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澎

 

    今天的中国，宗教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发展。周恩来在世时，政府对中国宗教信仰者人数的说法是“一亿多人” [1]。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人口早已翻了番，中国宗教信徒的人数总体上也翻了番（有的宗教甚至增加了几倍、十几倍）。2005年有学者根据调查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者至少有“三亿人” [2]。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学术界需要继续研究。但重要的是，拥有数以亿计信仰者的中国各种宗教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植根于社会的基层，活跃于中国所有地区，一直处在发展之中。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人口中宗教信仰者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宗教的社会影响会越来越大，涉及宗教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与协调者的政府，需要考虑的不是是否应该建立一套处理宗教问题的体制——宗教管理体制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而是应该采用何种体制，才能有效地处理国家与宗教的关系，规范宗教团体、宗教信仰者与其他社会团体、组织及非宗教信仰者个人关系的问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确立了一套处理宗教问题的体制。但半个多世纪之前建立的宗教管理体制运行到今天，问题很多、代价很大、运转不灵、效果极差。今天中国宗教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社会转型时期，有数亿信众的宗教领域出现问题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没有一个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规矩。“有宗教、无法治”，宗教领域尚未步入法治的轨道，这不是某个人声称我国宗教工作已经开始“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就可以敷衍过去的问题。今日中国的政府、宗教团体、宗教信仰者乃至全社会共同面临的现实是：宗教领域内一方面乱象丛生、矛盾重重、冲突迭起，另一方面却又“无法可依，无法可治”；政府有多个部门涉及宗教管理，但对宗教方面存在了几十年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却束手无策，至今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在党和国家把“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几十年后的今天，解决当今中国的宗教问题究竟应该采用何种体制？现行宗教管理体制是否有效？如果效果不佳是否应该改革？中国为什么至今未能建立完整的宗教法律体系？宗教立法步履艰难，难在哪里？

    这些问题，不仅是执政党与政府应该关心、回答的问题，也是关乎每一个宗教团体、宗教信仰者与非宗教信仰者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清楚，宗教方面的问题与矛盾就无法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妥善解决，长此以往，社会无和谐、国家无宁日，政教双方都是受害者。

 

    宗教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只要有人信仰宗教，就存在国家如何应对宗教的问题。在讨论中国处理宗教问题的机制之前，首先有必要了解世界各国处理宗教问题的模式。考察各国对宗教的处置方式有两个视角，一个是把国家与宗教作为二元因素，研究其相互关系，即所谓“政教关系”；另一个是以国家为基点，考察其处置宗教问题时的应对机制，前者说的是政教之间关系的客观表现形式，后者说的是国家在宗教问题上治理模式与策略的主观选择，这二个方面对理解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机制都不可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与政治制度不同，宗教在各国的地位与影响不同，各国的政教关系模式与政府对宗教问题的处置方式也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