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伟 陈荣毅

    1．小引

    我们关注到，所谓的“中国文化更新”，业已深入人心地成为这时代的重要命题。中国文化更新这个命题的提出，可以回溯到本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于上世纪中业的近代维新思潮。从相当意义上而言，中国二十世纪文化也是围绕著更新（或者还有变新、重建等说）这一主轴来展现其现代化风貌的。但是，中国的知识份子，无论国内海外，从未像现在这样同心协力地来全面展开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改革；而且，当代一些且有代表性的西方社会文化与宗教哲学，亦对东方文化的发展重新表示了浓厚的兴趣足够的尊敬。或许可以如是说，中国文化更新正在成为球多元文化体系中一个格外令人瞩目的现象。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更新确实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认知与判准的进路（approach of perspective and justification）。正如有人说，“一个世纪来，中华民族，尤其是它的知识份子，一直受到同样一个问题的缠绕： 传统文化向何处去”？ 我们认为目前至少需要突破以下三方面的难点。

    第一，中国文化更新这个命题本身，就存在著涵盍界定上的因难，相应导致辨析上的混乱。关于文化的定义，据人类学家克罗伯（A.L. Kroeber）统计就有一百六十种之多，中外学者至令似乎还无一个基本的认同。 至于更新，亦是存有不同理解及其歧议，结果发生取向的偏差。

    第二，中国文化更新的寮现，究竟是沿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人文主义的道路，面向西方寻求现代化意识的外力？还是遵循当代儒学的架构，从中国传统文化确切地说儒家文化中寻求赖以延衍的根本？抑或期待当代儒学第三期以及西方某此宗教哲学乃至神学的努力，来达至东西方的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互补融合？ 姑且勿论这此探索是非对错，目前都还仅仅是作为问题被提出来而处于悬而未决的情态，一时难有本质性的突破。如果确有其他的进路可寻，寻么又将会对中国文化带来怎样的变新？

    第三，从基督信仰上来说，这个新的进路就是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么省及回应。用当代儒家第三期的话来说，即是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正面临著基督教的挑战。 然而不能不承认，基督教及其分地“街接”，总令人有脱节、或者隔膜、甚或对立的感觉。因为近一百年来，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一种表面现象的单个对比以及之完全摒弃的即定模式，也已经习惯了一种信仰必须全面压倒文化的简单化态度。

    结果，基督教影响中国文化成为一相情愿或是一句空话，而中国文化又不愿意低身下气地从基督教及其神学文化里获得更新的启示。然而事实上，以中国文化拒绝基督教，或者以基督教代替中国文化，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我们认为，比较确切地回应中国文化更新的命题，似应从这样四个方面入手。首先，应该确定文化更新这个概念的涵盍；其次，确定中国文化所要更新的，乃是中国文化的本体，而并非其他旁涉问题，譬如哲学史学、道德伦理、民间宗教、社会制度、科学技术、语言艺术以及民族心理等；再次，重新审视目前国内外有关中国文化本体性的主要进路及其已然和必然的因惑；最后,再从基督教三一神学景观针对性地回应些进路与困惑。一言以蔽之，我们愿意从中国文化本体更新的实际问题出发来迎接基督教神学的启示，同时透过基督教神学的启示回到中国文化本更新的自身内容；换言之，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双向参照的进路系统，来开拓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研究的新局面。

    然而当我们大致确定了述双向参照的全部内容后，我们发现，这委实是一个宏大的音课题，以有限的篇幅当然是无法详书的，同时也的确需要更多的同仁参与和验证时间。所以，较为妥当的方法是，目前提供一个基本的架构或日一个概括的观照。至于详书的解析，将来可见诸于另一专著。

    是故，我们称本文为一“纲要”。

    2．中国文化更新的界说

    2．1．文化乃是关系

    探论文化更新，必须首先界定命题本身的确切涵盍，否则词后的探论就会歧入南辕北辙。显然，这里所探论的文化，是有关人类的认知与判断的本体性问题，也就是文化存在基础的问题，而并非一般外表的诸种文化现象。所以，书管对于文化定义有如此繁多的描述，抑或对文化定义有不同角度层面的归纳 ，我们认为，文化的本体，或者说文化存在的基础，乃是一关系（relationship）。

    关系所映了文化的本体。关系自然包括人们通常关注的那种人类与世界事物的一般关系。但是这里，尤其意指人类与那种超越自已但又关联自己以及其他事物的先验本有的特别关系，即基督教所称的神与人的关系，亦如先秦哲学所含糊表达的于与人的关系。惟有首先透过特别关系再来审视一般关系，才有可能回答人类文化或者说人学究竟是什么？从何而来？期求什么和如何生存？等等这些构成文化本体的最深入和最基本的生存要素。换句话说，真正意义上的关系，或者说完美意义上的关系，使得我们对文化的认知与判断不仅仅停留于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交流的现有（existing）关系层面，而且，透入到形成这种物质生产与精神交流的原有（original）关系层面，这样就从关系的两个层面上显现了文化之所以能存在的真正本体。

    关系反映了文化的社会性。即上海述人类与世界事物的一般关系。作为现有文化主体的人类是社会关系的薯和， 具体表现为人与群体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其他宗教信仰（包括人文性准宗教意识如中国的儒释道三学）的关系。

    关系反映了文化的结构性。因为文化涵摄了众多学科，但无论所谓人文学科（思辨、伦理、审美、社会）抑或自然学科，都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其融汇与海派生的所谓科际整合的趋势。

    2．2中国文化关系

    确定文化的本体乃是一种关系，对于中国文化及其更新有著极为重本的意义。这是因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儒家的仁学和道释的缘起说从人际与人物两个角度曾对关系作过精辟解析，因此关系几科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特徵。“也有人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认一切…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这就是中国人文主义的人论。”

    问题是，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却又是平面的或者说是断裂的，基本停留在现有的物质生产与精神交流这一般关系的层面上，而不能也不可能现出人与先验和超越的本有的特别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绝对人文的特性。因些，在主体关系上，反谓的道德主体是根本缺乏本体性的，其表现为自生自发性、判准的随意性和机制的对闭性：在认知关系上，则歧入主体向客体对立与取代的一元论，即感性向理性、主观向客观、心悟向知识、相对向绝对、和个别向一般的完全对立与取代；在人际关系上，也导致了自以为是（良知放任）、自我隔绝（主体实现）、自我抽象（内圣修养）和自我功用（政教合一）弊病。

    然而，也就是因为中国文化这个本体上的缺憾，使得我们有契机和有必要进行所谓更新的工作。应该承认，基督教及其三一神学在关系上的启示，正是新中国文化的一条可能性和可行性的进路。因为“三位一体的‘位格神’造人，是出于他们位格内关系丰盛满溢之流露；神照著自已的形象造人，原意亦在于使人能与神自已，与其他人类及被造之世界，在关系中获得存在基础（本体）”。

    2．3．关于更新的诸家评说

    至于更新，目前有几种代表性的意见，而且大多由当代儒家提出，这使得我们能从不同层面进行审视，尔后作出较为确切的把握。

    所要更新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儒家传统文化。道释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入儒而可以忽略不计。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不可避免地要被当代儒家在内的这一代中国知识份子“更新”。“我们今天为了探讨与解决儒家思想的时代课题所应把握的首要线索是，如何从我们（后）现代的观点发现儒家思想的内在难题，而经由免于成见的严密分析与哲理海省察。设法寻获超克这些难题的适当途经”。 这段话集中反映了所有关心中国文化发展的知识份子的心愿。由些可以推见，儒家文化乃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存在著根本性问题，非“革心改面”而不能“劫后逢生”。

    但事实上，由于人们、尤其当代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斩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所以落实到更新的理解与运作上就出现了不书相同的歧异，大致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类：

    一是诠释类。即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经典学说进行梳理、归纳、提升和引伸，在此基础上赋予原有内容以新的意谓乃至现代哲学逻辑体系。这确实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传统的东西具有了现代意义。但究其实质，仍是新瓶装旧酒，即无法摆脱和超越构成中国文化“内在难题”的旧的根本。甚至於诠释的本身亦有差强人意之处，譬如牟宗三先生提出的极著名的“坎陷”说，就似有语焉不详的问题。 这显然并非更新。

    二是参照类。即参照东亚发达国家与地区如日本、新加坡等消化儒家文化的“成功经验”，包括价值取向、管理策略以及整个经济文化，来看后期儒家社会的崛起，从而开出类似于韦伯（Max Weber）创立的那种新教伦理。我们不否认新教伦理相对于其他关现代资本社会学说的精辟深刻，亦姑且勿论客观存在的得与失，只是担心他人的经验是否适用，他人的短处是否经过了审视，他人的哲学理论是否为中国文化之本。
三是互为类。也日中西文化互为体用。即是不分外来与内存，只要经过实际检验证明是好的，就为我们现在所依据和所采用的。这破除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偏颇，亦纠正了五四以来全盘西化的片面，从更为开阔的视野来发现乃至建立中国文化的真正本体，不失为积极的构想。但事实上这一构想在相当程度上无从落实，原因很简单，东西文化的相加互用并不等于中国文化的本体。

    四是创造类。这类基本上属于上类，只是为了避免上类的简单，才主张创造以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化的本体使用创造一词是否恰当，应该引起足够的审情；换言之，创造文化这一说法能否成立，似乎还是个问题。因为文化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稳定积淀。非能以彼此物。现实的例子也可说明这个问题，譬如五四初期要革命整个中国旧文化，创造新伦理新文化，但那毕竟是独特处境下萌发的一种感情喧泻，至终是难以兑现的。

    2．4．更新乃是重生

    我们的归纳或许挂一漏万。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与更新的认鸾，因为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认识并建立在对他人的破除之上，而主要是在得到不同方位启发的同时，进一步明确自身。

    我们认为，更新乃是重生（born again）。这里所言的重生，基本意义上是来自圣经以及基督教神学的启示。 文化重生包含两个关联的层面。概要地说，第一个层面是，中国文化的本体，自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由这种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文化传统有著千丝万缕的内在性的联系，任何民族、区域的人文性文化乃至理想中的世界大同文化，都不能也不可能代替中国文化和成为这个文化的本体。但是第二个层面是，如我们先前所言，中国的文化，应该而且必须与那超越但同时又关联著人类认知与判断的先验本有，即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发生内在的关系，惟其如些才能促使中国文化从单一平面的关系上提升至完整立体的关系，走出主体关系、主认知关系和人际关系这三大内在难题所制约的因惑。

    在这里，的确可以看出一种完美意义上的文化关系；即，先验本有的神是作为施予主体，把构成文化的最深入和最基本的生存要素及其价值判准，完美无缺地施予中国文化，从而使提中国文化具有了根本性或者说是起源性的本体，同时也使提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观照不再流于人文性文化关系的浮表；同时，中国文化是作为特定的接受主体，来接受先验本有的神的施予的，换句话说，本体是在特定的文化承体（context）建立和显现的，所以，最终落实的文化形态只能是中国文化而不是也不能是其他任何文化。随著施予主体与接受主体、本体与承体亲密无间的合二为一，中国文化至终从平面的和断裂的关系状态下，与先验本有的神成为完整的和立体的关系，这就获得了重生，也就是实现了一般所谓的更新。

    我们之所以反覆强调中国文化的本体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乃是因为中国文化本体意义的阙如，和对中国文化本体认知的混乱。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更新的历史，如有代表性的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至当代儒家的传统文化运动，已经无可讳饰地暴露了这个问题，因此需要我们透过本体来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因为基督教三一神学强调关系的本体意义，使得我们充分理由相信，它将会在中国文化更新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文化的主体关系、认知关系、和人际关系这三大命题上，显示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