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

    依稀记得1980年代初，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讨论时，伴有一股思想潮流，那就是关于民主与迷信的讨论。当时的思想关怀，主要是提出并琢磨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与个人迷信、领袖崇拜的关系。

    很多年过去了，这股思潮或许已被国人遗忘。可是，近年来，却有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游荡，搅乱了中国人的心灵。上至国家官员，下到庶民百姓，人们议论纷纷的，就是时下里的“官场迷信”。它明明白白地显示了当代中国政府官员的精神信仰出了纰漏，再度呈现了当代中国民主与迷信的新冲突，仿佛就是个人迷信、权力崇拜的当代版本。

 

    中国人常常对中国革命抱有一个极其崇高的理想信仰，通过科学、革命来埋葬愚昧和落后，并以科学、社会的发展来消除社会中的宗教或迷信。可是，时至今日，这些价值信仰并未能在我们的社会中顺利实现，一些难以费解的“迷信”现象，仍常呈现在我们的社会肌体中。

    依据中国人的常识，此谓“迷信”，一般是专指对风水、命相、卜筮、占星、鬼神等方法、现象的执著和相信。它们是对自然力量的盲目崇拜，仅仅是文明、科学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只要伴随文明、科学的演进，这些迷信现象就会自然消失。然而，198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迷信”现象具备了现代特色，或有科学名义，或以弘扬传统为使命，而迷信主体则由农村转向城市，转为有知识、高学历人群，甚至转向了国家官员。特别是1990年代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频频使人困惑的“官场迷信”。

    这种官场迷信，萌生于官场之中各级官员对其上司的供奉和迷信，大多源自于官场民主的缺失，把自己的上司、顶头上司视为官场的主宰，左右了权力的运作及其个人的遭际和升迁的命运。在身处官场的个人仕途难以自我把握的时候，这些官员往往另辟蹊径，依托迷信，视之为自己的“护官符”和升迁秘径，以保证自己的官运亨通。

    在官场民主生活难以正常建构之时，迷信已俨然成为官场的“潜意识” 和“潜规则”。视野所及，人们常常看到，666、777、888、999一类的车牌，是官场首长的首选号码；官职久未升迁，则会归咎于长官办公楼的“风水”不佳，于是在办公楼附近埋下“镇邪物”、“升官符”；名胜佛寺里，越来越多地成为了部分官员进香求神的宝地；即便是公共工程的开工剪彩或竣工典礼，大多要请风水大师择吉日、选良辰，时间计算精确到以一分一秒……

    对此现象的批判，众多议论不一而足。究其根本原因，我以为是“迷”在官场、“信”在权力，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崇拜形式。

    古往今来的人类文明史，促使迷信形成的力量无非两种：一是自然力量，一是社会力量。早期文明史上多为自然力量的崇拜，同时伴有对社会力量的迷信。这两种崇拜形式相辅相成，彼此互动，交相呈现。人们对于自然力量的崇拜，渗透了对于社会力量的崇拜形式；而对于社会力量的崇拜，亦经常具备了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内涵。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中神秘崇拜的基础。对于自然力量的崇拜，可能会随着科学、文明的进步而逐步改变形式，甚至被淡化；但对于社会权力的崇拜，却不一定会随着科学、文明之演进而淡出、消失，它反而有可能做大、被强化、崇奉到神圣的程度，其功能、其影响，大大超过了人们对自然力量的崇拜，似将伴随人类文明之始终。

 

    官场迷信，就属于这样一种权力崇拜形式。

    实际上，对于社会权力的崇拜和迷信，中国人很有传统，能够把古来圣贤、历朝名将供奉为神。只要他有功德于民、立楷模于世，文治武功强大，他就能够获祀于后世，代代供奉于庙中。轩辕氏、炎黄帝、孔圣人、祖宗神……就是这样被中国人奉若神明、虔诚享祀的。

    无数中国人的所谓迷信现象，大抵上出离不了这个传统。帝皇之统治，要以天命崇拜为其神圣性根基；老百姓为生计奋斗，礼不下庶人的年代，惟有鬼神值得依赖。上至帝皇，下至百姓，始终摇摆于自然力量或社会力量的神秘制约，无力自治。不是把自然力量敬畏成社会权力，就是把社会权力转为自然力量的信奉模式，共同顺崇，群体迷信。
 

    尤其是在那曾经被奉若神明的权力象征不再灵光，个人升迁无法再次依靠官府、上司的场域之中，个人的命运就会从对权力的迷信，转进为对于神秘力量的顺从，构成了“官位升迁靠上司，个人命运依佛神”的官场迷信。特别是在个人命运完全依赖于官位升迁的语境，这种官场迷信，本质上就是对上司权力的迷信，把个人命运的无赖，表达为对风水、面相、鬼神等自然力量的敬畏。权力之独尊，构成了官场迷信的根源。

 

    在权力成为个人的命运升迁、乃至生杀予夺的根本要件之时，俯首听命如顺从天命的官场成员，其命运有谁能够自我把握？！那些维权依靠鬼神的苍生，可以依赖吗？那敬天以德的“道德”修养能够使他们不朽吗？独尊之权力，民主之缺失，苍生就是草民，道德仅能独善；惟有依赖神秘，化腐朽为神奇。

    因为中国人对社会权力的崇拜，往往会把社会权力当作自然力量来加以崇拜，建构了民主和迷信最深层的互动关系。君父为天，臣民为地，把社会权力敬奉为自然神秘，在士绅君子以为“文”的同时，庶民百姓却以之为“神”。权力场域的差异，同时造就了迷信品第的高下之分，此所谓“帝皇统治靠天，草民维权依鬼”。

    在这里，权力者的天，与草民的鬼，其神秘是可以彼此共享的，其中的致命差异，在于能否获取权力。
如果权力之拥有，用不着依靠草民的话，那么，权力者崇奉的神秘天命，就被建构为权力的象征；而在权力无可信赖的时代，神秘天命当然就是官场首长的救命稻草、神秘的象征。于是乎，独尊的权力导致了迷信的官场。

 

    近期披露的山西粮食局耗资690万元，打造一座“粮神殿”，就是这样一种迷信现象。在此“粮神殿”中，曾供奉有全国各省市粮食部门的官员题词，与神像一共供奉。粮神正殿中，供奉着后稷。殿前两侧，存有数十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全国各省市粮食局局长的亲笔手书，与神像彼此呼应，共同接受人们的敬奉。本为国家粮官，利用国家权力打造为社稷神祗。公共权力的变态，建构为崇奉的神灵，象征着中国人对公共权力的敬畏。

    早在民主革命岁月，中国人就把马克思的画像安放在供奉祖宗的中堂上，试图改变中国人对社会权力的崇奉模式。因为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敬奉他，就能敬奉出一个新的社会。（《求是》2006年第12期）在那样一个时代，“穷人想发财，指望红军来；要得不受苦，参加苏维埃”；“青岩坡，青岩洞，爬上青岩望鹤峰，不求天来不求神，只求红军与贺龙” 。朴素而苦难的老百姓，敬奉革命的权力，如同敬奉天命和鬼神，对于主义的崇奉取代了神秘的祭拜，从而在打造一个新社会的过程中，同时亦建构了中国人（官员和百姓）历年来祀社会权力为神秘自然的革命逻辑。

    所以，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了。在这样一个信仰共同体中，官场首长和庶民百姓的行动逻辑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不是神秘自然的拜祀，就是社会权力的崇奉。在权力能以一身独大之时，百姓维权靠鬼，官员升迁畏天。虽有提议要官员升迁就职时到古代清官包公的祠堂宣誓，却忘记了面对庶民百姓的责任效忠。官员的权力迷信，促使他们不去敬畏百姓，却俯首崇拜那些天命一样的神秘权力，如此打造了“不民主，即迷信”的官场惯习。

    为此，人们不难理解，“官场迷信”之林林总总，大多是求升迁、讨吉利、保平安；看相算命奉佛神，避邪择期求大师，烧香拜佛信风水。他们迷信自己的官相、官命、官运，冥冥之中总是有一种神秘的左右和帮助，进而通过烧香、拜佛、求签、风水等方法，寻求“大师”的点化。其变本加厉者，则不惜动用公共资源，为自己官场迷信的实现和官运的亨通，架大桥、看风水、修祖坟、建神庙、求神签、争烧头香、公开组织祭祀活动，……甚至在单位的人事权力安排上，不开党组会议，而是拜神佛、看命相、求神签，作为部门领导选择、班子成员的配置条件，以避免命相八字的“相克”、以及官场内部的权力冲突、利益矛盾。

    在此信仰共同体之中，社会权力与自然力量的神秘祀奉功能，内涵有彼此取代、替换的行动逻辑。当其中一种权力的崇奉功能无济于事的时候，另一种敬畏形式就会应运而生。正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信苍生信鬼神，能够成为最主要的官场迷信；而主义替代宗教的逻辑转换，则由不信马列信鬼神，转成了官场首长的信仰替代。

 

    近代中国曾经提出三种替代宗教的文化思潮：道德替代宗教、科学替代宗教、美育替代宗教。这些思潮的功过是非，学界早有多种评论。本文想指出的是，这些思潮的要害，是一种替代的方法，它们总会有多种替代的可能，使各种替代的方法不期而至。所以，在中国民主革命进行时及其获得胜利之后，个人信仰服从了主义替代宗教的行动逻辑，进而把个人信仰皈依在这种替代逻辑之中。

    不过，宗教是一种许多人共同信仰的集合结构。当这种替换逻辑能够与个人信仰吻合、重叠的时候，个人信仰能够在其中获得满足；当这种替换逻辑难以满足个人之精神情怀的时候，这种替换逻辑本身，就面临着一个被替换的强大可能了。自然力量的崇拜和社会权力的祀奉，它们之间具有彼此替换的逻辑和功能，尤其是针对一种独尊的权力而言，它们的替换逻辑是相当自如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变，道亦随之改变。换一句话来说，权力和迷信的路径，是内在而彼此打通的，它们能够相互交换。权力独尊的要求，就是权力神圣化的迷信，迷信神圣的权力。观之中国历史，每当权力专制盛行之时，迷信之风亦甚为喧嚣；而专制功能减弱之际，迷信之个人惯习则融进了民间信仰之中。

    感谢历史与时代的进步，当下的官场迷信早不同于往昔的个人崇拜和领袖迷信了，宗教被主义替换的行动逻辑亦被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所改变。它们只是在民主生活难以健全的场域和时空里，生发为权力的迷信，并且在迷信权力的同时，交换成为对风水、命相、卜筮、占星、鬼神等方法的依赖和相信，以获得个体一己的精神满足，把那种在权力场域中难以满足的欲望，借助于官场首长手中的公权力，交换为一种神秘的替代。

    试看今日官场，某地政府机关听信“风水”之说，就能废弃风水不灵的旧办公楼而另觅新址，再造新门楼，但求白虎不压青龙，浪费国民大量资源。夜深人静之时，数名党政干部为官位升迁，齐刷刷地跪拜在摆放在县委大院的香案前，虔诚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建造一桩闻名全国的官迷丑闻。

    由于是官员迷信，所以这些官场迷信常由官方组织、集体参与，披上了“合法” 的外衣。曾有法院一法警不慎从该院高楼跌落身亡，法院党组集体决定，由单位报支600元经费，请“法师”到法院大楼“驱鬼祛邪”。某县卫生局办公楼搬迁，由局长主持，全体干部尾随“道公”做“法事”，有的官员甚至脱光上衣，头戴草帽，跟着“道公”团团转。有的贫困地区，还使用权力，集资建庙，经费则按村里人头摊派，无钱者举债也要交纳，弄得村民叫苦不迭。在村支书生日时刻，村支书率本村党员20多名、村民100多人前往寺庙集体上香拜佛。

    老百姓批评这种现象说，不讲革命讲算命，领导带头搞迷信。通过革命获取的权力，变成了借助权力而打造的公共迷信。这种以权力制作迷信的交换逻辑，多少取代了主义替代宗教的价值信仰。它们成为了个人权力的迷信。相对于传统中国来说，那种“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的替代逻辑，在当代中国则被替代成——“长官以为神灵，百姓以为权力”的彼此交换，或贿赂鬼神，或害怕官员，各有所求在其中。

    这种现象，最著名的莫过于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他经常请“大师”预测仕途前景，以为自己命当副总理，只是运里尚缺一“桥”。为此，他绞尽脑汁，终于将计划施工的国道改线，让国道穿越水库，得以在水库上修建一座大桥，以圆满“功德”，早登副总理“宝座”。

    与此相映成趣，是福建某县原县委书记。该人被称为“迷信书记”，曾抽一签，迷信他发财升官是“命中注定”，从此建庙拜神，尤是虔诚，利用公权在县委成立“建塔办”，拨款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甚至申请银行贷款建庙塔，多次“公告”全县，公募款项180万元，以“镇妖避邪”，为了当地能出大官，造福一方云云。

    显然，这种权力与迷信的交换，借助于国民、百姓所赋予的公共权力。他们所打造的迷信工程，所有耗费都是公共资源。他们手中握有社会公共资源的调动权力，能够利用公权之便利、或打着公务幌子表达个人迷信。大量的纳税钱，经由这些官员之手，以布施或香火钱的方式进入了神寺，一掷千金地撒在鬼神前面。这无疑损害了中国人的公众利益，而他们手中的公权力却因此而显得无法无天、无所畏惧。

    因此，权力迷信的消除，远远难于自然崇拜。民主缺失的社会生活，总是迷信培育、滋生的最好土壤。官场不民主，公共力量难以介入，个人境遇和仕途升迁依靠谁呢？依靠首长的慧眼，等待上司的青睐。惟民主缺失，官场遭遇不确定，个人命运难把握，方才出现对权力的迷信和迷信的权力。

 

    官场迷信，常常遭遇批评，强调官员们的信仰出了纰漏。他们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苍生信鬼神。其代表性批评是2007年5月《求是》杂志的评论文章，认为“当前少数党员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值得高度注意。”

    这种批评方法，仅得其皮毛而已，并且把马列－苍生－鬼神，置于一个信仰共同体之中，从而局限于主义替代宗教的传统功能方法，无法出离旧有的认识框架。

    在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看来，迷信是宗教表达的神秘法门，难以把握；官场迷信则是权力独尊的潜规则，更加不可思议。

    认真分析这些官场迷信现象，不难看出，官场迷信中的官员，大多畏权力如神秘，视鬼神为知己。在权力独尊之不确定性落实在个己身上的时候，他们尽管迷信自己手中的那点权力，然相对于更大的权力来说，这些权力又是那样的靠不住。因此，权力靠不住，惟有信迷信、靠风水，寄托于祖上的阴德和神灵的庇佑。特别是在他们受制于政府官员的身份，无法为自己的人生信仰而改变自己政治身份的前提下，无奈之余，只好把升官发财的希望，通过巫婆、神汉等“大师”、通过占卜和算命等方法来加以表达。所以，近年来查处的各类官员腐败案中，许多腐败官员的身后，常常站着一位“大师”。在这些大师的指点下，他们手中的公权力，常常与巫鬼、祖宗神纠结在一起，暴露出“官场迷信”的权力社会学本质。

    官场迷信的潜规则，在当代中国公权领域之中建构了一种独特的“三角关系”：公权－市场－大师，同时亦建构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崇拜方式。这种三角关系，本应具有各自的独立领域，分别存在于公共权力领域、市场经济领域和制度宗教领域，这时候却因为官场迷信、官员见鬼，他们凭借着公权便利而走到一起来了，混同为一个当代中国社会中十分独特的“金三角”。

    它们彼此倚重。迷信进入市场，公权得以寻租，权力好像市场关系，捉摸不定，忽阴忽阳，或居阴为阳。在此三角关系之中，唯见神秘、敬畏和迷信，以及关系的神通，民主规则丧失了。迷信借助于公权和市场，使用公权得以掌握的公共资源，激活了这种三角关系及其神秘功能，进而能够同时作用在三个领域之中，影响之巨大普遍，超出了任何一种关系的单纯运作。权力靠迷信运转，市场被权力锁定，迷信功能则铺天盖地。

    权力与信仰的错位，导致了贪官与“大师”的结盟、权力与迷信的交易。在这场交易中，“大师”获取金钱，贪官则表达了权欲满足的神圣。

    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家供“道台”，“佛龛”，打坐念经，身后常有一女“大师”指点迷津。为得神的保佑使升迁顺利实现，丛福奎遍访名山、周游名刹。为表达对“大师”的虔诚，他将贪污、受贿得来的大笔钱财，捐给该大师所在的寺庙。

    这样一个身份特别的宗教信徒，充分利用了手中的公权力，动辄打出敬神的招牌，以做宗教行善为幌子敛取钱财。他不仅把“贿金”变成了“善款”，而且他捐给寺庙的钱，也大都是索贿、受贿获得。一个常务副省长手中的公共权力，变成了鬼神之神圣“要求”。几年之内，他通过这种迷信和权力之间的交易，疯狂敛取钱财1700余万元。

    另有湖南某副厅级高官，也因一“大师”预言，他至少能官至副省级。为此，他曾肩扛149万元，奔京城买官；事成之后，为回报“大师”之恩，他从省财政拨出200万元专款，为那大师所在的小庙修了一条水泥大路。

    如此观之，构成危机的，何止是信仰！问题出在迷信，但祸根却是他们手中的权力——他们手中不愿意承受制约的权力。所谓迷信，不过是权力的帮凶。

    公权领域如果具有民主机制，官场首长即便存有个人迷信，亦能被视为个人的事情，无法进入公共权力领域。仅仅是因为官场首长手中握有公共权力，同时又因官场内的民主缺失，从而才可能使个人迷信直接进入了公共权力领域，并狐假虎威，借重于公共权力而作祟于国计民生。

    由于官场民主之缺失，官员的个人迷信能够借助于公共权力、甚至是权力资源来加以表达，这就使官场迷信仅仅是因了迷信者的官员身份，才能把这种本属个人之事，变质为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事情。此与庶民百姓、愚夫愚妇的个人迷信，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者也。

    在中国社会尚没形成全面规范的游戏规则的时候，唯有从权力批判入手，才能抓住官场迷信的要害。所谓不信苍生信鬼神，恰好是说明了中国民主建设与政府建设依旧任重道远，中国人的心灵重建和制度重建这一论题远远没有完成。（熊培云《缘何不信苍生信鬼神》，《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B15）

    因为官场迷信，说到底，还是一种个人迷信。迷者个人、信者个人。但因为官员之个人迷信，信的多为上司，迷者却为国计民生，其分量不可谓不重。所以，迷信如何不再迷信，事关官场如何不官僚。传统的儒道、儒佛间的互补形式，只会继续造成正统信仰与个人、民间信仰之间的价值差距；而对于这个差距的处理和面对，中国社会最为司空见惯的方法，就是使用权力来强制区隔，或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工具来处理，构成先进和落后的人为分别。

    倘若有那么一种制度，建构一种公共权力领域的准入机制，把这种所谓的个人迷信置之度外，把个人迷信转型为单纯个人的精神关怀或人生信仰问题，不准进入公权领域，进而把公权领域的信任问题交由百姓处理。由此，苍生可信，公权可赖，则鬼神之信与社会权力无缘无份焉。所以，中国人如能信任自己的信仰，那么，中国人应当能够走出官场迷信，建构对社会公共权力的信任，从而以一种制度区隔的方法，最后解决中国社会公共信仰与中国人的人生信仰相互对立、乃至敌对的根本问题。
 

    中国人的信仰惯习是，人与时俱进，神与人俱进。人的境遇变化了，信仰也会随之变化。所以，在官场迷信之中，只要人们对官场不存迷信了，官场迷信就自然会风光不再。官场迷信本身，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中国人深以为忧者，不在鬼神，而是官员如何取信于民。因此，把权力交给民主，把迷信交给宗教，把市场交给市场，正可解开公权－市场－大师（所谓权力－资源－信仰）的金三角死结。

    社会之民主，方能消除迷信，非所谓文化、觉悟、学习之方法能够了事的。

    中国人向来很天真，有什么样的官，就有什么样的民，甚至有什么样的神，就会有什么样的官；有什么样的官员迷信，就有什么样的民间信仰。中国的老百姓最实惠，谁能给他好处，他就崇奉谁、祀拜谁。这是中国人报答恩人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老百姓的信仰范式。

    往昔老百姓的“父母官”，今已难敌神秘鬼神。那么，上行下效的中国人去相信什么呢？祭拜鬼神，还是迷信权力？如此下去，中国人如何才能过好民主这一关啊？

    所以，破除官场迷信，还政治以文明。这才是民主与迷信的新冲突的要害。

 

                        ( 本文转载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