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中电公司董事长李小琳正式提案，要求给每个中国老百姓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管理中国，让每个人都要知道羞耻。这个“创意”引发了无数联想：谁来建立道德档案，谁来执行道德记录，谁来进行道德审判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对于这样一个展现权力想象力的提案，甚至有人想到到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能够对每个人的道德进行管理的似乎只能是上帝的权力，那么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中国，谁有这种权力？

　　“唱红”的热潮刚刚尘埃落定，道德又一次成为公共话题。从三鹿事件到和谐号事件，从郑民生到小悦悦，从李刚门到韩寒门，道德永远是中国人最常见的“借口”。事实上，一切都与道德无关，甚至也与法律无关。在失控的权力之下，国家这个利维坦正成为社会的主宰，金钱则成为全民宗教，而“赚钱的方式无一例外地使人堕落”（梭罗）。国家在去政治化和去法治化的同时，社会正日益走向去公民化和去道德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信仰缺失与实用主义泛滥双重作用的必然结果。

　　《圣经》说，智慧的产生超出了上帝对人的期望，他害怕智慧之花会结出愚蠢之果。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人类，人类如今已经拥有了和上帝一样的能力——造（克隆）人。自从两千万年前与类人猿分裂以来，今天的人类正走向第二个道德分岔点。无数现代思想家警告人们，在工业化的失乐园，人类正从神圣时代跌入世俗时代，每个人都无处可逃地沦为一个失去信仰的孤独者。没有任何终极关怀可以将碎片化的生活拼接起来，这是人类文明世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物质的丰裕使道德、政治、文化、信仰的贫困与危机更加触目惊心。

　　一个良好的社会应当保持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均衡发展。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物质财富的基础和原动力的话，那么信仰和道德就是精神财富的原动力，“世界是一座桥，走过去，不要在上面盖房子。”由传统乡村构成的农业社会已经解体，人类从乡土的熟人社会走向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亟需重建一种文明的社会共识。传统时代的宗教与道德作为一种社会共识，面临着两种结局：要么得到继承发展，要么被抛弃废弃。与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农业时代不同，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模式的原动力来自于攀比和竞争，或者说得残酷一点，就是激活并放大人性中的贪婪与嫉妒，摧毁人类的智慧、平静和幸福。

　　在国家与社会发生残酷分裂的同时，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强烈落差成为当今世界区分先进与落后，甚至文明与野蛮的一种新尺度。无论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也罢，还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归根到底，人类社会最大的割裂还是在精神层面。如果说经济裂痕尚可弥合的话，那么精神层面的断裂则是无法挽回的。如果说经济的落后尚可迎头赶上，那么精神的堕落则万劫不复。现代社会最大的变化就将传统的“道德人”改造为“经济人”，人们在付出精神代价后实现了物质富裕，却陷入另一种精神贫困。精神的富足比物质的丰裕要艰难得多。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判断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不再是看船坚炮利高楼大厦，而是看社会的友善诚信正义公正。

　　半个世纪之前，美国政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在《落后社会的道德根据》一书中，提出一种“去道德化”的社会形态。现代社会使人走向原子化和碎片化，因而形成“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这是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困惑。“去道德化”并非“不道德”。如果说“不道德”指的是有悖于通常道德标准的行为，那么“去道德化”则是一个中立的状态，一切都与道德无关。每个人信奉家庭主义，只顾及自己小家庭的利益，而完全置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于不顾的社会信条。在这种“去道德化”之下，社会被完全消解，因而社会“消失”了。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提出“保卫社会”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去道德化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极端化。在社会层面，去道德化导致了去社会化，没有社会，只剩下一个个彼此孤立的人或者冷漠的“群众”。在国家层面，去道德化导致去政治化，抽象的政治理念或意识形态与平日的日常生活失去任何联系。所谓政治只是作为一种宫廷权术存在，胜者王侯败则寇，结果会证明手段的正确，这完全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去道德化社会中的人们只相信眼前利益，而不相信未来；只看重个人利益，而漠视公共利益；只相信金钱，而漠视道德和尊严。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没有“社会”一词，比较接近的是“天下”。社会的失败即“亡天下”，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改姓易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之相食，谓之亡天下。”2000多年前，《吕氏春秋》中说：“天下乃人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一姓之天下。”这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是一回事，即社会与国家无关，社会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国家诞生的过程其实是对社会驯服的过程，或者说，社会诞生的过程也是对国家驯服的过程。当国家成为“利维坦”时，社会就沦陷了，国家意志必然取代社会道德，这就是权力的胜利，或者说，这是暴力的胜利。从根本上来说，社会是道德的，而国家则是暴力的，这二者是完全对立的。国家的胜利必然是暴力的滥觞和道德的溃败，典型如“文化大革命”。在一种国家主义狂热之下，社会彻底礼崩乐坏，那些以“道德”的名义对人本身的攻击，使古今中外所有的精神暴力都相形见绌。

　　道德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共识，营造了一个信任的人群合作机制，特别是陌生人的城市社会，信任是道德的基本表现，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基础。西方有一个典故，对在桌球游戏中欺诈者的惩罚是让他在凹凸不平的球桌上，打椭圆形的球；对诚实者的奖励是在很平滑的桌上打很圆的球。权力社会常常是一个反法治社会，不正义的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常态。在法治丧失的同时，道德被祭上神坛。道德成为粉饰乱伦和不正义的廉价脂粉，正被四处擦抹。黄仁宇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色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律，将法律道德化，将道德法律化。实际上没有法治就必然没有道德，没法法治的道德只是一种伪善。伪善的本质是恶，就如同权力的本质是暴力。去道德化与去法治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的伪善化与国家的暴力化相辅相成。随着国家暴力化的发展，去道德化的社会最终必然走向崩溃，“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李世民）。

　　萧伯纳认为，宗教是世界上惟一真正的动力。宗教的意义在于承认人性的不完美。孟子曾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对于信仰传统缺失的中国来说，以实用逐利为核心的功利社会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人是魔鬼与天使的组合，具有兽性和神性；人的本性是兽性的，神性的一面只有宗教才可以赋予他。从性恶论的观点来说，所有的道德都来自于宗教。索尔仁尼琴将当今世界道德勇气缺乏的原因归咎于宗教感的丧失。科学起源于宗教，但科学并不能代替宗教。宗教的真谛并不是对神的崇拜，而是宣传一种人类本是一家的共同信仰，并教育人在克制中达到和平与安宁，符合爱的精神。所以历史学家威尔斯说，宗教是“历史的大纲”。事实上，信仰的缺失与偶像的神话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最为吊诡的现象，这里也是个人崇拜的狂热沃土。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然后孔子就被尊为神，有时候也被斥为鬼。亚瑟·史密斯在《中国人德行》一书中入木三分地写道：“本性上对最深奥的宗教真理的绝对淡漠是中国人最悲哀的特征，比如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一个没有心灵的灵魂，接受一个没有原因的和谐，接受一个没有上帝的宇宙。”

　　按照金岳霖的说法，如果秦始皇是英雄，那么陶渊明就是圣人。纵观人类历史，可谓英雄无数，而圣人则寥寥无几。英雄大多是暴力的产物，圣人则是心灵的结果。正如信仰是人性的提升，道德是道理的提升，道德的根本是善，这与宗教是一脉相承的。从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宗教，而所有的宗教都倡导关爱与善良、公正与平等。无论佛教的“慈悲为怀”与“众生平等”，还是基督教“上帝爱你”与“兄弟姐妹”。德国思想家鲁道夫·沙泽曼说：“我们不能自由地选择历史，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自由地选择学习的榜样。太多的人向威胁和利诱屈服了，太少的人有坚贞不屈的勇气。只有信仰才能给人这样的勇气。”

　　10多年前，有一个年轻的德国人来到中国广西一个偏僻的山区，从此他就生活在这里，他给穷人的孩子们上课，和他们一起生活，甚至这期间屡屡被地方当局处罚和遣送，但他已经和这里的山水这里的孩子连为一体。在这个离最近的网吧要爬十几里山路的地方，他找到了真正自我；在孩子澄澈的眼眸中，他实现了一个人最大的价值。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卢克安。卢克安说：“很多人过得很可怜，天天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他们就用钱买的东西来安慰自己，让自己忘掉不能做理想的事。我的情况不一样，我直接去做我愿意做的事，所以我也不需要拿物质的享受来安慰自己。”

 

                           （本文转载自：共识网（2012-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