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农

 

 

 

 

    宗教地理学是研究宗教起源、分布规律和宗教信仰、宗教活动(包括习俗)、宗教建筑分布的空间特征、景观特征及其发展变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学科。宗教地理作为区域现象，很早即为地理学家所重视。随着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宗教地理的作用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索弗(D．E．Sopher)1967年出版《宗教地理学》(Geography of Religions)，1981年发表论文《地理学与宗教》，为宗教地理研究内容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宗教地理研究内容有:1、宗教的起源地、分布和传播。2、宗教文化景观。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信仰、礼仪和习俗，从而形成特殊的环境感应和文化景观。3、宗教对自然环境的影响。4、宗教对领土和疆界变动、战争、人口分布、聚落形式以及地区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影响。5、宗教对区域经济和城市的影响。宗教作为上层建筑而成为经济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近20余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开始对人文地理学的这一新分支逐渐重视起来。如介永强曾认为学术界有必要创建历史宗教地理学。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内容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特征以及历史时期民族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等。其研究方法应有下列几点:1、要将历史文献与宗教典籍相结合；2、要将文献分析与实地考察相结合；3、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4、要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除开加强对此学科分支的理论研究外，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实例研究。根据上述历史宗教地理学的理论，广州市东山口的开发与发展，可以成为历史宗教地理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故本文将根据历史宗教地理学的基本原理，基于对历史档案与广州东山口一带的实地考察，探究基督教新教传教会———美南浸信会与东山口的城区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广州东山口的发展过程

 

    广州东山口地区是新中国建国之前广州的一个时尚高级住宅区，特别是其中的一片别墅区，更是这个住宅区的精华所在。这片建筑群位于东山口均益路、庙前西街和启明横马路之间，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建筑风格均为中西合璧。东山口，指广州城大东门外的一片郊野，距城约3公里，最初仅指环绕东山庙的地方，包括后来的庙前街、署前路、寺贝通津、龟岗马路。后来，其范围有所扩大(参见附图)。“位于旧广州城东门外的东山，直到清末还是环境清幽的城郊，因明、清时期建有东山寺而得名。清末因广九铁路通过此地，交通的便利吸引着不少欧美侨民和本地富商聚居东山。民国年间，军政要人的别墅在东山更是鳞次栉比。因此，不少广州人认为东山是权贵聚居之地，是‘贵气’的所在，‘东山少爷’因而被谈论了近百年。‘有权有势住东山’，曾经是一种民俗心理认同。”

    东山口地区属原广州市东山区，本系秦南海郡番禺县地。宋时归属于广南东路广州府番禺县。元时隶于广州路番禺县。明朝，东山口所在的东山区东部地区，属番禺县鹿步巡检司管辖。清代则属番禺县管辖。民国十年，广州正式设市，东山区归属广州市。东山之得名来源，有两个:一是与风俗有关。“区名东山，与区处州城之东且岗阜连片，而州人向称丘陵为‘岗’、主岗为‘山’之俗有关。民国《番禺县续志·舆地志·山脉》便有‘城东三里曰东山’之说。”一是因寺得名。“具体说，‘东山’以寺名始于明朝成化、嘉靖年间。先是明成化年间(1465～1566)总镇两广内宫监太监韦眷，在其主管广州市舶事务期间择州城正东三里许的姚家岗南购地建寺庙。韦眷，《明史》本传说他‘纵贾人，通诸蕃，聚珍宝甚富’。这位贪赃枉法的太监，却想借建寺塑像立碑之机，欺世盗名。据该寺传世的有关碑刻记载，成化十六年(1480年)寺庙建成，纵30米，横50米。正殿奉三宝佛，十八罗汉列于殿后左右；殿后有韦眷塑像，冠带绯鱼，侍者夹立，寺僧祀之惟谨。初，寺俗名太监寺，成化二十三年明宪宗朱见深特敕谕护持该寺，且赐寺名‘永泰’，从此又有永泰寺之称。明嘉靖年间(1522～1566)‘海盗’勾联倭寇图谋进犯广州(《番禺县续志》有‘明嘉靖间黄萧养倡乱围广州’之说，不确。嘉靖应为正统之误。黄萧养起义后32年才有永泰寺)，绅耆乃迎佛山祖庙之真武玄天上帝来寺，以镇‘贼氛’，事后即祀真武于前，割前殿为东山庙。于是，永泰寺、东山庙从此齐名。……”

 

    因为有该寺存在，又因该寺周围有一些丘陵、山岗，故这里被称为“东山”。“因寺名而渐次将寺四邻成片的岗台地区泛称东山，大概始于清初。旧地志称:清初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破广州城后，逾万匹的战马即散豢城中，并纵兵扰民，遭广东布政使胡章疏劾，经部议令厩圈悉徒城外，于是‘平藩之马，豢于东山’。此‘东山’便是大东门外之驷马岗、马温水、马棚岗、马草街等当年牧地的泛称。及至清末民初，这片岗台地开发成街村，侨房成批涌现，民众习称寺四邻的街区为‘东山’，一直相沿未改。由寺名而地名，乃至街名、厂名、公园名、教堂名、校名，几因俗成规。民国时期的东山警察分署(后改称市公安局东山分局)、东山区公所均设在东山寺内。民国20年(1931)，广州市推行保甲制，始设东山区公所，这是市属行政区以‘东山’命名之始。……”

 

    广州市东山口的开发过程，从明清以来，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明清时期:明代以来，东山口一带只有永泰村、永泰寺、东山庙等。“《番禺县续志》所载明市舶提举江朝宗撰永泰寺碑碑铭有云:‘太监韦公(按:指明代太监韦眷)于广州城东门外四里许姚农岗市不耕之地营建佛寺。’明、清两代，东山地区虽然逐渐开发利用，但利用方式仍旧单一，利用程度很低，东部仍是松林茂密、寺庙点缀的牧地。”

 

    二是晚清时期美南浸信会对东山口地区的开发。东山地势较高，地广人稀，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选定东山为传教基地。教会开辟的幽雅居住环境吸引了大批归侨结庐定居。从此，荒凉的东山日渐喧闹，成为一个高档建筑成群的住宅小区。“最早成片开发东山的是美国南方浸信会广州分会，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他们于寺贝通津、恤孤院路、庙前西街、培正路一带，利用中美《望厦条约》弛禁外来宗教组织的机遇广为购地，并先后兴建了福音堂、礼堂、神道学校、恤孤院、培道女子学堂、安老院、慕光盲人学校、美华浸信会书局、医院、中外传教士住宅等。……浸信会中国教徒、华侨李济良、冯景廉、廖德山、余德宽等于光绪三十四年在烟墩岗建成培正学堂新校舍。”

 

    三是民国初年的开发。“清末民初，地处广州城东近郊的永泰寺前、东山庙背、龟岗、烟墩岗、竹丝岗、马棚岗一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盖缘此时期广州地区纺织、卷烟、机械、制革、建材、船舶修理等近代工业相继兴起，加上光绪三十二年(1906)粤汉铁路动工，宣统三年(1911)广九铁路建成通车，城区流动人口激增，而濒江平坦地的开发则接近尾声，于是，岗阜相望、村园错落、地旷人稀、空气清新的东近郊便成了公共建筑和住宅区开发的热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旅美华侨继教会之后成为开发东山的主力。至抗日战争爆发，龟岗、烟墩岗、寺贝通津、恤孤院路、庙前西街一带的建筑已联成一片。东山迤北的猫儿岗、犀牛尾、鸥村(今区庄)原是广州城东郊的荒山和农田，光绪三十四年(1908)劝业道陈望曾于此创建农事试验场，宣统元年(1909)，在爱国华侨实业家张粥士赞助下，在此办起了广东农林试验场，其大致范围是北抵今环市东路，南至今中山一路，东起农林东路，西到今农林下路。……今东山区城内除增开新商业区外，梅花村、农林路、马棚岗、竹丝岗等地段被划为模范住宅区进行建设。侨资合群置业公司亦在20年代建成启明、均益、合群等路段的街宅。”

 

    在东山口从城郊荒地建成为广州的高尚住宅区的过程中，有下列因素发挥了作用。“六十年前，一片荒芜的东山，怎么以后会变成人口稠密、新建住宅不断增加、宗教机构和学校较多的区域呢？从旧东山口形成过程来看，有几个主要的因素:一、欧美帝国主义宗教势力的入侵；二、海外华侨的投资和归国后定居东山；三、官僚、军阀在东山建筑他们的住宅。”这里的“欧美帝国主义宗教势力”主要指的是美南浸信会为主的浸信会各个机构。它们是在此地进行开发的主力军。它们所做的开发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二、东山口:浸信会在广州传教活动的基地

 

    广州为美国浸信会来华传教的开教之地。最初到广东的浸会宣教士为叔未士牧师夫妇(Mr．and Mrs．Jehu Lewis Shuck)。他于1836年到达澳门。1844年，叔未士与罗孝全牧师(Rev．I．J．Roberts)开始在广州组织教会。1844年，叔未士组织了“一号浸信会”；罗孝全组织了“粤东浸信会”。其它的浸信会传教士还组织了一些其它的教会。但它们均系在广州城内的一些地区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传教会获得了在华传教的自由，于是它们便各自在广州选择传教的区域。而美南浸信会则选择了当时仍然很荒凉的东山口，作为该会传教活动基地。选择的原因是虽然东山口地区仍然荒凉，但这里地理位置重要，而且靠近城区，但地价便宜。雷秀民等称:“它们为了避免彼此利害冲突，各处扩展势力，所以各据一方，竟然划分势力范围。当时英、法帝国主义已强占沙面为租界，于是德国就选了芳村为据点，以美国几个差会为背景的岭南大学就选定了河南康乐为校址，美帝国主义的美南差会(美国浸信会国外宣道部的简称)就选了东山做发展基地。从地理上来说，东山据珠江北岸，东可控制猎德、中流砥柱等有重要军事价值地点，西可握广州水陆交通的咽喉，南面则与康乐隔江相望，成为犄角之势。”1906年，浸信会在广州寻觅到一处适合作为宗教中心的场所———东山。他们在这里建筑基督教东山堂、神道学院、培道女子中学和培贤女子神学院的新校舍，并把整个浸信会的首脑机构都从长堤搬到东山，把这里变成其在广州传教的基地，同时也促进了东山口从乡村到城区的转变。它们在东山口所做的开发工作，有两条线索可以追寻:一条主线是宗教机构的兴建与成立:如通过兴建基督教东山堂，打下了传教基地的基础；通过兴办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出版机构，促进了传教事业的壮大与东山口地区的城区发展；培养出来的一批信徒，投身到东山口地区的房地产开发。一条副线就是这些宗教与商业活动，大大地促进了东山口的开发，并使之成为了广州的高尚住宅区。

 

    三、播种:基督教东山堂的兴建

 

    广州基督教东山堂，是浸信会的一个重要教堂和传教基地。它的兴建，就象在东山口播下一颗发展的种子。“其前身为东山浸信会堂。清同治九年(1870)在五仙西建福音堂。后因该地喧嚣，加以教徒日增，乃在东山寺贝通津9号重建新堂。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新堂奠基，翌年建成，称基督教东山堂。清宣统元年(1909)5月2日成立东山浸信会，因会员人数不断增多，民国16年(1927)，又将教堂扩建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两层楼房，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有礼拜堂、副堂、主日学堂，礼堂有1300个座位。1949年，接受华侨捐资，建牧师楼。建国前，该堂有信徒2000余人，并出版《朝曦》月刊。”

 

    东山堂的兴建大大地促进了浸信会在东山口地区的发展。有了此堂后，浸信会在广州城内的一些机构纷纷迁到此处，这里成为了浸信会机构云集的地方。唐启望称:“自1909年5月2日在现址正式建立教会至2009年，它已有整整一百年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美南浸信会叔未士、罗孝全两位牧师和中国信徒杨庆(后杨庆成为我国浸会第一位华人牧师)，由香港来广州开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先后建立了1844年的联兴街鸭栏铺的‘一号浸信会’，1844年东石角的‘粤东浸信会’，1860年南关洪庙蟹栏的‘二号浸信会’(后迁中山四路，改称‘八约浸信会堂’)，1870年的五仙西福音堂，1883年华人自办的潮音街华人宣道堂，1903年的慈爱浸信会堂，1904年的兴华自立浸信会，还有1870年的传道学校，1888年的培道女学和1889年的培正学堂等一批学校。此时浸信会拟将学校、医院及孤、老、盲人院等慈善机构集中建设和管理，1903年即商议从城中搬出到东山一带谋求发展。后依次搬出来的有1906年的传道学校，1907年的培道女学，1908年的培正学堂，1908年新建培贤圣经女学校。为了使这些学校的师生及附近居住的信徒有崇拜的地方，便把五仙西福音堂卖掉，搬来东山，先是在传道学校，后在培道女学内设‘祈祷室’，1908年在寺贝通津9号现址搭棚崇拜。1908、1909年连续两次台风把竹棚吹倒后，便筹建一层砖木结构的礼拜堂，大门向东。时浸水礼是在培道女学东侧水塘举行，新信徒暂入册登记为八约浸信会堂会友。1909年，主日崇拜人数已逾200人，便于1909年5月2日正式成立教会，是日受浸者25人，连同由八约堂及其他堂转会籍来的信徒，已有会友70人。同年5月25日按立传道余瑞云为牧师。各项工作正常开展，至1919年有会友605人，1929年有1396人，1933年有1799人。”

 

    东山堂的建设奠定了浸信会在东山口地区的发展基础。吴宁谈到:“将传教中心从五仙西转移的原因是因为1900年后，由于传教大环境开始向良好的态势转变，广州市内的各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团体也并不局限于原有堂址的基础上‘深耕细作’，转而各居一方，各自扩展势力范围。英国和法国占领沙面作为租界，德国以芳村为中心，长老会等在珠江南岸的岭南大学。美南浸信会认为五仙西的教会不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则将东山为其发展基地，渐渐将在散居在广州各处的事业转移，集中在东山买地建房，设立学校、印书房、医院，形成了规模宏大，设施完备的浸信会东山传教区。东山同时还有安息会、中华基督教会、法国天主教会等传教团体，但美南浸信会是到东山发展最早、势力最大的教会。……美南浸信会1907年开始在东山购地，通过廖卓庵(又名廖云翔)与寺右、山河两乡的乡民打交道，以较高的地价买下了两段土地，一在现在的寺贝通津，一在现在的庙前西街。先后建成‘红楼’和‘耶德逊堂’，1908年落成。培道女校最先迁到东山，将‘红楼’作为学生宿舍，‘耶德逊堂’作为课堂和礼堂。这两座建筑物，是东山最早出现的新式建筑物。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也在庙前西街同时购地兴建校舍。培正也紧随其后。培道、神道、培正、培贤、慕光等校相继在东山建校，学生们主日崇拜都要奔波回五仙西教会，极为不便，为了使各校学生以及附近的居民方便进行宗教活动，于是在1909年，在寺贝通津(现在的东山浸信会会址)搭建了栅厂，作为临时礼拜堂。1911年建成了一座红砖教堂，当时是广州最大的教堂。”

 

    唐启望指出:“1922年建职员住宅一幢和办老人院(后交两广浸联会接办)。1923年把旧堂拆除建今日之主堂，1927年4月16日建成感恩献堂。1923年建立主日学堂，即今日西侧的副堂，因经费不足，卖掉职员住宅。1931年建职员住宅平房两幢。1929年接手1909年由美蓝山大学师生捐建的慕光瞽目院。1916年黄埔区，夏园村建有接受本堂管理的‘番禺菠萝基址’，由唐穗田任主任牧师，至四十年代末退休，之后由邝敬豪、蔡长华、谭荣光等三位传道接手，至五十年代中停办。……抗日战争前，东山堂曾有长老5人，传道8人，干事4人。另会佐(曾称会役、会吏，需按立、终生任职、不受薪，约相当于今日之执事)23人、司库10人、书记14人、各类董事79人。月刊编辑部5人、出版部7人、经济部9人、少年团部8人、音乐部7人，主日学部24人。”

 

    何因认为:“重点设在东山。本世纪初，东山地方是荒冢、稻田、菜地。美国浸信会国外传道部美南差会派遣纪好弼传教士来华传教。看中了东山，买下了东山最高点及附近地方。设立外人住所，男女神道学校。继办培正中学、培道女中、恤孤院、养老院、美华书局、浸信医院等。1923年建筑美国式的宏伟礼拜堂，是为东山浸信会堂，作为教会事业活动的中心。”

 

    这颗种子种下之后，浸信会在东山口就逐渐长成了一棵枝叶繁多的参天大树。这些繁多的枝叶，包括它们开办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出版机构、慈善机构等。除开东山堂外，浸信会还有一些其它的教会组织，一是华人的自立教会――赖神浸信会，它于1934年在东山庙前直街建立了教堂。雷秀民等称:“这个教会是华侨中的浸信会教徒自办的，礼拜堂设在庙前西街四十二号。该会虽标榜‘华人自选’，但仍属两广浸信联会系统，……”。二是两广浸信联会。“该会创立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是跨省市的浸信教派联合组织，地域包括广州、粤东、粤北、粤中和广西的梧州、桂林等地区，由浸信教派的西差会和华人主办的自立都会组成，广州的惠爱、东山、东石等10间浸信会堂均加入该会。会址设在广州东山庙前直街。民国17年(1928)10月，成立广州浸信会联会。两广浸信联会下设有传道部、福利部、教育部、神学部、少年团部、幼儿园、医院、《真光》杂志社，并开办了两所神学院校。1951年，成立两广浸信联会三自工作促进委员会，加入广州市基督教三自会。”唐启望指出:“1928年广州浸信会联会成立，办事处设在庙前直街，东山浸信会堂加入为团体会员。”雷秀民等称:“两广浸信会联合事务所。这是广东、广西各城乡浸信教会的联合组织，属于美南差会掌握的机构，办理联会内传道、教育、慈善各种事业及各地教务。这个机构所占的建筑物面积虽然不大(现在庙前直街十二号)，但它是两广传教活动……，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美南差会运筹帷幄、指挥文化侵略和其他各种活动的大本营。”

 

    四、教育机构的开设

 

    基督教教会历来重视兴办各种文化教育事业，使之为传教服务。教会所办的学校，均设有《圣经》的必修课，还举办经常性的宗教活动。浸信会在东山口传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浸信会与一些热心的华人教徒开办一批教育机构，它们有培道、培正、培贤等一批学校。

 

    (一)培道女子中学:1888年，美国南方浸信会女传道会第一届联会，以中国妇女绝少入学机会，也无途径认识基督，遂派容懿美女士(Miss Emmayoung)来广州，于五仙门创设培道学校。1889年增设妇女班及盲女班。容懿美女士回美，由纪好弼女士(Mrs Rosewell Hobart Graves)接任校长。1901年，纪好弼夫人回美，泊女士任校长。1906年，因学校人数增加，校舍不敷，于东山牧鹅塘及其附近买地1460余井，建校舍两座，可容学生200余人。1907年，东山新校舍落成并迁入上课，1909年，学生人数激增，于是把妇女班及盲女班先后迁出，改作培贤学校及慕光瞽目学校。1913年，开办蒙学师范班，首次举行学生毕业典礼。1916年，将蒙学班上课的棚厂改建为“耶德逊堂”(美南方浸信会为纪念耶德逊牧师而命此名)。这是两层建筑物，作为高小、初小的课室。原有的蒙学，则因人数激增，迁至新建的美丽金堂(今培正小学内)。当时培道蒙学办理之完善被誉为全市之冠。1919年，将蒙学班归并培正中学附小，母校则专办女子教育，设中学、师范、小学及幼儿园。正式命名为“广州培道女子中学”，开办培道夜校。

 

    (二)培正中学:“光绪十五年，由浸信会教徒李济良、冯活泉、杨海峰等人发起，在德政南路珠光里建培正书院，光绪三十年改称培正学堂，光绪三十四年移交两广浸信联会办理，并迁址东山培正路。民国元年易名培正学校，民国17年定名私立培正中学。民国20年设西关分校。”梅斌林称:“培正学校创始于1889年，实施基督化的教育以基督及其教训为其教育的目标，教学内容既有必备的圣经一科，而且经常举行宗教集会，授以基督福音，使成为教会社会有用人才。又说:吸收诚心慕道及有志向学之青年，教以永生之道，拯救彼等免于沉沦……。他们初在市区德政街珠光里等处设立，最后才迁到东山，规模逐渐扩充。尽管校舍建筑堂煌，设备比较齐备，但就其本质和实际内容分析，结合起上述的创立经过情况和教学宗旨，教学内容，其与中国基督教浸信会有着血肉相连的密切的关系，确无疑义。”“培后进兮其素志，正轨道兮树新风”。“培正书院”迁来东山后，从此奠定了东山在广东教育界不可撼动的地位。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就曾在培正中学附小就读。

 

    (三)神道学堂。其前身是仕文等所办的圣经班。“仕文等来华后，仍在珠江江边活动，在五仙门外，即今日青年会会址，建楼作住所，设立圣经班，训练担任传道的中国人，每年每季听课一次，每次若干日，其余时间，派到各地传教。人称这圣经班为‘四季班’。这是浸信教会神道学院的前身。”后来，纪好弼将此圣经班迁来东山。“纪好弼来到东山，首先在今日的庙前西街，建筑一幢洋房，设立浸信会神道学堂。在通往寺贝底村的寺贝通津，建筑西教士住所，后来买得寺贝通津路口的山岳，将神道学堂搬过来，在上建筑教堂大楼和学生宿舍。……神道学堂原由差会西教士任校长。‘六二三’惨案时，学生愤起参加游行，当日校长因大信，横加指责，因而引起学生罢课风潮。1933年间差会在‘浸会来华百周年纪念’时将学校行政权及产业权移交两广浸信会联会接管，以刘粤声为校长，改为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雷秀民等称:“美南差会为了培植传教人员，办了一间神道学堂(全称是‘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校址在现在的庙前西街，校舍建筑与落成时间和培道相同。校舍高三层，学生最多时有一百几十人。后来又在七星岗顶另建新校舍，课室、礼堂、藏书楼合为一座，宿舍一座，一九一九年迁入，原来校舍移作别用。这个学校实施传教的专业训练，养成施行奴化教育的骨干，除了神学和圣经科外，没有其他学科。有几个美国人当教师。……”

 

    (四)培贤女子神学院:它设在东山寺贝通津路，由两广浸信会联会举办，1909年创办。1936年，杜信明(Flora E．Dodson)担任校长。1937年，该校迁往香港。1946年迁回广州东山原址。它为华南、港澳浸信会培养了不少的女传道人才。它即是现在广州育才学校的前身。“差会在美南筹募得一笔捐款，在寺贝通津东山浸信会堂之东，差会住所之西一大荒地，建立培贤女子神学院(今寺贝通津小学校址)，专收女青年教徒，培训为女传道人。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差会将学院行政权移交与两广浸信会联会。”

 

    (五)其它机构，包括培正、培道义学、培灵幼稚园。“培正培道两校基督教学生青年会筹资开办培正义学和培道义学(在今之山河大街及寺贝通津路)，招收免费学生。差会还在今日之美华路，设立美华浸会书局印刷所。在寺贝通津开办慕光瞽目院。在烟墩路，培道要地东面开办培灵幼儿院。”雷秀民称:“培灵幼稚园。一九一三年美帝分子湛罗弼(Robert E．Chamers)的妻子创办，行政及经济都直接隶属于美南差会国外传道部。园址最初设于烟墪路的培正路口，仅为一篷厂，设备简陋。除园长外聘了一两个中国女作老师，收儿童二十多名。教材大多数是翻译外国幼稚园的歌曲、舞蹈、游戏等。一九一六年在原址用砖瓦建平房一座，设备稍有增加，并先后在培贤神道女校及培道女中附设师范科培养老师，以该园为实习场所。园长由美帝分子凌履端主持。一九三一年以原址不够用，将校舍转卖给培正中学，在烟塾路建新园舍，学生由数十人增至一百余人。解放前一年园长由凌履端易为中国人陈佩贞，但行政及经济仍由美南差会操纵。解放后由人民接办，改名为烟塾路幼儿园。”

    总之，通过浸信会与一批热心教徒的努力，他们在东山口创办了一批“培”字号的学校，将东山口建成了广州的教育名区。

 

    五、医疗机构的开设

 

    广州地区最早的西医院，是由教会创办的。它对近代西方医术传入岭南，并培养中国早期的西医人才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两广浸信会医院:“由于东山各校学生日增，居民日众，两广浸信会于一九一九年在神道旧校舍创办五音临时医院，命名为两广浸信会医院，担任各校校医，并设门诊部为居民治病。一九一八年，医生张新基向政府领得木棉岗的一段山地，后因两广浸信会医院需要，便献给该院建筑新院。两广浸信联会推叶培初医生为院长，赴美向华侨募捐，筹得港币十几万元，建成四层大楼一座。王少甫任院长时又建了一些房屋。”

 

    (二)其它医院。一些教徒还开办了下列一些诊所、医院:“在两广浸会医院开办之前，先有美籍医生――关医生，在木棉岗山顶开设眼科诊所。随后教会人士在百子路开办‘公医院’即今中山医学院前身。教会人士邝盘石医生，独资经营，开办邝盘石医院，即今之东区人民医院前身。”众多医院的开办，使广州东山口地区的医疗条件大为改善，成为广州市医疗条件的首善之区。

 

    六、出版机构

 

    注重文字布道是基督教传教的特点之一。其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圣经》的翻译和销售，一是出版宗教刊物。浸信会在这些方面是均有建树的。其开办的出版机构为“广州美华浸会印书局”，出版的刊物以《真光杂志》最为有名，此外还有《东山浸信会月报》、《尽言周刊》、《朝曦》等。黄增章称:“广州美华浸信会印书局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基督教出版机构，在它所出版的大量的宗教书刊中，《真光杂志》被称为中国基督教杂志的鼻祖，在我国基督教界曾有过很大的影响。”该印书局由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湛罗弼倡议创办。1895年，它来到广州，他看到华南基督教界的出版事业很落后，没有一个专门的出版机构，便产生了组织一个印书局的想法。后经两广浸信会于1899年2月27日在广州五仙门福音堂会议决定，在此设立广州美华浸信会印书局。后在沙面运作到1910年4月21日。后因种种原因，印书局将沙面的房屋和土地转让，于东山新河浦购得一大块土地，1911年7月动工建新书局，次年8月竣工。在新书局成立之前，浸信会在广州有个小书会，刻了一批木版印了40余种书籍。新书局接管了其业务和版片。它在迁往上海之前，共出版了332种出版物，分为五大类:1.对外布道小册子；2.对内的说经丛书；3.新旧约全书分册及合册；4.福音单行本及其它，主日学课本；5.定期刊物。雷秀民称:“美南差会主办的美华书局，原设于沙面。一八九五年后，在新河浦的珠江河畔购地建筑一座宏敞的洋房，该书局由沙面迁至东山(现在新河浦一二横路)改名为‘中华浸信会书局’，专印教会书刊。该局有完备之印刷设备，中英文排字房、编辑室、办公楼、住宅等。当时东山至城内未有马路，该局有自置小电船往来于东山沙面，该局经理(美国传教士)进城则乘自备轿子。”该局出版的定期刊物有数种，一是《恩喻》(周刊)，它出版了大约3年，由于没有合适的人主持而停刊。一是《新东方》英文双月刊，出版了21年，主要介绍该书局及两广浸信会的情况以及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它主要是供外国人阅读，也带有向美国本土教会教友汇报的性质。一是最有名的《真光杂志》。它于1902年问世，由湛罗弼任主撰，新会陈禹廷为副主撰。初名为《真光月报》。1905年，张亦镜受聘为协理，进入迅速发展时期。1906年改名为《真光报》。1917年起，改名为《真光杂志》。它之所以被称为我国基督教杂志的鼻祖，除了创刊早，持续不断，篇幅比其它基督教刊物大，刊载宣传宗教内容的文章多，材料丰富之外，最主要的是它在卫道方面所做的贡献是其它杂志所望尘莫及的。

 

    此外，在东山口的浸信会各个机构还出版了其它一些刊物:《两广浸信联会会刊》(半月刊，1946年两广浸信联会创办于东山庙前直街)、《浸会声》(双月刊，1952年两广浸信联会创办于东山庙前直街)。

 

    七、慈善机构

 

    慈善活动亦是教会传教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浸信会各堂、各会在东山口创办了一些慈善机构。它们有:

 

    (一)浸信会慕光瞽目院东山分院。“慕光瞽目院，由浸信会外籍宣教士惠理敦女士于1909年创办，当时可容学生约70名。后由纪好弼师母接手办理，建一院于东山，约值一万元，并有院地三亩，院内一切经费，均由美国蓝山大学浸信会一小组信徒提供。1935年，纪好弼师母年老失明返美休养，将院务移交中西合组的委员会代理，经费仍由蓝山大学信徒资助。当时学生70名，全是女生，由院终身给养。学生功课，有宗教、音乐、织工等。院方亦将制品发售以助经费，当时全年经费约7000元。建国后由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接办。”雷秀民等称:“这也是美南差会办的，专门收养盲女的学校，校址在寺贝通津小学隔壁。除教习文化课外，并教习手工艺。”

 

     (二)两广浸信会孤儿院。“1906年，两广浸信会开会，拟在广州东山购地建恤孤院，本会信徒的未成年遗裔，当即捐得800余元，1909年议决，各堂每季提一个主日学之捐款拨助恤孤院。1911年，获捐恤孤院建筑费3000余元，在东山培正小学南侧建院。1919年改名孤儿院，院长郑杏圃。1926年，迁址沙河，……”雷秀民等称:“恤孤院是两广浸信会于一九0三年开办的所谓慈善事业之一，房屋也是一九0三年建成的。两广浸信会的职员和教徒们所遗的孤儿。恤孤院路以此得名。后来该院迁于沙河，……”

 

    (三)两广浸信会安老院。“1922年，由东山浸信会卢连先生等提議籌辦，隶属东山浸信会。1928年该院连产业约2万元，一并移交两广浸信会联会接办，1932年迁址沙河，……”雷秀民等称:“一九二二年冬，东山浸信会……举行一次信徒退修会。由于感到年老无依的教徒有需要‘老者安之’，首由归侨卢连倡议，創辦安老院以奉养年老无依的女教徒。由卢连借出在山河村的平房一间为院址，奉养三数老人。一些费用由东山浸信会教徒捐助，产属东山浸信会，由会派女传道雷惠芳主持，设董事照应。一九二四年，卢连再度赴美，教会委派他在赴美期间……募捐，筹建院舍。一九二六年卢连回国，以在美所得捐款在山河村兴建院舍，增收老人。一九二八年，东山教会认为该院只由一个教会负责，力量有限，难以发展。故于是年秋，在两广浸信会联会年会中提出交两广浸信会联会接办。经联会接纳，并增设安老部负责办理，推选卢连为名誉院长。费用则由联会依靠捐助，收容老人包括来自两广的各浸信会，并兼收男人。一九三二年，院舍不够用，在沙河建新院舍。……”

 

    八、其它教会的投入

 

    就在浸信会在东山口地区大举进行建设，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广州的其它教会亦纷纷效仿，在东山口周边地区进行建筑工作，大大促进了东山区的发展。如清宣统二年(1910)，美国的安息日会也在今犀牛路、三育路、福今路购地建教堂、学校和医院。“浸信会在东山陆续收买大片田地，大兴土木，其他教派教会也接踵到东山来。圣公会在百子路建立圣希理达女校，在沙河路建立圣三一中学(即今传染病院院址)，安息日会也在今日的农林路附近名叫福音村山地，开办三育学校和医院及教堂。”

 

    由于浸信会在东山口地区的发展，带动了这一带的城市发展，使得这里出现了地价上涨的情况，引起了商人们在东山口地区的地产投机，加快了这里由乡村向城区的转变。在此进行房地产投机者，多系与教会有关的归侨等。

 

    最早建房者系中国籍牧师张立才，最早投资者系杨廷霭、黄葵石。雷秀民等說:“海外华侨投资在东山营建住宅，自杨廷霭、黄葵石始。东山最初除教会和学校建筑物外，私人在东山建屋的，第一个是中国籍牧师张立才，华侨则始自始自杨、黄。美洲归侨黄葵石向政府领得官荒十八亩多，每亩公开标价一万二千元。一九一五年开始，先将地掘平，划分为四条马路，经营地皮买卖，分段出售。现在龟岗马路及各横马路，都是当时修筑的。”随后，大批归侨投资到东山口的地产中来。松等指出:“教会人士越来越多集中到东山来，归国华侨和侨眷也不少定居东山，巨商、政客也在东山经营大厦。因此，东山地价日益高涨。经营地产事业大不乏人:最先有嘉南堂银业置业公司。用所谓‘三益会’的类似旧社会地铺会贷款方式筹集资金，将所得资金买地建屋出售，获利不少。在今日龟岗五马路，建有嘉南堂南楼，北楼，这是嘉南堂发祥地。嘉南堂之后，嘉华储蓄银行、南华银业置业公司相继开办。从此，汇华银号、广昌银号、世光置业公司、合群置业公司等等如雨后春笋。田园、池塘、荒丘的东山，变成遍地都是花园式的小洋房住宅区了。……嘉南、嘉华、南华三间银业，它们除了开办银行主业外，投资经营地产，炒卖地皮，投机倒把还和教会互相勾结，教会事业遇到经济困难时，由它们贷款周转，使帝国主义侵略，顺利进行。三间企业股东，大多是教会中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又都是教会上层人物，用各种方法剥削，曾获利不少。然而‘好景’不常，由于经营失当，管理不善，复遇三十年代不景气，嘉南、嘉华、南华于1935年间相继倒闭，……”

 

    雷秀民谈到:“当时大家都认为在东山买地、建屋出卖有利可图。有些归国华侨、侨属，若手上有余资而对投资具有敏感的，就以个人独资或组织公司方式，争先购买土地，建筑新房子，规模有大有小，或自用或出卖图利。现在能记得起来的，早期先后在东山建房的多数是华侨或华侨有关人士。杨远荣、杨廷霭掘平龟岗附近江岭小丘，修筑江岭东西街。钟树荣等开辟□□□一带，并先后建筑房屋。梅彩廼在烟墪建彩园为住宅。冼□□、□□□、简英甫、林秉伦、李济良、黄启明等也先后购置了土地。浸信会牧师张立才、曾维新、杨海峰等，受华侨委托、插手经营土地，买地也不少。嘉南堂曾以低价投得拆城的红砖，建筑龟岗五马路的房屋，邹殿邦在水体会旁建筑住宅，简琴石在恤孤院路建筑堂皇的别墅。共和村位于寺右乡之北、梅花村之南，原是一片荒芜之地，一九二二年开始有华侨在此购地建筑房屋以后，才陆续繁盛起来。”

 

    东山的学校、医院等，都是由于有华侨的捐款而得以维持发展，他们投资此地的原因总结起来了有下列几个方面:1.东山地方离市中心不远，足以结庐落户；2.东山有教会办之男女中小学，侨眷在此卜居，可照顾儿女读书求学；3.拥有经济力量的归侨投资生产或“炒地皮”，有利可图；4.有些华侨在国外已经信教，东山宗教气氛甚浓，颇合他们的宗教信仰及生活习惯；5.华侨以四邑(广州的台山、开平、新会、恩平四县)人为多，以乡土人情关系，东山居民也以四邑人较多；6.东山的物质生活条件，衣食住行，都比乡村好得多，而且当年侨乡土匪横行，有钱者不能安居，所以不少侨眷愿住东山而不愿住在乡村。旧时官僚、政客、军阀，生活趋向洋化。东山兴盛之后，他们对西关、老城地区不感兴趣，在朝在野者来东山建别墅、盖公馆者不乏其人。其中最早者为魏邦平。他于广东省警察厅长等任内，曾帮助过浸信会的培正、培道等校，又拨公地给邝盘石建筑医院等。魏邦平自己建了两座别墅，一在江岭东街，名为猎庐；一在大沙头东端，名为渔庐。二沙头也是魏邦平所开辟，公开进行地皮投机，后来梁培基等在那里办颐养院。曾在此及附近的梅花村建筑别墅者，有陈济棠、陈维周、林翼中、林云陔、余汉谋、李扬敬、孙科、缪培南、香翰屏、林逸民、李汉魂、邓龙光、陈玉琨、周宝衡、陈庆云、杜益谦、黄光锐、张瑞贵、张达、周景臻、李务滋等。“梅花村初称‘模范村’，最先有法国天主教办的安老院，后有陈济棠等军阀官僚在该处开辟马路，建筑宏伟的楼房，官僚、政客建屋者接踵而来。寺贝底村西边，有一片大树林，也被陈济棠等人夺去，树木砍尽，开辟马路，将土地分段出售。……当时梅花村附近的地位被定得很低，大概四十元一井，由市土地局向乡民强行征购，转手给军阀、官僚。”

 

 

    经过浸信会对教堂、学校、医院、慈善等机构的建筑，大批归侨商人的投资地产，官僚军阀的别墅兴建，东山口地区逐渐成为了城区，并开始引起广州市政府的注意，而在此开辟道路，开通公共汽车(1924年)，供应水电(1915年开始供电)、电话，还有一批官办公共事业，包括学校、公园等。它们有:1917年举办的第一次全省农品展览会、广东农业专门学校(1918年)、东山小学(1928年秋)、东山公园(它位于署前路之东、庙前直街之北，是1922年在北帝庙(亦称东山庙)地址开辟，面积约4600平方米)；另外还有一批民办公用事业:它们是广东公医学校(1918年在百子岗开办)、国民大学(1925年陈其瑗等创办)、邝盘石医院(1915年邝盘石在木棉岗东北麓创办)、培桂中学(1932年桂系军阀以广西旅穗同乡会理事会名义创办)、水上体育会(游泳池设在达道路)、德明中小学(陈济棠等1946年创办于龟岗一马路)、珠海中学(1946年创办)。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时，东山口还是一片荒岭山丘，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菜地、鱼塘和竹林过日子。到20世纪初，教会机构、归国华侨、文化名流与民国的军政要员纷纷云集于此，建筑教堂、豪华的别墅和官邸，开辟道路，东山口才蜕尽往日贫瘠的外衣，声名鹊起。在这个过程中，广州东山口一带从乡村发展成为广州城的一处高尚城区，美南浸信会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美南浸信会率先将东山口作为其在广州传教活动的基地，在此兴建教堂等设施与机构，它们成为了东山口发展的基础。首先，兴建了教堂，使东山口成为了一个传教中心；其次，兴建了学校，使这里成为了广州市教育的首善之区；又兴建了医院与慈善机构，使这里居住环境得到了大大改善。而这些建设成果，又吸引了大批归侨前来投资，促进了这里的土地开发与地价上涨；而后又吸引了大批文化名流与民国军政要员来此居住，促进了这些的市政事业的发展，扩大了东山口的影响。因此，可以看到，东山口地区的发展，美南浸信会等宗教团体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东山口的成功，是历史宗教地理学的一个成功范例。

 

              （本文转载自：《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