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桂金

 

 

 

 

    宗教是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它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其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文化体系。现代形式的宗教是在原始泛神信仰和巫术仪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它源于人类在精神上对超自然的神灵和偶像的崇拜与信仰以及在灵魂上对现世生存状态的超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西文明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文化。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中西宗教文化进行比较，进而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望，中西皆然。宗教从本质上讲，探求的是一种终极关怀（Uitimate Concern），它试图回答诸如人类的死亡与生存等终极问题，反映了人类对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寻求，为人类提供生活的终极依据。西方学者弗莱德里克·斯爵恩（Fredrick Streng）认为“宗教是达到终极改造的手段”。［1］当代德裔美籍学者、新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则认为“宗教是人类精神总体的深层方面”，［2］“宗教的一面指向人的精神生活的终极的、无限的、无条件的东西”，［3］“在宗教这一词最广泛、最基本的含义上，可以把它叫做终极关切，终极关切出现在人类精神的所有创造性功能中”。［4］中国学者除强调宗教是一种对神的崇拜和信仰的思想体系外，还强调它是一种表示信仰和崇拜的实践的、行为的体系。这种体系的规范化主要表现为宗教教条和礼仪。

 

    然而，中西方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却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宗教与宗教文化。中国是一个多种宗教多元并存的文明古国，对不同的宗教采取宽容的和平共处的态度。中国民族众多，几乎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则主要信奉儒教、道教和本土化的佛教禅教。这里有必要作一下说明，人们对儒学是不是宗教的争议颇大，笔者认为，儒教文化的一系列祭天活动等具有宗教的特点，为方便之见，把它同道教和佛教并称为中国三大宗教。季羡林曾说过，中华民族是一个对宗教比较宽容的国家，“不论是本土的宗教，还是外来的宗教，都一视同仁，无分轩轾”。［5］在中国历史上，异教徒的概念比较淡薄。虽然个别时期曾发生过利用皇帝的权力排斥异教的事情，但总体看来，各宗教之间通常是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共存”甚至“三教合流”的局面。《礼记·中庸》中所说的“道，并行而不悖”［6］就充分反映了宗教多元共存的思想。

 

    在中国，儒家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最深，历史上曾出现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件。众多的宗教之所以能做到相互尊重、相互交融、和平共处，大多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儒教思想的核心就是仁爱，强调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历史上，自唐代以后，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三教合流”的走势。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认为“道”是化生万物的本原，注重炼丹等养生之术。受儒家经典《书经》和《礼记》的影响，道教形成了以昊天上帝或元始天尊为主宰的天庭神谱；受佛教的影响，道教划分了36个神仙洞天和72福地；道教教主一气化三清，有玉清、太清、上清三身，这也是仿效佛祖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身的说法。佛教在本质上是与世无争的“出世”之教，与儒学的入世特征相对立，强调众生平等、生世轮回和因果报应，传入中国后，受儒、道的影响，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借鉴儒家礼仪，建立起等级森严的丛林制度以规范僧尼行为，吸取中国本土文化的入世精神，宣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主张。儒、释、道三大宗教相互交融，在宗教方面，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传统和人伦价值观念以及人生理想为核心，杂糅了佛教注重心性修炼的思维和实践方式，辅之以道教永生的诱惑与恐吓手段的多元化和泛神化的天人体系。在中国民间文化的信仰习俗中，三教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不同宗教的神仙甚至同时受到顶礼膜拜，因而有“见庙烧香，见神磕头”的习俗，以祈求消灾赐福。宗教信仰的多元共处，反映了中国人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世俗的生活目标。

 

    在西方，宗教在经历了多神信仰阶段后，逐渐朝一神崇拜发展。由古希伯来教发展来的基督教盛行，基督教成为真正代表西方人的宗教，因而本文中所说的西方宗教主要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公元1 世纪兴起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太民族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继承了犹太教的“上帝”概念，认为耶稣是上帝之子，传布上帝授予的使命，宣扬上帝要在人间建立天国的福音。基督教是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统称，在基督教发展历史上，由于对《圣经》的不同解释和理解形成了许多宗派，主要有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但不管是哪个教派，既然同属于基督教信仰，在基本的宗教观念上是一致的，都信奉上帝创世说、原罪救赎说和天堂地狱说。西方人信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创造了宇宙（时间和空间）万物，包括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由于他们偷吃禁果而被上帝赶出伊甸园，上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基督教是一神宗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基督教认为，一个人只能信奉一个神，一个宗教，上帝是统治世间万物的绝对的、唯一的和至上的神。基督教判断神的标准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基督教认为，世间万物只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那就是上帝。《圣经》中上帝耶和华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7］“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8］《圣经·申命记》中，耶和华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9］信奉基督教以外的任何宗教都被认为是异教徒，要受到惩罚和迫害。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迫害异教徒的事件，甚至发动过宗教战争。中世纪基督教会对异教徒进行残酷的迫害，宗教裁判所迫害的异教徒数不胜数，17世纪的十字军战争，就是以消除异教徒、维护基督教的绝对性和至上性为目的的。上帝是超越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绝对的存在，上帝是人的尺度。上帝观念是维持西方文化基本价值观的巨大力量和联结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有力纽带，已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与神的关系是任何宗教都要回答的根本问题，中西方宗教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在处理人与神关系上的不同态度，中国宗教从根本上看是人本位的，而西方宗教则是神本位的。

中国文化以人为根本的研究对象，不论是儒教、道教还是佛教禅宗，其最终目的都是人的幸福而不是神的尊严，都表现出一种对于现世人生的关注和对自然生命的执著。先秦时期的儒、道、法、墨等各家探讨的都是有关“人生”和“民生”的问题，而对天的“本原”问题兴趣不大。道家虽然尊崇“天然”，但是对天之“所以然”却并不进行深入的探究，是借“天道”而谈论“人道”，如“功成身退，天之道”，［10］“天之道，不争而善胜”［11］等，而且道教中的神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主宰者，是“道”的化身，仙是人或其他自然物修炼得道而成。儒家也承认天的权威，但对天的概念解释含混，有时指自然之天，有时指主宰之天，有时指义理，缺少对天之本体的探索，而对人更加感兴趣，认为“天亦人之曾祖父”，［12］“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13］祭天与祭祖是一起的；“天人合一”、“天道自然”等说法反映了中国宗教对人神关系的看法，用人伦解释天理，关注的更多是人们的社会伦理。佛教原本反对梵天创世论，传入中国后，与儒、道深刻交融，更加人本化了；虽然对“空”这一佛教的核心理念的阐释说明它试图对世界的本原进行论证，指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14］但佛教中大慈大悲、法力无边的神，也就是佛和菩萨，是人通过修习佛法来成就的。人本主义传统文化应用于实践，就体现在中国宗教讲求修身养性，在自我心性的修养中达至天命、天理、天道。只要人们潜心进行自我心性的修养，“人人皆可为尧舜”，［15］做到“内圣外王”，［16］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另外，中国文化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和谐相处，其人神关系是祈福与赐福的关系。人们信奉某个宗教或某个神灵，目的是请求神灵赐福于他们，保佑他们平安幸福，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来考虑的，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在自然和社会面前太渺小，所以需要得到神力的帮助。基于此，人们对神灵表现出的更多是一种敬畏，是敬而远之的态度。中国宗教主张神人合一，对上天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神人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小说《封神演义》中，生活中各路英雄好汉死后都位列仙界，成为神灵。因而，在民间，三皇五帝、孔孟关张都成为供奉祭祀的对象。过年过节，祭神与祭祖融为一体，更多的是表现为对祖先的追思。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只要日常生活中做到修身养性、反躬自省，就可以体现神的精神，而不一定通过神圣的仪式加入某个宗教组织过宗教生活来体现。因此，中国的宗教总体上是现世生命的快乐的追求，是以人为本的宗教。

 

    西方宗教则不然，它更多地反映了以神为本的精神。基督教文化是希腊、希伯来文化的继承者，希腊神话不像中国神话安于现世，它是客观的、外向的、面向自然的，表现了对宇宙本原的兴趣；而希伯来文化完备的创世说则为基督教提供了更为精确的神的框架。基督教的上帝位奉为宇宙间的位移真神，至高无上，全知全能，无时无处不在。按照《圣经》的说法，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创造世界的全能者。人类的始祖因为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犯下了“原罪”，而被逐出伊甸园。人生来就有罪，人活着就是为自己祖先的过失赎罪。可见，基督教中，人与神是分离的，神是绝对超越的，主宰一切，人只是作为神的创造物而存在，在神面前人是卑微的，应该向神顶礼膜拜。对于人来讲，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是生命的给予者，是善恶行为的审判者，是生死祸福的主宰者，是人类苦难的拯救者。上帝与人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他远离人间烟火却又监视着人的一举一动，只有信奉耶稣基督，相信他能够替人们赎罪，人们的灵魂才可以得救。这同中国宗教中具有浓厚的人情味和人间气息的神灵大不相同。

 

    基督教的神本主义还体现在对人的看法上。首先，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人只能成为基督教徒而无法通过道德或肉体的修炼成为基督。其次，基督教的“原罪说”对人性持否定的态度，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旨意，犯下原罪而被驱逐，世世代代为罪人。因此，人生来就有罪，人生就是受苦，就是期待灵魂的救赎。人与世间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虽然人被称为上帝的子女，但在神面前，人的地位是卑微的、低贱的，只有听从神意，才可以从罪恶的贪欲中被拯救出来。这一点同中国宗教的性善说、人人可以成佛的观念有着天壤之别，充分说明基督教的神本观念。正是由于这种原罪观念和期待救赎的愿望，西方人在其精神生活中形成了强烈的忏悔意识。他们认为，这是来自神的绝对要求，一切道德上有义务履行的或被禁止的行为都看作是上帝的神圣命令。因而人神关系主要体现在忏悔与接受忏悔的关系上，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屈从。西方人对上帝的信仰、膜拜正是这种无条件的皈依。人们依靠上帝之爱，通过承担现世生活中的不幸和困难，来获得救赎，使来自神圣生命的人重新活在神圣生命之中。因而，我们说，西方基督教把神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整体上看是神本位的宗教。

 

 

    宗教就其本性而言是出世的，也就是说，相信来世是宗教信仰的基本内容，是宗教崇拜的基础。即便如此，中西宗教在对待来世的问题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别。一般说来，中国的宗教重视世俗，具有现实性，而西方的宗教则蔑视世俗，具有超越性。

 

    在中国，虽然多数人普遍相信来世，但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来世，认为来世太遥远，靠不住，因而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为来世放弃对现世生活的享受。世俗的、感性的满足被认为是自然的，得到人们的肯定和尊重。中国人饮食文化丰富，重视养生，重视对生命过程的体验。在强调现世人伦的中国文化当中，不同的宗教信仰体系都十分注重人的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追求知性知天、穷神达化的境界，从而达到现世人生的最大快乐。儒教从一开始就持有入世的态度，正所谓“君子之行，不远乎微近纤曲，而盛德存焉”，［17］就是强调现世俗务，而忽视虚无缥缈的天堂地狱。儒家注重现世生活，强调责任和秩序，注重日常的修养，正所谓“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18］儒家提倡修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和理想，试图在现世中寻找永恒。儒家是务实的现实主义学派，他们深知个体肉体的永恒是不可能的，于是便转而到家族的永恒中来追求永恒，通过不断地传宗接代保持家族的兴旺发达和血缘的延续达到现世的永恒。来源于印度佛教的禅宗把印度佛教的禁欲苦行和来世轮回引进到现世生活中，进一步发展了印度佛教中的“顿悟”、“人人都有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19］等思想，通过顿悟来发掘自身的佛性，认识到我心即佛，而不必等到来世才能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让人们在现世就能够感受到自由与解脱。观音菩萨等神灵解救人们现世的痛苦和灾难，保佑人们现世而不是来世的幸福，认为人就是在痛苦的现实人生中觉悟成佛，佛国就在此世，不在来世。与禅宗的宗教体验比较起来，道教更加注重人世间的快乐。

    道教讲求以生为乐，以长寿为大乐，以不死成仙为大乐。道家主要通过炼丹来修炼达到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目的。道家的仙界生活其实就是人间生活，在这儿，人的七情六欲可以更好地得到满足，而不是基督教中超凡脱俗的天堂。道教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有仙境，人得道成仙就可以形体不死，超脱自在，过仙人生活。所谓成仙，不是死后灵魂升天，而是形体长生不死，是满足人们渴求长生、逃避死亡、永享尘世幸福的愿望。所以，道教感兴趣的仍然是现世的生活，追求的永恒从本质上讲也是现世的永恒。同时，从人们对宗教的期待上看，不管是拜佛还是求仙，不管是祭天还是祭祖，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祈求神灵保佑此生的安宁与幸福，也是对现世快乐幸福的追求。

 

    与中国宗教不同，西方基督教轻视世俗生活，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希望通过赎罪来取得来世或灵魂的永恒，达到对现世的超越。上帝是唯一的神，神对人的拯救主要是对灵魂的拯救，是帮助人们的灵性摆脱尘世俗欲的束缚，死后进入天国，获得永生。它强调的是来世的超越，而不是满足人们对于现世幸福的渴求。基督教认为，人生是罪恶的，因而是痛苦的，要逃出人生罪恶的深渊，只有依靠神的救赎。所以，人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得到神的宽恕和拯救，消除自己的罪性，死后进入天堂，回到上帝的身边。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否定现世的快乐和幸福，蔑视尘世生活，重视出世修道。基督教的原罪说和救赎说，宣扬的就是只有耶稣基督为世人赎罪，人才能在死后进入天堂，获得永生。由此可见，基督教宣扬的救赎说其实就是基督教的来世观，它要世人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天国的永生中，强调现世对上帝的信念和修炼。西方人更加看重的是灵魂，躯体只是灵魂在现世的住所，人死后灵魂离开躯体，升入一个永恒的去处：天堂或者地狱。在现世生活中，人们只有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并且为了自己的罪而忏悔，对上帝和耶稣基督有绝对的信仰，靠上帝的恩典才能获救。这是因为，基督教认为深处罪恶深渊的人是无法自救的，因为人本性上已经成为罪人，只有通过回应上帝的救恩，重新找回生命曾经失去的纯洁、永恒的神性。

 

    正是基于这种信念，西方人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形成了强烈的忏悔意识。这是一种来自神的绝对要求，它把道德上认为有义务履行或被禁止的行为变成了上帝的神圣命令。它要求人们不断地自觉反省，通过行为上的自我约束与节制，趋善避恶，以求得到上帝的宽恕。基督教还通过神职人员实施正式的忏悔仪式，帮助人与神沟通，以求克服诱惑，排除与上帝要求相背离的欲念。只有通过现世的苦修，才能获得来世的超越和永恒。上帝之城只在彼岸世界中存在，或者在信仰中存在。进入天国的也不再是具有肉体的人，而是超脱了肉体的灵魂。耶稣通过受难已经救赎了世人的罪过，成为灵魂获救的初熟之果。人们必须谢绝人生中一切感性快乐，对肉体这个撒旦的采邑加以折磨，才能使灵魂越加庄严地升到光明的天国，升到基督光辉灿烂的国度。

 

    此外，中西宗教对待现世和来世的不同观念还体现在教权和政权的关系上。在中国，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宗教文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被边缘化，始终臣服于世俗的政治权利。对宗教的态度上一般表现为“敬鬼神而远之”，不允许宗教过多地干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此，任何宗教都不可能取得一家独尊的地位，只能共处于儒家思想的从属地位，起到一种补充作用，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神权统治。在西方，从中世纪起，基督教就成了唯一能够统一和控制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成为西方最大的社会势力，世俗政权处于基督教的影响之下。在中世纪，教权高于一切，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在罗马教皇。对国王乃至皇帝的任命，都是由罗马教皇最后作出决定。宗教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最高准绳。基督教一教独尊，对其他宗教采取排斥态度，维护自己在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绝对地位。所以，在西方文化体系中，宗教是凌驾于文化之上的，属于超文化的领域。

 

参考文献:

［1］弗莱德里克·斯特恩.金泽.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M］.何其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

［2］［3］［4］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M］.陈新权，王平，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5］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27.

［6］孔丘.礼记·中庸［M］.

［7］圣经·第44 章·第6 节［M］.

［8］圣经·第45 章·第5 节［M］.

［9］圣经·第20 章·第3 节［M］.

［10］李聃.老子·第九章［M］.

［11］李聃.道德经·第七十三章［M］.

［12］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M］.

［13］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M］.

［14］龙树.中论·观四谛品［M］.

［15］孟轲.孟子·告子下［M］.

［16］庄周.庄子·天下篇［M］.

［17］王阳明.远俗亭记［M］.

［18］孔丘.孔子·家语在厄［M］.

［19］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五十三［M］.

 

                        （本文转载自：《文化学刊》2010年1月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