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师宁

 

    谈及基督教，相信大家比我更熟悉，但是今天我主要是从学术角度来看待基督教，把我最近的一些想法和材料与大家一起分享。我想首先引出一个话题：我前几个月正在申请一个课题，在作陈述的时候有宗教方面的专家——不是基督教专家——问我：中国的基督教发展过快，以至于宗教生态已经失衡了！如果这个课题给你，能否促使政府制止基督教过快发展，或者想出对策抑制基督教这种过快的发展。我当时没有过多地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回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宗教生态是否因为基督教发展过快而失衡？

    什么是“生态”？什么是“宗教生态”？“什么是宗教生态的失衡”？这些都是应该说明的问题。现在有不少学者开始引用“宗教生态”这一概念，可是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却尚未达成共识。把它和“生态”这已经得到共识的定义做一个联想，我认为其实是一个比喻，当然不排除这种说法会发展成为一门学科。

    现在的宗教生态是否失衡，若是其失衡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是表现在我将要提到的几个问题：是某个宗教发展过快吗？宗教间出现冲突吗？宗教与其环境发生冲突吗？

    不论我们对宗教生态是否失衡下何结论，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即基督教在近三十年来发展特别快，非常令人注目，尤其用一些宗教干部的话来说真是“太快，太快，过快，过快”——我于去年十月至十一月期间到下面调查，很多宗教干部都这样谈到这一问题。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谈谈当今基督教信仰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1. 信徒人数问题

    基督教发展状况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话题，按照官方教会（三自教会）的统计，中国基督教徒有两千万人，海外保守统计则是七千万人。这两个数字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呢？我在一篇文章中也讲过，其实三自教会的统计数没有把家庭教会人数计算在内，所以才有了这样大的差别。我刚刚特别强调了海外统计的人数是保守统计，而就这样得出来的信徒数量，基督教发展的状况也可见一斑。但是我以为，不能只凭信徒数量去考量基督教发展状况，这显然是不够的。

    2. 横向分布与纵向分布

    不管走到哪里都有基督教，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横向分布当然是全国各地。举甘南藏族地区的基督教发展为例，甘南某一个州有五千人信奉基督教，这五千人并不都是汉族，也有藏族在其中，他们形成了“少数民族中的少数”。这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例子，此外其在新疆维吾尔族中的发展也是较为迅速的。07年我去兰州参加了一个会议，新疆大学一位老教授在他的文章中通篇批判基督教发展到新疆维吾尔族中的现象，而这篇文章恰由我来点评。我对主办会议的人说：每一句话我都要批驳怎么点评？你们这是把最难啃的东西给了我！后来我主要点评了一点，即多元化。他不能理解信仰清一色的民族为什么要掺杂基督教这样的东西进去。我解释说：多元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所以你要反过来看待这一问题，为什么以前没有多元，现在反而多元了，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政策在正常化。由这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基督教的确在每个地方都有发展。从比例上来讲，城市基督徒所占总数15%至20%的份额并不算大，广大的基督徒主要分布在农村，占总数的80%至85%。至于其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比较保守的数据是5%至8%左右，我看到一个美国教授统计出来的数据是10%。果真是10%的话，那么假定有13亿人口，信徒人数就是非常大的数字，我个人不敢肯定这个数据。整合我所看到的资料，我认为7，000万到8，000万之间的数据是比较可信的，这一点我与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的于建嵘教授看法一致。他统计了二十几个城市，其中沿海城市基督教发展很快，有的占当地人口总数比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十几。有学者在华东做了一些大学生调查，结果是大学生中基督徒占到2%至3%，但是我认为这个数据比实际人数少了一点，应该是4%至5%。因为很多同学不敢填写自己是基督徒。填的人肯定都是基督徒，然而很多人虽然是却不敢填，这是我的估计。

    单单看人数上的发展属于横向分布研究，另外颇为重要的是纵向分布研究。然而纵向分布的研究，迄今还没有人去挖掘。宗教社会学鼻祖杜尔凯姆说过一句话：“所知的社会都是有宗教的，不存在没有宗教的社会。”这句名言说明了宗教当然在每个社会都存在，但是在他的话里面“社会”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从社会学角度，如果把社会作为一个纵切面来看，它分为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宏观层面即指国家法律、经济、教育等，中观层面范围很广，包括了规模不同的各种机构和民间组织等，微观层面包括个体和个体的人际关系。我认为谈论基督教的发展就必须看清其在社会中的广泛性。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哪些层面存在，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城市中基督教的发展趋势是从微观走向中观。城市信徒结构变化很大，人均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地位比较高。从知识层次高和社会地位比较高这一点来看，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本也会相对较大，因此很多人就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发挥作用，从而把个人信仰引向公共信仰。我做过许多调查，看到民营公司老板的个体信仰会向公共价值领域转化，其个体信仰也就变成了公司的公共信仰，因为基督教理念很可能会被带入其管理理念，包括招工、人事、对外等等方面。这是民营机构情况，除此还有一些机构也存在相似情况，另外，我曾经调查过北京的一个企业，老板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他招工只招基督徒。我到他的公司——房屋属于他的私有财产，发现他有专门的进修室，员工也人手一本圣经。这样一个工作单位、组织、机构实际上已经有了自己的信念，这是从微观走向中观的一些表征。

    基督教在农村情况有两面，第一种是从中观退向微观。在农村，很多地方的教会是人们生活的中心，教堂就是大家的聚会点。每个周日大家会在那里崇拜，之后进行活动，组织教会的对外联络，甚至安排生产。除此之外，村里每家每户关系的协调也依靠教会。在农村这一社会结构中，教会处于核心地位，但是由于城市化，农村很多基督徒骨干和男性青壮年基督徒流失到城市，以至于农村的教会萎缩。这种情况很多，比如信仰大省河南的很多农村根本看不到年青男性基督徒，基本上只有老的、女的信徒在教会。教会的作用在萎缩，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则相反，乃是从微观走向中观。基督教在某些农村的发展很快，这种发展也与城市化有关系。城市化具有两面性，其中之一是城市的很多东西被带到了农村。例如村民可以通过看影视接触到新东西，听录音接触到福音，传教途经因此加快。由于快速发展，教会逐渐成为中心并掌握话语权，它开始壮大继而可以安排村中活动。虽然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相对于前一种从中观退向微观的情况，这种情况发生较少。这是基督教在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发展，至于在宏观层面则基本上是空白的。这一点和西方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虽然政教分立，但是其法律、道德、教育等的根本理念仍是来自基督教的。

    3. 教会之外的动向

    首先，政府行为。在此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云南，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云南省吸毒人数很多，20世纪90年代吸毒人数高达5.7万人，到了2000年底全省还有4.8万人吸毒。云南省政府煞费苦心地引导吸毒者戒毒，同时也知道戒毒的难度很大，而巩固戒毒成果的难度更大。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6年，成功戒毒没有复发的人数只占2%，政府投资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成效却不明显。因此，戒毒是云南的一个大问题，政府必须动用所有力量，故而基督教也成为戒毒的力量，因此产生了“福音戒毒”理念。这个理念的内容是：不靠药物，不靠自己，依靠上帝。云南不少教会都挂牌“福音戒毒所”，他们致力于帮助吸毒者戒毒。在云南陶城，通过福音戒毒的成功率达到了80%，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数据，政府也由此非常重视这一行动。云南德宏州陇川县的一个村子，2003年统计有61户共250人，其中艾滋病患者有37人，死亡24人，孤儿11人，这些人罹患艾滋病的原因皆是吸毒，而且全县近万名男性都是因为吸毒而丧失了劳动力。于是政府做出一个决定：依靠福音戒毒。教会便来到这个地方，结果是较为成功的。这种认可是一种政府行为，当然政府也面临了很大的难题，即，少一个吸毒者就会多一个基督徒。在这样的政策与事实面前何去何从？多了基督徒少了吸毒者，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云南宗教局副局长王爱国先生在其文章中说：如何看待和处理教会开展的福音戒毒工作，一度曾使云南宗教事务及有关部门处于两难和困惑中。面对政策与现实的困惑和难题，他们采取了搁置理论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坚持从云南的实际出发，只要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禁毒戒毒工作，就可以大胆探索与试验。这是较为典型的政府行为案例。

    第二个例子是贵州威宁山区。我曾下乡到威宁，所以对那里很有感情。我记得自己1968年到了那里就很奇怪地发现农民会说英语，当然只是一两句，不会很多。比如我写信回家，他们就会问我：你是不是要向家里要money。学俄语的我很诧异，当时还不理解money指什么。后来我来知道有一位名叫伯格里的传教士在那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2005年11月12日是威宁第一所教堂成立100周年，2006年11月12日是威宁第一所学校——伯格里所办——成立100周年。为了这100周年下面一直在运作，计划筹办100周年纪念会，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伯格里以及推动教育。关于纪念一事，我听到这样一些传说：申请召开纪念会的报告提前一、两年就呈递到县里，然而县政府一直未批。当2005年9月迫近却还没有拿到批文的时候，村领导人以及石门坎中学校长、党委书记焦急地找到县政府，县政府说：100周年的纪念可以开，但是今年不行只能明年，也就是要101年的时候才可以开，因为今年开影响过大，省里的意思拿不准，而且你们也没有能力接待那么多的人。结果令人感动的是，石门坎中学的校长、党委书记、教务长等领导联名签文，即使被辞退也要开办100周年纪念会。这个事情反馈到村里，村干部也都签名表示宁愿被问责也要坚持开办纪念会。
 

    2005年11月12日，在没有的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他们在威宁开了纪念会，其场面十分壮观。由于当地没有公路，很多人步行三天才到达。来者都表示自己是因为伯格里而来，他们信任伯格里，因为伯格里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信任基督徒也信任基督教，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是基督徒。农村人自己的吃饭都是个问题，但是当天他们竟然接待了三千人！全场秩序井然，十分感人。这可以属于政府行为加上民间行为。到2006年时，因为县政府早先的承诺，所以不得不在威宁召开了研讨会，与会者包括伯格里的亲属以及国际上研究威宁地区基督教发展的学者等等很多人。

    其次，电视节目。云南一个基督徒创办了一所学校，他的理念就是要像伯格里一样把教育传到最贫困的地区，让最贫穷的人接受教育。针对此事，他制作了一个短片，介绍了伯格里。当然片子必须受审查并被安排在夜晚中央10台播出。本以为晚上收视率会很低，但不料有很多人收看到该片，也相互打电话惊讶于居然可以看到讲基督徒的片子——因为很少有这类节目。此外，有一天，我很晚的时候收看电视也无意中看到了介绍一个企业家的节目。这个企业家是位基督徒，这一点在节目中被大大突出，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家之所以会如此成功，不单单是因为他的聪明能干，还与他的理念分不开，他的理念也即是他的基督教信仰。总之，我感到电视节目上也已经开始出现了与基督教相关的信息。

    第三，学校讲座。这一点相信大家也深有体会。我有一次到陕西师大讲座，有位同学很激动地举手发言说：高老师，你说基督教好，我们是不是应该入教？！也有人问我是不是在文化传教，我说其实我不是，我只是作学术研究，我从头到尾没有说基督教一个“好”字，我只是把事实摆给大家。我认为在学校是应该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基督教问题的。

    第四，商业行为。这一点大家更是有很清晰地理解了，比如圣诞节就是基督教影响的最大表现。在昨天的朋友聚会上，一位从贵州来的朋友说他今年是在贵阳教会过的圣诞节，他用了“太可怕”一词来形容。据说有很多人参加，导致交通堵塞，不得不出动警察维持秩序。其中很多人都不是信徒，只是慕道友或者一般年轻人。我做过一个“对春节感兴趣还是对圣诞节感兴趣”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对圣诞节感兴趣的人数超过对春节感兴趣的人数。

    4. 走向成熟的家庭教会

    今天我们讲基督教发展绝对不可能离开家庭教会，尽管某些人宣称中国不存在家庭教会，我猜想他们只是使用了不同的词语而已，我认为家庭教会是近几年我们作基督教研究的学者所必须关注也应当关注的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我从很早就开始关注家庭教会，1998年就参加过家庭教会的聚会，但是在我的书中我只称之为“聚会点”而不是“家庭教会”，因为这样的聚会不能公开而且人员也不多。我在燕京神学院教课时第一次到一个家庭教会去，当时是一个同学带我去的。她跟我说在北京展览中心下车，之后我们在胡同里左绕右绕约有20分钟才到。出来时我以为自己肯定绕不出来了，但实际上我出来只用了2分钟！我感觉她是带我绕着走了很久才到聚会点的。我称之为聚会点，因为我认为聚会点没有很多的要求，比如他们的人员不固定，人数也不固定，每次来的人都不相同，他们没有什么规章制度，更没有自己的名字、称号。

    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我发现家庭教会正逐渐走向成熟。我的书《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是2004年完成，2005年在香港出版的，所以我没有机会来修改，正好有一本要出版的书由我来做序，我在序文中说借此机会要将“家庭聚会点”这一称呼改正为“家庭教会”，因为我现在感觉到它们已经算是教会了。这其中有几个标志：第一，从隐蔽到公开。前面我也说了，以前我去的聚会点很难搞清地理位置，而现在北京87%的家庭教会都租赁公寓或会议室等等公开的场所。与以前的保密状况不同，参加者可以询问聚会地点位置。第二，从无名到有名。我们大家自己的教会都有名字，比如守望、福音、锡山、新树等。有名，也即是有名份的表现，这也是与以往不同的一个开始。第三，从团契到教会。我认为一个教会之所以被称为教会是有一些指标的，它应该有一个核心，有传道人，有执事，有规章，有制度，有奉献，有活动安排，其讲道也应该有程序和安排，如此才可以称为教会。教会并不在于有一个教堂式的聚会点，我们现在这个会议室一般的地方也可以被称为教会。我曾经在马甸参加过一个活动，那个地方本是一个大办公室，我去的时候比较早，看到大家手忙脚乱地摆出基督教的十字架等等物件。它本来是办公室，但是经过布置就和教会一模一样了，而结束之后大家又把东西收回原处。可以说它不是教会吗？它只是没有教堂的尖顶而已，但我认为它仍然是教会，因为它组织完备，活动有序。这是我认为基督教发展从团契到教会的一个体现。第四，从维护生存到维护权利。众所周知，家庭教会的生存很难，它总会受到很多压力。我的一个学生观察之后说家庭教会是受到冲击的，我说这属于家常便饭不能算作观察结论，因为家庭教会的存在就是会受到压力，不然也不会被成为家庭教会了。确确实实，人们感到家庭教会的生存很艰难，不光是因为受到外界的压力、没有合法的地位，还有是因为没有固定的地点、足够的经费等等，相信很多家庭教会的朋友都有亲身体会的。但是现在，家庭教会从维护自身生存发展到维护自身权利阶段，很多朋友正在做这样的工作，你们会比我更熟悉。第五，从关注个体到关注社会。可能有些朋友在这一点上与我的看法不尽相同，我个人认为基督教徒确实要关心自己的灵命成长，但是如果不关心周围环境也是不够的。在关心过个人心灵成长之后，还希望得到什么、救治什么呢？2002年我采访过很多硕士、博士学历的基督徒，他们都表示不关心社会，只在乎自己得救。我不太理解，难道自己得救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全人类得救吗？如果要让全人类得救不就需要关注社会了吗？这是我的想法，但是如今这样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最大的表现是汶川地震。据说汶川地震大量志愿者是宗教徒，其中基督徒更多，而且更可贵的是迄今仍旧在那里的志愿者，据说大部分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现在很多家庭教会还在陆陆续续做支援灾区的工作。基督徒关心社会、关心公益、关心苦难在这件事上得到充分体现。在社会服务、社会公益方面，《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一书基督教篇的作者曾做过反省，认为整个基督教都做得不够，与天主教、佛教相比不够。天主教有统一的组织存在，佛教也如是,但是基督教基本上是分散的。几年前我曾做了一些关于北京三自教会的调查，他们的社会服务非常有限。我很详细地询问了他们的活动，他们说一年中会有一天在街上理发，我问他们一天下来服务了几个人，他们说也就是两、三个人。这就是北京最大的教堂的社会服务。如此之大的教堂，他们赞助的神学生只有三名，普通学生四名，虽然也有看护病人、老人等活动，但也仅限于在自己的人员里面，没有扩散到社会中去，没有将慈善活动扩大为公益活动。所以我感觉基督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跨出了很大的一步，并且他们的工作还在继续。

 

    刚才我从基督教信徒数量及其分布的横向、纵向和教外情况讲述了基督教的影响，接下来我具体谈一下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对于原因我们大家有很多的看法，从信仰方面讲有上帝的做工，等等。我现在只从学术方面讲，而且我主要根据宗教经济学的观点来反思发展迅速的原因，并且我打算着重讲供给方，略述需求方。

    1. 需求方

    基督教发展迅速自然有其原因，我认为从信仰上讲是因为人的特点。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人会制造工具、使用语言，而在于人有信仰。人有信仰，进而推知人有宗教，这是最本质的一点。所以当人想要超越自己的时候，就体现了一种宗教情怀。

    在现代社会中这一需求并未减弱，反而突出了。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我的先生讲：关于宗教为什么存在，有个人说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虽然列宁批评说这个人是反动派，但肯定这个人说得很对，由此可知苦难是宗教的一个根源。但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观点显得有些狭隘。有苦难固然会有宗教，但是苦难是在延伸的，以前所谈论的苦难更多的是物质上的苦难，其实在物质很丰富的时候我们还有精神很贫乏的苦难。如果从人性上来讲，现代社会人性上的极限很突出。我们都会有无奈感、偶然感，也就是令我们感到无可奈何、不确定的东西在增加。现在很多面临毕业的同学不知道要去哪儿，下一步该怎么办。一个非信徒学生马上要毕业，我给她推荐很多工作单位都没有成，她就问我说：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祈祷？她一说这话我就笑了，说明什么问题呢？她觉得没办法，明天是那样的不确定，自己是那样的无可奈何，能够去哪儿完全是偶然，她感到没有依靠。我相信，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不只她一个，学生、下岗者、民工都如是。可见现代社会中这一点是很突出的。

    再者就是中国大陆的现实情况。当今中国社会的不公、不义，整个社会的溃烂和溃败——从上到下如同癌症一样很迅速的溃烂，因此，面对人的渺小和无力就出现了宗教需求。这点大家都能体会到，我不赘述。

    2. 供给方

    宗教市场论认为，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潜在的信徒。供给方则指宗教组织、团体。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只关注需求方，这虽然不错但是不够，现在宗教市场论强调了一点：当宗教的需求方相对稳定时，宗教发展的动力来自供应方。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拿中国的宗教做了一些比较。

    首先，大家的外部环境相同，每一个宗教团体所遇到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都是一样的。虽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大家的结果却不一样。大陆五大宗教中，伊斯兰教仅在某些民族中发展，所以现在按照官方统计，10个少数民族的21，000，000人也就是全部信徒的人数。佛教发展的状况应该是丝毫不逊于基督教的，但是佛教徒的定义是不明确的。寺庙里人山人海，但很多人只是心里有事才去拜佛，没事就不拜。而且很多人包括佛教徒认为佛教的门槛太低，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所以人很多，以致信徒自己也不很满意。

    另外在有些方面佛教的世俗化非常严重。但是这一点很难说清，有人说这不是世俗化——因为世俗化意味着宗教的衰落——而是中国化。我2007年去少林寺时感受到它的世俗化的确很严重，比如他们所出售的所有纪念品都宣称为开过光的，开光后的纪念品自然要价很高。后来我询问开光是怎么回事，有一个人告诉我，以前买一个佛像他们会用十分钟的时间给这个佛像开光，而现在他们会用十分钟的时间给一百个佛像开光，然后再称这些佛像已开光。如此一来，这些东西的成本就变小了，只是还有很多人照样购买。

    还有一次我到少林寺塔林参观，有一个和尚拦住我说我的面相很好要给我看相，我说我不信这些就谢绝了，但转而一想，我应该让他给我看看，毕竟我是做宗教研究的，于是我同意了。同行的还有其他人，和尚不让他们和我一起，就把我拉到一座塔的背后给我算命。我发现他刚开始所讲的东西还是很对的。他说：第一，你不能当官，因为你很直爽，不光讲实话，还喜欢讲实话……。我听他讲得挺对，就一直听下去。后来他一定要我摸张牌，我摸了个上上签，意思是我很有福也会有很多钱。我说：我不相信，每一个都是上上签。他说：施主，你错了。他把牌翻过来给我看，确实我那张最好，其他的牌都有灾有祸。我感觉很像一个魔术。他说已经两个月没有人抽到这张上上签了，两个月前是被一个男子抽到的。接下来他又说了很多我会很好的话。我说：那就行了吧，我知道我的命很好，我很高兴。他说：施主，你的命这么好，你就这么走了吗？我说：我怎么走法，我当然要走啦。他说：不行。我说：既然你说我的命这么好，那你说佛陀在哪个方向，我就向这个方向拜三拜好不好？他没有讲话，我就自己拜了三拜，准备走。他说：不行，你必须付费，因为我给你算出了这个东西。我说：一定要付费吗？他说：当然。我说：这是谁规定的？他说：这是我们规定的。我说：那你要多少钱。他说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数字：九千块！我非常吃惊，我马上把钱包打开给他看，里面只有两百块钱。他说：跟你来的人一定非常有钱，你去向他们借。我说：这怎么可以呢？他说：上次那个施主当场拿了四千块钱，然后又马上去取钱。我说：我可不是那个施主。但是他就拉着不放我走，我说：反正我只有两百块钱，这样吧，我给你一百，另外一百我打的回家总要用吧，你不能从我这里拿干净啊。最后他骂骂咧咧地收了我一百块钱。事后我询问了这样的情况，得知这在那里不是少数。每一个去拜佛的人都愿意算一算命，所以他们就这样要钱。可是迄今为止我也没发现自己变得有钱了！

    第三点，我认为不少佛教界人士与政界、商界走得太近，以至于有些“佛教徒”给人的印象是有教无佛，例如上述那种和尚更是要钱不要教。综上所述，虽然佛教发展也很快，但是由于其信徒定位不明确、门槛过低等原因，使许多人质疑它发展的方向。道教我无需多讲，它在社会上实际处于衰落态势，很多道教研究的人员都承认道教是不景气的。现在中国很多民间宗教都被贴上道教的标签，因为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和宗教干部将不了解的民间宗教都统称为道教，但是那些教的教徒却否认自己是道教。

    下面我比较一下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两个同根宗教。1949年，天主教徒有320万人，而新教（基督教）信徒只有70万人。在1949年到2000年这51年的历史中，天主教徒发展到530万人，新教徒发展到2000万人，这些都是保守的统计。可以看出，1949年时的天主教徒为新教教徒人数的4倍多一点，2000年时正好反过来，新教徒基本上是天主教徒的四倍。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天主教和新教有很多相同的东西，并且它们所处的环境也一样，然而为什么还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天主教的发展何以滞后如此之多呢？这就要用到“供应方”这一说法。

    实际上天主教也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我近几年来对天主教的关注一点不亚于对新教的关注。大城市里天主教会每堂的弥撒也有很多人参加，而且他们为了吸引人也组织了一些活动，比如天主教南堂利用其外语优势办了很多外语班，包括英语班、法语班、拉丁语班等。他们每周的弥撒，第一堂是拉丁语，继而是英语、法语和中文，很多人都愿意去参加。此外，他们也做家政辅导，也办夏令营，这些都是城市的天主教的活动。至于天主教在农村，比如山西的天主教村——六合村，他们搞得生机勃勃、十分活跃，整个村子很和谐，风气也很好，这都与天主教自身努力相关。我也带过人民大学的学生到城乡结合部的天主教堂，发现这个教堂有许多由外来人，他们因为周日没有地方去就到教堂来了。其实这些年来天主教自身是比较努力的。我采访过20个天主教徒，问他们有没有传教的意思，其中只有一个人说：我觉得我们信主应该要传教。注意，他也只是用了“应该”一词。采访当中我遇到一位学心理学的大学生，她是从新教改宗到天主教的。我问她改宗的原因，她说：新教教会总是要求我们传教，令我反感，而且很多事情都要信徒自己做，我发现天主教很好，什么事情都不用去想就已经安排好了，所以我就去了天主教。

    这两个人的话从正、反两面都论证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不同，这其实是由各自的历史传统所决定的。天主教认为传教只是神职人员即神父的任务，但是基督教却不同。针对基督教徒的传教意识我做了一个调查，其中一半的人都是满有热情的，很多人认为传教很重要并且确实在积极地做。所以这样的不同就导致结果的不同。

    我们用宗教经济论的观点来看待天主教组织和新教组织这两个宗教供给方，在宗教竞争中它们明显的不同在于信徒的传教意识。美国宗教社会学大家Stark经过大量研究得出，宗教市场竞争中的关键因素是人际关系的网络。他说：一个大的宗教组织，它的增员效果主要在于人际关系网络，而且增员经常是通过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进行的。所以说在宗教组织的增员中，社会关系网络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用人际关系网络来解释农村基督教的发展相对比城市快的一些原因。在现代化的城市中人际关系相对薄弱，比如我住在人民大学将近8年了，可还是不认识左邻右舍，大家的关系很淡，仅仅认识有限的几位同专业的老师。我们研究所也有很多新的、年轻的面孔，但是我都不认识。关系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使用，故而关系很弱。但是农村的人际关系很强，一村、一户、一代都可以是熟人或亲戚。只要有一个人信教，就可以带动一个村子甚至一个乡、一个县全都信，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天主教发展成员主要依赖的社会关系是自上而下的，都是从前辈到后辈，几乎没有从后辈到前辈的情况。神长对信徒传教，信徒自己不传教。父母传给子女，子女直接在婴儿时受洗不经过传教。我也调查了新教徒传教网络，可以看到从朋友同事一直到身边的亲戚，传教很密地逐步展开，如同滚雪球。很多的有效问卷证明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常认为，给两、三个人的传教扩大得很慢，实际不然。美国社会学家Stark列了一个表：

 

 

    从这表格最右下角的惊人数字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际网络关系和传教意识是宗教供给方的重要因素。可有人会质疑：若干年后岂不是全中国都是基督徒了？其实这里面也会有一个饱和的情况，所以不会无限增长下去；此外，这个表格数据也只是纯理论的推算，它旨在说明我们不能小看这两个因素，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近几年基督教快速发展的问题。

 

    1. 民间文化的影响

   

    基督教与民间文化之间存在很多张力，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试论基督教的民间化》的文章，故而不在此系统论述这一点了。很明显的有“祭祖”问题，对于是否祭祖我采访了很多基督徒，一般有三个态度。有的人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坚决不祭祖。有的人说：祭祖是个形式，我参加也无所谓。还有的人说：祭祖没关系，并不能表示我没有坚守我的信仰。但实际上，这种张力发生在很多方面。我举一个小例子，是一个学生在云南所做的调查，它反映了基督教跟民间文化在实际生活中的张力。在云南的一个村子，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头去世了，他有五个子女，其中三个信基督教，两个不信基督教。五个兄弟姐妹就为了葬礼“打仗”。两个子女坚持用民间传统方式来办丧事，而另外三个坚持用基督教的方式。最终，五个子女达成了一个协议，先用传统方式，大家披麻戴孝几天，全村人一起吃饭，晚上打牌守夜。这些做完之后，再轮到基督教牧师来做葬礼。有学生说基督徒子女输了，因为先办的热闹。然而最后的结果是，村里的人发现原来基督教的葬礼那么简单，即不花钱又不耽误时间，很好。所以我认为女儿们并没有输。文化中存在的张力就体现在实际生活当中。还有一个学生在河南所做的调查，在农村节庆日时大家要搞庆典，村民们通常是吹唢呐、耍狮子、耍龙等。村里的基督徒认为他们也要搞，否则基督教就会被边缘化，话语权就要丧失。所以农村教会会众凑钱决定也搞。为了避免重复传统形式，他们就请来了有大管、长号这样的乐团做西洋形式的庆典。

    张力存在，磨合与缓解这种张力的方法就是妥协与创新。妥协很容易理解，就是在没有其他办法时候的顺从，在中国很多地方农村基督教做了很多妥协，所以农村基督教传道人总问我是不是他们世俗化了。关于创新，最早的太平天国就是一种创新，它合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的一些东西。后来的耶稣家庭及今天的东方闪电，它们有很多基督教的东西并且占主流，但它们也有很多不是基督教的地方。我认为这就是民间文化影响下的妥协与创新。创新出来的东西是正还是邪？是中国化的基督教还是其他的什么？我跟很多外国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他们好像比我们的信徒更开放，他们认为这就是中国的基督教，是本土文化所塑造出来的宗教认同，因此不能够忽略本土文化，如果把本土文化单放在一处，宗教认同是很难实现的，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地区。

   

    面对中国强大的传统文化背景，外来宗教如果想要立足是会受到民间文化影响的。从事实来看，影响的结果是吸纳了民间文化的某些成分，但并未放弃自身。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基督教在中国的民间化是一个自然的道路，它必须要经过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一直要到中国基督教自身强大到可以来清算、清理这些东西的时候为止。至于这是不是一个自然途径，留给大家来讨论。虽然在城市这样的问题相对遇到得少一点，但是在广大农村这一问题非常突出。

    2. 合法化问题

   

    这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去年11月我和在座一些朋友参加了一个由国务院发展中心召开的关于家庭教会的研讨会，会议虽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其成功之处在于至少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话题拿出来谈论。今天我认为很有必要讲这个问题，如果不讲的话基督教研究就没有面对现实。我看过的一个宗教研究方面的材料，上面提到家庭教会对待登记的4种基本态度。第一种态度是非常坚决，绝对不登记，认为自己本身就是合法的不需要别人的认可。第二种态度是另一个极端，需要合法化，需要登记，希望政府能够接纳自己。第三种是中间态度，有条件地接受政府的登记要求，比如在三自教会之外登记，不是政府要求就乖乖地登记。

    反过来政府也是有要求的，不是随便哪个想登记就可以登记的。据我了解，迄今为止真正登记并得到批准的教会只有两所，而且其中在东北的一所家庭教会登记后又反悔退出来了。可见，登记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可以做到的事情。第四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非常老的家庭教会，他们也拒绝登记，只是原因不同罢了。这类教会与我们所讲的中国今天新兴的家庭教会不同，他们是因为宗派问题以及最开始对三自意见不同而存留下来的“老家庭教会”。

  

    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来看，不论家庭教会如何看待三自教会，其自身合法化都存在着问题。在那天的研讨会上大家提到几点，比如如何登记的问题。与会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政府叫登记方去东门登记，结果到东门时发现大门上锁，并附“登记请到西门”一条，待到西门时亦发现大门上锁，并附“登记请到东门”一条，结果就是不管转来转去，其实两个大门都是关上的。还有人说：登记的门其实是画的，里面只是一堵墙，贴了一张纸。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讨论，我觉得，如果让家庭教会登记，不管是否在三自之内，三自内有些人会觉得其话语权和领导地位等等都可能被改变。因为家庭教会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登记确实有很多问题，而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又有什么构想，都是值得思考的。由于目前我们与政府、各个部门的沟通很少，有些情况大家不很清楚，我在此介绍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设想。第一个是于建嵘，他代表了一种声音：强烈要求对基督教“脱敏”，给予家庭教会登记，但是要在三自教会之外。他说得不错，基督教有很多问题让政府比较害怕，如果让基督教隐蔽起来处于不合法的地位，那将会越来越糟糕，只有将其公开并合法化，这些问题才能得以解决。第二种是家庭教会中极端人士代表提出来的：登记可以，但要在三自之外并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绝对不可以“成熟一个登记一个”。第三种设想是仿照经济特区搞宗教特区，有人很具体地提出设立6个特区，分别在北京、云南、福建等等有代表性的地方做试验，既然是特区就不应该受登记的限定，经济经过30年可以搞活，他们坚信宗教特区也可以将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都是设想，也是大家希望解决家庭教会合法化问题的良好愿望。只是上级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尽管我们递交了详细的报告，但是因为今年非常特殊的情况也不会有太多考虑。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依然可以继续讨论，通过各种渠道把问题反映上去。

 

    3. 面对传统文化复兴的问题

   

    传统文化复兴的具体表现是很多人提倡兴儒教，这一举措是自上而下的，不是从政府而是从很多学者、精英掀起的。很多基督徒抱着非要把中国基督化不可的决心，一定要让中国每个角落都基督化，而很多持儒教观点的朋友则是绝对不允许洋教在中国国土上生根、壮大，两边呈誓不两立的对抗状态。而我是要承认多元的。事实上文化与宗教状态也必然是多元的，多元宗教是一种常态，很多宗教学大家都提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库比特谈到，如果人类要像这样生活下去，一定是生活在宗教多元环境中，而且越多地看到周围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一起工作、喝咖啡。所以我认为多元的存在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也是现代社会的特征。首先我认为一个事物的复兴不能单靠人为，比如几个学者的宣扬，但是如果这样一个复兴存在的话，我们要正视它，并在某种程度上接纳它。对话是我们和平共存的唯一途径，因为对话意味着生命，对抗意味着死亡。如果大家对抗下去，肯定会越来越糟糕。

 

    回到我们最早的主题，我们中国的宗教生态有没有失衡？我去做这个课题陈述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讲这个问题，现在两三个月过去了，我看了不少书，我总结多人的观点，认为宗教生态平衡有几大指标。首先，各个宗教与社会环境有良好的关系；各宗教之间能够和平共处。第二，各个宗教在时间、空间上是有序而稳定的活动与发展。第三，宗教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和自由的调节功能能够正常发挥。如果现在我再面对那些评委专家，我会说：如果你只说基督教发展快是中国宗教生态失衡，我认为不对，因为佛教发展也是很快的，为什么就不是失衡呢？现在中国宗教生态的失衡，在于宗教和它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非良好，在基督教方面是压力太大；其他某些宗教则是与政界、商界过于紧密；社会环境对五大宗教的态度是不同的，对于传统宗教宽容得多，而对于基督教、天主教则相对而言要严紧得多。

 

    在前面供求关系的部分我有一点没有讲留到现在。市场有供应方、需求方，此外还有管制方——它也是造成基督教现状的原因之一：管制方对基督教有一种“特殊照顾”。从社会学上讲，如果外部环境压力很大，内部一定抱团抱得更紧，而且内部的生命力会更强，它会想办法冲破外部的压力而爆发。在关于家庭教会的研讨会上，有位从河南来的基督徒说，1949年有70万人基督徒，经过压制现在有7000万人，如果再压制十年的话恐怕将有7亿人。我不知道管制方是否能理解这一点，当他们没有用生态平衡的良好方式去对待基督教的时候，其实反而促使了它快速成长。

 

    谈及快速成长，大家可以各抒己见，我只讲一点。去年十一月我到下面去采访了几位宗教干部。一个市有两位宗教干部，其中一个人负责民间宗教和四大宗教，另一个人专门负责基督教。他们说因为基督教事最多，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基督教是最好的宗教。我问他们问题出在哪里，他们说：问题在于基督教发展过快，这对基督教没有好处。他们要我把这话带给基督教的朋友，我也认为从管理上看他们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要想我们的宗教生态环境更好一点，是否可以考虑一下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缘由呢？

 

 (本文由哈拿根据高师宁讲座整理)

 

                                        （本文转载自：问道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