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荣
5月4日晚,11时30分,莫斯科中心的基督救主大教堂洪钟齐鸣,东正教最高等级的人物身穿白袍,举着金十字架、金典、金像等等圣物,从大教堂列队走出,走在最后的是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基里尔一世。牧首手执神杖,白袍绣金,胡须飘飘,气度威严。此时,全俄罗斯以及耶路撒冷、格鲁吉亚、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等东正教教堂也都圣钟轰鸣,庆祝耶稣基督复活。
第三代霓虹灯从地脚把强大的光柱打在基督救主大教堂的白色墙身上,这座命运诡异的大教堂又多了几分壮丽。这些21世纪的科技手段被用来装点这个崭新的教堂,被用来光耀这个古老的教派。
苏联解体,东正教在俄罗斯全面复兴。在这个复兴路上,1999年12月31日是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天,重新兴建的基督救主大教堂再度开放。
基督救主大教堂:诡异的命运与新世纪的复活
莫斯科的基督救主大教堂是新世纪才建成的全新教堂,但是,它又不是新教堂,它的前身,外观设计一丝不差的前身建于1832年。但是,1931年12月5日,一声轰响,基督救主大教堂,这座全东正教最大的教堂,被苏维埃的炸药夷为平地。这是因为斯大林政权要使用这个位置,在莫斯科心脏建造全世界最高大的摩天大厦——苏维埃宫。按照斯大林的设计,苏维埃的莫斯科要建设8座摩天大厦,其中有6座在第二次大战前已经建成,第7座是战后修建的莫斯科大学。这便是莫斯科的苏维埃经典建筑“七姊妹”、斯大林引以为傲的标志性建筑。这些建筑常常被说是“苏维埃风格”、“斯大林风格”。但是,研究人员发现,这些高耸的哥特式建筑,原来都是罗马帝国建筑的翻版。其中最典型的“意大利的苏维埃宫殿”就是计划在大教堂位置建造的“苏维埃宫”。
基督救主大教堂本来是为纪念1812年卫国战争而建。按理说,它与苏维埃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冲突。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率领61万大军,越过涅曼河,对俄罗斯不宣而战,80天后占领莫斯科。但是,敌军占领下的莫斯科发生火灾,全城毁于烈火。冬天马上来临,法国人没有粮食,没有柴薪,全军将陷于没顶之灾。拿破仑不得不于10月19日下令撤离莫斯科,而俄罗斯人开展“游击战”,打击撤退的法军。拿破仑最后只带走不足6万法军逃出俄国。这场战争,俄罗斯竟然取得全胜。何以致胜?俄罗斯人,从沙皇、全军总司令到一般的平民,都认为这是喀山圣母再一次显灵,是救世主拯救了俄罗斯。于是,在最后一个法国人逃离俄国边境之时,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下达谕令,要在莫斯科修建一座最大的教堂,纪念这次胜利。
其实,对于1812年战争的评价,苏维埃的历史学和19世纪沙皇帝国的官方历史学并无太大冲突。大教堂的修建,不仅体现沙皇官方历史观点,而且也体现了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人民的观点”——1870年代以后,大教堂进入后期工程,在教堂外圈的廊殿墙壁上,安装了59块文字纪念板,上面刻写参加1812年战争的军团番号和在战争中死亡或受了致命伤的将士名字——这些都是托尔斯泰于1860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影响的结果。
1812年的英雄在苏联时期也是正面形象,原本不该用炸药毁灭它。但是,大教堂的位置太好了。
当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动议修建大教堂,首先选址在莫斯科城市南边的麻雀山。设计图纸是罗马式的。但是,那里的地质状况不好,以当时的土木技术,无法建造大型建筑,只建了一个小堂。几番周折,继任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决定重新启动这个工程,选址就在克里姆林宫墙外的城市中心。沙皇下令迁走原本在这里的修道院,1832年,在这个心脏地带举行了大教堂奠基仪式。在随后的70年,两代沙皇相继营造。1882年卫国战争70周年的时候,大教堂开始正式举行宗教仪式。
然而,不出50年,这座辉煌的大教堂被无神论的苏维埃炸药毁灭了。
但是,诡异的事情又出现了。
谁也没有想到,苏维埃宫始终没有建成。到底因为什么,众说纷纭。然而这个事实被东正教信众看成是“基督保佑”。赫鲁晓夫时期,苏维埃宫的建筑工地被改建成世界最大的露天游泳池。又过了40年,苏联解体,东正教重归俄罗斯主流生活,1994年,时任东正教牧首的阿列克赛二世向莫斯科政府,向俄罗斯叶利钦政府提出重建大教堂的要求,很快得到批准。1995年动工拆除赫鲁晓夫游泳池,只用4年时间,大教堂便重新耸立在莫斯科的心脏地带。
复活之后的大教堂,每逢复活节,似乎更加“复兴”。
俄罗斯东正教:复活节的高潮在哪里?
我因为要研究基督教文化,数十年来,无数次参观基督教教堂和基督教仪式,天主教的、新教的、甚至摩门教的礼仪都参加过,算是见过一些世面了。2010年我在莫斯科工作,又因专业所需,时时观看各方教堂的仪式,这座基督救主大教堂的仪式也曾参观过几次,但是,此番看到大教堂的复活节前夜的守夜礼,才算领略到基督教礼仪的盛大、繁缛、恢宏以及程式森然。心想,东正教的礼仪生活,至此应该进入高潮了吧。
但是,我错了。
因为大教堂的复活节仪式是东正教最高级的官方礼仪,警察从5月4日下午开始就在广场周围外拉起警戒线,在警戒线入口处配备安检门。复活节前夜11时,守夜礼正式开始。大教堂外面的广场除了警察和保安,空无一人。若是和此时东正教的其他教堂相比,基督救主大教堂的复活节,里面太恢宏,外面太冷清!
其他的教堂院落呢?此刻都是熙熙攘攘的节日欢乐。
绕堂巡行是信众礼拜的重要一环,但是,基督救主大教堂内的信众不被允许随意跟随神职人员巡行,所以,大教堂广场空旷无人,这充分显示出东正教官方教会最高级仪式的森严等级。广场上,除了两列白袍神职人员之外,只有几个便装男女跟随,除了保镖,大概都是“内部人士”了。这寥寥的信众跟随在牧首基里尔一世后面,连“代表”的感觉都没有。
难怪非官方的东正教,特别是那些故意躲避闹市的修道院,神职人员提起莫斯科都频频摇头,不以为然。
大教堂的固定席位:普京“悄悄”来到大教堂
神职队伍绕教堂巡行一周之后,又回到大教堂的西门。牧首基里尔一世站在紧闭的大教堂门外,从一个老主教手里接过金质的手提香炉,开始祝圣。他先是对着铜铸的大门扬起香炉,十分虔敬;然后对着空旷的广场反复扬起香炉,并且通过僧袍里隐藏的麦克风,高呼“基督复活了”。这时,大教堂最大的四口悬钟也鸣响了,洪亮的钟声远播百里。只是不知为何响起的警车声参杂其间,有点略煞风景。我想,此刻应该是高潮了吧。
但是,我又错了。大教堂的复活节仪式,还有更高级的程序。
门外祝圣之后,牧首基里尔一世打开厚重的铜门,进入教堂,开始复活节早晨的第一场晨祷。牧首高喊:“基督复活了!”教堂里所有的信众齐声回应:“耶稣真的复活了!”因为有教堂内的百姓呼应,复活节的气氛显然比空旷的广场热烈多了。
这时,我才明白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复活》中描写的复活节守夜礼和晨祷。小说中,年轻的主人公在“基督复活了”、“真的复活了”的应答声中,心灵产生了极大的感动。是的,在这种神圣的时刻,每一个人的心灵都不可能不受到感染。
突然我发现,摄影师的相机镜头调转了方向,不去拍摄祝圣的神职人员,反而对准另外一侧。原来,就在牧首和各位大主教轮番祝圣“耶稣复活”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总理梅德韦杰夫和夫人、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悄悄地”出现在大教堂的宝座之侧。
此刻正是午夜零时零分。看来这种仪式化的时间,也要显示最高级别的。于是我又想,俄罗斯政界最高权力人物的出现,应该是今年复活节的高潮吧。
但是,我感觉现场的俄罗斯信众似乎并不以此为意——普京和他的小兄弟年年站在这里,手秉红烛,与民同庆。后来查资料,我又知道1999年12月31日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把普京总统和大教堂紧密连接起来。那一天,叶利钦总统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普京出任代总统;同样也是在那一天,莫斯科的这座命运诡异的基督救主大教堂正式启用。那年的新年第6天,也是俄罗斯东正教按儒略历法过圣诞节的时候,普京借德国总统访问的机会,以俄罗斯新总统的身份光顾崭新的大教堂。此后,每年的复活节午夜零时零分,普京都要出现在同一侧礼台,站在同一个地方,甚至穿同一款式的西装,扎同一色调的领带,手秉红烛,与民同庆。
这时我才明白刚才的警车声,也许是这个缘故。
按俄罗斯宪法(1993年),俄罗斯联邦被明确地“定义为”“世俗国家”(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一章第14款第1条)。这个宪法定义,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是基于这样的宪法理念:“俄罗斯联邦承认意识形态多样性。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不能具有国家的性质(品位)和义务的性质(品位)”(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一章第13款)。
基于此,任何一种宗教都不能具有国家的性质(品位)和义务的性质(品位)(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一章第14款第1条),因此,“各种宗教团体与国家分离并在法理面前平等(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一章第14款第2条)”。
也许正是基于宪法的这个含义,普京作为联邦总统也必须“悄悄地”进入大教堂。
但是,宪法的规定和社会的事实常常是复杂的。苏联解体,信仰自由,1992年,信教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从原来的20%迅速增加到40%,到1997年增加到50%,到2007年几乎增加到70%。近几年信教比例又上升到80%左右。2012年统计结果,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信众总数是5880万人,在俄罗斯所有信教人中占41%。这样的一种大比例,也许是普京年年站在这个显要位置的依据。因为总统站在这个位置上,俄罗斯的政府和俄罗斯东正教的关系,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分离关系。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俄罗斯联邦各省份纷纷在中小学开设“东正教文化基础”课程,到2007年,基本上所有中小学都开设了这样的课程,终于引发“十位科学家上书联邦总理普京”的事件。十位科学家,其中有两名诺贝尔奖项获奖者,向当时任总统的普京递交公开信,对“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积极渗透俄罗斯公众生活、积极渗透公共教育体系”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学校的所谓“东正教文化基础”课程,常常不是讲授“宗教文化”而是直接传授神学,大大违背了宪法原则。十位科学家的公开信引起争论。2010年,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颁布法令,规定中小学开设的课程正式名称是“宗教文化基础及世俗伦理”,其基本模块是“东正教文化基础、伊斯兰教文化基础、佛教文化基础、犹太教文化基础、世界宗教文化基础、世俗伦理基础”。这样的课程标准,应该符合宪法的“多样性”原则了。但是,这个“多样性”仅仅是为了在名目上符合宪法。
从这个社会事实看今年的复活节,普京悄悄地来,又在中途带着牧首的祝福,带着牧首的复活节礼物,隆重地离去,这既是宪法的效果,又必定产生社会的效果。
大教堂的语言象征:22种语言的复活节祝圣
大约5月5日凌晨1时5分,大教堂复活节晨祷进入新的高潮,牧首基里尔一世率领俄罗斯东正教高级神职人员和部分外国模样的神父,用22种语言,轮番诵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节到第17节。
这是值得一提的细节。东正教重归俄罗斯主流生活之后,时任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牧首的阿力克塞二世就一直致力于扩大东正教的国际影响力。东正教全权移交给基里尔一世之后,东正教会更加注重国际拓展。我查资料,2010年的复活节晨祷,已经用各种语言诵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显然这项诵读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礼仪。牧首用希腊语、拉丁语领头诵读,其他大主教、神父各自手捧大开本的绣花锦缎制成的红色礼仪文件夹,认真诵读。
不过,在2010年,所谓各种语言,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之外,只是14种语言,是斯拉夫诸语以及法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等西方语言。到了2011年,这个“诵读礼”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诵读所用的语言增加到20种,所增语种有汉语和日语。这正是我要强调的。
今年,诵读语种增加到22种。有些诵读者很熟练地读出经文,眼睛并不专注手捧的文本;但是,有些诵读人却紧紧盯住文本,神情紧张,显然,他所诵读的不是母语。今年汉语文本的诵读人,汉语发音不太好。大概是照着“音标”读,我琢磨很久,才勉强听出“……真理,都由耶稣而来……”,原来正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7节:“律法本是籍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来的。”
因为是中国人的缘故,听出了这段汉语,我很高兴,自认为这才是今年大教堂复活节守夜礼仪的高潮。还特意记了一笔:辉煌的大教堂礼仪,也不让汉语缺席了。
在各种语言的经文诵读中增加汉语,一方面是中国元素太重要了,“汉语在东正教世界也不可缺席”;另一方面,这是东正教的一种姿态,在世界和平的旗帜下,在各国人民和谐共存的旗帜下,2011年之后大教堂复活节的汉语经文诵读,大概显示了东正教正在努力寻求在汉语世界的拓展。
大约凌晨2:00,开始领圣餐,牧首基里尔一世亲自主持,信民排队接受圣餐,老少欢喜,群情激动。复活节的高潮至此应该结束了吧,我想。
我又一次错了。
5天之后,我才知道,今年的俄罗斯东正教复活节高潮,不在这个基督救主大教堂里面,也不在莫斯科,甚至也不在俄罗斯,而是在中国,在北京。
5月10日,莫斯科及全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基里尔一世带领一个庞大的东正教使团乘飞机抵达北京,正式访问中国。基里尔二世全副东正教教主的盛装,后面的随行人员也是东正教官方礼仪的装束,充分显示出,这一个团队是以东正教最高级别的身份正式访问中国。当天,牧首基里尔一世走进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接受习近平主席的接见。
5月15日,牧首带领的东正教使团还在中国上海,俄罗斯国家电视“俄罗斯1”的文化栏目播发了一个专题片,显然是事先编辑好的,但加入了牧首和东正教总部外交事务局负责人、都主教伊拉里欧的现场采访,可见整个行程是计划周密的。
17、18日,“俄罗斯之声”电台、“俄罗斯报”相继采访伊拉里欧,访谈此次访华的意义。
这位都主教伊拉里欧是今日俄罗斯东正教极为重要人物,而他所在位置——东正教外交事务部部长——也是极为重要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今日的牧首就在这个位置上。1993年,基里尔一世以普通宗教人士第一次来中国。从那时起,他一直在为今日的“官方”访华铺设道路。
伊拉里欧对这次东正教官方使团访华的“总结”是:“这次访问取得极大的成果,正像牧首基里尔一世所说的那样,起初,这仅仅是一个梦想,然后这个梦想成为现实,而这个事实会一直存在下去”。他说:“仅在一两年前,没有人会想象牧首基里尔一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这不是一种私人的、半官方的访问,而是在最高的国家层面上进行的访问。和中国的主席会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基督教教会领导人也没有和中国的领导人会面。一年前,没有人想到会在北京、哈尔滨、上海举行奉神礼(东正教礼拜的专用词),特别是在上海圣母‘救赎’教堂举行的奉神礼,在这里,已经半个世纪没有举行奉神礼了。”“我认为,这次访华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最高的期待。”
(据俄罗斯之声5月17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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