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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远的中国新教同胞
发布时间: 2013/11/19日    【字体:
作者:Liu Dong
 
  
       
    
 
      云南龙川的一个教堂 (中国新教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提供)
 
    他们都是新教兄弟姊妹,但是一些人认为上帝只愿意在他们的教堂里接受敬拜。在中国数百万的新教基督徒中,有很多拒绝去隶属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TSPM)的官方教堂敬拜。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新教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出现了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新教徒分成了两类,一类去政府授权的教堂,另一类参加地下教会,这两个群体几十年以来几乎都没有沟通过。
 
    然而,上个月的中国基督教第九次代表会议)发布了一封给所有中国新教徒的公开信,信中表明欢迎那些没有参加官方教堂的新教徒加入,并呼吁在中国所有的新教徒要团结一致。以此看来,当局的意图是让“官方”和“地下”两派握手言和。
 
                                  分裂的历史
 
    上个月中国基督教代表会议的报告显示, 在过去的五年中新增240余万人到官方教堂敬拜,同时全国各地新建教堂5195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只有不到70万的新教徒,而据官方统计今天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至少2500万,。
 
    然而,许多人认为这个数目仍然是严重低估了的,因为大量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更愿意参加非官方的地下教会而不是政府认可的教堂。
 
    这种分裂开始于1954年,当时一些亲政府的中国新教领导人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会受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共产党统战部的领导,目的是为了避免任何西方国家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但是其他一些基督徒不接受“三自”原则的学说,开始在未注册的或未得到许可的小型私人场所敬拜。这样的教会一般称为家庭教会或地下教会。
 
    那时候许多家庭教会的领袖和拒绝加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人曾受到迫害,有的甚至被捕入狱。然而,家庭教会并没有消失。相反,在文革结束后他们得到了迅速蓬勃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刘澎已经关注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他表示尽管很难精确地说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基督徒,但是他认为其中超过一半都在家庭教会中。
 
                              一次无力的大赦
 
    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告诉《环球时报》说,这封公开信是想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任何守法和有相同信仰的新教徒都是受欢迎的, 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愿意和他们交流,为他们服务。
 
    傅先伟说,任何想加入“三自”教会系统的家庭教会都必须有合格的牧师,这些牧师必须经过正式神学培训和适应中国思想文化的特殊培训,即使他们已经在海外神学院培训过。与此同时,教会必须有一个所有教会成员都认可的管理团队。
 
    现在中国有21个政府认可的神学院, 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培养出约10000名毕业生。但大多数神学院只有招收由“三自”系统的教会推荐的学生。
 
    上海华东神学院的校长谢炳国说,除了神学课程,学生也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必修课程。
 
    但是北京守望教会(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之一)的孙毅长老告诉《环球时报》说,守望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他们来看,它并不能代表教会大多数成员的立场,它没有资格作为教会的领导组织,更没有权利任命教会领袖。
 
    “我们认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政府的延伸机构,真正的‘三自’教会不仅要摆脱西方的影响,还要脱离政府, 在许多其他国家这是教会的一个普遍原则。”孙毅长老说。
 
    1993年北京守望教会从一个年轻的清华毕业生家的圣经学习小组中诞生, 2011年4月教会被迫搬到户外敬拜,在此之前教会一直在北京海淀区。他们的教会成员包括来自附近大学的学生和工作人员以及许多知识分子和白领。
 
    早在2006年,守望就向北京海淀区宗教当局提交了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教团体的登记表。但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并声称他们只有在加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之后才能变成合法的团体。
 
    事实上,中国的宗教当局认为他们能够说服在未注册的教会敬拜的新教徒加入官方教会。在2011年其网站上公布的优先议程中, 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官员说,此举将帮助新教教会按照正常有序的方式开展活动。但是议程中没有提到当局将如何进行“指导”的细节问题。
 
    “在我们看来,如果‘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不愿意先面对复杂的历史原因所引起的问题,‘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家庭教会之间的矛盾将很难解决。”孙先生说。
 
    在未能被当局承认作为一个独立教会之后,守望教会购买了一个教堂,但因为受到政府的干预而无法拿到教堂的钥匙。与此同时,他们那时租用的敬拜场所的房东也要求他们搬出去。

                               呼吁政策改变
 
    但并不是所有的家庭教会都会选择像守望这样说出来。大多数家庭教会变得受欢迎之后,通常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教堂,以免引起当局的注意。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专注于宗教,避免陷入政治问题中去。
 
    一个从家庭教会出来的新教领导人在上海告诉《环球时报》说,一些大城市新兴的家庭教会和“三自”委员会并没有宿怨。更准确的说,他们是已经习惯于在亲密的小教堂敬拜,而不想加入由“三自”委员会管理的大教堂。
 
    “此外,我们认为所有的教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平等的,我们很难接受我们必须加入‘三自’委员会才合法这种说法”他说。
 
    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告诉《环球时报》说,中国目前的宗教政策是旧时期的遗产,它与今天的社会现实严重脱节。
 
    “政府需要更新它的客观认识和对各种各样的新出现的宗教现象的认知,然后调整过时的政策来跟上时代的转变,”杨凤岗说,“政府应该允许不同的教会能够合法注册和自然发展,这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三自”委员会主席:政府在宗教上更加开放
    环球时报:中国的基督教现状是什么样的?
 
    傅: 2012年中国有2500万新教徒受洗,在全国有超过6万个教堂以及21个神学院。如果我们把那些已经去过教堂做礼拜的人算入在内,人数更多。
 
    环球时报:你如何理解政府对于基督教和宗教政策的态度?
 
    傅:中国政府在宗教发展方面是越来越开放了,这跟过去比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政策是要坚决地实施宗教信仰自由的,但目前它既没有促进宗教发展也没有限制它。
 
    环球时报:“三自”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以及国家宗教事务局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傅: 国家宗教事务局实际上是一个帮助教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政府机关。例如,在过去,教会由于政策限制在做慈善活动的时候会遇到许多障碍,去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发布了公文为宗教团体从事慈善活动扫除壁垒。但是如果教会主张独立,这样的结果可能永远不会实现。
 
    环球时报:国外一些人说那些在“三自”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牧师是共产党员,他们由政府任命,他们所宣扬的是被审查过的,并且教堂的资金也来源于政府。这是真的吗?
 
    傅:看来那些不熟悉我们的人对我们有一些误解。首先, 我们的教会在“三自”原则下运行,但那并不是我们的信仰或教义。我们从来没有叫自己“三自”教会而是基督教会。第二, 在我们教堂没有一个牧师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牧师呢?当然,我们也不会拒绝任何来教堂的人。
 
    我们有一个严格的任命牧师的体系。其中一项要求是,他(她)必须接受过正式神学教育。而且他们的讲道是不受限制的。有些人称在中国牧师不能谈论犯罪或揭露真相,这是不真实的。另外,所有教堂的费用来自信徒的捐款。
 
    环球时报: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地下教会现象?
 
    傅:有些问题是由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合理的教堂分布造成的,在一些地区有许多基督徒但只有几个教堂,他们可能会去一个离他们社区的更近的家庭教会,有些情况是由于牧师的讲道没有吸引力,或牧师由于大型集会而无法照顾到每个人的感受。一些其他情况是由于教会内部的冲突,随后就分裂了。
 
 
    (翻译:王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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