、吐鲁番人等【11】(254)。显然，南疆相对封闭的绿洲生态环境以及那时落后的交通与通信条件，促使聚居于此的维吾尔民众形成较强的地域认同，民族整体意识相对薄弱，且很大程度受宗教认同的影响。维吾尔族在形成过程中接受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又增强了维吾尔族的民族性，大大促进了对其他民族和部落的吸收与同化。因此历史上维吾尔族的先民虽然接受过多种宗教，但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形成发展中表现出一定的原生性，维吾尔民众对伊斯兰教的认同程度相对较深。作为一种传人的宗教，来自境外的传教者在信教者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如人们对和卓(宗教神职人员)的敬仰。新疆的和卓全都来自中亚，一些和卓享有崇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

    虽然民众对宗教的认同时常高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但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时，宗教认同也被抑制，对于中央政府的期望上升。如19世纪前期，和卓后裔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多次发动叛乱，横征暴敛，激起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愤慨和痛恨。当平叛的清军到来，他们纷纷捐献粮草，踊跃参战，配合清军打击叛军。在阿古柏统治后期，一些封建主拒绝执行阿古柏的命令，有些人甚至秘密与清军联系。维吾尔人民也在街头巷尾成群结伙地公开议论着“汉人就要来了”的消息。据毛拉木萨说，他们“不管这些消息是真还是假，总要按照自己的心愿给里边穿插很多故事，以悦人心，更悦己心。他们日夜盼望着汉人，为汉人做着祈祷”【12】(217)。

    历史上中原统治者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主要采取“羁縻”政策，在新疆主要为“军府制”，即以军事管制为主，并利用各少数民族上层进行统治。在明朝及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对新疆的影响有限。1759年，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对新疆地区正式行施管辖权。1884年，设新疆省，全面推行郡县制度【13】(8-10)，中央政府直接治理的能力和程度迅速提高，但当时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并未真正形成。现代意义的国家认同只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老百姓认同的是皇帝个人，而非国家。中国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是在近几百年国家不断的内忧外患中培养建立的。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家危亡之际，全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维吾尔族诗人鲁特夫拉·穆塔里甫(1922～1945)在1938年写的《中国》一诗中，表达了他炽热的爱国之情：“中国!中国!你就是我的故乡!因为我们成千上万的人民，生长在你那温暖的，纯洁的怀抱里。”【12】(335)为支援抗日战争，新疆各族人民捐钱捐物，踊跃购买公债，其中就有不少维吾尔族民众积极参与。

 

    也正是在民众对国家认同的观念形成过程中，出现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建立的政权组织，即分别在1932年和1933年建立于南疆的两个短命的分裂政权——“和田伊斯兰王国”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它们都将伊斯兰教挂在国名之上，作为号召教徒的一个重要旗帜。三区革命初期建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也极力强化伊斯兰教的影响力。这些分裂政权的理论基础除伊斯兰教外，还有对“突厥民族”的构建，即以突厥语族语言为界限，区别“突厥民族”和其他民族。2O世纪初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更把生活在古代中国北方和西域的所有民族，包括操突厥语族语言和非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都称之为“突厥民族”，把这些民族活动过的全部地方都归为“突厥国家”，杜撰“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企图建立一种虚幻的国家认同，来排斥、替代对中国的认同。虽然这些政权都只存在很短暂的时期，受其管辖的民众数量很有限，但这种以地域、宗教、语言以及历史为认同基础构建的国家认同思想却流传下来，被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极力宣扬，影响了部分维吾尔民众的认同，成为构建中国及中华民族认同的一个消解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对国家认同的培养和教育。新疆毗邻苏联，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教育一度受苏联的影响很深，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新疆仍广泛使用苏联课本，从小没有很好地培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感。196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少数民族干部中进行“三个一”教育：1．只有一个祖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2．只有一条道路，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3．只有一个领导的党，即中国共产党【14】(163)。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活动日益猖獗，党和政府对国家认同更为强调。1998年，自治区党委作出在全区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宣传教育的指示。2004年，自治区党委又提出强化“四个高度认同”(即对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几十年来，随着人口的流动和交通、通讯设施的发展，过去那种局限于所在县乡的地域认同在减弱，代之的是对全疆乃至全国维吾尔族的认同，其认同的基础有语言、宗教、外貌、风俗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建立对维吾尔民族认同的形成和强化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分布在全疆各地的维吾尔族对自己作为自治区主体民族的地位有清楚的认识并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民族认同感上升也与我国的民族身份认定制度以及一些以民族群体为单位的政策规定(如人民代表选举、干部选拔、高校招生优惠等)有关。当然，许多政策措施在强化民族认同的同时，也增强了对国家的认同。如自治区的建立对增强维吾尔民众的民族认同有促进作用，同时也一定程度满足了民众要求自己管理本民族事务的需要，从而提高了其对国家政权的认可程度。宗教组织的政治要求被抑制，经济功能也消失殆尽，法律禁止宗教干涉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宗教信仰日益成为公民个人私事。下面以2005年在库车县的问卷调查(简称库车调查)①为主，并借用吉平、高丙中1987年调查②、郭正林、余振2001～2002年调查③、杨圣敏2004～2005年调查④的有关数据，对维吾尔族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现状进行初步的分析。表格数据均来源于库车调查。

    (一)国家认同

    对国家的认同，表现于对该国家的自豪感、归属感和忠诚感，其中往往包含对国家历史与文化构建的认可与接受。在我国，承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承认本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就表现了对国家的认同。

    调查数据显示，维吾尔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程度较高。在郭正林的调查中，维吾尔族被访者的90.1%表示完全同意或同意“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多民族统一国家”，85%以上认为“新疆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库车调查中，维吾尔族被访人94.6%同意“中国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92.6% 同意“新疆自古(秦汉)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示“说不清”者中年轻人比例较高。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对于多民族国家现状的认同程度要略高于对新疆自古归属中国的认同程度。后者正是近几年在官方组织的各类宣传教育活动和学校教育中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其效果在以上数据中得到显示。但在问卷之外，对于新疆地区历史上归属等问题，不少维吾尔民众，尤其是年轻知识分子，实际上持有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新疆地区在历史上有独立政权(一个或多个)的时间更长，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控制有限，本民族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对历史记忆的认同往往是为了构建今天的认同，很多人都是在诸种历史话语解释中选择一种自己愿意接受的解释。虽然多数认同与国家话语系统相异的本民族辉煌历史者，是出于对本民族的热爱，但极少数话语构建者却可能出于以民族认同压倒国家认同，想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

 

    调查显示，个人对中华民族的归属，表现出的认同程度更高。在库车调查中，95.5%的维吾尔族被访者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二)民族认同

    民族自豪感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反映，是一个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重要表现。在库车调查中，91.7%的维吾尔族被访人表示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2.3%表示“无所谓”，汉族被访人同类数据分别为87.5%和9.2% ，显示出维吾尔族的民族自豪感相对更强。其他几个调查都有同样结论，杨圣敏调查中维汉差别更明显：维吾尔族中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和“非常自豪”的占92.4% ，汉族仅为54．3%。要衡量这种民族自豪感是宽容的还是狭隘的，可测量被访者对其他族群表现出的信任感及对其他族群优点的认知与评价。在库车调查中，有一个对维汉“诚实可靠”判断的问题。表1显示，对维吾尔族人的看法，维汉之间差别并不大；对于汉族的看法，维吾尔被访人明显比汉族低。“诚实可靠”是道德评价中很重要的内容，对彼此诚实可靠的认可，表现出彼此间的信任感，数据反映维吾尔族被访人比汉族被访人较多表现出对对方的不信任。

 

    表1：被访人对“诚实可靠”的认识(%)

    民族认同是在民族间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族内人对自己的“自认”和族外人对他们的“他认”共同确立的，并以文化认同为基础。民族之间差别越明显，界限越清晰，对本民族的认同越明确。在南疆维吾尔族聚居的诸县市，维吾尔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其次是汉族。库车调查显示，对于维汉之间的差别，维汉被调查人看法有相似之处，即从大到小由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民族心理、生产方式上依次排列，但在程度上有区别(参见表2)，汉族对民族心理差异的认识更看重，维吾尔族对语言文字、宗教等文化差别更看重。

 

    表2：维吾尔族与汉族彼此认为差别最大的是(%)

    维吾尔民众很重视语言在民族认同中的地位，注重民族语言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作用，库车调查中分别有81%和84%的人同意“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一个不会本民族语言的人，不能算真正的本民族人”，而汉族被访人认同比例分别为54.5% 和49.7% ，远远低于维吾尔族被访人。

    对结婚对象的选择可以反映出人们区别“同族”与“异族”的真实分界，在这个分界上的态度差异可以反映出族群认同和排他的质的分界点【8】。维吾尔族在婚姻上表现出极强的内聚力，与异族结婚普遍不被支持，尤其反对与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通婚，是全国56个民族中族际通婚率和通婚指数最低的民族【16】。即使是自幼进入汉语授课学校，有许多汉族同学，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择偶倾向仍然明显局限于本族群体。可见维吾尔族的民族认同感是较强的。

    (三)宗教认同

    新中国成立以前，维吾尔族全民信教，人生下来即为穆斯林，一些宗教仪式被演变为民族风俗，伊斯兰教渗入社会生活和民众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但由于维吾尔民众主要生活在单一民族聚居区，拥有共同的信仰，所以宗教认同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并不突出。而当与不信教的异族交往出现矛盾和冲突时，民众的宗教认同往往会被一些人利用，作为群体聚集最有效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坚持不懈地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政治宣传和无神论教育，并要求中共党员、团员不能信教，在新疆国家干部和教师也不能信教，成年人不得要求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信教或学习宗教知识，加之现代教育的普及，民众科学文化素养的提高等原因，维吾尔民众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参加宗教活动和履行宗教义务。在郭正林的调查中，绝大多数被访者都表示赞同政教分离原则，只有少数被访者(4.3%)认为宗教可以干预国家公共教育和人们的世俗生活，体现了维吾尔族群众对待宗教问题上具有的现代公民意识。另一方面，目前明确表示放弃伊斯兰教信仰的人仍很少。虽然“穆斯林”是对信教者的称呼，但维吾尔族人能够坦然说自己不是穆斯林的极少，穆斯林几乎是对本民族所有民众的共同称呼。在库车调查中，干部和教师占到了维吾尔被访人的33%，但对宗教道德约束作用表示认可的占到了88%，有20.1%的被访人明确表示不同意人们宗教观念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淡薄的观点(参见表3)。可见宗教的影响作用还很强。

 

    表3：维吾尔族被访人的态度(%)

    综上所述，60多年来，维吾尔民众的国家意识上升很快，这不仅是意识形态领域宣传教育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坚持实施民族平等团结和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新疆与内地各省区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人口双向流动更为频繁、基础教育普及和教育内容趋于一致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但同时，维吾尔民众的民族认同感增强，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界限清晰，民族差别明显。伊斯兰教虽然丧失了很多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权力地位，但仍在维吾尔民众的精神世界有很大的感召力。当然，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许多对本民族有强烈自豪感，并具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爱国者。但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如果高于国家意识，就可能侵蚀国家凝聚力，增大与异族、异教群体的矛盾。如一些地方部分群众包庇同族违法犯罪分子；对于不参加宗教活动的党员、干部进行排斥；等等。乌鲁木齐某高校就曾发生学生们在观看中东某国与中国足球比赛电视转播时，很多民族同学为中东某国赢球欢呼，为中国球队喝倒彩，引发与在场汉族同学的冲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文化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迅速影响世界的每个角落。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群体认同并不会因为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而逐渐消减。全球性的交流会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创造条件，因为它使各种社会角色都能在全球市场的产品和观念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经济全球化最终将导致基于族群、宗教、阶级、年龄、性别和性倾向等一系列非国民性认同的泛滥【17】。希望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一体化的建设最终消除这类国家认同之外的群体认同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他认同正是构成这个世界多样化，提供多种发展途径、丰富人类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条件。但我们可以引导并控制这类非国民性认同在尊重国家利益、承认自己的国民身份的合法范围内，可以通过一定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提升国家认同感，培育国家民族的自豪感。

 

    有学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指出认同存在的必要性：通过所认同的社群提高自尊、从依附群体取得归属感、降低在社会生活中的无常感并在社会认知上获得安全感【10】。提高自尊是很重要的因素，显然，国力强盛、人民生活富裕、社会和谐安全，会极大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但实现这样的目标还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依然需要对国家认同作大量的努力，包括保护和发展各民族平等的地位与权利，推动各民族经济文化走向共同繁荣，增加人们对国家的归属感。目前，各方面都很重视对国家文化认同的培养。的确，文化认同比政治认同对国家的合法性更为重要。但文化认同、人文归属不能像商品那样因市场的需要而迅速“制造”，需要较长的时间，通过共同实践，一点一点地沉淀而成，同时要避免因过分强调建立自己的文化历史叙事而抹煞内部各种次文化群的差别及其要求【18】。国家认同不可能完全替代民族认同。应以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来满足各民族层次的文化认同心理，以保护信教者的合法权益，制止非法宗教活动，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合理调整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促进新疆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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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该调查的负责人为新疆社会科学院陈延琪副院长。有效问卷927份，被访者中维族占82%；26—45岁者占62%；干部(16%)、教师(17%)、农民(21%)、无业及下岗人员(16%)所占比重较大。

②在石河子市、吐鲁番地区、喀什地区、伊宁市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维汉被访者共1 349户2 387人。见吉平、高丙中．新疆维汉民族交融诸因素的量化分析[A]．潘乃谷，马戎．边区开发论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383-456。

③2001年5月至2002年5月，在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包括霍城县)、喀什市、和田市四地对382名维汉被访者进行问卷调查。见郭正林、余振．族群意识与国家认同：新疆维汉关系问卷分析[OL/EB]．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

④ 2004和2005年在乌鲁木齐、喀什、库车、吐鲁番、莎车等十余个县市进行的问卷调查，发放3000余份问卷。见杨圣敏．普遍的利益诉求还是少数人的诉求——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凋查与研究[J]．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46期，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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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载自：《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6期总第9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