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社会网络与宗教认同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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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社会网络与宗教认同的实证研究

发布时间: 2013/9/25日【字体：大中小】

作者：李黎明王欢

内容提示：本文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研究了经济结构、社会保障与社会网络与中国居民信教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活中遇见困境与生活风险是宗教选择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经济结构、社会保障与社会网络对信仰有显著的影响。总体而言,生活在社会经济地位底层的人更倾向于选择宗教。这些结果可以对“宗教热”现象进行解释:宗教作为一种保障可以替代社会保障,这也是宗教颇具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调查信教行为社会学

一、引言

在涂尔干列举的社会事实中,他认为宗教是第一位的。德国的学者韦伯也将宗教作为他研究社会学,进行社会学解释的钥匙。西方社会中,宗教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作用,中国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但是,由于信教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很小,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国家宗教,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宗教保持的是批判与否定的态度,宗教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远没有西方社会那样强烈。目前中国正在掀起一股“宗教热”的潮流,中国居民的信仰结构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宗教信仰者的比重迅速上升。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时期,经济的变革带来了政治与道德,制度的相关性的变革,市场化的进程使得人们越来越理性化,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应该日益减退。但是现实生活中却出现“宗教热”现象,成为社会和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天主教徒400万,基督教徒l000万,伊斯兰教徒1800万,藏传佛教教徒750万,南传佛教教徒200万,加上其他宗教共计l亿人左右。其中,农民教徒占绝大多数,是我国信教群众的主体。[1]而且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价值规律为尺度,要求提升个体地位,尊重其自主性,把赢利和增值作为一种价值观与与认可与追求。但是这不可避免的**效应使得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滋生,人际间原本的关爱与信任度下降。原有的能够使得人们寄托感情的许多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规范被消解,人们陷入精神贫困、心理无助的状态中,失去了赖以寄托的精神家园,从而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研究影响宗教认同的影响因素是研究“宗教热”现象的前提。

二、研究意义与概念界定

2.1理论意义

前人在研究中国宗教信仰大多运用质性的访谈研究,实证研究寥寥无儿。而且大多数的研究只探究人口社会学特征对宗教信仰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的动因主要由以下五个方面:人生价值层次；终极关怀层次；慰藉层次；责任层次,以及交往层次。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对宗教信仰的原因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人们精神生活困乏,社会组织涣散,而从经济结构和社会网络以及社会保障角度研究宗教信仰的并不是很多。

2.2现实意义

本文以2006年的综合调查数据为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分别从人口社会学统计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民族)社会经济地位状况、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会交往网络四个方面对宗教信仰都造成了显著的影响。这一结论证明了笔者的宗教信仰影响的多因素观点。从“慰藉假设与生存危机理论”出发,为全面分析转型时期“宗教热”提供了思路,也为解决转型期间的宗教问题提供了思路。

2.3概念界定

2.3.1宗教认同

社会心理学认为认同是群体关系的一个系统,是指个人在一个群体中以其成员的身份来区别于不属于这个群体的其他人。每个人都属于不同的群体。认同实质上是自我的延伸,是将自我看做一个群体的一部分。因此,宗教认同首先是作为社会认同的标识在群体认同的层次上发生,同时宗教认同还属于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认同是是界定个人是否信仰宗教的一个方法,影响到个人的参与水平。以往的学者这样界定宗教认同:宗教认同可以通过个人的选择与意志有意识的追求而获得,也可以通过家庭的社会化以及朋友的同化获得；宗教认同揭示的是个体与宗教徒群体之间关系的概念。宗教认同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水平,可以只是单纯的宗教徒的名分,也可以是自我宗教仪式与宗教意识深度投入。

2.3.2经济结构

社会经济地位一般包括收入水平、职业地位或声望和受教育水平,其中每个指标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一个人在社会阶级结构中的地位。本研究主要是以教育水平和就业状况作为指标反映经济结构特征。

2.3.3社会支持与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支持的概念目前大部分研究社会支持都停留在社会支持对弱势群体的作用的研究中,而本研究只取社会支持最基本的含义,即社会支持单纯的适用于所有人。因此,所谓社会支持(socialsupport),是指个体经历的各种社会关系对个体的主观或客观的影响,对个体的社会行为,尤其是与健康状况密切相关的物质性、精神性支持结构。社会支持网络理论是从现代社会系统理论发展出来的理论分支。该理论把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视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分布着不同的社会资源,个体从中获得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物质或精神上的社会支持,从而获取所需资源。这一理论融合了社会支持与社会系统概念,但是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不同学者依据不同需要予以了定义。本文运用上文中关于社会支持的概念,将社会支持网络定义为人与人之间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社会支持的一种结构体系。

三、文献回顾

3.1从历史主义到现实主义

宗教的起源和信教者宗教感情的产生是宗教社会学中两个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然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只注重对前者的历史考查,而忽视了对后者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虽然后者的研究要比前者更容易切入,它还是被研究者们有意无意地避开了。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中国学界的失误。事实上,自1920年代马克斯·韦伯去世之后的30年间,宗教社会学长期“因缺乏理论深度和能引起兴趣的主题而衰落了”。直到20世纪后半页随着美国社会学界的雄起,宗教社会学才进入其发展历程的现代阶段。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深受宗教影响的西方社会,人们对宗教的研究往往跳过“信教”这一环节,而将其作为一种前提预设。但这一点在中国确实不容忽视的,因此,对宗教信仰的发生学研究显得十分重要。本文的立意就在乎此,即在以“西安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杳(2009)”数据基础上,对当前人们宗教意识的发生及影响进行初步探索。

3.2 西方宗教文化视野中的宗教意识

在西方,信教的发生是同宗教的起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问题。从斯宾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自然神论以来,人们从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不同角度来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涂尔干则试图把“宗教思想和实践的最基本形式所依赖的永远存在的原因分离出来,”[2]认为宗教是与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体。马克斯·韦伯则指出了“宗教信仰与社会体制在特定社会中的彼此关联”[3]

晚近以来,社会学学界越来越重视宗教的微观研究,宗教经验论者斯特斯提出神秘体验和宗教经验的划分,斯温伯恩则采取五分法来解释信教的发生。[4]情感论者施莱尔马赫指出,宗教的本质并非思维或行动,而在于直觉和情感。奥托也反对在宗教或神学研究中过于强调理性方法的倾向,他认为,宗教信仰的本来面目,即非理性的、情感的。巴特森(Batsonetal.,1993)的“生存危机理论”认为,“阪依是一种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方式,它以一种在知觉中图形一背景反转的模式,产生一种观察事物和解释事件的新的方式……引起这种变化的动力是不满足,特别是对自身的不满足,这是一种。生存的危机,,比如丧失了生活的意义”[5]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进行研究时,提出了以下的观点:

第一,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感情。例如法国思想家古伯察(Re颐5Evariste)认为,中国人对于宗教漠不关心,中国人完全沉溺在世俗的兴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之中。美国学者Hsu,FrancisLK认为,中国人像看待世俗事物一样看待超自然的世界,他们寻找佛或者其他一些能够为受难者提供即使帮助的神或者神灵,而不去寻找能够指导人们以各种方式、在各个时候拯救全人类的上帝。

第二,chades Glock和Benjamin Ringer一起研究了为什么美国圣工会角度参与教会活动的程度不同。不少理论和准理论都暗示了一些可能的答案。他们部分的采取了基督教教义的“慰藉假设”:要照顾“残疾人和盲人以及跋脚人”以及“困乏和有重担的人”,同时采取了马克思说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们预期的理论是“教区居民中无法在世俗社会中得到满足和成就的人,会转向教会寻求慰藉和代替物”。所以世俗社会中无法得到满足的人,真的比那些获得满足的人在宗教上更加的虔诚。首先在研究中,在男性占土导地位的社会中,男性的社会地位比女性的高,女性应该比男性在宗教信仰上更加强烈。而在年轻人土导的社会中,老年人比青年人在世俗社会中更加感到不满足。老年人比中年人的宗教信仰更加虔诚,而中年人比年轻人更加虔诚。而且社会阶级较低者越在社会中得不到满足,他们比上流社会中的人更经常的卷入宗教活动。

第三,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垫对中国的宗教有很多的研究。其定义的宗教是从一个宽泛的视角看,宗教会被堪称一个连续统一体,从类似于终极性、有强烈情感特质的无神论信仰,到有终极价值,完全由超自然实体所象征和崇拜并有组织模式来支撑的有神信仰。其对宗教的研究中发现家庭才对人们宗教性有很大的影响。人们生活的好坏并不是由自己完全掌握的,而是需要神灵力量的保护。人们对超自然物质的不理解以及对从心理和情感的归属出发,选择了信仰。在危机和重大灾难出现的时候,人们无处获得安慰和帮助从而也促使人们选择了宗教信仰。

第四,Rodney stark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提出了“宗教资本”的概念。宗教资本:包括了特定宗教文化的把握和生活认同,分位文化资本和情感资本。文化资本指对宗教的了解和认识,而情感资本是信徒对宗教的感情。传统的中国人对于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的认识就构成了一种文化资本。中国民众把民间的神看做是随时随地的保佑者,凡事都需要神的照应。碰上哪路神仙就拜见哪路神仙,以保佑自己和家人。

3.3中国学界对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研究

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转型时期,经济多元化引起了价值与信仰的多元化,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又带来了异质文化的流入。西方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使得一部分人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当现实的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人们转而求助于宗教,祈求万能的神拯救世界,保佑自己。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宗教心理层面研究人们信仰原因。宗教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心理调节功能。在汪士华、陈真亮的研究中发现,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和心理的慰藉,自然就成了人们的精神家园。人们诉诸宗教的是因为可以从中缓解压力,排解内心的苦闷,使人们有精神依靠。在调查样本中有42.86%的人是因为宗教可以给人以安慰和精神寄托。(汪士华、陈真亮,2009)社会转型带来的失范现象,使人们没有可以依从的统一的规则,而信仰可以使人们得到暂时的解脱(王欣瑞,2004)

第二,从生理原因看宗教需求产生的原因。马晓的宗教研究中发现,人会产生宗教需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宗教信仰可以使人体神经系统在某些情况下产生的紧张状态得到缓解。神经系统的紧张状态一得到缓解,人就会感到安宁,舒适,这种安宁与舒适的感觉会进一步加强人的宗教需求,并坚定宗教信仰。(马晓,2004)

第三,从社会交往层面研究人们信仰原因。据汪士华、陈真亮调查,基于家庭和亲戚朋友影响的占39.58%,是所有信教原因中占第一位的。(汪士华、陈真亮,2009)最初接触基督教的途径。按比例高低排序,依次为:1.周围朋友的介绍。2.家庭的宗教气氛。3.宗教书籍的影响。不同文化程度的基督徒最初接触基督教的途径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主要是通过“宗教书籍的影响”和“周围朋友的介绍”接触宗教,而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土要是通过“周围朋友的介绍”和“家庭的宗教气氛”接触宗教。(戴燕,2008)李向平认为中国人的私人,弥散的信仰,实际上就是一种弱关系的价值关怀,它们存在于信仰群体之中,同时又被排斥在合法性制度宗教之外。然而,他们对于中国人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即就是存在民间社会底层表达为民间信仰,又可以称为“民间社会资本”。

四、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

在以往的关于宗教信仰的定性研究中发现人们信教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是主要受个体因素影响比较大。有学者分析宗教信仰的人数,人们参加宗教信仰的意愿与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教育程度对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有很大的影响。(赵社民,2003)人们生活发生重大危机的而自身无法解决的时候大多会诉诸于宗教。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麦可·阿盖尔(MichaelArgyle)认为:“生活中重大危机的发生在传统上会被认为是宗教再度觉醒的时机,也是一股参加宗教的动力。”(王欣瑞,2007)在质性的调查中得到,女性的信仰的人数比男性多,而且老年人的比年轻人信仰更加虔诚。并且信仰宗教热人数、教堂数与经济发展更反比。农村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农民经济收入低下,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宗教。(劳逊,2006)预设的理论假设为:Charles Glock和Benjamin Ringer提出的“慰藉假设”:教区居民中无法在世俗社会中得到满足和成就的人,会转向教会寻求慰藉和代替物”。所以世俗社会中无法得到满足的人,真的比那些获得满足的人在宗教上更加的虔诚。

假设1:人口学统计特征(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是影响个人宗教信仰状况的重要因素。

推论a:在年轻人主导的社会中,老年人相对于年轻人无法得到世俗满足,更倾向于信仰宗教。

推论b: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性相对于男性,更无法在世俗社会中得到满足,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也更倾向于信仰宗教。

推论c:在汉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更无法在世俗社会中得到满足,也就越倾向于信仰宗教。

推论d:在以家庭观念为主流的社会中,相对于已婚者,未婚者缺少社会支持,也就更倾向于信仰宗教。

假设2:个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影响其的宗教信仰。

推论a:个体的就业状况越好,其越能到世俗满足,其宗教认同的概率越小,宗教性越低。

推论b:个体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得到世俗的满足,其宗教认同的概率越小,宗教性越低。

中国居民参与宗教是为了获得某种社会保障与社会慰藉。而获得此社会保障所带来的效用只要取决于所面临的风险,风险越大,该保障所带来的效用就越大；同时宗教的社会保障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保障有一种彼此替代的作用。世俗的生活中社会保障的水平增加,宗教社会保障的作用和需求就会下降。制度环境方面因素的影响。有些学者研究表明,中国制度环境的缺失,实质上不能起到表达利益诉求、获得利益平衡的效果。在发生生活危机时,人们找不到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会更有可能诉诸于宗教。

根据以上理论可以得到研究假设:

假设3:个体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其宗教认同的概率越小,宗教性越低。

“社会嵌入理论”认为信仰者的宗教行动既是自助自选的,同时也是嵌入在互动的网络之中的,受到社会脉络的制约。个人的社会关系越是丰富,他所能够获取的神圣资源也随之增多、加厚；反过来也是这样。至于关系网络中的个人、角色,如何能够拥有宗教资本?主要是决定于这个人、这个角色如何能够有效运用的关系网络具有多大的规模,特别是他所依神人关系而构成的网络具有多大的规模。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网络,很多人不可能信仰宗教,通过宗教来寻求解决得方案。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每个受访者都会提及对自己的信仰生活发生作用的网络类型,如家人、邻里、同事、朋友。梁丽萍结论中提到,宗教徒最初接触宗教途径是朋友介绍的占54%(梁丽萍,2006)从调查中我们发现中国的改革使得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变得不再紧密以贫富而论的交往动机,在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贫穷的人除了贫穷外,也失去了与人平等交往的机会,于是,他们对平等交往的渴求成为他们入教的一种动机,因为基督教宣称,教友之间是“兄弟姊妹”。社会人际间的交往也是人们参加宗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李鹏,2008)

从上面理论假设可以得到研究假设:

假设4:一个人社会关系越多,网络规模越大,网络差异越大,其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神圣资源,也就更可能信仰宗教。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于2008年3月1日发布了双方联合进行的大型持续性社会调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年度原始数据。该调查覆盖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25个县级单位,整个样本容量为10151人。共有住户成员情况、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心理健康、经济态度与行为评价、社区生活与治理、农村治理七个部分。根据研究需要,运用stata软件进行分析与模型的建立。

根据实际调查情况和已有研究方法的参考,本文选取了因变量。所谓宗教性,是指“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信教者及其虔诚度的标准”。对宗教性的测定,最初使用的是一维测定法,即仅以参加宗教仪式的频率为标准来判断。但后来人们发现这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信教情况,因此,在有些测定中人们根据被询问者的白我陈述来判断是否为信教者。在自变量的选取上,主要在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会经济因素、社会保障因素与社会支持网络变量。

本研究主要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来检测假设。由于研究的需要,将所有变量处理成分类变量,分别构建4个二分选择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的基本函数为:

其中i表示被解释量,表示宗教认同变量。其中Pi表示使用各个白变量的概率值。其比值表示因变量事件发生与不发生的概率比。a、是回归系数,表示当其他白变量取值保持不变时,该自变量取值增加一个单位引起比数(OR)白然对数值的变化量。在具体解释回归系数时,可以通过对每个白变量的发生比(odd ratio,数学表达式为ExP(Bi))的考察,来确定自变量每一个单位的变化给原来发生比带来的变化3。回归系数及发生比率在回归结果报告中给出,同时用回归结果报告中给出的预测准确率来评价模型对数据的解释力,用卡方检验来评价总体模型的统计显著性,用对数似然比( )来比较不同的模型。

五、数据结果分析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影响人们宗教认同的土要因素。这里从四个角度其做统计分析:l、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宗教认同的影响:2、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的影响；3、社会保障制度对宗教认同的影响；4、社会支持网络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5.1假设1的验证

从表2给出的模型l的回归结果,表示个体的社会学特征会影响其宗教选择。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性别,年龄,民族,婚姻都是显著的通过了显著性的检验。所以假设得到验证。性别中相对于女性参照组,男性更不容易信仰宗教。男性信仰宗教的儿率是女性的0.8倍。放入年龄的参考项模型中,相对于参照组青年组,中年和老年组都更容易信仰宗教。其中从模型中可以看出中年人相对于青年人信仰宗教的几率是1.258倍,而老年人相对于青年人信仰宗教的几率是1.275倍。随着中国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理性成为市场经济的代名词,效益与价值成为了衡量人们是否成功的坐标。市场化的进程也使得社会流动加快,很多年轻人都选择离开家乡去经济发达的城市发展,老年人无所依靠,从而更多的选择信仰宗教,从宗教信仰中得到心灵上的支持。以前的很多学者也研究过这一现象,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之前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相对于少数民族,汉族更不容易信仰宗教。汉族居民信仰宗教的几率是少数民族的0.14657倍。在婚姻状态中,己婚的参照组,发生比系数为正,未婚的更容易信仰宗教。未婚群体相对于己婚群体信仰宗教的几率是1.4倍。所以假设1得到了验证。

表2宗教认同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5.2假设2、3的验证

在模型2在控制了基本变量后,中加入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与工作状况)的测量变量,模型解释度增加。而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所以社会经济地位低下者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更容易信仰宗教。其中从模型2的数据具有高中教育水平的群体相对于初中教育以下的群体宗教信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宗教信仰的几率没有显著性的差别:而大专大学以及以上学历的群体相对于初中及以卜学历的群体更不容易信仰宗教,其信仰宗教的发生比是0.57倍。这和前面的“慰藉替代”理论不谋而合,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其社会经济地位也越高,越能在世俗的社会中得到满足,也就越不倾向信仰宗教。所以假设得到验证。

模型3中加入了社会保障制度因素,模型的决定系数增加2%,并且社会保险因素通过了显著性的检验。系数为负,相对于参照组没有社会保险的人群,有社会保障的人群更不容易信仰宗教,其发生比是0.77倍。就如前面我们所说的那样,宗教保障与社会保障有一种相互替代的关系,所以假设3得到了验证。社会保障水平越高的群体宗教选择的几率越小。社会保障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福利,可以给人们提供社会安全感。虽然国家加大对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并且加强人们的社会保障意识。但是取得的效果并不是很显著。而这时,宗教保障作为一种代替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支持与保障。

5.3假设4验证

模型4中将社会网络变量提取的公因子放入模型中,模型解释提升了20%,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社会网络变量采用的是将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差异与网络构成四个因素进行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出一个社会网络变量的公因子,将其加入到总的模型中。可以看出社会网络越大,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神圣资源,也就更容易信仰宗教。所以假设4得到了验证。

六、结论与反思

中国正处于转型期阶段,原有的社会规范正在瓦解,而新的社会规范与伦理并没有随之产生,所以道德规范还处于真空阶段。当人们碰见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时,变得无章可依,内心极度恐慌。这时宗教信仰作为一种心灵的慰藉,给予了人们支持。同时宗教具有一种社会保障作用,总体来看弱势群体更容易信仰宗教,因为其想从宗教中获得某种规避的风险的方法。宗教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实体。宗教对政治、文化和经济体都会产生相关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宗教还有可能转化成一股强劲的社会力量。因此,关注宗教活动的影响是学界的一个共识。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利益分化严重,社会网络松散,人与人之间的功利性取向更加明显,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地缘交往不断弱化,出现了“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情景。村里人相互之间的交往次数减少,贫穷的家庭更是无人问津,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反而是宗教组织把松散的村民团结起来,互相帮助,信仰宗教者比不信仰者具有更丰厚的社会资本,教友之间联系紧密,彼此在一个共同的组织中相互往来,无私帮助。

总之,宗教信仰作为人们的主观意识,影响着人们客观经济社会行为,应该不断加深对宗教性的研究与探讨。从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女性,老年人,未婚者,教育程度低下,以及无稳定工作,无社会提供的保险的群体,也即是人们所谓的生活水平低下的“弱势群体”者更倾向于参与宗教活动,通过宗教信仰得到满足。众所周知,中国市场化的进程中,城乡差距,行业差距越来越大,而且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的工作生活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其叶找不到相关的机构与途径去排解与释放。另一方面,虽然中国高校已经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国家政策也强调要大力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但是现实生活中,中国的社会的社会工作与社区服务并不健全,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流失严重,社会工作专业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其助人自助,帮助他人走出困境与心理辅导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脱节使人们遇见无法解决的难题觉得无助绝望时,只能寄托于宗教信仰,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研究宗教问题,最终落脚点是研究如何应对,研究如何引导宗教活动适应我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和谐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针对目前的宗教问题,政府应该加大力度缩小城乡差距,通过调节税收等方式调节人们的收入差距问题；关注弱势群体问题,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弱势群体的社安全感和社会归属感；切实加强社区服务一E作力度,大力建设与鼓励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采用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士投身社会和谐建设中；积极定期开展社区活动,加强居民之间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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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林样国.江苏省农村宗教状况及对策研究[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3

[2]加里·特朗普,孙善玲、朱代强翻译,《宗教起源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105

[3]约翰·麦奎利,何菠莎、周天和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162

[4]张志刚,《宗教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5

[5]麦克·阿盖尔,《宗教心理学导论》,陈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23页。

[6]王济川,郭志刚.Logistic回归模型-方法的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00-158

参考文献：

[l]江苏省农村宗教状况及对策研究[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3

[2]加里·特朗普,孙善玲、朱代强翻译,《宗教起源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3]约翰·麦奎利,何菠莎、周天和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