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中叶以来，现代黎巴嫩民族国家逐渐形成。黎巴嫩从最初马龙派—德鲁兹派两极体制，经过以马龙派为主导的阶段（1860～1943）、以马龙派—逊尼派伙伴关系为核心的阶段（1943～1975），通过黎巴嫩内战（1975～1990），确立起以黎巴嫩为“永恒祖国”的原则。这一原则最终为黎马龙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所接受，成为黎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但黎什叶派传统的以封建家族首领为核心的教派认同，从19 世纪末开始，在以马龙派为核心的黎巴嫩民族主义和以逊尼派为核心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摇摆，在20 世纪中期经历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有力挑战之后，演变成以什叶派政治组织和民兵武装为基础的新什叶派教派认同。这种集体认同具有亲伊朗和叙利亚的跨境什叶派认同属性，对黎民族国家的构建形成挑战。

 

    一、现代黎巴嫩国家的雏形

 

    现代黎巴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 世纪中叶。1831 年，控制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经过巴勒斯坦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动进攻。1832～1840 年，黎巴嫩地区处于穆罕默德·阿里之子伊卜拉欣帕夏的统治之下。黎巴嫩地区谢哈卜家族的埃米尔巴希尔二世（1788～1840 年在位）采取了与埃及军队合作的立场。1840 年，随着埃及军队战败，巴希尔二世也被迫于当年10 月10 日退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逐渐直接控制黎巴嫩地区。

 

    1840 年之后，原本在黎巴嫩地区和平共存的德鲁兹派与马龙派矛盾开始激化，先后于1841、1845 和1860 年爆发了三次教派冲突。1841 年10月，两派之间爆发冲突，其最严重的结果是两个教派之间“彼此怀疑的感觉和厌恶”日益增加。[1]4351842 年1 月，奥斯曼帝国废黜了巴希尔三世（1840～1842 年在位），正式结束谢哈卜家族的埃米尔制度，黎巴嫩从16 世纪以来所享有的相对独立地位就此终结。奥斯曼帝国将其划分为两个州：北部以马龙派和其他基督教教派为主，由马龙派任州长；南部尽管也有为数不少的马龙派，但却由德鲁兹派任州长。[2]57 两个州以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为分界线。1845 年4 月，教派冲突再次爆发。奥斯曼土耳其的外交大臣沙基布埃芬迪负责处理动乱，正式确立双州体制。

 

    这一时期马龙派和德鲁兹派占主导地位。马龙派得到法国的支持，而德鲁兹派则得到英国的支持。马龙派试图将两个州合并成一个马龙派国家；德鲁兹派也对双州制表示不满，试图在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帮助下打击马龙派。1860 年4 月，两派之间的矛盾再度引发激烈冲突。“在这次大屠杀里，大约有一万一千个基督教徒（大半是马龙派教徒）死于动乱，有一百五十个乡村被焚毁。” [3]879 黎巴嫩地区的教派冲突也引发大马士革对基督教徒的屠杀。屠杀招致欧洲列强的干涉，法国派出7000 人的部队，于1860 年8 月抵达贝鲁特。奥斯曼帝国派出外交大臣福阿德帕夏负责稳定局势。法国的直接干涉及其对马龙派的保护，导致双州制瓦解。法国要求恢复到1840 年之前的状态，即取消双州制，将两部分合并成一个独立省，由马龙派任省长。1861 年6 月，奥斯曼土耳其、法、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共同签订《组织条例》，决定黎巴嫩山地区组成自治省。1864 年9 月条例进行了修订，1867 年意大利也在协定上签字。该体制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5 年7 月11 日，奥斯曼帝国单方面取消黎巴嫩山地区的自治地位，直到1918 年被盟军占领。

 

    在自治省的体制下，德鲁兹派的地位持续下降，马龙派日益取得主导地位。马龙派为寻求政治相对独立的地位而发展出一种具有马龙派教派属性的民族主义，认为黎巴嫩山及周围地区主要是马龙派居民，他们拥有政治上相对独立的权利。“很明显，马龙派的神话具有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潜力，而德鲁兹派仍在坚持封建权利和维持教派自治的政治。” [2]67 自治省省长由天主教徒担任，法国支持马龙派，这使得马龙派在黎巴嫩的主导地位日益加强，原来马龙派—德鲁兹派的两极格局被打破。因此，黎巴嫩民族主义的国家认同，在其起源的时候具有马龙派主导、排斥其他教派的倾向。

 

    根据1861 年的《组织条例》，自治省设立“行政委员会”协助省长；根据1864 年修订后的条例，行政委员会包括马龙派4 人，德鲁兹派3 人，东正教徒2 人，天主教徒1 人，逊尼派1 人，什叶派1 人。在当时自治省的辖区，马龙派人口占总人口的57.5%，所缴纳的土地税占总额的51.2%。因此行政委员会中4 名代表名额似乎并未反映马龙派在自治省的人口比例和经济地位。[4]83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1864 年修订的条例，构成黎巴嫩的7 个县，每个县所产生的行政委员会成员由该县各村的谢赫通过选举产生。马龙派在巴特伦、基斯拉万、马腾和杰津4 个县占人口多数，在舒夫县占人口的30%。在马龙派占人口多数的村庄，谢赫都是马龙派。因此，由马腾县和杰津县选举产生的非马龙派代表，如果得不到马龙派的支持根本无法当选，这就决定了马龙派在自治省的行政委员会中具有远远超过其代表人数的影响。[4]831912 年，行政委员会的组成进行了修改，增补了1 名马龙派的代表。

 

    在自治省时代，黎巴嫩教派政治的雏形开始形成，各教派按照人口比例分享权力的模式逐渐确立起来。教派政治存在着明显的消极方面：首先，各教派之间的权力分配不平衡。马龙派显然是教派政治的受益者，获得了远超出自己实际人口比例的权力和影响力，这必然招致其他教派的不满；其次，权力分配体制与人口比例挂钩，但因为人口出生率、国际移民和国内迁移等因素的影响，人口构成不断变化，与此同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权力分配方案难以频繁调整，这就导致权力分配方案往往严重滞后于人口构成的变化；最后，教派政治必然强化教派认同，从而削弱对黎政治统一体的认同。

 

    以马龙派为主导的黎巴嫩国家认同和教派政治体制，成为早期黎巴嫩国家构建的基础，但同时也是严重削弱黎巴嫩国家构建的因素。

 

    二、法国委任统治之前的黎巴嫩什叶派

 

    在以马龙派为核心的黎巴嫩认同之外，阿拉伯民族主义也开始发展起来。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大叙利亚地区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在这一地区最早倡导民族主义的是“以叙利亚和黎巴嫩为基地的基督教新知识分子。这个集团包括教师、记者、编辑、医生和翻译，他们通过组织文学社团、出版报纸、按照现代欧洲模式创建学校来传播其思想。” [5]301 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在起源时就包括两个层面：将阿拉伯世界的亚洲部分与奥斯曼帝国相分离，并将这片领土统一成一个阿拉伯国家。这种理念在1916 年的阿拉伯民族大起义中达到顶点。[5]297“在黎巴嫩，逊尼派完全认同于阿拉伯主义”[2]105。

 

    19 世纪开始，马龙派发展出以黎巴嫩认同为核心的黎巴嫩民族主义，逊尼派支持以阿拉伯民族认同为核心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而什叶派仍然处于以封建家族首领为核心的教派认同占支配地位的状态。“传统上，占支配地位的家族从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中获得权力。” [6]17 黎巴嫩南部阿米勒山地区的艾斯阿德家族是此类封建家族的代表。

 

    这一时期，什叶派开始面临经济和社会的变化。1860 年，奥斯曼帝国开始建立新的税收管理体制，对什叶派传统封建家族首领的权力产生影响。与此同时，一些什叶派家族通过与贝鲁特、赛达等沿海城市的逊尼派和欧洲商人之间的商贸往来，势力日益发展。这些人被称为“显贵”，在经商致富之后通过购买土地，成为新兴的封建首领。他们与赛达的逊尼派苏勒哈家族的关系尤为密切。[7]在教育方面，艾哈迈德·加萨尔（1770～1802 年任职）破坏了阿米勒山地区的很多宗教学校。1882 年，阿米勒山的什叶派开始受现代教育的影响，逊尼派的里达·苏勒哈在奈拜提耶建立了第一所现代学校。1892 年，什叶派的第一所现代学校也建立起来。“18 世纪末宗教学校的破坏，以及19 世纪恢复这些学校努力的失败，迫使什叶派学生在采纳阿拉伯逊尼派课程的新式学校里接受教育。” [7]

 

    经济、社会和教育状况的变化，造成什叶派内部的分化。以卡米勒·艾斯阿德为代表的家族首领坚持传统家族的权力，而以艾哈迈德·阿里夫·宰因（1883～1960）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什叶派新生“显贵”家族的知识分子则倾向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对阿拉伯民族起义的立场上，“什叶派分成两个阵营，由卡米勒领导的阵营支持奥斯曼人，里达·苏勒哈和什叶派知识分子领导的另一个阵营支持阿拉伯起义。” [7]

 

    1918 年，奥斯曼军队退出叙利亚和黎巴嫩。“阿拉伯政府在阿米勒山地区所获得的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主要来自赛达和提尔等沿海城市的显贵，以及奈拜提耶的一群有文化的半城市化的资产阶级，他们削弱了卡米勒贝作为阿米勒山合法首领的地位。” [8]59 里达·苏勒哈的儿子里亚德·苏勒哈（1894～1951）成为支持大马士革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府的主力，被任命为赛达总督。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府在黎采取了依赖逊尼派的政策，而试图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委任统治的法国则在黎采取了亲马龙派的政策。尽管为了分化穆斯林阵营，法国一直在拉拢什叶派，但由于与马龙派的宗教和历史渊源，以及利用教派矛盾分而治之的目的，法国在黎巴嫩地区主要扶持马龙派势力。[8]72

 

    面对亲马龙派的法国和亲逊尼派的大马士革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府，黎巴嫩的什叶派处于两难境地。卡米勒·艾斯阿德在法国与大马士革之间采取摇摆的立场。1918 年10 月，他向大马士革的费萨尔效忠，1920 年2 月又表示接受将阿米勒山地区并入法国希望建立的大黎巴嫩，1920 年4月在瓦迪·胡贾尔会议上他最终表示接受并入费萨尔的阿拉伯王国，但要求享有自治地位。[7]

 

    1920 年4 月的圣雷莫会议，规定包括黎巴嫩和叙利亚在内的地区由法国实行委任统治。5 月，法国对阿米勒山地区的什叶派进行镇压。7 月24日，法军在麦赛隆打败费萨尔的军队，并于次日占领大马士革。9 月1 日，法国宣布建立大黎巴嫩，以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黎巴嫩山省为核心，加上贝鲁特、的黎波里、阿米勒山和贝卡等地区。由于在法国委任统治和费萨尔的阿拉伯王国之间采取摇摆政策，并最终选择支持阿拉伯王国，阿米勒山地区的什叶派在新成立的黎巴嫩处于边缘地位。“由于1920 年5～7 月的事件，在阿米勒山与黎巴嫩其他教派群体之间已经存在的差异显著扩大了。阿米勒山作为核心地区——黎巴嫩山——的附属，成为大黎巴嫩的一部分。” [8]84

 

    这一阶段什叶派主要面临三个挑战：第一，从19 世纪后期到20 世纪初，马龙派和逊尼派都发展出以现代认同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什叶派并没有形成类似的意识形态，因此被迫在以马龙派为主体的黎巴嫩民族主义和以逊尼派为主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进行选择，并最终在法国的武力强迫下被并入大黎巴嫩。什叶派面临着发展反映本教派利益的现代认同的挑战；第二，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阿米勒山地区，相对于黎巴嫩其他地区而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在并入大黎巴嫩后，其边缘地位被强化，因此面临着摆脱边缘地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第三，什叶派内部占主导的社会力量仍然是封建家族首领，这种权力结构无法适应什叶派内部的社会变化，也无法满足什叶派内部新兴社会力量的政治要求。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新兴政治力量的出现，什叶派内部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体系面临着变革的挑战。20 世纪初，在黎巴嫩什叶派中占主导的仍是以封建家族首领为核心的什叶派教派认同，但是上述挑战一方面强化教派认同，另一方面削弱封建家族首领的核心地位，黎巴嫩什叶派的认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三、从委任统治到内战爆发（1920～1975）

 

    从1922 年开始，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开始执行拉拢黎巴嫩什叶派并使其疏远逊尼派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政策，什叶派的封建家族首领也开始对委任统治采取支持态度。

 

    奥斯曼帝国一直拒绝承认什叶派是独立于逊尼派之外的单独教派群体，因此黎巴嫩什叶派一直在逊尼派的宗教法庭处理法律事务。1923 年，黎巴嫩议会的什叶派议员提交法案，要求授予什叶派不同于逊尼派的教派地位，在议会获得通过。1924 年3 月22 日，法国高级专员颁布法令，大赦1920～1922 年期间反对法国委任统治的什叶派上层人士。1926 年1 月27 日，法国高级专员颁布3503 号法令，正式宣布什叶派构成一个独立的宗教教派，并准予设立什叶派宗教法官和宗教最高法院。1928 年什叶派最高法院设立。[9]这一系列举措得到大部分什叶派的欢迎。

 

    到1926 年，“对于什叶派已经变得日益明显，即在一个比较小的黎巴嫩作为一个比较大的少数群体，比起留在比较大的、逊尼派控制的叙利亚作为一个小的少数群体来说，他们受益更多。因此，贵族对于叙利亚统一思想的广泛支持从20 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消退。” [6]521936 年9月9日，法国与叙利亚签订条约，许诺3 年后结束法国委任统治，但黎巴嫩保持独立。11 月13 日签订的法国—黎巴嫩条约，保证给予黎巴嫩一定程度的自治。“1936 年底法国—黎巴嫩条约的签订，使得什叶派首领和宗教学者相信黎巴嫩领土完整的状况不可逆转，他们因此应该加强关于‘公平’分配政治和管理职位的斗争。” [9]到20 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黎巴嫩什叶派的上层大部分已经放弃与叙利亚谋求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转而通过支持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和黎巴嫩国家的存在来要求更大的教派权益。

 

    与此同时，马龙派和逊尼派内部也在发生变化。1936～1941 年担任总统的埃米尔·埃迪继续主张维持黎巴嫩在法国保护下作为基督教徒家园、尤其是马龙派国家的属性。但其在马龙派中的竞争对手比沙拉·扈里（1943～1952 年任总统）则采取现实主义立场，与逊尼派的里亚德·苏勒哈结盟。里亚德·苏勒哈也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转变为现实主义者，开始接受黎巴嫩独立于叙利亚的现状。1943 年独立战争期间，他们两人作为各自教派的代表达成民族宪章，承诺保证黎巴嫩的独立，保持黎巴嫩的阿拉伯面貌但同时不割断与西方的联系，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合作，以及在各教派之间平等分配席位，即共和国总统为马龙派，总理为逊尼派，议长为什叶派，议会议席在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中间按照6 比5 的比例分配。这意味着黎巴嫩国家的属性开始发生变化，从马龙派占绝对主导地位变成以马龙派—逊尼派伙伴关系为立国的基础。但是属于马龙派的总统控制大部分权力，因此马龙派和逊尼派的伙伴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伙伴关系。

 

    随着黎巴嫩国家属性的变化，什叶派传统家族首领日益融入权力体系，但什叶派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边缘化地位则日益突出。什叶派内部的社会结构随着人口迁移发生改变，对什叶派的权力结构和教派认同提出挑战。从20 世纪初开始，黎巴嫩本土的丝织工业受到来自日本等国的蚕丝以及随后的人造纤维的竞争，日益衰落。[10]4 约从1880 年开始，黎巴嫩人开始向北美移民。20 世纪初越来越多的黎巴嫩人移民西非。很多黎巴嫩什叶派也跟随移民潮前往西非和北美，他们逐渐形成新生的中产阶级，在回到黎巴嫩后往往有比较强烈的参政意识和改变现有政治格局的愿望。20 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什叶派下层农民迁移到贝鲁特南郊，到五十年代规模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萧条，对什叶派占支配地位的农业部门的国家投资很少，以及向资本密集（而非劳动力密集）的柑桔种植业转型” [6]34。什叶派地区的边缘化地位加速了什叶派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移民。他们摆脱了传统封建家族首领的政治控制，对贫困生活现状以及低下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不满。这些什叶派下层民众成为政治动员的潜在对象。跨国移民和国内人口迁移，使得什叶派中产阶级和下层开始摆脱在政治上的无为主义状态，日益政治化。

 

    地区形势的变化使得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动员什叶派民众的主要意识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拉伯国家陆续获得独立。第一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矛盾日益激化，使得阿拉伯民族主义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在美苏两极对抗的格局中，阿拉伯民族主义采取亲苏立场，执行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阿拉伯民族主义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成功地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实施自己的激进计划。因此，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一党统治和解放巴勒斯坦联系在一起。” [5]308

 

    阿拉伯民族主义与阿拉伯社会主义相结合，主张经济和社会平等，要求改变现状，这对处于边缘地位的什叶派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黎巴嫩，左翼政党吸引了大批什叶派追随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叙利亚民族社会党。20 世纪六十年代，“该党开始讨论社会公正和公平分配收入的必要性。它还结束了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反对，开始宣扬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妥协。该党还支持巴勒斯坦革命，认同凯末尔·琼布拉特领导的黎巴嫩左翼联盟。” [11]36220 世纪六十年代凯末尔·琼布拉特（？～1977）组织的民族与进步政党集团联合了黎巴嫩的左翼政党，作为集团核心的社会进步党主张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以及在黎巴嫩实行改革。甚至还有相当多的什叶派青年加入巴勒斯坦人的各种组织，这“必须要在20 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的背景下去理解，那时——尤其是在1967 年战争之后——巴勒斯坦的事业为高度政治化的什叶派群体的挫折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6]96。

 

    委任统治时期法国拉拢什叶派的政策，加上独立后国家属性的变化，使得什叶派传统家族首领融入黎巴嫩政治体制。但是什叶派总体上的边缘化地位以及20 世纪中叶的移民潮，使得什叶派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开始谋求改变现状，左翼政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动员什叶派的有力工具。20 世纪六十年代，以家族为基础的什叶派教派认同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有力挑战。

 

    四、新什叶派教派认同

 

    随着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战败以及1970 年埃及总统纳赛尔的逝世，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中东地区开始逐渐转向低潮。在黎巴嫩，一系列因素促使什叶派从阿拉伯民族主义转向新什叶派教派认同。

 

    以社会进步党为核心的左翼政党联盟“黎巴嫩民族运动”对于什叶派的吸引力持续下降，因为什叶派日益认识到“什叶派被很多政党视为走卒而非党员” [6]93。1975 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在内战中大批什叶派追随黎巴嫩民族运动。但人们认为社会进步党的领袖凯末尔·琼布拉特用什叶派充当炮灰，“以什叶派去同他的敌人作战，直到什叶派战斗到最后一人” [11]355。与此同时，巴解组织对黎巴嫩什叶派的吸引力也在减弱。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难民开始涌入黎巴嫩。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更多的巴勒斯坦难民来到黎巴嫩。1970 年约旦“黑九月”事件之后大批巴解组织战士从约旦转到黎巴嫩，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总数达到约40 万人。包括什叶派在内的穆斯林普遍对巴解组织的反以斗争持支持态度。七十年代，巴解组织通过黎巴嫩南部组织对以色列的跨境袭击，招致以色列的报复，从而给什叶派造成损失。以色列于1978 年3 月14 日对黎南部发动列塔尼行动，报复巴解组织，约20 万黎巴嫩人成为难民，大部分是什叶派。以色列的进攻使得黎巴嫩什叶派与巴解组织之间产生了矛盾，他们认为是巴勒斯坦人招致以色列进攻并最终导致他们自身逃离家园、蒙受损失。作为结果，“在那些以色列及其代理人能够轻易到达的地区，属于黎巴嫩民族运动或巴解的活跃分子或者离开，或者非常低调，其结果是这些组织的招募活动受到影响。” [12]50

 

    在1975～1990 年的内战中，以基督教马龙派为一方，以逊尼派、德鲁兹派和巴解组织武装为另一方，形成两个阵营。在内战中，黎教派矛盾严重激化，没有教派政治组织和民兵武装的保护，普通民众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此时的什叶派已经开始大量脱离社会进步党等左翼政党和巴解武装，而他们本身作为穆斯林又难以为马龙派所接受，因此，什叶派迫切需要本教派的政治组织和民兵武装，穆萨·萨德尔（1928～）领导的阿迈勒运动恰好满足了什叶派的需求。

 

    1959 年10 月，穆萨·萨德尔从伊朗来到黎巴嫩。他在黎南部地区创办各种慈善组织，扩大影响。在他的努力下，1969 年成立“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会”，负责管理黎巴嫩什叶派事务。从20 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黎巴嫩什叶派宗教学者之间就竞争宗教上的领导权，因此什叶派的教派管理机构迟迟无法建立。“无疑，20 世纪六十年代什叶派能够克服他们的派系之争归功于穆萨·萨德尔的领导权” [9]。穆萨·萨德尔成为黎巴嫩什叶派的领袖，宗教学者在黎巴嫩什叶派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开始凸现。在20 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穆萨·萨德尔在与什叶派传统家族首领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传统家族首领的权威和影响力开始减弱。此后，穆萨·萨德尔的主要挑战来自左翼力量。为此，他于1974 年正式创立阿迈勒运动，并组建了自己的民兵组织。

 

    内战爆发后，1975～1976 年，阿迈勒运动站在左翼的黎巴嫩民族运动一边，试图重新分配国家权力。随着1976 年5 月叙利亚出兵黎巴嫩支持马龙派，阿迈勒运动转而站在叙利亚一边。1970年，阿拉维派军官阿萨德在叙利亚掌权，在黎什叶派看来，叙利亚已经是一个亲什叶派的政权。在阿拉伯世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阿拉伯逊尼派群体成为统一体，这种统一在叙利亚随着1970 年阿拉维派的哈菲兹·阿萨德掌权第一次被打破，叙利亚逊尼派大批转向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主义” [2]105。穆萨·萨德尔“1973 年承认阿拉维少数派为什叶派十二伊马目派。这个举动赋予哈菲兹·阿萨德的叙利亚（阿拉维）政权以合法性，而此时该政权正面临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日益高涨的反对” [6]161。此后，穆萨·萨德尔领导的阿迈勒运动总体上采取亲叙利亚的立场。可以看出，穆萨·萨德尔所领导的阿迈勒运动，代表着构建新的什叶派教派认同的努力。这种认同，以穆萨·萨德尔为核心，初步结合了伊朗、叙利亚阿拉维派和黎巴嫩什叶派的跨境什叶派认同因素，并以政治组织和民兵武装为基础。这种认同有效取代了以传统家族首领为核心的传统黎巴嫩什叶派教派认同，也有力回应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对什叶派教派认同的挑战。

 

    1982 年以色列的全面入侵，导致阿迈勒运动分化。以侯赛因·穆萨维为代表，因不满阿迈勒运动对以色列入侵无所作为而另组“伊斯兰阿迈勒运动”。他们得到伊朗的支持，接受伊斯兰共和国的理念，持坚决反对以色列立场。该组织与其他一些组织联合，于1985 年正式宣布成立真主党。真主党的成立标志着以现代伊斯兰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什叶派教派认同的出现。这种教派认同承认宗教学者的领导作用，以政治组织和民兵武装为基础，在意识形态上接受现代伊斯兰主义的理念并持坚定的反以色列的立场，与伊朗和叙利亚保持密切联系，具有跨境什叶派认同的鲜明特点。真主党与阿迈勒运动可以看作是黎巴嫩新的什叶派教派认同构建的两个阶段，与后者相比，前者具有更清晰的意识形态取向。随着真主党在反对以色列占领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其在黎什叶派中的影响力日益超越阿迈勒运动。

 

    但是新什叶派教派认同中的跨境什叶派认同因素，成为对黎巴嫩国家认同的挑战。1990 年内战结束后，黎巴嫩作为民族国家的认同得到巩固。逊尼派和德鲁兹派不再坚持泛阿拉伯的立场，放弃与叙利亚统一或建立统一的泛阿拉伯国家的主张，基督教徒也不再主张建立一个马龙派占支配地位的非阿拉伯的黎巴嫩。内战使得“将黎巴嫩视为永恒祖国”成为共识。[2]139 黎巴嫩民族国家认同的支持者，将以色列和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都视为对黎巴嫩的威胁。2000 年5 月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之后，黎反叙声音高涨。在反叙利亚的哈里里（1992～1998，2000～2004 年担任总理）和亲叙利亚的拉胡德（1998～2007 年任总统）之间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

 

    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的跨境什叶派认同，使得它们持坚定的亲叙立场。2005 年2 月14 日哈里里遇刺后，叙利亚被迫撤军。以萨阿德·哈里里为首的未来阵线、瓦立德·琼布拉特为首的社会进步党和马龙派的卡尔纳·谢赫旺集团为主组成反叙利亚的“3 月14 日力量”（March 14 Forces），以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为主组成亲叙利亚的“3 月8 日力量”（March 8 Forces）。[13]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的立场表明，它们还没有完全接受黎巴嫩是“永恒祖国”这一原则，因此其什叶派教派认同与黎巴嫩民族国家构建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此外，真主党关于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意识形态，本身对于黎巴嫩民族国家的多教派体制就是一个潜在的挑战。

 

    黎内战结束后，包括马龙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都开始认同黎巴嫩是“永恒祖国”这一理念，将教派认同与黎巴嫩民族国家认同结合起来，但什叶派还没有发展出与黎巴嫩民族国家认同相结合的什叶派教派认同，其跨境什叶派认同的属性与黎巴嫩民族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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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ugustus Richard Norton. Amal and the Shi‘a: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Lebanon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7.

13.  Oren Barak. Don’t Mention the War? [J]. Middle East Journal, 2007, 61 (1).

 

 

 

                   (本文转载自：《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5月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